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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
——读周恩来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龚育之
周恩来1948年6月写的提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在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也不曾在党内印发，长期不为人们所知晓。现在读了这个提纲，人们都感到，它不仅是我们党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制定基本方针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而且在今天，当我们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时候，它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发。
写这个提纲的历史背景是：进行了两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由防御转入进攻，数以百计的小、中城市，包括鞍山、潍县、石家庄、洛阳这样的城市已经解放，全国胜利已经在望。全面地具体地制定党的经济政策，既是管理已解放地区经济的现实需要，又是为迎接全国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准备。毛泽东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开始了这项工作，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总结了这项工作，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在这项工作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周恩来写了这个提纲；其后不久，1948年8月朱德写了《对于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的意见》；9月东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详细提纲，11月中央对它作了修改并把它发到各地；翌年2月刘少奇作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讲话。这期间中央还组织了关于经济问题的大量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那个论述得十分深刻而周密的经济纲领，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过程，从一件事例上生动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尽管有了后来的总结，周恩来的这个提纲仍然有它独自的价值。因为后来的总结不能、也不必包括以前文献的全部思想，即使是很重要的思想。这里指的是提纲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不但“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同时“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这个思想。
批判农业社会主义，并不是这个提纲最先提出的。在它之前，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提出过。根据当时发表的版本，讲话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见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书标准本，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
当时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1948年7月经中央几位领导人审定，还以“新华社信箱”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详细地解释了上面引的这段话。中央曾把这篇文章列为党校学员学习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材之一。文章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联系到1944年8月毛泽东给博古写过一封信，其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这些话精辟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区别，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农业社会主义的区别，表明我们党从来是注意把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同农业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的。
周恩来提纲提出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显然依据了毛泽东的晋绥讲话。但是，晋绥讲话是从纠正农村土改中破坏工商业和侵犯中农的倾向提出问题，而这个提纲则进一步从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来探讨问题。它就解放区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七个方面，分析了新民主主义方针同农业社会主义方针的对立。这七个方面是：
“工业的科学管理还是后方机关制度。
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
生产观点还是救济观点。
工业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贫雇农路线。
技术进步还是安于落后。
政治条件是什么？老资格还是新资格。
向谁学习，学习什么？”
提纲很简略，每一点都没有展开。但是单从问题的提法就可以看出，它所蕴含的思想是深刻而丰富的。它联系到党的工作重心即将转入城市、转向经济建设的形势，很有远见地把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任务，推到了更广的范围，提出了新的、重要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所谓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其实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周恩来提纲阐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针，也就是我们对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
