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今古人物
“我是剑，我是火焰”
——海涅里在巴黎
乐山
日光闪烁着晃来晃去，
波浪摇荡着快乐的小船。
……
小船完全撞成碎片，
朋友们都不善游泳，
他们在祖国沉没了；
暴风把我吹到塞纳河边。
我和新的伙伴登上一只新船……
这是德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政论家亨利希·海涅流亡巴黎时，在题为《生命之旅》的诗中所表达的心情。这时他在思想上日益倾慕马克思，他的生活与创作，即将发生重要的变化。从1831年直至1856年去世，海涅一直住在巴黎。今年2月17日是海涅去世125周年忌辰。今年也是他抵达巴黎开始流亡生活的150周年。海涅故乡杜塞尔多夫的海涅研究所和巴黎的歌德研究所将于2月17日联合举办“海涅在巴黎”纪念活动与展览，由西德总统卡斯滕斯主持。
海涅是在德意志封建贵族反动势力极为猖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高涨，同时受到横暴镇压的时期，于1831年5月被迫流亡巴黎的。这时他已是著名的德国作家了。他是德意志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接近民歌风格的早期《诗歌集》和抨击封建专制反动势力与资产阶级市侩习气、把诗和散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哈尔茨山游记》已经问世。移居巴黎以后，海涅以政论家身份研究七月革命以后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以极其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德国的种种变化。在巴黎，海涅受到法国进步文艺界和思想界的欢迎，结识了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和波兰音乐家肖邦、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等人。他的诗歌不仅为人们所吟咏，也为人们所歌唱。与海涅同时代的名作曲家如门德尔松、舒伯特、舒曼等人为他的诗歌谱写了大量乐曲。海涅在巴黎就当时政治、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有进步思想的言论。被海涅自己称为“一次刀剑的砍击”的《论浪漫派》小册子，他的重要哲学论文《论德国宗教与哲学史》，都是在流亡巴黎以后最初几年发表的。
但是，对于海涅来说，他在思想上得到更加明确的发展，从而在诗歌创作上获得更大的进步，甚至达到最高峰，却是在认识马克思之后。1843年底，海涅结识了流亡在巴黎的马克思。当时海涅已经46岁，而马克思只有25岁。他们很快成了忘年之交。海涅几乎每天都和马克思夫妇见面，向他们朗诵自己的诗，听取马克思的批评和意见，一起字斟句酌地共同修改，直到臻于完美。马克思十分关心海涅的创作，也极其慎重地批评了他政治上的弱点。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后来回忆说，他父亲“是海涅的最大赞赏者”，而海涅则非常敬重马克思，称他为“革命的哲学家兼伟大的理论家”、“革命博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是德国最能干的头脑、最毅力充沛的人物，……未来属于他们”。在海涅与马克思接近时期，尤其是在他们共同工作时期，海涅写出了最富有战斗热情的政治诗。1844年，这些诗收集在一起，以《时代诗歌》为题出版。它被誉为“1848年革命前夕的时代的回声”。
在《时代诗歌》这个集子里，最著名的是《西里西亚织工》。1844年6月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是德国工人阶级最早的较有组织性和自觉性的斗争。海涅这首诗响应了这次起义，痛斥了普鲁士国王军队残酷镇压起义工人的暴行。海涅在诗里把起义工人描绘为有觉悟的斗争者和旧社会的掘墓人。恩格斯高度评价这首诗，把它译成英文发表在1844年12月13日的伦敦《新道德世界》杂志上，并指出：“现在德国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海涅1844年写出了他的著名诗篇《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并由马克思发表在他主持的《前进报》上。这是海涅创作的高峰。在这首针对当时德国现实的著名讽刺诗里，诗人既鞭挞了封建主义的反动，也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丑恶。他号召城市和乡村一切被压迫的群众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这首充满革命热情的诗篇，反映出海涅在他与马克思交往以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海涅在他送给马克思的这首诗的清样上亲笔写道：“毕竟我们只要三言两语就可以互相了解。”的确，他们对许多事物有近似的看法。例如，海涅在批评德国政论家路德维希·白尔尼醉心宗教时曾说过，宗教是“精神上的鸦片”。马克思在他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
