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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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纠正一切冤假错案
  湖南省委召开第四次落实政策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决心肃清“左”的影响,抓紧抓好落实政策的工作
本报讯 据《湖南日报》3月17日报道: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在长沙召开了第四次全省落实政策座谈会。与会同志联系落实政策的实际情况,回顾湖南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自觉地清理“左”的影响,决心继续努力,按照中央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平反和纠正一切冤假错案的要求,善始善终地把落实政策的工作抓紧抓好。
会议认为,过去几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识太迟,抓得不够,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左”的东西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彻底的清理,因而影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和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会议指出,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定要看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发生这些问题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在解决问题时,宜粗不宜细,要采取从宽的方针。当前首先要尽快把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全部彻底地平反纠正。不管当时是谁批的,凡是搞错了的都要平反纠正,对维持原议的案件也要再审查一次,不要认为验收过了就没有问题了,维持原议不当的要纠正过来。凡是不应该留尾巴的都不要留尾巴。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友,凡是没有平反纠正的,要给予平反纠正。对于那些在政治运动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要着眼于争取教育和挽救。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处理时留有余地。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要看到人是可以变的,只要知错能改,改了就好。今天,在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时,要体现党的优良传统,从宽一点处理。
会议强调,在落实政策中,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开疙瘩,增强团结。要教育干部群众正确对待被落实政策的同志,真正从思想上给他们平反,改变对他们的看法。落实政策要走群众路线,不能单靠少数人关起门来搞,不能光发个平反通知就完事。要把平反纠正的过程作为恢复这些同志的名誉、挽回影响的过程。要根据他们的特长分配工作。对他们要一视同仁,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冤假错案平反后,干部一般要安排同级相当的工作。有的同志德才兼备,该提拔的还要提拔。有的同志年老体弱、力不从心,在第一线工作有困难的,可以安排在第二线,或者当顾问,让他们搞好传帮带,培养接班人。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干群之间,上下左右之间,积累了一些意见,结下了许多疙瘩。对于这些问题,各级党组织要多做疏导工作,帮助解开思想疙瘩,消除隔阂。每个同志都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记前嫌,互相谅解,交心通气,自觉地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为实现四化的宏伟大业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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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居住在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
  积极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 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在党和政府关怀照顾下,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不断做出新成绩,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近两万人。他们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直接从台湾回大陆的;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向往新中国,从台湾和日本、美国等辗转回来的。多年来,他们不仅和祖国各族人民一样当家作主人,享有各种政治和民主权利,而且在各条战线上,兢兢业业从事科研、教学和其他工作。
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是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福州大学副校长。他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化学方面的人才,其中结构化学研究生三十多人、进修生几十人。在他亲自培养的学生中,有好几位已经成为教授、副教授。他不仅领导本所科研人员取得了十多项重大科研成果,而且在他亲自指导和参加的科研中也取得了新成绩。如在研究固氮酶固氮活性中心的结构模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78年6月在美国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固氮学术会上,发表了这个结构模型及一些研究成果的论文,得到了很高评价,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前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在为四化做出新贡献而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台胞还有上海高桥化工厂副总工程师范新发、天津染料厂副总工程师兼厂研究室主任陈亨、湖北省水泥制品厂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康清泉。
近几年来,许多台籍科技工作者,都在争分夺秒,为祖国四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钱福星,在高速飞行器动态稳定性有关空气动力的研究中,又取得了重大成果。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水利机械修造厂工程师翁明仁,试制成功了冲吸两用钻打井机和四英寸泥石泵,解决了黄河河套灌区排水中长期存在的一大难题。去年某军工厂由技术科长晋升为总工程师的戴见能,和技术员一起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雷达,为祖国国防建设做出了新贡献。