可惜的是，建国以后对于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我们在指导方针上发生过迷误。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批判成了禁忌。1948年党中央曾经为此郑重地提出过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任务这件事，后来也很少提及了。甚至在有关的历史文献中，“农业社会主义”的字样也给删去了。这种情况起因于1951年党内在涉及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上发生过一次意见分歧。当时有的同志主张在老解放区把已有相当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兴办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同志则指责这种意见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如何评价这次分歧中不同意见的是非，现在还是一个讨论和研究的题目。看来，当时提出这种指责的同志大概是对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现实需要和客观可能估计不足，没有看到规模不大、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可以成为个体农业的互助组织向集体农业过渡的适当形式。但是，如果说纠正这种基本上不恰当的指责是必要的（1951年冬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即已澄清了这个问题，提出这种指责的同志也已改变了自己的意见），那么，由此而一般地取消或者回避在农业合作化和经济建设中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任务，放弃或者放松从各方面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农业社会主义界限的工作，却是没有任何必要的。这样做的害处，后来在农业合作化后期过于匆忙地并大社和大规模直接升为高级社的过程中，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刮“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和“供给制”等“共产风”的过程中，就表现出来了。
当然，说我们对于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在指导方针上发生过迷误，并不意味着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成了我们的整个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毫无疑问，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国革命实践的结果。我们党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的。我们党强调要把社会制度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同技术方面由手工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结合在一起。我们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造作了很大的努力。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根本不是农业社会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要求。
但是，我们大家都痛心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了过多的曲折，遭受了过大的损失。而这些挫折和损失的由来，正是因为我们未能始终一贯地严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清醒认识我国国情的实际。我们是在一个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小生产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大国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有物质上的困难，而且有思想上的困难。由于整个社会的环境，由于我国革命长期主要在农村中发展的历史情况，全国人民、全党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对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大都缺乏了解。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惯和狭隘眼界在我国大多数人身上都是沉重的负担。这就是一种思想上的困难。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困难，都是可以逐步克服的，只要我们充分地估计和正确地认识它们，用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克服它们。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于克服我们队伍中小生产思想局限的必要性自觉不够，而又急于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步骤，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那就很容易陷入种种空想。比如：以为可以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凭空去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是违反和损害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劳动分工等原则），在平均地共同占有和分配现有财富，即“穷过渡”和“穷拉平”的基础上去实现社会平等；以为可以不要依靠科学知识、技术装备和现代管理，单凭政治热情和群众运动，就能实现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这类空想，正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若干表现。如果接受了这类思想的影响，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就会渗进非科学的因素，带上某种空想色彩。这正是实际上发生了的事情。应该指出，对这些错误的空想，我们也进行过多次斗争。但是，纠正总是不彻底，而且往往在一个时候有所纠正，过了一个时候又重新发生。这种情况也说明小生产者的这类思想和习惯在我国的顽固性和同它们作斗争的艰巨性。
现在，我们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清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重要课题之一。这种清理工作，要结合分析建国以来历史发展中几个重大事件来进行（例如，农业的高级合作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中对经济建设中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特别是七十年代中叶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等等）。要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实践的各个方面来进行（例如，企业管理与经济管理的制度和方法，劳动的报酬和奖励，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知识分子的作用，干部队伍的发展和改造，等等）。要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来进行，既不无视和回护它，也不夸大和渲染它。周恩来提纲是从经济建设的全局上提出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重要历史文献。它的基本思想是要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即不但要从反对旧资本主义方针的斗争中，而且要从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方针的斗争中，来把握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对于我们现在总结历史、清理思想、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工作，有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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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农民领袖蜕变是历史的必然
