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迎向新的时代生活
——一九八○年话剧创作一瞥
杜高 陈刚
提要:努力展现我们时代的真实面貌,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辉,鼓舞人民为祖国光明美好的前景而勇敢地战斗,是一九八○年话剧继续前进和健康发展的标志。去年年初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给予话剧创作的发展以十分重要的影响,说座谈会以后话剧创作出现了“淡季”、“八○年是不灵年”,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肯定许多优秀剧作的同时,也要看到出现了一些思想平庸、艺术低劣、粗制滥造的作品和不健康的东西,这和社会主义艺术所追求的美学理想是格格不入的。在新的一年里,话剧艺术应该发挥它更大的战斗作用。
八十年代第一年的话剧创作,是在1979年已经取得的很大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和健康发展的一年。
如果从新的时代向艺术提出新的要求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把这一年的创作,比作现实主义话剧艺术又一个新的发展的起点。人们不会忘记,话剧艺术在中国人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历史性战斗中,所发挥过的巨大作用。八十年代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健全,经济的调整与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进步潮流。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在这个潮流推动下,整个社会生活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展现中国人民重新振奋起的民族精神,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也就成为跨入八十年代以后话剧创作突出的新特点。同时,为着使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得到更加生动的艺术反映,为着更突出地塑造各种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话剧创作也出现了探索舞台形式多样化的新趋势。
《血,总是热的》、《左邻右舍》、《陈毅市长》、《朋友》、《九一三事件》、《迟开的花朵》、《原子与爱情》、《祖国之恋》、《带血的谷子》、《灰色王国的黎明》、《奇怪的101》等等,都是在这一年出现的闪烁着新的思想光芒,富有艺术魅力,各有不同特色的较好的作品。它们不但标志着话剧创作的题材多样化和表现形式多样化,而且表现出我们的剧作家对祖国未来满怀信心,热情而敏锐地迎向了新的时代生活。他们运用舞台艺术特有的表现力,塑造出广阔的生活领域里各种各样人物的艺术形象,而又开始着重地塑造历史转折时期勇于开创局面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典型。通过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一个个不同遭遇,不同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我们看到了1980年话剧创作的一个总的思想倾向:努力展现我们时代的真实面貌,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辉,鼓舞着人民不要在严峻曲折的现实生活面前叹息和抱怨,而应当为祖国光明美好的前景而勇敢地战斗。我们觉得,这正是话剧创作在新的形势下,蓬勃健康发展的鲜明标志。
1980年年初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给予话剧创作的发展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次座谈会是紧接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后,文艺界的一次重要会议,胡耀邦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就当前文艺工作、文艺创作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一切关心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的人们,都会从这个讲话里得到启发。会上还探讨了新的现实向文艺创作提出的一些迫切的新问题。比如,现实主义文艺所主张的真实性,是和倾向性、典型性相排斥还是相结合的呢?坚持思想解放与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是矛盾的还是统一的呢?作家的责任感与作品的社会效果是互不相关还是相互联系的呢?等等。因为在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一些片面的、偏激的论点,把它们对立了起来,或过分强调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对创作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所以,很有必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坚定的认识。