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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
——悼念邓初民同志
史良
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知名的“民主教授”、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邓初民同志，在他过满九十一岁生日以后的几个月，离开我们了。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损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损失。
邓初民同志出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夜，那时，辛亥革命还没有发生，多难的中国正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局面已经打破了，国家富强之策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民族灾难却正在愈益加深加重。为了寻找真理，邓初民同志于1911年从湖北省石首县的一个农村奔向当时湖北省的文化中心武汉，考入宋教仁当校长的江汉大学。早在青年时代，邓初民同志已经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从此，他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1913年他东渡日本，受到河上肇教授的影响，使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水平愈益增进。
七十三岁高龄加入共产党
初民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是很早的。远在中共成立初期，他就和党的领导人李大钊、林伯渠、董必武等同志有过很多交往。1926年，邓初民同志在武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并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讲过课。他一直追求进步，坚持革命，到1962年，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夙愿实现了。他引用苏轼的词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来表达自己兴奋的心情。邓初民同志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版过《新政治学大纲》、《社会进化史纲》、《阶级、阶级斗争概论》等著作，对于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以口述的方式从事著述。他是一位热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邓初民同志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是很深的。远在民主政团同盟时期，他就参加了民盟的活动。民盟从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以后，他先后当选为民盟重庆市支部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他积极参加民盟的学习和工作，是民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1945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邓初民同志在民主同盟的名义下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动。1945年秋天，毛泽东主席由延安来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全国人民对于这次谈判寄予很大期望，邓初民同志也不例外。但他和许多进步朋友一样，一方面对这次会谈寄予期望，一方面却保持审慎和警惕。他深深地关怀着毛主席的安危，因为大家深知蒋介石是一个极其阴险极其反动的政治流氓。当邓初民同志在欢迎会上见到毛主席时，就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向毛主席说了。邓初民同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恩来同志，在当时重庆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邓初民同志坚持斗争，作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仗义执言为实现民主而斗争
旧政协开幕后，邓初民同志积极投入了政协工作。邓初民同志和我同时以顾问身份参与了民盟代表团的工作。记得那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每天晚上都和顾问一起研究当天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各方面个别交谈的情况。重庆各报记者则围在我们会议室的周围，打听民盟代表团的政见，情绪兴奋，气氛紧张。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也时时参加我们代表团的会议，并作出精辟的分析。邓初民同志以很大的热情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且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邓初民同志对周恩来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极为钦敬，总是以赞同的态度表示自己的看法，邓初民同志常讲的话，就是一定要对国民党蒋介石保持高度的警惕。
1945年10月，民盟重庆市支部办了一个刊物，名称叫《民主星期刊》，邓初民同志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他以相当大的精力办这个刊物。参加这个刊物工作的同志，多系兼职工作人员，因此是相当辛苦的。《民主星期刊》在当时重庆的舆论界，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是民主同盟的喉舌，也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所有参加者的喉舌。它所反映的政治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文化界和广大青年的心声。刊物编得生动活泼，对于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那时，民盟内部还很复杂，在许多问题上常常意见不一，但主流是好的。《民主星期刊》反映了多数盟员的正确的政治主张。记得在刊物的第三期上，有一篇重要文章，是邓初民同志执笔的，这篇文章与邓初民同志和我都有关系。事情是这样的，昆明的同志们带来一份民盟纲领草案，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讨论。重庆的盟员极为认真地研究这份草案，举行了多次的座谈。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民主同盟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邓初民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经过一番讨论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民主同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他在文章里说：中国民主同盟最根本的要求是民主，民主同盟代表着一切要求民主的人们的利益。哪些人呢？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还包括工人农民和学生。只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反动派的官僚们是不要民主、反对民主的。邓初民同志的这个观点事实上说明了民盟从它开始成立就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在反动派面前，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联盟。