王宏志
在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时代，有众多的农民领袖，尽管他们为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所有这些农民领袖，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悲剧，或牺牲于地主阶级的屠刀之下；或转化为封建帝王。导致这个历史悲剧的原因是：
首先，无论农民战争提出什么反封建剥削的口号或措施，都没有离开封建的经济基础，都离不开封建的所有制。前期的“杀富济贫”、“开仓赈粮”，不过是对地主阶级的一种惩罚，同时也使一部分贫苦农民暂免饥寒。而农民领袖采取这些行动和措施，主要是为发动群众，扩大农民起义队伍，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后期农民战争中的“均贫富”、“均田免粮”等等，也只是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高度集中的不满，希望从地主手中均到一份土地而已。同时，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除了有反对封建的经济剥削的一面外，又有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在农民战争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他们追求特权和享乐的欲望越来越大。加上地主阶级的包围和侵蚀，不少农民领袖不仅从生活上仿效地主阶级，奢侈腐化起来；而且从经济上占有土地和财产，逐步向新贵转化。到农民战争的后期，农民领袖中，一些人已由封建剥削的反抗者，转而成为新的封建剥削者。
农民领袖摆脱不了封建经济的影响，同样也摆脱不了封建政治的轨道。政权的性质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封建的经济基础只能产生封建的政权。因此，农民起义者建立的政权，不管它有多少成分是代表农民的，它也只能是封建性质的政权。换句话说，维系着这个政权的只能是封建特权和封建的等级制度。所以，农民政权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农民领袖蜕变的开始。另外，建立一个政权所需的朝仪、礼制以及政策的制定，都要由一些有相当文化的人来担任，这就必然会任用越来越多的地主分子和旧王朝的官吏，来充当新政权的官员。任用旧官吏和地主分子，也是促使农民政权进一步封建化的原因。
农民领袖的蜕变还有其思想根源。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农民领袖的思想，不可能超出封建思想的范围，他们最突出的思想特征之一是皇权主义。所谓皇权主义可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新的经济因素出现之前，承认皇帝对他们有主宰之权，不过，他们拥护的是“好皇帝”，而反对坏皇帝；二是封建社会的农民没有自己的代表，起义时总要找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三是农民领袖本身，无论他抱着何种动机来领导农民起义，其结果都必然走上封建帝王的道路。
（摘自1981年第1期《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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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固定资产的使用效果
刘溶沧
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是价值数千亿元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使用效果很差。建国以来，我国的基本建设投资，除个别时期外，总的情况是越来越大的。三年“大跃进”时期的积累率平均高达39．3％，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1970—1978年的积累率也在31％以上，基本建设支出也超过了财政总支出的50％以上。然而，社会固定资产的使用效果却是趋于下降的。
造成固定资产使用效果趋于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重新不重旧。我国原有工业基础薄弱，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部分用于新建是完全必要的，但当有了一定的工业技术基础以后，就应该把主要资金和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维持和改造原有的工业底子上面。这是节省建设投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也是不断提高现有固定资产使用效果的重要条件。可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用于新建的投资一增再增，而用于改造老基础的投资却相对减少。以投资总额为100，“一五”时期新建占46．4％，改建扩建占52．3％，到了“四五”时期，前者上升为57％，后者降为37．3％。由于新建规模过大，耗资过多，就从两个方面严重影响了原有生产设备的使用效果：一是用于维持正常生产的原材料、动力等被挤占；二是原有设备的技术更新和技术改造得不到资金、物资上的保证。
2、重置不重用。就是只顾增加新的固定资产，热衷于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盲目扩大，而忽视已有劳动手段的合理使用和充分利用，把外延上的扩大再生产视为扩大再生产的唯一途径，抹煞或忽视了内含上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意义，从而造成了建设资金的巨大浪费和大量生产设备的闲置、半闲置状态。据粗略统计，在我国工业企业目前拥有的固定资产总值中，真正发挥效益的只占63％左右。
3、重用不重改。即使在用的生产设备，我们也往往是只管使用，不注意技术改造。1978年，在中央和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用于搞新的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占70％，而用于技术改造的仅占30％。有不少项目，即便有了资金，也常常因所需物资设备缺乏保证而不得不告吹。
