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有感于“看脸”
村彦
我回到了焦裕禄同志工作过的兰考，认识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调到兰考的县委书记。与他的一次交谈，对我颇有启发。兰考是豫东有名的穷县，后因焦裕禄的名字而名扬全国。十年浩劫中，由于骗取“焦裕禄亲密战友”称号的野心家兴风作浪，煽动打砸抢，使兰考生产力又遭到严重破坏。群众说他“只要自己的脸皮，不管群众的肚皮；只讨上头的笑脸，不看老百姓的哭脸”，“骗，骗，骗，骗个‘红旗县’，老百姓扛着‘红旗’去讨饭。”粉碎“四人帮”以前，兰考县每年外出逃荒的很多。1979年以来，兰考县委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这个长期落后的老灾区农业生产两年跨了两大步：1979年粮食总产比1978年增长近两成，去年又比前年增加一成多，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但由于多年来假话成风，对数字的准确程度，总使人产生疑惑。县委书记深知人们的心理，他说：“数字可以说明一些情况，但我还是建议你亲自到农村转一转，看一看农民的脸，那比数字更生动！我们的政策如何，看群众的脸最说明问题了。”
是的，要去看看人民群众的脸！——这位书记十分坦率地说起他在“看脸”上的经验教训。他刚到兰考，在县的干部会上就是这么说的：你们过去有“揭老底”战斗队，我来“亮老底”吧！我是从不断犯错误的路上走过来的。最痛心的是1958年刮“五风”，使我当时领导的一个县的人民遭了灾难。基本教训是什么？是只注意看上级领导的脸，唯恐贯彻上级指示不力，挨批评；而对广大群众愁苦的脸、怒气的脸、流泪的脸……视而不见！后来，就只能看到父老兄弟们浮肿的脸、饥饿的带菜色的脸了！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应该是一致的，但检验上面制定的政策正确与否，我看主要要从广大群众的脸上去看哪！
书记从痛心的错误中总结出来的“看脸”，使我思想顿开。我到兰考农村走了走，看了看，看到了广大农民由衷的笑脸和那由于能吃饱饭而转为红润健康的脸！这笑脸，象钥匙开锁一样消除了我的疑惑。多看看广大群众的脸吧！——人民的公仆，你要对你的工作以及作风等等做检查吗？请以人民的脸做明镜照照吧！但为什么多年以来一些干部生出这种毛病：只看上面的脸，不看下面的脸呢？这从根本上说与我们干部制度不健全有关，因为一个干部的升降、奖惩，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上级领导的印象，而不是广大群众的意见。干部不能完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看来，要真正把“看脸”的习惯扭转，还要有一番制度的改革才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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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连载]
东生
四、等待
河边，垂柳吐绿，杏花含苞欲放。
毛主席在打谷场上来回走着，不时朝蜿蜒曲折的川道望去。他等着周副主席回来，等了一天又一天。中央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同志在月下依依惜别。为了安排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并造成党中央东渡黄河的假象以迷惑敌人，掩护毛主席安全地向西转移，周副主席在集镇上公开露面，也过了黄河。当敌人大吹大擂“中共首脑逃窜山西”之际，毛泽东、任弼时同志正率领几百人的“昆仑纵队”，日夜兼程西行，在陕北的山沟里住下了。他们通过电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蒋介石集中六十个旅向山东举行“重点进攻”。山东成了主战场。而中央和山东的电台联系却突然中断了。弼时同志几天几夜守在电台。毛主席焦急万分。“恩来速回”的电报发出好几天了，怎么还不见周副主席回来呢？他常常来到打谷场，背着手低头踱步。
弼时同志走来，慢腾腾地说：“周副主席回来了。”“在哪儿！”毛主席迈开大步。“天黑以前才能到呢。昨天，我屈指一算，估计他一两天内会到，你还不信……”毛主席终于笑了：“哈哈，你这个算命先生！”