1845年1月，法国政府屈服于普鲁士的反动压力，封闭了《前进报》。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迁往布鲁塞尔。2月1日，马克思在临行前写给海涅的信里说：“我离开了这里的人们。可是离开你海涅却使我最痛苦，我真想把您也一起装进我的行李中去。”这封信，充分反映了马克思和海涅之间的诚挚友谊。
1848年以后，海涅得了脊髓病，一直卧床不起。法、德革命的相继失败，家庭的不幸……使他在世界观上的一些矛盾有所表露。对革命、艺术、哲学、宗教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出现了一些混乱和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讯中，对海涅的这些问题曾提出过批评。
尽管海涅在思想意识上有过摇摆，但他毕竟同贵族、资产阶级反动派战斗了一生。他多次把自己的诗与剑和火相比。他不在意诗人的荣誉，却希望死后人们“把一柄剑放在我的棺上，因为我是人类解放战争中一个善良的战士”。1856年2月17日，海涅在巴黎去世。人们在他的遗稿里还找到表达这种心情的一首诗：
我是剑、我是火焰。
我们得到了胜利，
可是周围倒着
我的战友的尸体。
在欢呼胜利的凯歌里
响着追悼会严肃的歌声。
但我们没有时间欢乐，
也没有时间哀悼。
喇叭重新吹起，
又开始新的战斗。
我是剑，我是火焰。（附图片）
海涅在马克思夫妇家里（1844年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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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异国风情
欢乐的含羞花节
迎秀
冬天的亚得里亚海滨，绿色的海水依旧欢腾地拍打着浴场的沙滩。温暖的地中海气候，恬静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舒适的旅游设施，依然吸引着游人前来休憩。南斯拉夫的旅游业并不因冬天而进入淡季，人们想方设法，利用当地特点举办文娱活动，使冬季也能招徕更多游人。一年一度的含羞花节就是为这个目的而举办的。我们曾经应南斯拉夫朋友之邀参加了一次含羞花节。
那是2月初的一天，我们来到黑山共和国滨海的小古城赫尔采诺瓦。从机场乘汽车前往旅馆途中，主人就送给我们每人一束新采折的含羞花。那纤小的黄色的花，象一串串透明的珍珠，具有一种淡雅的美。在南斯拉夫大部地区还被严寒和白雪笼罩的元月份，在百花杳无踪影的时刻，含羞花却一花独放。无怪乎主人自豪地说：“我们的含羞花是冬天里的春天，是一年之中最早开放的花朵。”据说亚得里亚海滨只有靠南一带才有这种树。利用这个特点，这儿广植含羞花树，从1970年开始，每年含羞花盛开时节都举办文娱活动。为了方便游客，内容大致相同的活动往往连续举行数次。
含羞花节的主要活动，是来宾们亲自采折含羞花。蒙蒙细雨中，我们来到山坡上的含羞花树林，花儿正盛开，远看象是一片金黄的云海。乐队在奏乐，几位姑娘不时地向客人送酒和干无花果。真热闹啊！随即大家手捧鲜丽的含羞花，跟随着乐队沿海滨行进。走在乐队最前边的是一个才五六岁的小姑娘（下图）。走了一程，我们看见前面树上挂着许多彩旗，人群熙熙攘攘。路旁有些妇女正烧着树枝做油煎小鱼。吃鱼，这是含羞花节的活动之一。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取个塑料盘，拿几片面包，领几条比手指略长的煎小鱼，再去拿杯葡萄酒，边吃边喝。欢乐的人群，简直象是赶庙会。人群不下三四千人，还有歌舞表演。联邦执委会主席久拉诺维奇也在人群中。这么多人免费吃鱼喝酒，旅游局该赔钱吧？据主人说，小鱼是附近渔民半捐助的，葡萄酒是这一带居民家酿的，较便宜。目的是让走了许多路采花回来的人尝一点鲜味，休息一下。这种别有风味的活动，对于长年住在大城市或内地的人来说是很受欢迎的。
入夜，又是欧洲人所喜爱的节目——化装舞会。还是那个美丽的小姑娘为乐队前导，跟在乐队后边的是化装跳舞的人们。化装是比赛性的，每个客人都能投票参加选举，优胜者获奖。虽然票价很贵，但旅馆两个相连大厅的所有座位的票都出售一空。数以百计的化装者在客人的桌子周围转来转去。人们兴高采烈地评头论足，看着看着也就坐不住了，于是应化装人之邀或自动地参加了跳舞行列，一直跳到凌晨。第二天下午，我们又观看了两百多个儿童的化装舞会，和孩子们、家长们一道度过了愉快的两个小时，就匆匆奔赴机场了。
坐在飞机上，孩子们化装跳舞的可爱形象仍在我眼前浮动；赫尔采诺瓦议会主席的一席话又在我脑际盘旋：这个过去最穷的小城今天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已达2，000美元，这里总共有二万人口，但旅馆床位却有二万五千张，成了黑山共和国以及整个南斯拉夫的旅游胜地。就这样，小城富起来了。我想，事在人为，旅游业虽是大有可为的行业，但是他们花费了多少心血来经营啊！含羞花节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吗！（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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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圣母山采风
安建国