座谈会还针对当时有争议的某些作品,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向作家们及时提出,要正确地认识我们时代的性质和特点,要准确地反映新旧交替、除旧布新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由于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革,人们在探求疗救时弊的途径,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各种社会思潮都会涌现。作家面对着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上的消极现象和种种弊端,必须采取审慎的、分析的态度,力求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和偏激情绪。不能用小资产阶级观点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去看待这些社会现象,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指导自己,才能透过每一个孤立的现象,看到事物的全体和本质,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从一年后的今天看来,我们觉得,这个座谈会探讨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对于刚刚跨入八十年代的作家们,认识和反映急遽变化中的生活,是有启发和帮助的,对于一年来话剧创作现实主义的加强和深入,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1980年的话剧创作,保持和发扬了它特有的优点:反映生活的敏锐性,强烈的时代感,鲜明的现实性。在揭露我们现实中的种种消极现象时,它是辛辣无情的;在肯定和赞美我们生活中美好的人和光明的事物时,它又是赤诚而热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血,总是热的》、《灰色王国的黎明》、《左邻右舍》、《带血的谷子》等等作品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对丑恶现象的辛辣讽刺,对黑暗势力的猛烈揭发,对“十年怪胎”的深刻剖析,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愤怒控诉,同时又看到了罗心刚、徐定远、齐天明等为人民利益顽强战斗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和普普通通的人的心灵迸发的火光。
罗心刚这一艺术形象的时代意义是什么呢?他是八十年代出现的“有骨气的共产党员”的新形象,经济调整时期的实干家和改革家。他的性格特点是,尽管遭到重重责难、围攻,甚至被推到“被告”席上,也毫不妥协,决不退让。他确信除了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正确路线走下去,“退路已经没有了”。他勇往直前,凭着一腔热血和埋头扎实的工作,要让所有对现实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里头还有一大批有骨气的党员”,“今天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年代!”当我们国家今天还面临很多困难,我们的事业正在艰难中发展,甚至有些共产党员在现实困难面前也表现彷徨、动摇的时刻,我们的各条战线上又确实涌现了无数罗心刚式的共产党员,他们是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是我们时代的脊梁。我们的戏剧不正需要塑造更多的各种性格的新人物的形象,来反映我们国家和人民的闪亮的精神火光吗?
在1980年出现的反映同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进行斗争的话剧作品中,我们也明显地看到了现实主义的深入和发展,思想性和艺术表现力的加强。《灰色王国的黎明》是一个例子。作者是从环绕着顾世权的时代环境中,去展现他的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从生活中发现了同顾世权相对立、并与之斗争的社会力量。作者不是依靠某个“救世主”式的硬拉出场的正面人物来解决矛盾,给观众以某种慰藉;而是强有力地揭示出战胜顾世权们的,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先进性,以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和体现这种力量的坚定的共产党人。这就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也表现出作者的革命倾向,给观众以信心和鼓舞。
我们还可以看到,爱国主义,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民族自尊心,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1980年的话剧创作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得到了强烈而动人的表现。《迟开的花朵》、《祖国之恋》、《原子与爱情》等一批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不但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所经受的严峻考验和艰苦历程,而且更着重地表现了他们的精神品质和美德,深厚的爱国主义同深厚的民族文化与道德传统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原子能科学家何梓源、海洋生物学家夏庆华、新中国的同龄人吴思久……这一个个崇高而感人的爱国主义者的艺术形象,在八十年代的话剧中出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剧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这每一个遭受了各种痛苦而又坚决不肯抛离多难的祖国,并且不甘于落在世界民族之林后面的中国志士仁人,在向当代广大青年们热情召唤:“热爱我们的祖国吧!使祖国富强起来,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