那时，民盟虽然已经不再是政团同盟，但实际上却包括着盟内各党派。旧政协召开的时候，青年党受国民党指使分出去，成立了青年党代表团，其实是国民党的附庸。这时，青年党一个领导人写了一篇文章《从制止内战谈到政治协商会议》，在这篇文章里，恶毒攻击中共，说中共“只争地方，不争中枢，多争军事，少争政治”，并诬蔑说：“侧重中枢，还多少有点共同干的意思，侧重地方便是各干各的意思”。邓初民同志针对这些谬论，写了一篇文章，据理驳斥。指出，解放区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保护人民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文章写得铿锵有力。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重庆《大公报》也发表了一篇《质中共》的文章，诬蔑中共是内战祸首，《新华日报》于次日即发表了《与大公报论国事》的论文，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它。邓初民同志把这两篇文章同时转载，却加上富于启发的编者按语，教育广大的中间人士。这一期《民主星期刊》，在编排技术上是令人叫绝的。《新华日报》的文章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而那篇《质中共》却有如泄气的皮球，蜷缩在角落上。对比之下，显示了邓初民同志的明确态度。
当时的舆论斗争，只不过是全面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而实质问题却是中国往何处去？邓初民同志在他写的《新世界与新中国》一文中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世界与中国又是紧密相连的，无论是中国的前途还是世界的前途，都要经过斗争，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向旧世界宣战，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中国就必然会到来。
斗争中把握前进的正确方向
道路是曲折的。旧政协会议闭幕以后，紧接着就发生了较场口、沧白堂特务行凶事件。同年夏天，国民党在全面发动内战的同时，以极其卑鄙的暗杀，夺去了在昆明的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两同志的生命，妄图以此镇压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就在这时，国民党放出空气，要在上海暗杀沈衡老和陶行知同志，在重庆暗杀邓初民同志，这个消息在重庆《新华日报》登出以后，邓初民同志仍然在重庆公开露面，并毫不畏惧地参加了李、闻追悼会。直到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二中全会，邓初民同志才离开重庆。那时，白色恐怖已经遍及全国，1947年10月，国民党终于最后撕下一切伪装，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此讯传出，举世震惊。邓初民同志即和在国内的许多民主人士一道，离沪赴港，开始新的战斗。
1948年初在港举行的民盟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邓初民同志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以他的笔墨批评了民主人士仍然幻想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们。指出在民主和反民主之间不可能有中间路线，而事实上，作为“中间阶层”内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已经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参加了大翻身的革命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参加了革命的民主斗争，在这个情况下，要在民主与反民主之外再找什么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事实正是这样，曾几何时，国民党反动派就在人民战争中走到穷途末路。历史正以人民的名义翻开新的一页。
全国解放以后，邓初民同志情绪振奋，心情舒畅。他先后担任山西省副省长、山西大学校长、历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历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民盟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多年以来，邓初民同志虽然体弱多病，但是只要可能，他就没有放松过学习。当他能够跑动的时候，他先后去过不少地方，进行参观、访问、学习。直到他瘫卧在床上，眼睛看不见了，耳朵还多少可以听到些声音时，还坚持学习。他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心脏还在跳动，我自然仍得进行学习。”
邓初民同志的一生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口述他的一生经历，感慨地说了以下一段话：“数十年的教训，使我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集体，依靠人民，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才能获得前进的勇气，也才能在革命和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邓初民同志的这个感受，是一切要求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我们要向邓初民同志学习，在党的领导下，把知识用于人民，不断地为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附图片）
这是邓初民1964年写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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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疾风难摧傲霜枝
——缅怀何伟同志