在医药卫生界的台胞,为发展祖国医药事业和提高医疗水平,也做出了新贡献。著名眼科专家、原台湾大学教授李辰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从事防治沙眼、盲眼病、病毒性角膜炎等常见眼病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曾参加过我国第一座生产青霉素工厂筹建工作的许文思,现在是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院长。近年来他与科技人员一起研究成功肿痛实验动物白血病小鼠模型,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为抗癌药物的筛选和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上海中医学院教授、上海曙光医院皮肤科专家石光海,治疗酒糟鼻、红斑狼疮等疑难病症,疗效很高,有的达到国际水平。72岁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老药剂师黄连有,先后创制、改制成功几十种新药物、药针,疗效显著。最近,他和医生共同研制出“新膀胱造影剂”,为诊断早期膀胱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高等院校的台胞,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山西医学院教授杨丁铭写的《松塔化学成分的提取与鉴定》论文,受到医学界的重视。在哈工大图书馆工作的尤宽仁,是一位掌握十多种外语的副研究员。他精心钻研图书分类学,对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结构、体系、使用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与方法。
一批青年台籍科技工作者,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为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而辛勤劳动。他们大都是六七十年代从台湾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留学的,在国外取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他们放弃较优裕的生活和良好的科研条件,回到祖国大陆投身四化建设。在短短的几年中,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副研究员陈三智和杨壁慈夫妇,是1978年底留日回国的。陈三智不仅承担了用计算机进行科学管理的研究设计工作,还到国外购置仪器设备,建立计算机实验室,培养年轻助手,为开展计算机软件研究工作准备条件。1972年从美国回来的地质学者林盛中博士,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矿床研究所副研究员。几年来,他坚持科研,著书立说,和其他同事一起,花了三年多时间编写了一部一千一百多页的《透明矿物显微镜鉴定表》。为了促进我国实验岩石学和实验矿物学方面的研究,翻译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厄恩斯特教授的《岩石学相平衡》一书。1979年底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博士学位后,只身回国的杨思泽,现在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他说,国内科研条件不太好,困难是有的。但我是中国人,只要想到这是为祖国工作,就不会怕困难。
周金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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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湘阴县城关镇零售煤店职工十七年来坚持为烈军属送煤上门,受到群众的赞扬。
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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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大队团委
  重视青年民警的思想道德教育
本报讯 记者张燕报道:武汉市公安局交通大队团委从1980年9月份以来,开展“文明管理交通,礼貌纠正违章”活动,重视加强文化、思想教育,提高了青年民警的道德修养。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大队团委在开展“文明管理交通,礼貌纠正违章”活动中,整顿警容风纪,要求大家从“先礼后言”做起。同时,各交通中队团支部还开办了“青年之家”,组织青年民警学习文化和业务。武昌交通中队的赵建国,通过学习开始懂得了讲文明礼貌和搞好本职工作的关系,对自己言行举止“约法三章”:坚持做到礼貌待人,态度和气,以理服人。一次,小赵值勤时见一位司机违章争道抢行,他示意司机停车后,首先行礼,然后讲开车争道抢行的危险性。司机见民警先礼后言,连忙跳下驾驶室承认错误。江岸中队胡义华一天查勤,发现有些人在华清场路口设摊摆点,影响了交通。小胡向他们指出违章占道影响交通,并以商量的口吻请他们挪个地方,大家见民警言之有理,立即撤走摊点。
江汉桥是武汉三镇的枢纽,每小时车辆流量高峰达2,000辆次,路面坡度大,交通部门规定禁止骑自行车下桥滑行和在桥上横穿马路。在这里值勤的汉阳交通中队的青年民警,纠正了数百次违章行为,都以说服教育为主,以理服人,改变了过去随意“训、扣、罚”的现象,使交通秩序大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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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律信箱

  法定婚龄与必婚年龄
新婚姻法规定,男22岁,女20岁为法定婚龄。就是说,男女青年只有到了这个年龄,才能结婚。
外国规定的婚龄,男子一般是18—20岁,女子一般是16—18岁,但人们实际结婚的年龄却大大超过法定婚龄。我们国家情况如何?男女青年高中毕业已经19、20岁了,如果上大学、进工厂或参加其他工作,也需要三四年才能毕业或出师,实际上结婚也要在24岁以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结婚年龄可能比城市要低一些,但是随着生产、文化的发展,农村青年也会象城市青年一样,实际结婚年龄也会提高。
可见,新婚姻法规定的婚龄只是最低的婚龄,而不是必婚年龄和最佳婚龄。 巫昌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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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抬轿”缘有“坐轿”人
  沈纯
轿子,是从前的交通工具。那时,有人坐轿子,有人抬轿子。现在,轿子早已进入博物馆,但“坐轿子”和“抬轿子”的遗风,似乎还残留在某些人身上。
比如,有那么一种人,在他没有具备“坐轿子”条件的时候,头脑很清醒,对那种“抬轿子”和“坐轿子”的人,一概都看不惯,常常鄙夷地说:“哼!这种人,真是,国家的许多事就败坏在他们手里!”后来,因为当上了领导,“抬轿子”的也就跟着来了。他们很会针对领导人的不同爱好阿谀逢迎。如果是老干部,就说:“象您这样的老革命,既有功劳也有苦劳,又受了这么多年的迫害,该享受点啦,也该为儿孙想想呢。”如果是新干部,就变换一种说法,什么“年轻有为”啊,“前途远大”啦,以至“从工作出发”需要如何如何呀之类。总之,想方设法请你“坐轿子”。有的领导人此时此刻也就如同他曾鄙视过的人一样,失去了警觉,美滋滋地坐进了“轿子”。“抬轿”的人抬过几次之后,“坐轿”的人也就与之协调一致了。于是,什么“试用”、“试看”、“试穿”、“试尝”,也就来者不拒了。原来头脑里那种可贵的鄙夷没有了,名位权势的需要一天天膨胀起来,什么“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只是在向下属做报告时用的言词了。
“抬轿子”绝不是一种天生的嗜好,何况它还需要察颜观色,并付出一定的“劳动”。但是,有些人仍乐此不疲,原因就在于“抬”过之后,他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坐轿”的人却往往因此而身受其害。最近,邓颖超同志号召领导干部要提高警惕,不要“坐轿子”。要是剩下一顶顶空“轿子”,“抬轿子”的人恐怕就不愿尽此义务了吧!
