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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从生活土壤中发掘新人的形象
——谈中篇小说《土壤》
张韧
中篇小说《土壤》（作者汪浙成、温小钰，载《收获》1980年第6期），没有惊险曲折、石破天惊的故事情节，然而却颇耐咀嚼，发人深思。《土壤》是一部及时的作品，它正面描写了当前国民经济调整的斗争风貌，塑造了辛启明这个坚持真理、力挽狂澜的新人形象。
作者给自己提出了艺术上的难题。小说写的是辛启明、魏大雄和黎珍三个农业大学生的生活道路和爱情纠葛，但作品的重点是围绕着他们之间在农场经济调整中所展开的矛盾和斗争。它似乎是容易被误解为当前政策的图解。然而，究竟是不是图解政策的作品，并不在于它是不是触及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实施的政策，而是取决于它究竟是主题先行，还是从生活出发。《土壤》没有囿于经济调整的事件本身，而是把人物的命运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提到创作的中心。作品在艺术构思上别具一格，每个章节分别以人名为标题，为辛、黎和魏三人“立传”。事实的自述，心灵的剖白，哲理的探求，作者交替运用着几种笔调，透过人物的命运和内心活动，展示出辛、魏之间的性格冲突和生活冲突的逻辑性，以及他们之间思想、道德、情操的差异和对立，因而使作品所描写的在经济调整中的冲突事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说服力。东风农场场长魏大雄，把应该轮休的土地也种上了粮食，他不惜以弄虚作假的卑劣手段，将耕种粮食的两万亩土地上报为一万亩，骗取了单产四百斤的“上纲要”的先进称号，作为他换取个人加官晋爵的资本。辛启明反对魏大雄这种“杀鸡取卵”、谎报成绩的作法。因为轮休种草的土地上连续耕种粮食，势必破坏土壤。辛启明勇敢地揭露了假高产假典型的真相，坚决主张从高指标上退下来，只有退够，才能把农场生产真正搞上去。辛的性格核心是讲真话，为追求真理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而魏是个“顺风旗”，早在二十年前，在对待“大跃进”问题上，他们之间已经展开过第一次交锋；二十年后，对待农场建设方案的争论，实际是他们之间性格冲突的继续。从生活逻辑说，辛魏之间的冲突，真实地反映了当前社会上我党实事求是路线与“左”倾思想的大搏斗。它揭示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预示着我们时代的脚步，正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奔突前进。
努力写好新人的形象，这是艺术创作上的又一个难题。“四人帮”鼓吹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涂炭了革命文艺，也使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在群众中失去了信任。我们应当唾弃假大空式的英雄典型，但决不能因此而轻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人形象。小说对辛启明这个人物写得很扎实，个性鲜明，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新时期新人形象的某些重要特征。第一、我们的人民是从十年浩劫中走过来的，他们胸中有朝阳，也有伤痕，因此，如何正确对待伤痕，这就成为新人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重要特征。二十年前，辛启明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失去了党籍、职业和爱情。但他没有在历史创伤中沉沦，他那颗赤子之心，从没有放弃“让祖国每一寸土地都覆满沃土”的理想。生活把他抛到荒野中去，但他在沙漠中却成功地进行了改良土壤的科学实验。第二、过去某些作品强调英雄人物的豪言壮举和非同凡响的气概，《土壤》对辛启明却着重描写他那种扎扎实实、为真理而斗争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他那种水滴石穿的顽强意志和平凡中见不平凡的性格特征。这，不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英雄品质吗？第三、作品摘除了以往某些英雄人物脖子上的花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辛启明这个新人性格的复杂而丰富的特点。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这是他性格主导的一面。但他有另一侧面，在政治重压下和冷峻的生活面前，他有点孤僻和忧郁，有时甚至想到科研单位或出国留学，离开那个使他痛苦的斗争漩涡。但是，当他看到那片绿洲被毁灭的残酷事实，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促使他“留在这里，同老魏他们弄虚作假的行为再斗下去”，进一步改造沙漠。小说没有回避辛启明性格的弱点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不但没有损害这个新人形象的光辉，反而令人感到他有血有肉有灵魂。他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他不是令人生厌的，而是砥砺斗志的感人形象。