周觉 梁枫 陈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好干部、原教育部部长何伟同志，在十年浩劫中，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几个人先后在何伟同志身边工作过，曾经朝夕相处，他既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八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时时萦绕在我们眼前。我们对何伟同志永远怀着深厚的思念之情。
革命的青年时代
何伟同志原名霍恒德，1910年生于河南省汝南县。早在武汉华中大学读书时，就邀集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研究马克思主义书籍。在他的影响下，不少青年后来都参加了革命。1936年，何伟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派何伟同志参加“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为营救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何伟同志奔走于南京、苏州、天津、北京等地，在南京被捕。在狱中，他立场坚定，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后经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沈钧儒先生等共同营救出狱。
抗战初期，何伟同志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38年武汉失守后，敌后需要大批干部，何伟同志请求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敌后工作。1939年初任鄂豫皖区党委组织部长和新四军驻立煌（现金寨县，当时是第五战区安徽省政府所在地）代表。年底，中原局调何伟同志回皖中，任新四军江北纵队和舒无地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940年5月，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兼皖中区党委书记。这期间，何伟同志作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联系和团结了大批党外人士和革命群众，培养和保存了大批干部，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师的发展和皖中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贡献。1943年，何伟同志奉调去延安，后来，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战斗在“林海雪原”
1946年秋，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战火蔓延到东北解放区。党派何伟同志任牡丹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何伟同志到任后，率领土改工作队，深入土匪猖獗的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巩固根据地。
何伟同志很重视剿灭土匪的工作。他一再讲，“没有土地改革就不能发动群众，不能建设根据地；不荡平匪患就无法进行土改。即使搞了土改，胜利果实还会丧失。”1946年冬季，我军经过艰苦作战，消灭了土匪武装，但少数土匪骨干、伪满官吏和警察，潜入深山密林，疯狂破坏土改工作。军区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新形势下的战术。何伟同志细心地听取了大家的汇报，当听到土匪屠杀群众的惨况时，他愤怒地站起来说：“除匪不尽，遗祸无穷！现在要下决心迅速、干净、彻底地消灭土匪，保护土改，巩固后方。”经过会议周密研究，决定变大兵团作战为小分队进剿。各个小分队按照部署，独立作战，完成了剿匪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全国解放后，何伟同志担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兼桂北区党委书记。1952年调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1954年调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以后又出任我国驻越南大使兼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环境和地位虽然变了，但何伟同志一直谦虚谨慎，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品德和作风，勤勤恳恳地工作。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说：外交部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但部里的一些同志都能正确对待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何伟同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在驻外使馆的工作中，何伟同志常常把个人的疾病和辛劳置之度外，全部精力贯注在工作上。他善于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和群众的积极性，把全馆团结成为一个战斗的集体。因此，使馆的工作虽然很忙，但有条不紊。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何伟同志任驻越南大使时，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越，飞机到达河内上空时，忽降暴雨，飞机不能着陆，只好改在河内以南二百多公里的义安市降落。为了总理的安全，何伟同志不顾个人有病，连夜坐汽车赶到义安，为使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安全到达河内及时做了周密的安排，保证访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何伟同志对干部十分关心，不仅把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外文学习和其他外交业务学习时时放在心上，还关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帮助这些同志，使许多同志非常感动，心情舒畅，积极工作。
河南人民的知心人
1962年5月，何伟同志奉调回国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同志一到任，立即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当时正是困难时期，河南的问题尤其严重。何伟同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所有的专区和近百个县、市调查研究。一次在新郑县农村，他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就让汽车停下来想和群众聊聊，谁知群众非常冷淡。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偏差和工作上的失误，群众吃了很大苦头，对干部有意见，关系疏远了，心里话不谈了。这件事使何伟同志感触很深，他沉痛地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非打我们的扁担不可。”一次他去灵宝县检查工作，事先没有通知县委，下火车，天才朦朦亮，何伟同志步行到县委机关。县委的几个书记，埋怨事先不通知他们，何伟同志风趣地说：