1980年话剧创作更紧密地同现实生活结合,回答时代的迫切课题,歌颂人民的光辉美好的精神品质,不但表现在《左邻右舍》、《带血的谷子》、儿童剧《奇怪的101》等反映城市、农村和少年儿童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中,而且在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艺术形象的作品中,也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这个特点。《陈毅市长》不仅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性,陈毅同志的艺术形象也不仅只有历史意义。作者对历史题材的把握,反映了对现实的敏感。他所突出的陈毅同志性格、品质、作风上的光辉,照射着现实生活中种种不正之风的阴影,给观众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同样,在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作品中,如以叙事性为特征的《九一三事件》等,也都表现出作者不满足对历史的一般认识和反映,而力图站在现实的高度,回顾与思考“史无前例”的历史教训,探索造成民族悲剧的根源,帮助人民更深刻地认识现实,推动生活的前进。
1980年话剧创作的另一重要特点,是艺术形式、方法、风格的多样化。随着剧作家生活和思想探索的深入,随着各种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舞台形象的出现,同时也就出现了艺术形式和手法的创新探索的活跃。
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要求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新的生活内容要求突破旧的表现形式的束缚;新时期的观众也要求满足他们的发展着的欣赏趣味,体现他们的美学理想;民族戏剧传统和当代外国戏剧流派的影响,都促使着我国话剧艺术形式的变革和创新。1980年每一部优秀的话剧创作,除了它所具有的思想价值之外,几乎都带着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的新特点。这说明一大批富有艺术理想,勇于探索,勤于实践的剧作者正在踏入新的领域。
《血,总是热的》的戏剧形式,为着多方面地表现罗心刚的性格,适应它所反映的新生活的节奏和情节跳动性的需要,增强戏剧直接回答现实生活问题的政论力量,有意识地借鉴外国戏剧表现手法,摆脱了三堵墙式的戏剧结构形式的局限。《迟开的花朵》采取了迅速变换场景的结构形式,以加强情节的连贯性和紧凑性,也取得较好的剧场效果。《原子与爱情》则适当汲取了电影的某些表现手法,扩大了舞台的生活画面,也增强了戏剧的故事性。《十年一觉神州梦》为开拓戏剧的诗情和哲理性,让已故的老将军父女从墙上的像框中重返人间,以鞭笞在歧途上徘徊的儿子,使人物内心活动形象化,比用对话或独白,更富感染力。独幕剧《屋外有热流》,则大胆借鉴外国戏剧表现主义手法,着力于揭示生活哲理。虽然对这种表现手法还有争议,但作者敢于尝试的精神,是应当肯定的。而《深夜静悄悄》又是运用推理话剧形式反映复杂的斗争生活的新试验,是以情节的引人入胜为艺术特征的话剧新品种。
《左邻右舍》是一部在艺术上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在结构上的特点仍然是浓缩式的,集中的。运用写实的手法,在平淡的生活素描中,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它不追求表面的戏剧性效果,却力图给观众以深刻的感染。可以看出作者正努力把继承话剧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与表现新的生活更好地结合起来。
《陈毅市长》在戏剧结构形式上也有所突破。作者从几个互不联系的戏剧场面中,贯串着去表现主人公的性格。采用一人多事,在多事中写一人的手法,也取得了较好的戏剧效果。
这些例子生动地说明,我们的剧作家已从过去极左思潮造成的公式化、单一化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艺术思想呈现活跃。他们不再墨守成规,而是生气勃勃地探索着新的艺术领域,寻求着新的艺术手法。
我们觉得,这些都标志着话剧创作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蓬勃健康地发展着。虽然有的同志把1980年话剧创作的形势描写得很暗淡,说自从剧本创作座谈会召开以后,话剧创作就出现了“淡季”、“八○年是不灵年”;也有人认为座谈会指出了几个作品的思想缺陷,就是“收”了。但事实毕竟是最有说服力的,1980年话剧创作的实践成果,对这些看法作了很好的回答。我们觉得,如果认为对少数思想倾向不好的作品也要说好而不要批评才叫作“旺”,让个别社会效果不够好而又不作修改的戏一演再演才叫作“灵”,这是绝对不能令人同意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在克服各种缺点和错误,才能继续解放思想,繁荣创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决不是“收”,恰恰正是为着更好地
“放”。