作者抛弃了那种单一化的艺术教条主义，还表现在对魏大雄性格两重性的刻画上。作品剖析这个人物时，对他那种“扯顺风旗”的性格和大讲“关系学”的市侩哲学，作出了辛辣的揭露，但是它对这个人物并没有简单化漫画化。作品还腾出篇幅写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写他懂业务，身体力行，有一股说干就干的泼辣劲头。魏所以信奉“关系学”，胆敢弄虚作假而又自鸣得意，如果将这一切归结为个人品质的问题，这个形象将失去它的典型意义。魏大雄说，没有他，“还会有别人来，张大雄，李大雄，也许总产不是四百万，变成五百万！因为什么？需要！”这是他灵魂赤裸裸的自白！从这篇带有辩护性的自白中，我们不是可以领悟到许多生活的真谛吗？他所谓的“需要”，无非是禀承地委张书记的旨意，适应“左”倾思潮的需要，拿自己所管辖的经济部门当赌本，用假典型当作保官升官、飞黄腾达的云梯。魏还算不上罪不容诛的坏人，但他确实染上了一种社会性的瘟疫，即众手所指的“顺风旗”和“关系学”。魏的独特性格是有典型意义的，我们应当鞭笞它，但更不要忘记清除产生它的社会风气。
作者以往写了一些较好的短篇，《土壤》是他们的第一部中篇作品。尽管它还可以提炼得精粹些，与辛、魏相比，黎珍的形象显得弱了点，但就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四化建设的生活深度，它在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可以说是他们创作上的一个突破。这也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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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新人
探索“非常时代”人们的心灵
——简评冯骥才的小说创作
盛英
青年作家冯骥才，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已创作发表了百万余字小说，涉猎题材广泛，体裁形式多样，其成功之作如长篇小说《神灯》（第一卷）、中篇小说《啊！》和短篇小说《雕花烟斗》等，都以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对真善美的热情讴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977年年底，冯骥才的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和李定兴合作）问世。这部作品写成于十年浩劫之际，但它却不断抖落去这场政治地震所撒下的“碎砖烂瓦”，以爽健清新的文笔，真实形象地展示了天津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始末。作者在将历史事件和人物，铺展成小说时，显得从容而热烈，显露出了把史实和诗笔融为一体的才能。尤其是那一场场剧烈的战斗、各具特色的战争场面，如独流镇遭遇战、老龙头车站争夺战、马家口伏击战和紫竹林攻坚战等，都写得绘影绘声，动人心魄，表现了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以及善于将虚构形象与空间景象具体化、艺术化的表现力。
《神灯》是冯骥才继《义和拳》后的又一部长篇。它同样取材于庚子年间的战争风云，只是以描摹与义和拳壮士们并肩而战的“红灯照”姑娘们的英烈业绩为主。这部作品无论从思想和艺术上看，都比《义和拳》有适足的长进。思想上，《神灯》首卷在抒写“红灯照”起因和崛起时，由于着力刻写卢万钟和郑玉侠两家人的命运遭际，因而使悲壮的人民英雄主义主题，显得血肉饱满，深沉扎实。艺术上，《神灯》首卷对人物形象造型富有个性色彩，对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刻画细腻而富有情致，尤其是描写卢万钟和郑玉侠两家人相濡以沫的情谊时，传奇英雄身上带着绻绻情思，沁透人情美的芬芳。此外，由于作者把一系列神奇故事和对民间风尚、习俗的描绘揉合在作品里，从而使整体形象富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和民族色彩。
诚然，冯骥才在长篇创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他更引人关注的，还是他那些反映当代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经历了十年浩劫之故，文学家的想象力总被那难以忘却的壮烈的斗争所激动。冯骥才自1978年开始，实在按捺不住一种创作的冲动，立志要用自己的笔，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图景。他暂缓创作《神灯》第二、三卷，而埋头从事反映十年浩劫生活的创作，并为这类题材的作品起了个总名，谓之《非常时代》。
冯骥才对“非常时代”的描绘和开掘，在同类题材中，是有自己的见地和特色的。他努力以探索各类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心理反映和心理发展的历程，来揭示时代的本质和特点。
其一，把社会问题和心理探索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人的心理过程和社会沧桑变化融为一炉。中篇小说《铺花的岐路》中的红卫兵白慧，原先是个纯朴真诚的小姑娘，然而在那冠以革命名义的“酷的教育”和“血的游戏”蒙蔽下，居然举木枪打老师，以至枪头沾上了血污。后来，自她认识青年常鸣后，才从生活中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逐渐走上觉醒的道路。作者通过对白慧心理历程的描写，揭示出“酷的教育”对青年心灵的荼毒和戕害，激起人们对青年问题的关心和思索。
