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一个“精灵”的出现〔报告文学〕
——河南省西华县农村见闻琐记
李准
“合作化以来最成功的政策”
在中原大地，1980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粮食丰收了；棉花丰收了；茶叶、油料也丰收了。这一年，“老天爷”确实是帮了忙，风调雨顺。但是过春节的时候，农民们却没有向“老天爷”和“财神”叩更多的头，因为他们相信了另一个改变着他们命运的“精灵”，这个“精灵”就是“联产计酬责任制”。
这个“精灵”的生命活力是如此旺盛，它解放着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它结束了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怠工”现象；它解放了农民的智慧，它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希望。
这个“精灵”拿着棍子，帮助农民驱赶着“穷神”。它唤醒了农民身上的干劲，它踢着“懒汉”们的屁股。仅仅才一两年时间，它给农民的破囤里填满了粮食，箱子里塞满了衣服，油瓶换成了油缸，草房换成了瓦房。农民们说：“这个办法是‘吹糠见米’，是‘搭锯见末’。”“是合作化以来最成功的政策！”
一场自发的大讨论在农村展开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象种子撒向农村，落在大地上，生了根，开了花，又结了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使务实的庄稼人开动了头脑中的机器，还乡青年，复员军人，生产队干部，民校教师这些有文化的农民开始在想问题了。他们想着：为什么二十多年来有那么多好年景，而只有今年才获得这样大的丰收？为什么1960年每口人三分“借地”，就度过了饥荒难关？为什么一分自留地，打的粮食却比大田里半亩还要多？这些思考坚定着他们对新的“实践”的决心。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五定一奖责任制”，“大包干”，“公粮田、口粮田”，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方法，象雨后春笋一样在农村大地中冒出来。它们经历着考验、经历着完善，显示着广大农民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一场自发性的大讨论在农村展开了。这个讨论深入到农村每一个角落，在农村饭场，在路边小店，在公共汽车上，在小镇的理发馆，在机关的饭堂，到处都在讨论责任制这个“精灵”。
公共汽车上，一个外乡的工人看着车窗外说：“进来西华县，场里小麦秸垛一大片，这不是单干？”
坐在他后边的一个农民接过来说：“这就不是单干。所有制没有变，就不能叫单干。麦秸垛小，打粮食不少。”
“打粮食不少都弄到自己家了，国家的公余粮还要不要？”
“老兄，我们队里是‘大包干’，公余粮今年夏季一季超额完成，秋季还清了十来年欠国家的贷款！”……
大路旁，卖汤圆的摊子前，有个干部吃着汤圆说着：“这个办法，庄稼能长好，粮食能多打，就是看不到‘一大二公’了。”
一个买化肥的民校教师也在吃汤圆。他说：“‘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一小二公’也是社会主义，只是经营范围不同。社会主义不是光叫看‘一大二公’，眼饱顶不得肚饥！”
“你大约分超产粮不少吧？”
“实不瞒你，我是个民校教师，老婆孩子在家。去年还给队里打了七十多元买口粮款，今年不打了。老婆包了三亩棉花，超产奖弄了六七百元，给我买了辆新车子。”他用手指着他的新自行车。
“一头沉”干部们的故事
丰收的喜讯从乡下传到县城里，又从县城里传到省里。为了听听这次大讨论的真实情况，我想到农村看一看。五、六年没到西华农村去了，那是我下放劳动住过三年多的地方。趁春节的机会，去给老邻居们拜个年，同时也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2月11日到西华县委。下车后屋子里就被一些老朋友挤满了。凳子不够坐，坐在茶几上。他们大部分都是“一头沉”干部，即老婆孩子都在农村，自己在县里或公社工作。这些人在前年大部分还是反对责任制的，因为家里没有劳力。可经过一年多实践，他们变过来了。他们向我讲着一连串有趣的故事。