从群山环峙的圣地亚哥纵目远眺，要说安第斯山象是雄伟犷达的巨人，那么，圣母山就象璀璨晶莹的明珠。
圣母山原名“克利斯托瓦尔”，距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只有20分钟的徒步路程。它西依白云浮游的末伦山谷，山脚下是日夜奔腾的雪山激流。“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传说圣母曾显灵为圣地亚哥消弭了一场毁灭性震灾，因此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感谢圣恩，于1903年在此建立了圣母像，从此它就成为智利的一座名山。每逢礼拜天或重大的宗教节日，沿着山间公路，徒步或乘着五光十色的高空缆车登山朝觐圣母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智利朋友开玩笑说，圣母玛丽亚至今还垂佑着智利。智利自1977年至1979年经济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达1，500美元，在整个拉丁美洲名列前茅，故有“智利奇迹”的乐观说法。
圣母玛丽亚像是法国著名雕刻家瓦尔多斯内的开山杰作。纯白的雕像，线条明朗，丰姿绰约，即从艺术角度看也够得上是一件珍品。它高14米，基座高22．5米，雕像自重35．6吨，直至目前仍可跻于世界巨型雕像珍品的行列。圣母像坐北面南，向着繁华的市区慈祥地微笑。山前是富人区，一栋栋精致的别墅掩映在碧树艳花丛中。透过花枝可以窥见曲径通幽的庭院和院中游泳池里闪光的清波。作为主人财富的标志，崭新豪华的奔驰、雪佛兰或卡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在花荫下傲视着行人。然而，从圣母像背着的一面向山下望去，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一片片木板或铁皮搭成的简陋房子，好象是圣母山身上的一块块灰褐色疮痍——那是圣地亚哥的贫民区。圣母像前的烛火是常盛不衰的。一人高的五层钢制烛架上插满蜡烛。烛架和周围的山岩已熏成黑色。烛焰在微风中颤动，好似虔诚者怀抱的希望。一眼看出，买来蜡烛的多半是衣履简朴的穷人。近年，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光明图景后面，大圣地亚哥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3％的高度，通货膨胀率也经常在30％左右浮动。这不仅使许多智利人叫苦不迭，也使政府感到棘手。这可能也是圣母像前烛光终年不断的一个原因吧。
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圣母山仍然不失为迷人的去处。在圣地亚哥这个“金钱万能”的大都市，难得它不弃贫贱，免费迎接着远近的来访者。由于圣地亚哥的温润气候，加之绿化有方，圣母山到处铺锦叠翠，山上弥漫着芳草鲜花的气息。拥有712平方公里林海的圣母山被誉为圣地亚哥的“绿肺”。在阳光照射下，它如绿色的梦一样醉人。登山纵目，圣地亚哥市容一览无余。当你把视线投向远方时，又可透过苍翠的近山，望见头戴雪冠的安第斯山的雄姿。
节假日的圣母山是圣地亚哥人的乐园，是老少咸宜的休憩地。山上有智利最大的动物园，有两个山间游泳池，还有专门种植智利国花“可比伟”的花园。圣地亚哥人喜欢圣母山是不难理解的。平常的生活节拍是如此紧迫，简直是令人不暇喘息。一到节假日，人们就象久困樊笼的鸟儿，急切地希望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去享受阳光的亲吻和流风的爱抚。
我也喜欢圣母山“浓装淡抹总相宜”的景致。在春深似海的季节，圣母山色彩绚丽，艳而不俗；秋冬时节，鲜花虽略有凋零，但因恰逢雨季，天露滋润，草丰木茂，郁郁葱葱。翠林深处偶或闪现出一两枝艳若春花的丹枫，使人感到此时的圣母山虽不及春之俏丽，但却端庄文秀，凝重矜持，别具一种深沉的美。久居异域客地，每每在欣赏圣母山的如画美景时，会掀动“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乡思。
圣母山是我经常爱去的地方。面对圣母像前像后截然迥异的景色，我感到了人们生活的各种节拍，感到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从而耽入深沉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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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罗马海战与当今的新闻
陈诗信
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地中海，多年来是某些国家明争暗斗的战略要地。它们派出的舰只在那里游弋，有时不免还有点剑拔弩张。但是去年9、10月以来，却从那里传出一个别样“轻松的”话题。表面上是关于二千一百一十年前古罗马一次海战的议论，实际上却是一场正在掀起的海底财宝争夺战。一艘艘来自这些国家的船舰，一批批西洋的老练的“浪里白条”，正紧张地在那儿的碧海绿波间逐浪沉浮。