中篇小说《啊！》的成功，更显示了冯骥才对人物心理的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表现力。《啊！》写的是某历史研究所清队时所发生的故事。吴仲义是一个生活中的弱者，他为人谨慎内向，胆小怕事，政治运动风浪的冲刷，已使这个有思想、有才干的青年完全变了形。贾大真，是由特定政治土壤培植而成的政治恶棍。清队中，他交替使用攻心战和棍棒术，逼得象吴仲义这样的知识分子无路可走，一场虚惊地交代自己的所谓“罪行”，把研究所的空气搞得窒息而可怕。冯骥才在《啊！》里，通过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对清队的精神反应，把“文化革命”时期人人自危，疑神疑鬼，恶德横行，人性灭绝的斗争情势勾勒得生动而鲜明，确实把一场激烈、错综、奇妙的心理战给写活了。
冯骥才对这个“非常时代”的描摹，就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来体现的。他善于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和微妙的感情。（一）直接铺叙人物特定情况下的特定行为，以行动透示心境。写吴仲义丢信后的惊恐不安，作者就是用几次夸张性的“找信”动作来渲染和突出的。（二）擅长抒写人物自身的暗想、幻觉和内心独白。写白慧的内心搏斗，写吴仲义与他人的互相猜疑，大多运用这个手法。（三）善于为人物各种心理状态的外部动作、表情、肖像造型。写贾大真时，作者赋予他颇有特色的容貌，对他导演攻心战时的眼神与姿态，都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和描绘，能使人通过视觉形象猜度其凶残阴毒的内心。（四）铺展人物心理历程时，常间以哲理性的抒情和议论，把人们的思考引向深处。《啊！》中关于非常时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几段议论，文笔俊美，思想深邃，对烘托时代和人物心理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外，作者还喜欢采用人、景、物来映照人物精神境界，使人物心理与外界联系得更自然、更贴切。冯骥才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始终不脱离开社会背景，也不搞那种纯属生理性的、带刺激的、琐屑的心理描写。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其二，着力开掘人的美好心灵，以其讴歌人间的真善美，预示真理的胜利，社会前进的方向。在十年浩劫的岁月里，那山崩地陷般的政治冲击波，“异化”着人的美好素质，扼杀着人的正当权利，泯灭着人的远大理想。但是，真理并没有消亡，人民在积蓄力量，斗争在艰苦地进行着。冯骥才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着力反映了人民群众坚韧的斗争，赞颂了他们在极端险恶屈辱境遇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美。
中篇小说《斗寒图》和短篇小说《正义的感召》，是直接反映广大人民与“四人帮”斗争的作品。前者写画家沈卓石在危险四伏、受迫害最甚的日子里，一方面不畏强暴，同“四人帮”爪牙作顽强的较量，一方面身居斗室，伏墙作画，把整个身心献于人民的艺术。后者写一个本来唯命是从的工厂领导，在保卫周总理的正义声浪感召下，毅然抗上护下，自投囹圄，保护了厂内参加“四五”运动的工人群众。这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人，然而他们保持着人的良知和尊严，在激烈斗争情势中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作者把人物放置在激烈斗争的环境中，使他们的高贵品德得到更好的表现。
《雕花烟斗》和《他在人间》从侧面描写了十年浩劫的生活。它们深情地表现了普通劳动者身上朴质的心灵美。《雕花烟斗》中的老花农老范，虽然外表粗陋，口讷寡言，但钟情于艺术，执着于友谊。他眷恋唐画家雕刻的烟斗，并非出于好奇，而是对艺术美的真情向往；他尊重同唐画家的友情，无论唐画家处于顺境或逆境，他都真诚相待，始终如一，临终前还让儿子把烟斗插在嘴角上哩。老范平凡而醇厚的美德及其对美的追求，不能不使颇为虚荣的唐画家感到震惊、感叹和自惭。《他在人间》中的“他”——那个从地震废墟中把盲人拯救出来的大汉，在余震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承受千斤重压，不惜把“生”留给盲人，把“死”置之度外。小说对人物心灵的开掘虽然受到表现手法上的限制（作者是通过“盲人”的触觉与想象来抒写“他”的），然而，它所讴歌的无私和善良依然是动人的。