4、重量不重质。只注重生产设备的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不注意技术上的适用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5、重发展不重比例。过分注重了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和新工业基地的拓展，而忽视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协调和生产能力的相互衔接、配合，使社会固定资产的使用效果不能很好发挥。现在，因能源供应不足而闲置的生产能力高达30％左右。
当前，提高我国固定资产使用效果的潜力是很大的。除上述在用设备利用率低的情况之外，设备闲置的状况也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呆滞闲置的设备，约相当于目前基本建设年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通过对现有设备实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能和综合生产能力更是大有可为。在现有企业中，通过挖、革、改的途径，花不了多少钱，不必增加或只增加少量的劳动力，产量就可以大幅度甚至成倍地增长，取得比新建企业大得多的经济效果。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这也是很多工业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和正在走的一条道路。战后，日本和美国的机床拥有量增加并不多，投资的大部分都用于原有机床的更新改造。日本1963—1973年，美国1952—1972年，用于原有机床更新的部分，分别约占新增机床的84％和76％。美国的机械工业，二次大战后的三十年间，除仪表工业的新建投资占多数以外，其他行业的投资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用于老厂和老设备的更新改造上面。现在美国的生产增长中，有30—40％是靠对原有设备的技术改造来实现的。
要提高我国固定资产的使用效果，首先，新增固定资产和新的基本建设项目的确定，必须建立在现有生产设备合理使用和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鉴于目前各部门、各行业在制定发展规划，特别是在确定基本建设项目时，对其所掌握使用的固定资产的设计生产能力、实际利用状况、技术改造的需要和潜力大小不甚明了等情况，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分口、分类地对现有固定资产的实际数量、生产能力、利用程度、技术改造的需要与可能等等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清查，在此基础上，再来研究新增固定资产的需要问题。
其次，大力调整各部门固定资产结构和生产、服务方向，推动多种形式的联合。对于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企业来说，应该主要通过挖、革、改的途径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设备的使用效果。对于生产长线产品的企业来说，则必须通过调整生产服务方向，促进长线与短线产品生产企业之间的经济联合，来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和使用效果。
再次，基建投资的分配使用，应把重点转移到现有设备的更新改造上来。特别是对短线产品和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挖、革、改工作和填平补齐、配套成龙项目，要在资金、物资和设备上予以优先安排和计划保证。应通过制定有关的经济立法（如固定资产法等）和技术政策，来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实现技术上的先进性与经济上的合理性的有机结合，取得良好的设备使用效果。
最后，进一步改进和逐步改革固定资产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增加对部门和企业固定资产使用效果的考核。既要使企业对生产设备的合理使用和充分利用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又要使设备的使用效果与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使之既有外界经济压力又有内部经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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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计划生育与企业生产经营效果
林盛中
对于计划生育，很多企业管理人员不大注意。下面仅就国营庆华工具厂的人口变化，谈谈控制人口增长对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果有哪些好处。
一、增加出勤工时。
据该厂计划生育办公室统计，一九七三年这个厂出生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一九七九年出生三百零八人，比一九七三年少生八百二十人。我们根据这个数字做了一个推算，每个孩子的母亲五十六天产假，扣除其中八个星期日，损失的工时达三百八十四小时，加上每天送奶二个小时，在十八个月里合计为九百一十八小时，总共每多生一个孩子损失工时一千三百零二个小时。这个厂一九七九年比一九七三年少生八百二十人，可节省工时十万六千七百六十四个，等于在十八个月里给工厂增加二百四十七个劳动力。按该厂全员平均劳动生产率计算，可为工厂创造二百二十六万四千元的产值。
二、减少企业非生产性开支。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九年，这六年间，每年平均比一九七三年少生六百零四人，六年共少生三千六百二十四人，新生儿按百分之五十入托，每年平均减少三百名，每个婴幼儿按在托占用面积一平方米计算，就可节省扩建托儿所面积一千八百平方米，节省建房投资十八至二十万元，平均每年节省三万元以上。以后儿童入学按在校学生平均占有面积为一点五平方米计算，就可少建教室五千四百三十六平方米，每平方米按一百元造价计算，可节省资金五十四万多元，每年可减少建校投资九万元。
三、减轻企业负担。
这个厂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职工总人数增加了四倍。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九年出生婴儿六千五百九十六人，等于一九五○年职工总数的三倍，目前在校学生九千二百八十二人，加上学龄前儿童，共一万四千五百多人，等于一九五○年全厂职工总数的七倍。虽然工厂不断增加投资，用来解决职工住房，扩建职工医院和新建中、小学校，但职工的住房仍显得紧张，小学仍实行“二部轮流制”，职工的文化娱乐、就医保健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这部分人将来的就业、结婚、住房等问题，还将是这个厂很长时间内的一个沉重的包袱。这几年这个厂抓了计划生育，一九七九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千分之四点三。如果能在此基础上使人口增长率不再回升，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每年减少入学新生六百人，到一九八四年以后，学龄前儿童的入学数就可少于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学校不必扩建，小学的“二部制”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如按一九七三年出生人数发展下去，情况将要复杂得多，工厂的牛奶队要扩大一倍，才能满足新生儿需要，母子车也需要增加到六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