县文教局长是个冷面幽默的人，他说：“前年我有个外甥来找我，要我在城里给他找个工作。我说回去好好劳动，找工作不那么容易。他不高兴地走了。今年春节又来我家了，带了好多东西，看样子是分了不少超产粮。吃饭时他指着我吃的花卷馍说：‘舅！我们老农民现在可是不吃杂粮了！’我说：‘你农民就农民吧，老什么？你有多老，比我还老？”外甥看我生了气，他自己却在吃吃地笑。
县财政局长是老同志，现在每月拿六十多元工资。家里老婆孩子一大群，年年欠队里口粮钱。去年他的女儿包了几亩棉花，全家参加管理，没明没夜地干，结果弄了一千五、六百棉花超产奖。这个县财政局长说：“我干了三十多年还比不上我女儿干一年。她一年收入顶上个十三级的高干。”
西夏公社的文教干事常文良是我当年的老朋友，记得前些年我从西华搬家走时，他还给我编了一双“草窝子”棉鞋，让我坐夜时穿。这次见他，听说他要退休回家。我问他：“你刚五十岁出头，怎么就退休？”他说：“我有病。”我说：“我怎么看不出你的病来？”他没有回答。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才对我说了真话。他说：“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大病。退休一来是想叫孩子顶替，二来是我看现在当个农民真舒服。年前回家帮老婆送两天粪，邻居有个小驴，我借来套上我的架子车，不到一天就把两天的粪送完了。用个破麻袋往车上一垫，来回坐车。小鞭子一撂，驴跑得象飞风一样，心里那个滋味，别提了，比什么都得意。”“所以你也想回去得意了？”“我要回去比他弄得还要得意，我要买个小马。就象现在这责任制，我一个人能包它十亩，你看能弄多少粮食？”“就那样吧，先叫农民得意得意吧！咱们还得当干部。”“是啊，所以我把‘申请’又抽回来了。”
15元钱买了一个0
红花公社有个干部，也是老婆孩子在农村。他不大相信这个“责任制”。队里包棉花地时，老婆要包，他不叫包。去年过春节时，他花了15元钱买来酒菜，把队干部请到家里。他说：“我家在队里给您们添麻烦了。我三个孩子，爱人身体不好，请您们照顾一下，今年别给她包棉花地。”队长说：“好，不给她包就是了。”谁知道到秋后，凡是包几亩棉花的妇女，都分了一千多元钱。他老婆埋怨他，他有苦说不出，15元钱买了一个○，心里后悔死了。今年他老早就自己买了化肥，决定让爱人包几亩棉花。
县委书记贾廷勋同志告诉我，今年棉花是大丰收，79年全县总产400万斤，80年总产1，350万斤，增产两倍多。粮食79年全县总产33，830万斤，80年总产38，120万斤，净增产4，290万斤。油料79年全县总产572万斤，80年总产达到1，200万斤，增产一倍多。
西华县是个穷县。我在那里几年中，那个县的人民差不多每年都要吃国家统销粮一、两千万斤。去年不吃国家粮食了，完成了上缴任务6，800万斤，超过国家定购任务40％。至于棉花，西华县向来也没有收过一千多万斤棉花，去年上缴给国家1，300万斤，超过定购任务两倍多。
我笑着对贾廷勋同志说：“去年算抓住了。”他说：“还不算抓住。扶沟县去年弄了4，000万斤棉花，领超产奖1，000元以上的有42，000户，占他们全县户数的40％。咱们县领千元以上的有6，500户，3，000元以上200户。比人家还差得多。”
只用跟群众讲一句话：“政策不变！”
面对着这些数字，我有些激动。记得69年我在西夏公社时，有一天和一个邻居青年去赶集，他想买一盒最次的白鹤牌烟抽，却拿不出这一角三分钱，他就在他家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到了供销社，把鸡蛋称了称，只能卖九分钱，换不来一盒烟，他失望地又把鸡蛋拿起来。后来还是我给他补起来，算是买了一盒烟抽。现在全县的农民存款达到940万，我想我那个邻居青年，不至于再偷一个鸡蛋换烟了。
我问贾廷勋同志：“去年获得这样大的丰收，风调雨顺占多大成分？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经济政策占多大成分？”他笑了笑说：“叫我看，还是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占主要。咱们县87％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几乎全都增产。有些队没有把棉花包下去，增产并不显著。有些户不相信政策，还赔了产。同是一个老天爷，人的干劲还是主要的。”
