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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市一轻局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说明
把环保同生产结合起来可以少花钱
编者按 济南市一轻局治理“三废”的做法，打破了某些同志一提起环境保护工作，就伸手要钱的旧观念。有“等、靠、要”思想的人，当国家一时拿不出很多资金的时候，就无所作为了。“三废”防治欠帐较多，解决起来确是费钱费事。问题是有些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而能办成的事，就不该等不该拖。有关领导认真肃清极左思想的影响，在抓生产的同时，把群众的健康、子孙的幸福放在重要地位，千方百计来抓这项工作，就可以做到少花钱多办事。
在治理工业“三废”中，如何做到花钱少，见效快？济南市一轻局的经验是：把保护环境与发展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这个局所属六十多个企业，大都建在市中心，有的甚至建在城市的上风向和水源的上游，企业设备一般比较陈旧，跑、冒、滴、漏严重污染环境。从1979年以来，他们结合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对厂点进行合理布局。这样花钱不多，既改善了环境，又发展了生产。他们的结论是：“三废”伴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污染还要靠发展生产来治理。
济南市一轻局把保护环境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是从印染一厂与造纸西厂联合套用资源化害为利中受到启示开始的。济南市第一印染厂的丝光、精炼工序，每天回收130立方稀碱，需要经过蒸发浓缩，方可再用。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不但浪费大量煤和电，还放出大量臭气，污染环境。而临近它的山东造纸西厂制浆工序要用烧碱，如果改为利用印染一厂回收的稀碱，印染一厂可以消除污染，造纸西厂每年可节省稀释烧碱用水3，600吨。这两个厂只接通了一千多米的管道，就实现了化害为利。
从这件事得到启示，济南市一轻局又联想到造纸西厂用过的稀硫酸，浓度为30％，在浓缩处理时，蒸发的气体对四邻污染严重。因为缺少资金，一直拖了多年没有治理。后来，他们主动与长清县、章丘县的磷肥厂联系，建议他们用造纸西厂的稀硫酸生产过磷酸钙。经过研究试验，这样生产出来的过磷酸钙果然质量好，肥效高，而且降低了成本。
从这两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中，济南市一轻局的领导干部看到一个现实：“三废”其实不废。有些物质在这家被视为“废”，而在另一家则是“宝”，这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的自觉性。
济南市一轻局经过反复调查，提出合理布局，专业化协作，集中供热等方案，以便较好地利用能源，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逐步解决“三废”污染的危害。
首先，他们将一部分产品的粗加工迁往原料基地。例如，造纸行业的制浆，用水量很大，严重污染泉城水源，也有碍市容卫生。过去他们想就地治理，但因受到资金、场地的限制，没有实现。去年在企业联合中，济南造纸厂与长清县搞联营，建立制浆厂。这样原料集中，水源充足，运输方便，既有利于济南造纸工业的发展，又有利于“三废”治理。
其次，建立电镀、制版中心，综合治理有害物质。济南市一轻局系统原来有十个电镀点，外排污水中含有氰、铬、酸、碱等多种有害物，所属的七家印刷厂都有制版车间，工人们长期接触铅尘、铅蒸气，损害身体健康。他们根据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将全局十个电镀点中九个单位，以基础较好的自行车厂、自行车零件厂、缝纫机厂的现有设备为主，建立三个电镀中心。七家印刷厂，除瓷用花纸厂已自行治理外，其余六家以印刷二厂为主建立印刷制版中心。这样做，三个电镀中心集中治理较各厂分散治理可节省资金100万元，搞一个制版中心，较分散治理节省资金和人力80％。
他们在实践中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要把环境保护与发展生产协调起来，共同发展，必须打破小生产思想的束缚。大家从全局出发，在环境保护方面不但搞了本系统的专业化协作，还围绕资源能源的充分利用，搞跨行业、跨系统、跨地区的联合。并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开始注意按照新老企业和大、中、小企业的不同特点，制订相应的环境保护规划。通过调整，他们正在逐步把有污染的企业调到环境容量允许的地方集中治理，而在人口稠密的市区多搞一些高、精、尖产品，使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日趋协调。
济南市一轻局在组织上也采取了措施，把生产和环保的领导工作统一起来，从上到下，从规划到组织领导，改变了过去把生产与环保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为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杨平 贾同考 刘学德
（据《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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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农业生产发展城乡收入增加
电视、收音机销量增长迅速
我国电视机和收音机的生产、销售量近几年来大幅度增长。其中电视机1980年产量和零售量比1976年增长近12倍；收音机1980年产量和零售量比1976年增长2倍左右。
从生产的情况看，电视机1976年产18万台，1980年产244万台，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0％以上。收音机1976年产969万台，1980年产2，870万台，目前我国社会上共拥有收音机一亿三千万台左右。
从销售的情况看，电视机1976年零售23．2万台，1980年零售三百多万台。收音机1976年零售840．7万台，1980年社会零售量达2，600万台。目前，北京市平均每三户有一台电视机；99％的城区户和70％的郊区户都有收音机，许多户还拥有两台以上。
电视机和收音机产量、销售量的迅速增长充分说明工农业生产发展，工人农民收入增加，社会购买力提高了。农村政策的落实，使广大农民普遍增加了收入；从1977年到1979年三次提高职工工资，发了奖金，城市职工提高了生活水平。由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丰富文化生活的愿望强烈，对电视机和收音机的需求空前增长。这些都促成了电视机和收音机的产量、销售量激增。特别是近两年农村经济形势好，农民对收音机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全国1979年收音机销售量比1978年增长18％，其中农民的购买量则增长近55％；在可以接收到电视节目的农村地区，有些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农民也有了购买电视机的要求。