在1980年的话剧舞台上,我们虽然看到了许多思想上进步、艺术上美好的严肃的话剧作品,给广大观众以有益的思想启迪和美好情操的感染,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思想平庸、艺术低劣、粗制滥造、生编硬凑的“戏”。有的作者脱离时代生活,不关心人民的火热斗争,他们追求的是所谓“票房价值”,用惊险离奇的情节,女演员的时装,或所谓“异国情调”一类的庸俗趣味招徕观众。虽然这一类标榜新奇与刺激,而毫无思想内容的剧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嫌恶,但它毕竟是话剧创作中存在的一种不健康的东西,这和社会主义艺术所追求的美学理想毕竟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一年的戏剧评论,对这种文艺现象却缺乏必要的批评和引导。
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文艺寄予热切的期望。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着巩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而努力奋斗,话剧艺术应当更有力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热情讴歌亿万人民的英雄业绩,放声歌唱各条战线勇于开创局面的新人,鼓舞全体人民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我们相信,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中国话剧艺术,在新的一年里,必将放出更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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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文学创作要有大的突破
周晓
近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正以前所未有的使人鼓舞的势头破浪突进,然而儿童文学却似乎是“僻处一隅”,还显得不那么活跃,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儿童文学领域中那种过于平静的状态,反而是叫人担心的。”
粉碎“四人帮”后,儿童文学界批判了从路线出发、“三突出”之类荒谬的文艺帮规对儿童文学的戕害,开始打破了“四人帮”禁锢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樊笼,儿童文学从濒于消亡中恢复了生机,创作队伍里出现了一批新作者,创作上出现了一批较好的作品,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有所丰富。可是,我以为,在儿童文学领域内,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流毒的清算,对过去泛滥了许多年的“左”的倾向的探究,浅尝辄止。这种精神状态,是确实存在的。缺乏积极进取的革新精神,很难为儿童文学带来繁荣。
以创作而论,去年以来,儿童文学短篇小说虽然出现了几篇使人一新耳目的新人新作,童话创作也比较活跃,这是可喜的现象。然而我感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是迟缓的。例如1978、1979年两次对首先脱颖而出、起了报春作用的优秀短篇小说的全国评奖,其中没有一篇儿童小说获奖。去年举行的二十五年来的全国少年儿童文艺评奖,一等奖绝大多数是五十年代的作品,近三年来的一篇也未能入选。去年以来,成人文学中的中篇创作异军崛起,反响强烈的佳作竞相问世;这两年,儿童中长篇小说出版的数量可谓不少,但影响较大、受到孩子们和文学界热烈欢迎的作品,却不容易举得出来。
当前儿童文学发展缓慢,原因在哪里?这里,我想从一部作品、一篇评论谈起。
在前年出版的多种儿童小说中,有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山高水长》。过去我曾经读过同一作者写于五十年代末的儿童中篇小说《微山湖上》,及此后创作的儿童散文《采访》等,那诱人的儿童情趣,朴素、明朗、活泼的文笔,作者那为少年儿童写作的纯真热诚,和真实而又生动地表现生活的艺术才能,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可是,这部《山高水长》却使我感到失望:作者固有的笔调看不到了,小读者喜闻乐见的儿童文学特点也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小说对主要英雄人物作了远离生活的虚假雕琢和涂饰。当然,小说也并非一无可取,一些次要人物和一些生活侧面的表现,有不少来自生活的东西,艺术技巧也有其娴熟之处。从作品写作的时间看(小说的写作始于1974年,完成于1978年),也有可谅解的地方。但是,对于这部小说,我们不能不认真地看作是作者创作上的一个退步。从《微山湖上》到《山高水长》,其间是有经验教训可以汲取的。如果有评论者写出文章来,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无论对作者,对儿童文学创作的除旧布新,都将会是有益的。
我终于读到了一篇关于《山高水长》的长篇评论
(见1980年《儿童文学研究》第三辑)。评论者对《山高水长》的若干可取之处不乏细致的分析,但,使人惊讶的是,对小说的失败处不但不以为非,反以为是。文章盛赞《山高水长》是“一首深沉的政治抒情诗”,认为作者通过这部小说“保留、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等等。
依我看,《山高水长》的不真实之处主要表现在所谓“政治抒情”方面。在塑造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和英雄性格的“光彩夺目”上,作者无能为力但又要勉强为之,于是转而求助于外加的矫作的歌颂,也即“政治抒情”。一个方面就是对主要人物的歌颂不必说了,即以对一个“陪衬”的小英雄留孩的歌颂为例便可见一斑:一个仅仅9岁的儿童留孩在斗争中居然有了入党的要求,作者还精心地写了一段“千回百转”、“金声玉震”也似的颂词。不用说,其效果适得其反,人们只觉其假而决不可能信其真。