说到这里，他感叹着说：“去年群众可真是出了大力了。二十多年来，没有见过群众这样大的干劲。有的管理棉花的妇女，在地里搭个棚，住在地里四十多天。过去不到十一点就收工，去年大都把中午饭送到地里。也没有人下命令，也没有人敲钟，一天干十三四个钟头。群众说：‘联产连着人的心，家家都是队长。’去年获得这样大的丰收，我们县委并没有费多大的劲，只用跟群众讲一句话：“‘政策不变！’”
象做梦一样……
在县委看了一大堆数字，我还有点不放心。我怕我的故乡又闹“浮夸风”。58年就吃了这个亏。我得到屈庄和前高村去，到那里我能核对出真假。2月12日先到屈庄，我和这村的人共过患难，给不少家写过“祭文”。我是那个村青年们的“大叔”。
一进村子，我被一群小孩围住了。十来年不见，我都不认识了。还是几个小伙子自己报名：“我是野猫！”“我是福建！”我认出来了。原来穿着破破烂烂棉袄的孩子，现在都穿着翻领绒衣和涤卡上装，有的还穿着皮鞋。屈跑跑过来了。他现在是队长。他一把拉我到家里，马上命令儿子九生去买啤酒——他知道我不喝白酒。
庄稼人也喝起啤酒，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老头们都从地里回来了。老婆们送来鸡蛋、油条和青菜。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我只咧开嘴笑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屈庄75年被大水淹过一次。现在都盖起了新房，这次盖的是瓦房，草房很少看到了。这个队过去有两家最穷的户，一个是屈新正，一个是屈连元。屈新正当年死了老婆，自己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过。孩子小，自己身体又不好，整年吃救济。一年到头红芋干也吃不到嘴里。男孩子叫自祥，冬天穿个烂棉袄，一个扣子也没有，腰里系一根麻绳。女儿七、八岁了，冬天穿不上一双袜子。当时隔几天到我家里说：“老李哥，借五角钱。”我当时每月生活费15元钱，比他要强得多。这次我看见屈新正简直认不出来了，吃得又红又胖，穿着新蓝卡其短棉大衣。屈玉方告诉我：新正今年行了，银行里存一千多元，盖了两间新瓦房。
我问新正：“你存一千多元？”新正说：“那可不，你侄女今年包了七亩多棉花，弄了六、七百斤超产棉，每斤一块多，加上超产奖，就是两块多一斤。你算算，不就是一千多元？！现在不吃粗粮了，家里棉油还有一百多斤，三天两炸。”
“这么说你屈新正也富起来了！”
“什么富不富！以前我的家当，收拾到一块也不值二百块钱，如今是彻底翻身了。这不是，你侄儿他今年也定下亲了。”他指着身后边一个留分头，穿着两层新绒衣的小伙子。当我认出这就是当年腰里系根麻绳的自祥时，我的眼睛潮湿了……
下午，我到屈连元家串门，屈连元有九个子女。我在屈庄住时，他有七个，我走后他又添了两个。大闺女当时才16岁。下边还有一大群。屋子里，院子里，床上，草窝里哪里都是孩子。别说穿衣服，一天磨一筐红芋干还供不上吃。那时候，家不象家，人不象人。现在他家也有了大变化：两个闺女包了十来亩棉花，今年单是棉花超产奖，就弄了三千多元。屈连元告诉我：“在棉花收购站数着大叠新票子，真和做梦一样。我总想着，这难道是真的吗？”他说着几乎掉下眼泪。他又指着墙边放的几大袋化肥说：“今年我家包的麦地，化肥已经耩上了。一亩二十斤！这剩的是给棉花、秋庄稼准备的。我今年一下子买了二百多元的化肥。地要打粮食，舍不得垫本不行。”我看着他的孩子，都吃得又红又胖。特别是二闺女秀玲，脸吃得象要裂开一样。她笑着说：“大叔，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说：“要在路上，我真不敢认。小时候你可瘦啦。”屈连元说：“家里还有三百多斤棉油，反正就炸着油条吃呗。孩子们忙了一年了。”
临别时，屈连元的老婆问我：“老李，这政策会变不会变？”我反问她：“你想变不想？”她笑着说：“叫我说，千万别变。要是这样再干三年，我们家就管买个小手扶拖拉机。”我说：“要是十年不变呢？”她笑了：“你就会往人心窝里说。”
农村流传的“板话”
我在屈庄和前高村串了二三十家的门，和农民聊天，他们大都希望把“责任制”这个政策稳定下来。屈玉方在村子里是个较有威望的农民，他告诉我：“现在群众是只往包的地里上化肥，大粪、圈肥还是往自留地里上，因为怕把地喂肥了再收走。化肥只起一季作用。”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能不能向省里反映反映，出个告示，说明政策几年不变。别象过去：‘有了困难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这个老年农民的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随着各种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创造了很多“板话”。