那种只骂“抬轿子”的领导人,应该自省“坐轿子”的思想。当官而不“坐轿”,这才不失为共产党员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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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父母必读》问世的反应看家庭教育的重要
  励真
《父母必读》在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里诞生了!
十年浩劫给青少年教育带来了很多问题。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独生子女的增多,也给教育孩子带来了新问题。因此,有些关心家庭教育的人士呼吁,要有一本象马卡连柯写的那种《父母必读》的刊物。于是,这个《父母必读》丛刊应运而生。
我们把第一期《父母必读》送到工厂、学校、机关、街道,去征求工人、教师、干部的意见,他们说:“你们给年轻父母们送来了及时雨”,“为天下父母和儿女做了件好事”。
编辑部对大家的意见做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为了减少读者购书的麻烦,决定从今年改为双月刊,定期出版。对读者迫切需要的育儿知识,准备从优生学、生理学、卫生学、教育学、心理学、营养学、美学、体育等各方面,请专家们写些通俗文章,并解答有关问题。同时,联系当前实际,挖掘父母亲们在家教中的实际经验,进行交流。此外,也介绍一些古今中外的教子之道。
从鲁迅先生提出“父范学堂”时起,几十年过去了,无产阶级的家教、家风怎样树立起来?家庭教育与培养人才如何相适应,早期教育与早出人才有什么关系?在提倡生一个孩子的同时,怎样讲点优生学,又怎样才能让独生子女不孤独?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作为《父母必读》丛刊的编辑,我们要疾呼:该是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教育学的时候了!我们愿为从事这项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们和千家万户的父母们牵线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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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江苏通讯

  父母双亡之后
  吴士杰
在安谧宁静的无锡市南长人民医院内科病房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正坐在写字台前轻轻地翻动一本厚厚的《内科学》。她时而凝神思索,时而低头做笔记。洁白的工作服,映着她红红的两颊,使她显得分外娴静而端庄。
她,就是连续多年被评为市、区“三八”红旗手和先进工作者的优秀共产党员陈佩玉同志。
只要提到小陈,在南长人民医院没有一个不夸她工作好、思想好、人品好。她对业务的刻苦钻研,对病人的热情诚恳,为全院同志所称颂。可是,真正知道小陈身世的人,却并不多。
陈佩玉17岁上就死了母亲。不到两年,父亲也去世了。这对一个未满20岁的女孩子来说,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不久前,她还是一个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告诉爸爸妈妈的天真幼稚的孩子,一下子就失去了这种依靠。严峻的现实摆在她的面前。父母临终时,没有给她留下丰厚的遗产,而给她留下的却是四个比她小得多的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才刚满四周岁。往后,这一家五口日子怎么过呢?小陈望着爸爸妈妈的遗像,默默地流眼泪。她是多么希望再过以前那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啊!但这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她深深地感到,沉重的家庭担子已经落到了她的肩上,再也不应该把自己看作孩子了。
亲戚们劝她说:“把小弟弟给我们养吧!”可是小陈生来个性倔强,她想到幼年的弟弟妹妹已经失去了爱他们、疼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能再让他们失去家庭的欢乐呢?!我们五个人,就是生活再苦也要苦在一块,不能分开。我是大姐,应该负起责任来。于是,她婉言谢绝了亲戚们的好意,毅然背起了生活的纤绳。
一个未成年的少女,要靠她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母的抚恤金是有限的,用了一天就少了一份。然而,要记住,在我们社会里,党和人民是不会眼看着她的儿女受饥挨饿的。在这五个孩子失去亲人的时候,党给他们送来了温暖。
不久,陈佩玉被分配到南长人民医院。医院的领导,对她的处境非常同情和关心,经常到她家去问寒问暖,除了每月学员工资外,还给了她定期补助,使她每月有固定的四十多元钱收入。然而,如何把这四十多元钱来安排好一个家庭,小陈确实费尽了苦心。她开始记帐、记日记,哪怕是一分钱,也绝不浪费。夜深了,弟弟妹妹们睡着了,可她不顾一天的劳累,独自在灯下为他们缝补衣裳。为了省钱,她学会了裁剪,这样,做衣服就不用出门了。她自己舍不得做一件新衣,但每逢过年过节,她总尽量让弟妹们穿上新装。她还学会了做鞋,鞋帮、鞋底,甚至绱鞋,都由她自己来。手上磨出了一道道血痕,一个个血泡,但她从不让弟妹们知道。她想,弟弟妹妹还小,让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吧!不能再让幼小的心灵笼上阴云。再苦再累都由她一人默默地承担。
刮风了,下雨了,这在别人也许是无所谓的事情,可是小陈在这种时候马上会想起弟弟妹妹身上的衣服,穿得太单薄了吗?会不会受冻?