如此明显的缺乏历史的具体性,又缺乏生活的真实感,可是上述的那篇评论中却大加赞赏。我想,倘若《山高水长》的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深信不疑,而且全盘接受评论者的鼓励,一味去“发展”、“形成”那“政治抒情诗”的风格,那是非要在创作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不可的。
当前儿童文学之所以未能实现大的突破与创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儿童文学虽然走出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引入的死胡同,可是并未完全摆脱“左”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在儿童文学中对于“左”的东西“破”得不够。仿佛是一个一度几濒于死的孩子,一旦复苏了,却缺乏能使肌体健康发育的强壮剂,它当然不可能彻底驱除病毒而出现健壮的新生体,它当然只能瘦小、孱弱……
我国的儿童文学在五十年代曾经有过趋势良好的初步繁荣:从《罗文应的故事》、《五彩路》、《小黑马的故事》到《小兵张嘎》,特别是具有“嘎”这个性格特点的小嘎子的形象塑造,它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性格的现实性十分可贵,标志着现实主义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显著发展。可惜的是,五十年代儿童文学的顺境为时并不长,多少年来,在文学上和教育上双重的“左”的桎梏下,儿童文学创作上的虚假、脱离生活、背离现实主义等等现象,不亚于成人文学。三年多来这种状况虽有不少变化,但还没有根本改观。一些在一般文艺创作中已遭到唾弃的清规戒律,在儿童文学领域内仍在创作中起作用,理论上也没有廓清。十七年间的儿童文学,我们曾慨叹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今天这种“破”之不足,“立”而未稳,又使人不得不发出相似的感喟了。
一个时期内未见有影响的作品出世,乃至一部小说的失败,一篇评论的失当,这些,原是属于创作探索、理论研究范围内十分平常的事,本不足怪。问题在于,这是儿童文学这个“僻处一隅”“过于平静”的典型环境里的产物,它也就具有了不寻常的“典型”意义。我以为,我们的儿童文学在“左”的长期侵蚀中积非成是而且习以为常的局面,是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了。不寻求突破与创新,我们的儿童文学就很难赶上成人文学迅猛发展的潮头,也决不能达到茅盾同志所期望的那样,在世界儿童文学中占一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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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看老舍遗作《王宝钏》
马少波
王宝钏这个戏剧人物,历史上并不是实有其人,而人们却几乎相信其实有。王宝钏寒窑受苦十八年的民间传说,多少年来家喻户晓,广泛流传。这一个对待爱情独具慧眼,敢于向腐朽的封建阶级思想挑战的叛逆形象,是为人们所喜爱的。因为她的高尚品质和优美的情操,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精髓。人民一向是鄙视“嫌贫爱富”,反对“以门阀论婚,以衣貌取人”的,是不屈服于封建压迫的。描写王宝钏的各种戏曲的作者,体现了人民的强烈爱憎。
传统戏曲表达了这一主题思想,符合了人民的美好愿望,这是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但其中也夹杂了一些封建糟粕,对人物有所损伤,影响了准确表达主题。如京剧《彩楼配》中,乞儿薛平贵头上的“红光龙兆”、《武家坡》中薛平贵的试妻:“她若贞节,将她收下;她若失节,将她杀死,也好回到西凉见我那代战公主!”以及王宝钏唱的“她为正来我为偏”、“我若是个男儿汉,也在西凉住几年”之类,这是作者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也是今天流传见衰的症结所在。这出戏在京剧通常叫全部《红鬃烈马》,包括《彩楼配》、《三击掌》、《平贵别窑》、《母女会》、《赶三关》、《武家坡》、《算军粮》、《银空山》、《大登殿》等九个折子戏,地方戏曲除上述剧目外,还有《搬窑》、《鸿雁捎书》等许多精采动人的小戏。多少年来,经过艺术家们的精心创造,丰富了表演艺术,虽然有的也可联演,实际上已成为若干独立演出的折子戏。
全国解放以来,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有计划地整理京剧传统剧目,编辑出版《京剧丛刊》,虽曾就有关王宝钏的全部折子戏,进行过去芜存菁的整理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没有解决一次演完的问题。在当时,对比较流行的脍炙人口的传统剧目,动动大手术,大家是不无顾虑的。
1963年,老舍先生应河北省梆子剧院跃进剧团之请,着手修改成一出三小时内唱全的戏。他参看了若干京剧和地方戏曲剧本,尽力保留了原剧精华部分,正确处理了王宝钏、薛平贵的艺术形象,删除了薛平贵和代战公主的婚姻纠葛和一些不合理的情节,正确处理了民族关系,使这个戏更加精炼,人物更加完美,剧情更加合理,积极地剔除糟粕,发扬精华,并使之成为一次演完的全出戏,得以经常和观众见面。老舍先生勇于改革、正确出新的精神,值得学习。在传统戏曲剧目中,象《红鬃烈马》这样比较流行、比较凝固、瑕瑜互见,改动起来阻力较大的剧目,是不少的。老舍先生的再创造,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