比如他们说“全奖全罚”的办法是：“全奖全积极，半奖半积极，不奖不积极。”比如对“大包干”办法是否好，他们在辩论时，编的联儿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我问他们“不拐弯”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大包干’干净利落，不用算那么多帐。社员收多少，出多少，自己能看得见。”我问：“那么公共积累怎么办！”他们说：“不光公共积累，队干部的报酬，五保困难户的照顾，只要说出个名堂，我们都可以出。一句话说到底，这个办法干部不能‘混水摸鱼’了，所以群众拥护。”事实上，责任制已经超出它的经济意义，它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清扫着多年来一部分农村干部的特权思想和多吃多占作风，制度把他们变成了人民的“公仆”。
现在有个别大队，干部还不大想放权。本来没有条件实行“小段包工”，却仍然要坚持统一干活，敲钟上工。群众叫作
“硬往一块捆”。结果有很多落后队，一季产量和社员收入超过了他们。社员就给他们编个联儿：“叫你分，你不分，庄稼长得稀断根。包一半，留一半，干部群众找麻烦。挖个坑儿，栽个棍儿，干部群众都有劲儿。”
去年，县里和公社的干部、职工还大多数反对“责任制”。通过一年实践，他们家里都有粮食吃了，有的还存了款。现在干部、职工们到家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干工作也特别卖劲（因为心里有愧，怕人家说把劲都使到家里）。有的一下班，蹬起车子就往家里跑。春夏季天长，到家还要干两三个钟头农活。事实上，一种“半耕半干”和“半工半农”的雏形，已经在农村出现。农民对他们积极劳动，不把嘴“插在别人锅里”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编了这样的快板：“穿皮鞋，戴眼镜，到了家里就劳动。”“大干部，小干部，回到家里闲不住。”
农业机械化的一个设想
去年在豫西农村调查，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后，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土地包产到户以后，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怎样推广农业新技术？这次在西华县开了几个座谈会，看来通过一年实践，农民自己有了很多创造。学习农业新技术，在农村已经形成一个高潮。家家学技术，人人学技术。比如棉花“营养钵”，过去很难推广，现在家家户户搞“营养钵”。过去棉花技术员，在农村没人理睬，现在到处被人请。技术推广站种的棉花，天天有人来观察学习，都是自发来的。过去推广良种是干部的事，群众不大管，现在种子站每天都收到很多信，每天都有人来要求换优良品种。有的为了换良种，还要“走后门”。过去有些队干部，长期以来只会“管人”，现在实行责任制，觉得无事干。其实组织学习新技术，倒是非常需要他们。
西华县1979年化肥总销售量为4，000万斤，80年总销售量为5，700万斤，比79年增长了42．5％。原来担心实行责任制后化肥无人使用，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而且现在大都是农民自己购买化肥。今年小麦所施的化肥，比历史上哪一年都多。
在农业机械方面，全县79年有大、中型拖拉机572台，80年增加到611台，增加39台，数量不算大。小型手扶拖拉机增加得却比较快。79年全县675台，80年增加到968台，增加293台。现在主要是缺货。很多农民想买手扶拖拉机，却买不到。
在县里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大家对手扶拖拉机极感兴趣。我们算了个帐，西华县有12万农户，如果平均四家农户合买一部手扶拖拉机，有三万部全县就机械化了。这种手扶拖拉机可以犁田，可以中耕，可以运输、浇水，还可以粉碎脱粒。
据县里干部说：“现在的手扶拖拉机还可以改进，如果生产一种10马力，价钱在一千元左右的，农民会更欢迎。”他们还说：“农民自己购买，自己使用保养，会比自家的自行车保养得还要好，用起来也一定会节约燃料。”
我们算了算，三万部小手扶拖拉机需要3，000万元，等于修一公里地下铁道的投资。国家如不帮助，农民自己也买得起。