“先通知怕你们不欢迎我来呀！”卢氏县地处河南西部边界，省委负责同志很少有人来，何伟同志去到那里，使县委的同志格外高兴。当晚在炭火炉旁，和县委的同志从建设新山区的远景发展规划，谈到卢氏县名的由来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直到深夜。
1963年秋，由于其他专区遭受了水灾，省委想从南阳专区多购一些粮食，以丰补歉。有些同志对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感到为难。何伟同志冒雨赶往南阳，途中一段公路因被水冲坏，车子滑到沟里，何伟同志的头部负伤。当南阳地委负责同志去看他时，他诙谐地说：“你们看，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向你们要粮的呀！”他不顾伤痛，又到几个县实地考察，然后在县委书记会议上，深刻地分析了全省的形势，号召大家以大局为重，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担困难。经过这样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增强了大家的信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何伟同志三下兰考，发现和培养焦裕禄这个优秀干部的典型，至今仍为兰考人民传为佳话。
何伟同志在豫东视察工作的途中，发现很多讨饭的，扒火车的，都说是兰考县人，并听说兰考外流人口达到四、五万。1963年3月，何伟同志第一次到兰考，听了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和县委的汇报。然后由焦裕禄陪同，实地考察了给兰考造成灾害的大小风口八十多个，沙丘上千个，还看了许多低洼盐碱地。他看到灾情十分严重；同时大灾之后，很多干部失去信心，不愿在兰考工作。县委的压力很大。何伟同志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向县委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当时焦裕禄同志向省委表示：县委决心带领全县三十六万群众战胜灾荒，并提出了治沙、治涝、治碱“除三害”的主张。何伟同志对焦裕禄同志的决心和主张，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1963年7月，何伟同志视察豫东十县灾情后，再次来到兰考。他看到兰考情况有了好转，非常高兴。第二天，又在几个公社看了一天，晚上就住在仪封公社。干部们反映说，“省委书记下乡，住在我们的公社里，这还是第一次。”何伟同志的言传、身教，是一种精神力量，对焦裕禄和兰考干部，产生了深刻影响。
1964年春天，何伟同志第三次到兰考。看到改造兰考的规划正在实现，根治“三害”已初获成效，全县粮食已初步自给，他心情激动，谈笑风生。对兰考的未来十分乐观，对焦裕禄同志表现出极大的信赖与器重。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同志，积劳成疾，患了不治之症。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离开了人间。焦裕禄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他的成长，也凝聚着何伟同志的心血。
教育事业壮志未酬
1964年10月，何伟同志调任教育部长。一到任，他就反复强调多作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
那一年，河北省阳原县是在普及教育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一个县。何伟同志的调查，就是从这个县开始的。他到教育部一个星期后，就带领干部到阳原登上箭口山顶的王家梁，在那个只有26户人家的小山村，何伟同志不吃从山下为他带去的大米白面，非要跟老贫农一起吃莜面、山药。他走访了每一户，问寒问暖。他看到许多家的炕席烂了，就和县里的同志商量，能不能为他们解决一下？他亲自听模范教师讲课，听群众对老师的评议。晚上跟老师挤在一条炕上，促膝谈心，兴奋地谈到深夜。这样，他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阳原县的山山水水。他发现阳原县的自然条件并不好，经济也不富裕，之所以在教育工作方面作出了成绩，主要是领导重视，群众支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后来何伟同志根据这个经验，结合1965年全国半农半读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刘少奇同志和教育战线广大干部的称赞。
何伟同志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当时教育战线上的最大实际是，有30％学龄儿童没有入学，70％的初中生不能升学，还有近40％的青壮年的文盲没有扫除。任务是艰巨的。他多次讲到：我们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条件不同，差别很大，用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办法来办教育，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强调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实践。他到教育部工作，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内，先后跑了12个省、市、自治区，三十多个县和上百所中、小学。为了了解民族教育情况，他爬上海拔二千米的云南省攸乐山，视察佤族学校；他亲自到国境线上，了解边疆教育情况。他非常关心教师生活，每到一个学校，都要和教师谈心，了解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正当他全力以赴，准备召开全国全日制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时，十年浩劫开始了，何伟同志被毫无根据地诬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代表”、“刘少奇的黑干将”……。何伟同志失去了工作的权利，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的摧残。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何伟同志想到的仍然是党、国家和党的教育事业。当他看到学校被砸，老师被斗，学生们学业荒废，常忧心忡忡地说：“我身为教育部长，以为国家培养人材为己任，可现在……。”他为党和祖国的前途忧虑，但他深信党会拨开迷雾，使人民重见光明。临去世前，他曾和自己的儿女说：“我多么希望能再看上十年，再干十年啊！”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1973年3月9日他含冤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
今天，当我们提笔追忆这位老首长时，可以告慰他的是：严冬终于过去，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