传统剧目是古代作家按照自己的认识创造的作品,作家的世界观体现在整个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之中。
老舍先生的改本脱稿不久,便碰上江青、康生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灾难,被打入“寒窑”埋没了十八年!直到最近,得到北京京剧院的积极支持,才以京剧形式搬上舞台,和首都观众见面。这不仅满足了广大观众的欣赏需要,也是对老舍先生的一种很好的纪念。记得远在五十年代初,他就写过曲剧《柳树井》和反映艺人生活的《方珍珠》。老舍先生一生创作的大量的文学戏剧作品,丰富了人类文学艺术宝库,他对于我国戏曲改革工作,也是十分关切的。
京剧《王宝钏》的上演,纪录了老舍先生的“春华秋实”,老舍先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宛在,使人倍加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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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简笔与繁笔
周先慎
从来的文章家都提倡简练,而列繁冗拖沓为作文病忌。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言简意赅,是凝炼、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有时,真是非繁不足以达其妙处。这可称为以繁胜简。看文学大师们的创作,有时用简: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有时使繁: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百万言,作者却并不因为是写长篇就滥用笔墨。有时用笔极为俭省,譬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岗上的山神庙,着“破落”二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到景象。待武松走上岗子时,又这样写道:“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难怪金圣叹读到这里,不由得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最出色要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那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只一句:“那雪正下得紧。”一个“紧”字,境界全出,鲁迅先生赞扬它富有“神韵”,当之无愧。
以上是说用简笔用得好。同一部《水浒传》,有时却又不避其繁。看作者写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鼻上一拳:“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眼眶际眉梢又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从味觉写,从视觉写,从听觉写,作了一大串形容,若是单从字面上求简,这三拳只须说:“打得鲜血迸流,乌珠迸出,两耳轰鸣”,便足够了。然而简则简矣,却走了“神韵”,失掉了原文强烈地感染读者的鲁智深伸张正义、惩罚恶人时那痛快淋漓劲儿。
字面上的简不等于精炼,艺术表现上的繁笔,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罗嗦。鲁迅是很讲究精炼的,但他有时却有意采用繁笔,甚而至于借重“罗嗦”。《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索然寡味,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谁象这样来说话、作文,那真是罗嗦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特定的环境、条件、气氛之下,鲁迅用它来表现一种复杂微妙、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刘勰说得好:“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的标准,就都需要提炼。但是,这提炼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象上列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来自生活,发诸真情,做到繁简适当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顾炎武有云:
“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
现今,创作上有一种长的趋向:短篇向中篇靠拢,中篇向长篇靠拢,长篇呢,一部、两部、三部……。当然,也有长而优、非长不可的,但大多数不必那么长,确有“水分”可挤的。作品写得过长,原因很多,首先是对生活的提炼亦即艺术概括的问题,但艺术手法和语言表达的欠洗炼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条。简而淡,繁而冗,往往两病兼具。有的作品内容确实不错,因为写得拖沓累赘,读起来就象是背着一块石板在剧场里看戏,使人感到吃力、头疼。而读大师们的名著呢,却有如顺风行船,轻松畅快。
感此,提倡精炼为文,重议文章繁简得失这个老题目,也许并不算得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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