大家迫切希望国家能生产更多的小型农业机械。他们说：“中国地少人多，必须精耕细作，走小单位生产机械化的道路。手扶拖拉机和生产责任制最‘配套’了，是巩固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最好办法。现在有些工厂转产、停产，如果多生产手扶拖拉机，既能为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又找到了一条生产出路。”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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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的歌
邵燕祥花谢花开又是一年，燕去燕来又绕帘前。
——童年唱的一支歌二月，凛冽的北风还在撕扯着高空的云絮我就从南方起飞了我是一只北京的雨燕曾经飞越大海的波涛穿过凄寒的风雨，墨黑的云层被闪电灼伤了翅膀跌落在雷劈过的礁石上咽下痛苦，也咽下歌声在一阵又一阵浪潮冲击下吮吸着总不愈合的伤口梳理过凌乱的羽毛然后重新冲进狂风和暴雨只有那乌云缝隙漏出的依然安详的太阳的光辉照见我殷红的血，一滴一滴溅落在雪白的浪花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懂得那些渴望光明与温暖的心因此我要飞渡北回归线我要飞渡长江、黄河如果不被藏在什么角落的弹弓打落在枯草覆盖的垄沟里我将以使人振奋的春天的消息去抚慰路边黄色的迎春花和墙角淡紫的二月兰给那如千万颗星星一样向远方凝视的期待的眼睛带去不是奢望的喜悦我一路艰难地飞着连黑夜也奔波不停我飞得很高很高云雾已遮尽灯光俯瞰连绵的高山和丘陵象汹涌起伏的海面却沉寂得一无声息还有我所熟稔的湖泊和森林深深地沉入了灰暗的暝色我翘望明丽的晨曦快来照拂我久违的热土我兴冲冲地俯冲下来——大地已经苏醒风筝飞上晴空秋千荡起东风春天从水牛背上来了春天从罱泥船上来了混着泥土和春草的清芬还有亲切的鱼腥味春天隐身进了菜花田里等候艳阳把它抹出一身嫩黄江南留不住我惦念北方的乡亲急急飞回我生身之处我要看山上山下是不是还裸露着枯黄的土色我要一边衔泥修补檐下的旧窝一边向石阶上晒太阳的老人祝福春天来了我要一边贴地低飞过田塍一边向拾掇牛绊绳的把式欢叫春天来了我要一个翅膀肩着朝霞一个翅膀肩着夕照向那些从早到晚忙忙碌碌走在上班下班交班接班路上的人们召唤春天来了我要停在小学教室的窗外悄悄谛听自然课老师迷人的声音她向四十双乌溜溜的小眼睛讲述一年四季：为什么会有春天我要飞入苍凉而欢乐的唢呐声中去祝贺元宵节的婚礼春天来了春天的良夜千金一刻我要飞过废墟边闹攘攘的集市姑娘们在那儿挑选着花衣和妆镜而锃亮有如明镜的铧片等待着相中它的老农河水不是镜子吗池塘不是镜子吗还有飞驰的卡车的反光镜可照见春天的身影已在水边和路旁逡巡？我的家乡，我的乡亲我从遥远的南国飞来就为向你们报告这个消息在忍受了长久的荒芜和寒冷之后你们焦灼地盼望的春天已经到来温暖与光明的春天已经到来——可为什么你们的笑纹里还含着酸辛为什么自由的呼吸还夹杂着叹息呢？我不再给你们絮聒冬天的故事我也不会唱轻浮的喜歌我不是吱吱喳喳的山喜鹊也没有黄莺滑润的歌喉我不指望以宛转甜蜜的言词驱散久久压在你们心头的忧悒我只想用明如剪的燕语生生剪断你们的愁思：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真的来了！而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将来到的季节还会有干旱还会有春寒还会有惊蛰的蛇虫蠕动还会有瘟疫流行因为一冬天多的是刮地的风沙少的是晶莹的雨雪啊但是春天毕竟来了跋涉过山山水水一样是艰难的行程春天喘息着然而春天是不知疲倦的春天也是不知退缩的让春天携带着珍贵的阳光、如油的雨水不回头地伴送你们从春分走向清明从谷雨走向芒种于是我又将告别飞向千里外的北边那里，风雪还封锁着旅途冻土还没有融化我要飞去丛林中剪断千万柱树挂冰凇并以呢喃的燕语报告春天的来临
1981年2月
第5版()
专栏：
渔歌
陈奎及春风催春潮，南海春汛早。船儿扬帆，汽笛欢叫，海鸟戏碧波，鱼群浪里闹。春潮，春潮，载着船队，载着希望，载着渔歌飘呀飘。月色抚春潮，渔灯光闪耀，银网翻舞，鱼虾蹦跳，舱满人儿乐，朝霞染波涛。春潮，春潮，载着丰收，载着喜讯，载着渔家笑呀笑。
第5版()
专栏：
春集〔油画〕 郑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