冯骥才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坛新秀，然而在创作上，他毕竟刚刚起步，作品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他的小说思想艺术成就并不划一，尤其在某些短篇中，时有人工斧凿的痕迹，说明作者的生活基础还不那么扎实。此外，他对待生活的观察力、感受力敏于开掘力，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局限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我想，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作家，不仅要靠自己的才华和思想，更要深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上，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吸取丰富营养，从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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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本小说概论》简介
程毅中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胡士莹遗著《话本小说概论》，是一部研究话本的专题著作。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资料丰富。著者不辞辛苦，四处访求有关话本的书籍，无论公私藏书都经过目验手抄，著录了各种话本小说集共六七十种，有一部分是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没有收录的。如清人编刊的拟话本集《跨天虹》、《美人书》、《别有香》、《跻春台》、《西湖遗事》等，都是非常罕见的书。还有《九云梦》一书，据说是朝鲜人金春泽所撰，更值得珍视。这些都是著者在长期研究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本书在辑逸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如第八章和第十三章的附录，辑录了几篇罕见的作品，其中有辑自路工同志珍藏的明刻小说传奇合刊本的《王魁》和《李亚仙记》，有辑自日本藏本《万锦情林》的《裴秀娘夜游西湖记》，有辑自何大抡本《燕居笔记》的《张于湖宿女贞观》和《杜丽娘慕色还魂》等等。这些资料平时难以见到，现在把它汇集起来作为本书的附录，就为多数专业读者提供了方便。
胡士莹先生不仅广泛收集了有关话本的原始资料，同时也广泛参考了近几十年来有关话本研究的著作，旁搜博采，巨细不遗。凡是现代关于话本研究的学术成果，都有选择地加以引用，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陈汝衡的《说书史话》、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等等。不仅如此，著者在综合各家小说的同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看法。有一些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著者力图在原来的基础上推进一步，作出新的解答。
这部书是目前古典文学研究中功力较深、资料较多的著作，当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论述面广，但结构有些庞杂，体例不够谨严，不免有些前后矛盾或照应不到的地方。它材料丰富，但有时流于烦琐，不免有些前后重复或疏于考核的地方。遗憾的是，著者没有见到本书的出版就去世了。可能由于他晚年长期卧病，没能在定稿前再作一次最后的修订，否则还可以加工得更完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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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导人民提高精神境界
——从电视剧《凡人小事》的创作谈起
梁光弟
提要：《凡人小事》通过一位中学教员调换工作及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反映了当前人们关心和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尖锐性。作品反映了新事物必胜的信念，揭示了美好动人的情操，写出了新的人物、新的希望。它给文艺创作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的文艺要正确认识和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要着力于人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要从生活出发，深入生活，概括生活；要引导人民提高精神境界。
胡耀邦同志去年《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反映我们国家、人民的精神火光，同时又作为精神的灯火，引导九亿多人民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理想，更高的革命品质、风格，推动我们的历史前进，这就是我们文艺创作要注意的问题。”
最近，看了电视剧《凡人小事》，觉得它不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拨动观众的心弦，而且在创作思想上也给人很有益的启发。