公元前31年9月，在中希腊阿克那尼亚西北隅的亚克兴海角，曾发生过一次历史上称为“亚克兴战役”的十分惨烈的海战。这场海战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公元前50年左右正是罗马统帅恺撒叱咤风云、四出征战的年代。他率兵进入埃及后，与当时姿色过人的克娄巴特拉女王结为夫妻。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女王又与恺撒的部将安东尼私通。当时分掌罗马部分权力的恺撒的养子屋大维与安东尼争权。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酿成了亚克兴战役。这段历史，一直是外国文学艺术描绘的热门题材。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和影片《罗马大战》均取材于此，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一词自此亦成为西方文学作品中绝代佳人的同义语。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论证，“亚克兴战役”的规模，即从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也是十分壮观的，有“在海战方面开拓了新的概念”之说。安东尼与埃及女王采取夹攻屋大维的阵势，战舰500艘，步兵10万，战舰上还装备了所谓“抓钩器”。当敌方战舰靠近时，可将其牢牢钩住，由突击队跳过去擒拿俘虏。屋大维的战舰总数仅及对方之一半，步兵只有八万，但每条舰上都有“撞击器”，只要勇敢地冲入敌阵，即能将敌船撞成碎片。这次战役终以屋大维夺得大片领土、安东尼与埃及女王相继自杀而告终。
时过两千年，为何这一战役如今成为吸引某些人的新话题呢？同1980年世界性打捞沉船的目的一样，是为了争夺金银财宝。原来，人们从历史资料中获悉，这些古罗马沉船的每一艘都载有大批古银币和珠宝首饰，作为雇佣外籍船员发饷用。这是一笔令人眩目的财富，因为从两千年前沉船中打捞起来的财物，无疑将是
“宝中之宝”，因而一直有人在搜寻这些沉船。随着去年9月希腊突然宣布搜寻成功，一些国家的寻宝船也就纷纷前来。据说这些沉船位于较浅的海底，船身的一半埋在泥沙里，有些船还相当完整。
地中海这个波涛滚滚的舞台，曾上演过不少威武雄壮的史剧，其周围地域出现过古埃及、古巴比伦、波斯帝国、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等煊赫一时的王国，也为人类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人们认为，随着古罗马沉舰的发现，勾心斗角的寻宝热将会在地中海搅起波澜，也许还将成为超级大国（还有别的一些国家）激烈竞逐的又一内容呢！（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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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电子计算机盗窃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的犯罪手段在美国日益普遍。罪犯常用外接线路渗透到某些公司的计算机电路中，使计算机系统的正常工作程序遭到破坏，给计算机的合法用户与外部的联系造成困难，甚至搞乱计算机储存的数据资料。例如，一九七八年某公司的一位顾问轻而易举地把一千零二十万美元转到他自己在城外银行的户头上。如果不是他的同伙泄露了天机，恐怕很难发现他的罪行。
有一家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曾连续一个星期遭到侵袭，仅其中一次就丢失情报一千万份，相当于该计算机储存能力的五分之一。这个恶作剧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加拿大骑警队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出动捕捉罪犯，最后通过电话跟踪的办法很快把罪犯抓到。原来这伙人是纽约市一所学校的学生，他们首先查到这家公司的电话号码，推测出计算机的控制信号，然后接通线路，进而操纵计算机的运转。据估计，类似的事件每年都要造成几亿美元的损失。为此，去年美国加州还颁布了一项法律，对此类罪犯处以五千美元罚款和三年徒刑。一位研究反电子偷窃的高级学者警告说，“到八十年代末期，利用电子计算机犯罪可能会造成经济混乱。”
在计算机日益深入到美国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盗窃似乎变得容易得多了。对这些罪犯来说，进行电子盗窃只需一架廉价的家庭电子计算机、一部电话和一双
“灵巧”的手就足够了。他们利用公布的公司编码把自己的计算机渗透到某个公司的计算机控制程序中去，探查有关计算机工作程序的指挥系统，用“木马计”打开警卫系统的大门，偷窃钱财或秘密情报。
为了对付这种新的犯罪手段，美国有关方面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复杂的装置，使计算机在传送和储存时，能够借助探测器对合法用户的指纹或嗓音进行鉴别，以防坏人冒充。然而，人们认为，一种先进的防盗装置，也许能防患于一时，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新的电子盗窃犯罪事件。
管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