弟弟妹妹们也很懂事。家务大家抢着做,不再让大姐加重负担。有时,大姐上班回来迟了,他们总是替她把饭菜热在灶台上。小弟弟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每天回来,都懂得把炉门打开。有一次,他把一个萝卜放在锅里煮了满满一锅水,自己端了一张小凳,坐在门口等大姐。陈佩玉刚一进门,他就扑上去,拉着她的手,走到锅前,亲亲热热地说:“大姐,你吃吧,快吃吧!”陈佩玉揭开锅盖一看,只见一锅水中孤零零地躺着一个萝卜。她笑了,爱抚地摸着弟弟的头,然而眼角上闪动着两颗晶莹的泪花。是啊!在一个从小就失去了母爱的孩子的心目中,大姐就是他最亲的人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小陈不仅尽到了大姐的责任,对弟妹们充满了慈母般的爱,而且,连一个做父亲应有的义务,也都由她一个人承担下来了。在弟弟未入学之前,她耐心地教他识字;在夏天的晚上,弟妹们望着星空,她给他们讲美丽的神话传说;平时他们省吃俭用,一到星期天,她为他们改善伙食;有时,还带着弟弟妹妹出去郊游。看他们姐弟之间有说有笑,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不知底蕴的人,哪会想到他们是已经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呢?
史无前例的浩劫,给社会上带来了极度的混乱。尤其是一些幼稚无知的年青人,难免不受到毒烟迷雾的侵蚀。当时的学校里,只是一味地学工、学农、学军、背语录,还抓什么教育质量、学生品德?
小陈看到这种情景,如何不着急呢!她感到,现在她的责任并不仅仅是抚养这一家人,更重要的是如何教育好弟弟妹妹,使他们将来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物质上的贫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空虚。因此,尽管经济上并不宽裕,她还是节衣缩食为弟妹们买了许多书,要他们好好学习知识。家里订了三份报纸,一有空暇,自己就带头和弟弟妹妹一起抓紧学习。
平时,她也经常对弟妹们进行教育,教他们勤俭朴素,教他们好学向上,并且还用新旧社会的对比来激发他们学习的自觉性。她说:“在旧社会,有多少孩子,尽管他们父母双全,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而今天,虽然我们很早就失去了父母,可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们如此关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工作呢?”
冬去春来,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在陈佩玉家玻璃台板底下一并排压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父母亲刚死时拍的,小弟弟身上还穿着饭单,孩子们幼稚的脸上带着凄怆的表情;而另一张是新近拍的,孩子们长成了大人,一张张荡漾着幸福的笑脸,充满了年青人的希望。现在陈佩玉一家可好啦,大妹妹,在国棉四厂财会科工作,积极要求上进;二妹在第二袜厂当工人,是共青团员;小妹,今年考入了南京大学生物系,前不久还写信来感谢大姐对她的培养;小弟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通过考试进入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成绩很好。
小陈今年29岁了,但她还没有成家。为了这个家庭,她操碎了心,在弟弟妹妹身上凝聚了她多少精力,多少心血!甚至揉进了她的生命,她的青春。但她毫无怨言,只是认为尽了一个大姐应尽的责任。这样一个好姑娘,无怪老婆婆们总要望着她的背影深情地说:“不知哪家小伙子有福气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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