《凡人小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顾老师尽管合理要求未得解决，依然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走进教室给孩子们上作文课。她在黑板上出的作文题是：“春天的到来——记一件小事”。她要求同学们“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避免单纯追求华丽的词藻”。顾老师上的这堂作文课，可以说是这部电视剧的画龙点睛之笔。
一
这部电视剧为什么能拨动人们的心弦？
它写了一些普通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党支部书记和群众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幼儿园阿姨与家长、儿童之间，医生和病人之间，总之，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凡》剧引起观众深思和动情的一个问题。它让我们想起了雷锋的话：“对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作乱，由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过去工作上的某些失误，给我们同志之间崇高的关系上笼罩了阴影，留下了裂痕。有人甚至玷污了同志之间的关系。顾老师孤儿寡妇，每天上下班要用三小时，换六次车，几次申请调到近处。只因她公事公办，没给王书记送礼，这位非“礼”勿动的书记就硬是卡住不办。他作为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对顾老师的态度，已经不只是没有春天般的温暖，而是在党群之间刮起刺骨的风沙。顾老师受的刁难，反映了党的肌体受到侵蚀，这是当前人们关心和期待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凡》剧编导在这种严酷的生活现象面前，并没有袖手旁观，闭口不言，而是秉公直书，力砭弊害，其锋芒具有一定的尖锐性。这是艺术家对生活的锐敏、勇敢和忠实。但是，《凡》剧的镜头并没有停滞于此，它的焦距沿着生活本身发展的轨迹深化了一步。编导者和他们塑造的人物一起看见“春天的到来”，写出“春天的到来”。你看，同学们在顾老师吃早饭的时候偷偷地给她留下一个温热的鸡蛋。你看，翠翠在幼儿园发高烧，没等妈妈下班，阿姨和医生已经把去医院的三轮摩托叫来。你看，新来的支部书记老张，披着满身的雪花，带着喜讯和被单，走进了顾老师的家门。春天毕竟到来了！在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在除旧布新的征程中，谱写出新事物必胜的欢歌；在凡人小事的日常经历中，揭示出美好动人的情操，这同样是艺术家对生活的锐敏、勇敢和忠实。党的三中全会把暖流引回大地，人们心灵的创伤要愈合，藏在心中的春光正勃然萌发。虽然王书记这种人并未绝迹，但是越来越多的张书记正迎着艳阳、带着春讯，向我们走来。现实主义既不漠视春寒，粉饰生活，也不遮掩春晖，湮没生机。在这革故鼎新、驱寒催暖的新时代，让更多《凡人小事》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唤出更多的张书记，让和煦的惠风吹遍所有顾老师的家门吧！
二
电视剧《凡人小事》是根据杜保平同志的小说《绣花床单》（《长春》1980年第三期）改编的。这篇小说写得短小精粹，清新感人，风趣中透出酸辛，困苦中召来温馨。它写出了新的人物、新的希望。原作含有便于改编电视剧的有利因素，如题材小巧，内容符合“家庭屏幕”的播放要求，没有什么需要远景来显示的大场面。人物和情节都比较集中精炼。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动作性较强的适于电视镜头处理的细节。但是，小说与电视剧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看了《凡》剧，觉得编导确是按照电视剧的特点，进行了创造性的艺术劳动。
首先，改编后几个主要人物的视觉形象更加丰满了一些。原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稍嫌不足。《凡》剧中顾老师背负着艰难困苦，过着清贫繁忙的日子，受着冷漠无理的对待。可是，她没有心灰意冷，没有悲观消极，没有愤世嫉俗，而是精神振奋地扑到培育第二代的教育事业上。她那诲人不倦，含辛茹苦，先公后私的品质，通过黄意璘同志朴实、真切、细腻的表演，比小说更加鲜明。新任的支部书记老张，冒着纷纷大雪而来，踏着茫茫积雪而去，屏幕上那一片雪地两行脚印，也加深了形象的感人力量。特别是翠翠这个天真懂事的幼儿，在导演增加的出院后的一场戏里，她情愿独自留在家中而催促妈妈上班时却又躲在被窝悄悄流泪的特写，她知道妈妈钱少而舍不得吃掉病中留下的那一只桔子的情状，怎能不让我们潸然落泪！扮演翠翠的罗焱只有五岁，演得多么自然诚挚，灵活动人，从翠翠身上可以看出导演所花的心血。
其次，《凡》剧在表现时代精神和典型环境方面，在抒写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同志情谊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感人的色彩。导演很注意表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情、同志情和骨肉情，表现我们时代的人情美。学校老师们对顾桂兰的体贴和关心，比原作有所丰富。当同学们给顾老师倒上一杯热水、留下一只鸡蛋时，导演把全景推成近景，观众心里的暖意也随之推了上来。电视剧增加的翠翠生病一场，其中许多情节都加强了时代感。顾老师疼爱独生幼女的感情表现得细腻感人；而更感人的却是如此疼爱孩子的顾老师宁可把病儿一个人困在宿舍，也不肯耽误下班后的家访。