天刚晌午，离黑还早呢。毛主席两天没有怎么睡觉，这时感到非常疲倦了，虽躺下又睡不着。他嘱咐卫士：“告诉二大队，山东台一联络上，马上打电话给我。再问问新华社，今天有没有收到中央社关于山东战场的消息。”卫士刚想走，毛主席又唤住他：“周副主席住的窑洞收拾好了吗？”卫士答：“早就收拾好了。”“那好。”毛主席说着，眼睛闭了起来。一会儿，他睁开眼，看见卫士站在门边，奇怪地问：“小鬼，你怎么不走呀？”卫士说：“我怕你又想起什么事。”“暂时没有了，这几天你也太累，快去睡一会吧！”毛主席把手一挥，转过身去。卫士刚走出门，毛主席就喊道：“小鬼！四点钟叫醒我。”“一定。快睡吧！”卫士轻轻把门掩上，忽然又听见毛主席的声音：“小鬼！”卫士探进头来。毛主席笑道：“你要是忘了叫我，小心你的屁股呢！”“是！”卫士把门带上，捂着嘴顽皮地一笑。
周副主席回来了。下了马，他直奔电台。看见弼时同志伏案而卧，他踮着脚尖走到报务员身旁坐下，报务员按着电键呼唤山东台，但仍无回音，急得眼泪直淌。周副主席走出窑洞，安慰他：“不要急。”卫士奔来：“副主席！你怎么提前到啦？”周副主席问：“主席没有醒吧？”卫士说：“要我四点钟叫他呢。”“别叫了，让他好好睡一觉。”周副主席沉思地望着山顶。参谋奔来报告：“新华社来电话，说收到中央社一条新闻，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将我主力包围在沂蒙山区。”周副主席淡然一笑，问报务员：“天线架到山顶上去行不行？”报务员说：“好是好，我怕暴露目标。”“这一带是老区，群众会保密的，今天，我们一路上打听了几次，才找到这儿。”周副主席说着，向山上走去。
下午四点整。卫士推门一看，毛主席不见了。他奔出窑洞，远远看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在打谷场上交谈呢。
窑洞里，彻夜灯火通明。墙上、炕上、桌上，到处是山东地图。周副主席乐观地说：“陈毅同志胆大心细，不会出问题的。”毛主席受到他的感染，也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凌晨，参谋拿着电报冲进来：“山东台……联络上了！”顿时，大家象过节一般忙碌而高兴。电报一份份飞向战云密布的山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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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三月街的浪花
何百源
一位在画报社工作的朋友，约我为他们拍一张大理草编的照片。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我背起照相机便出发了。
三月街，人的潮水，花的海洋。我几乎是脚不着地被推涌着向前的。我希望寻得一个专卖草编工艺品的去处，赶紧完成任务；但当我走完了几条由卖货帐篷夹着的“长街”之后，却仍然一无所获。
远处，一棵葱绿的大青树似乎在向我招手，我决定去那儿歇息一下。
离大青树不远，突然一缕花香袭来，仔细一看，树底下已无歇脚处——全被一群十六七岁的白族姑娘占满了。这是一群纯洁得象苍山雪一样的姑娘，火红的领褂套着素雅的紧袖上衣，红扑扑的脸蛋上带着几分天真和稚气的表情，乌黑的发辫上戴着各色各样的鲜花——那香气分明就是从那里来的。巧得很，她们全是卖草编工艺品的！她们一边互相交谈着，嬉笑着，而灵巧的指尖，却一刻也不停地闪跳着，那月白色的麦秸就象一束月光，从她们的指缝间滑下来，转眼便成为美观、整齐、匀实的秸辫。
大概是见我看得入神，一个大点的姑娘落落大方地对我说：“阿哥，买一顶吧！”她指的是摆在她面前的草帽。
“买我的吧！”
“买我的吧！”
立刻好些娇脆的声音跟着响了起来。七八顶满月似的草帽，一下子递到我的面前。
“你们是专编这个的吗？”我问。
“不，这只是副业。本来可以交到供销社的，但我们约定在三月街上比试比试，看谁的手工巧，卖得多！”又是那带头讲话的姑娘答话。
哦，怪不得大理草编蜚声四海，成为各种不同肤色的异国朋友喜爱的东西，原来编结它们的劳动者们是在不断改进工艺，要好上加好，锦上添花呢！
为了不辜负眼前每一朵“金花”的厚意，我从每个人手中接过一轮“满月”，准备回省城后分赠朋友。然后，我请她们凑拢在一起，为她们拍了一张照……
三月街，花如海，歌如潮。这里摄下的，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一群白族姑娘，每人手里都托着一轮金色的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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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鳞羽文化
包公和砚台
程如峰
包公不是骚人墨客，但与砚却有一段佳话。他任过端州知府。早在唐代，端砚就誉满全国了。宋代规定，砚工每年都要制作一定数量的砚台贡给皇帝。历届知府都借此大量索取，以饱私囊。包公却从不多要一个。端州人民敬他爱他，在他任满迁调时，特地精制一方端砚赠给他。盛情难却，包公只好收下，可是心里很不平静，左思右想，终于把砚台掷在端州境内，他因此赢得了“不持一砚归”的清名。