再次，电视剧在把小说的文字描写转换为直观景象方面，增强了生活气息。例如小说叙述顾老师上下班途中只有几句话：“下了有轨电车，乘上汽车，又换乘无轨电车”。而电视剧中，顾老师在车水马龙纵横交错的路上穿梭般地赶到车站，汽车刚刚开走。等来下一辆，仍是拥挤不堪。她挤在人缝里侧身上下车的场面，简直就象日常生活那样真切可信，不尚雕琢，充分表现了她一天到晚疲于奔命的狼狈境况，使观众无法不给以同情。
契诃夫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曾说：“首要的魅力，就是朴素和诚恳。”这对于《凡》剧也同样适用。这部电视剧的一个特色就是：小中见大，朴素，真切，生活气息较浓。
《凡》剧也还有不足之处。
原小说的一个优点是集中紧凑。它抓住刚买的新床单和家中的破床单，贯串始终，展开了动人的故事。改编后的《凡》剧在这一点上似乎有所削弱，情节发展和节奏安排上显得有点平铺直叙，有的地方略嫌拖沓。有些交代过程和不很必要的情节似乎可以精简压缩一下。有的重场戏可以加强一点戏剧效果，加重一点气氛。整个节奏可以更有点抑扬起伏。高潮还可以更加突出和感人一些。另外，搞不正之风的王书记和李老师有点脸谱化。朴素不等于平淡。越是象《凡》剧这种以朴实见长的节目，越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电视语言的特点和运用，讲求镜头和画面的构思，加强节奏和气氛的艺术处理。目的是使主题开掘得更深，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细致生动，使朴素真切的风格得到更好地体现。
三
我觉得，《凡人小事》这朵电视园地里的报春花，对于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也有一些很有益的启示。
第一、要正确认识和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凡》剧既写了不正之风对党的侵蚀，又写了党的优良传统正在恢复。从《凡》剧中，我们听见了生活在前进的步履声，摸触到新旧交替的脉搏，感受到鼓舞和欣慰。有的同志至今仍把文艺家分成“歌德派”和“缺德派”，把作品分成歌颂性和暴露性。这种划分既缺乏科学态度，也不符合美学标准。其实，歌颂也罢，暴露也罢，问题在于是否善于区别今天我们的时代与过去时代的不同，是否善于用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来分析和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一部作品，当然不可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但总可以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显示出时代的气氛和特色，总要激发人们产生高尚的美感，激发人们对于祖国和人民产生信心和希望。
第二、要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凡》剧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枝节。它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写了以顾老师、张书记为代表的一些普通的社会主义新人，写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苦恼和欢乐，他们的理想和情操。现在有少数作品企图靠荒诞无稽的惊险奇诈和血淋淋的生理刺激，靠展览异国情调、西方生活甚至卖弄色相，来招揽观众和读者。其结果往往相反，得到的是群众的批评和责难。为了发挥文艺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让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中多一些社会主义的创业者和改革者的形象吧！
第三、要从生活出发，要深入生活实际。
《凡》剧及其原作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因此，富有生活气息，给我们以切肤之感。要能正确认识和深刻反映新时代，要能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新人形象，就需要深入生活，了解和熟悉八十年代战斗在四化前沿的各种“凡人”——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深入生活”是中外文艺发展史上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艺术创作途径，只要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坚持下去，必将推动文艺百花开放得更加绚烂！
中央电视台录制《凡人小事》，只用了20天时间，只花了五千元左右成本。用的全都是实景，有的就是导演的宿舍。除了几个主要角色外，大都是本单位的导演、编辑等同志参加演出。这些艺术工作者是用顾老师那种振作精神、艰苦实干的风格来工作的。他们用自己创作的优秀剧目《凡人小事》给我们带来了春天温暖的气息。我们期望电视工作者总结经验，精益求精，今后有更多更好的电视剧播出，真正使电视剧成为“精神的灯火”，引导正在进行四化建设的我国九亿人民有更高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