包公有二子，长子包繶死于父前，次子包绶，父故时才五岁。包公给他留下了书面遗嘱：“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不久前，就在合肥包绶的墓里出土了这方具有宋代典型风格的抄手砚（见附图）。此砚产于距合肥不远的歙州，它进一步证实了包公确实没有把端砚带回作为传家宝。
砚台出土时，满布墨痕，还有一块碎墨锭，表明包绶死前不久还使用的，不是专作随葬用的明器。
包绶任过州、县职务，阶至六品，也是“清苦守节，廉白是务”。他在赴任潭州通判的途中病故。人们打开他的行李，除“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人们在惊叹惋惜之余，把他的砚台、铜印章、瓷熏炉一齐置于棺中。
我们从这方黝黑而坚硬的歙砚中，真切地感受到包公那种居官清白和教子以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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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西直门新貌 〔木刻〕 尹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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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间说戏
战宛城
黄裳
《战宛城》是写曹操的有名的戏。它是确有史实根据的。事件发生在建安二年（197），曹操当时只有四十三岁。《三国志》“武帝纪”里有简略的记载。
“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众。二年春正月，公（指曹操）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通鉴》中就更有“操纳张济之妻，绣恨之。”和有关收买胡车儿的纪事。看来戏的主要情节和人物都是实在的。对《战宛城》的评价很久以来就一直是毁誉参半的。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好象也始终不曾搞清楚。
例如全剧开头的“马踏青苗，割发代首”一场，人们是一致称许的，不过有人称赞的是这一场里演员的演技、身段；有人则赞赏这一场表现了曹操的“纪律严明、严于律己”，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立论就很不一样。
至于全剧的主题，评论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这写的是曹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因骄傲而失败。看起来也有点象一份曹操兵败后作出的战役总结。剧作家接受了任务，按照总结创作了剧本，演给曹操的“一党”学习，使他们记住失败的教训。这是言之成理的。不过细想起来也还是有漏洞。古代还没有出现“三结合”的创作方法，不大可能产生这类“主题鲜明”的作品。果真如此，那曹操就还是一位有缺点的正面人物，为什么又把它“丑化”到这地步呢？多年以来我们在创作中习惯于赶任务，配合运动，要求在每个作品里都找出现实的教育意义来。积重难返，在分析古典作品时也往往照办不误。我想这就是一个好例。
那么，《战宛城》就没有主题了么？当然有。照我的简单推想，按照剧本的实际，参考大量“曹操戏”的创作倾向，这也依旧只能是一出批判曹操的戏。带头犯了自己下达的军令，马踏了青苗，却只割下一绺头发来代表头颅，这和专门买“试销品”者，交一点象征性的现金有什么两样呢？不过是欺骗。大军开进宛城，接受了张绣的投降，一转眼又把他的婶子抢了来，还逼着张绣叫自己为“叔父”，取得“合法地位”，这样的描写，不能说不是深刻的。杨小楼、余叔岩都演过张绣，有极好的创造，使观众历久不忘。我看这应该是主题所在。曹操扮演了一个骄横淫恶的军阀，大耍霸权，终于吃了败仗，如此而已。如果说它有什么教育意义，恐怕也就在这里。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兵败以后，也对诸将作过一点总结与检讨，“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他只怪自己没有即时命令张绣交出“人质”，算作失败的主因。这只能是一种假检讨，真正的要害，曹操肚皮里自然明白，不过他不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