解放以前，我国电子工业极端落后，仅能依赖进口元器件，生产很少量的电子管收音机。解放以后，收音机产量开始稳步上升，1949年仅为4，400台，1956年超过10万台，1960年超过100万台，电视机也于1958年问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电子工业受到了反革命分子江青的直接破坏。三中全会以后，有关部门和企业采取措施，挖掘潜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并从国外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使电视机、收音机工业迅速发展。1980年，我国电视机和收音机的生产量和零售量都分别突破200万和2，000万台大关。
新闻研究生 董焕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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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不该用汽车远道运输液化石油气
南昌市目前每月有一百多辆汽车到几百公里外运液化气，耗油达四五十吨。一辆卡车从南昌到南京拉液化气两吨半要消耗汽油500公斤。人们把这样烧液化气叫做“烧汽油”
江西省南昌市目前还不具备统一供应液化石油气的条件，但从去年9月份以来，约有一百四十多个省、市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不惜耗费财力物力人力，各自兴建液化石油气站，千里迢迢从外省运来液化气供应干部、职工，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南昌市这些自办液化石油气站的单位，每月出动一百多辆汽车到上海、武汉、南京、无锡、浙江的镇海、湖南的岳阳以至广东的茂名等地的炼油厂去运液化气。距离最近的400公里，最远的达一两千公里，耗费汽油惊人。据计算，一辆卡车到南京拉液化气两吨到两吨半，要消耗汽油500公斤。全市一百多辆汽车每月为拉气烧掉的汽油达四五十吨，价值三、四万元。因此人们索性把这些单位烧液化气叫做“烧汽油”。
除运输费用之外，各单位都购置一个或几个大贮气罐，每个花钱一万元左右。发给职工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和灶具每套一百八十元到一百九十多元，也都由各单位负担，有的摊进了生产成本。液化气的价格也订得很低。这种做法完全是慷国家之慨。
这种各自办液化石油气站的做法，也助长了
“以物易气”的不正之风。许多供应紧张的重要物资，如木材、钢材、自行车、电视机、手表、纸张、茶叶、烟、酒、糖等，都被拿去交换液化石油气，使国家物资分配计划和市场供应受到影响。
江西省和南昌市的有关部门对上述这种状况感到痛心和着急，认为这种浪费国家大量能源和财力，让少数干部职工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做法，不能再让它盲目发展下去了。
新华社记者
李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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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经济实用 薄利多销
马国征
一个星期日，南京鼓楼百货公司许多顾客都在争购上海围巾厂的一种新产品——拉毛多用领。这种产品，摺叠起来可以当围巾，套在脖子上既当围脖又当护领，还可以当帽子。而且价格便宜，每条只相当于毛围巾价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很受消费者欢迎。
由此联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业和商业部门，生产和销售每一种产品，应当既讲究实用价值，又要尽量降低成本，合理订价，适应广大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
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顾客需要的某些商品，往往不能充分供应；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商品长期积压，不能及时推销出去。究其原因，大都是由于不按照市场需求盲目生产所致。工商部门难道不该遵循经济实用、薄利多销的原则安排生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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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约每一滴石油的精神要大放光芒
方飞
南昌市的一些部门和单位，为了生活上的方便，居然可以耗费大量汽油，从几百几千公里外运回液化石油气。这种严重浪费现象，说明了好多问题。
这实在是慷国家之慨。不然，为什么要用公家的汽车，烧公家的汽油，为私人拉液化气呢？干这种事情，没有领导的默许是干不成的；有关领导干部听之任之，对国家资财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很错误的。有的同志可能这样想：烧多少汽油，横竖是国家的，管它浪费不浪费哩！如果承认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居然做如此想，你站到哪里去了？自己家里的油瓶里洒出几滴食油，很可能要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对国家的大量汽油如此“大方”，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
节约石油，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越是重视石油的节约。从四化建设的需要看，我们的石油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应该大力节约石油。南昌市浪费汽油的例子说明，在我们国家里节约石油的观念是相当淡薄的，耗费成百吨汽油，去几百几千公里外拉不该拉的东西，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实在应该向他们大喝一声：立即纠正这种败家子的作风！
节约光荣，节约石油更光荣。愿珍惜国家每一滴油的精神，在祖国大地上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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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劳动模范、煤炭部建筑安装公司第六十八工程处劳保仓库保管员赵世英，坚持勤俭节约，几年来修补报废的工作服、胶鞋，利用废料缝制套袖、手套等，为国家节约了二千多元。 新华社记者 吴增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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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桂林治理污染仍须努力
报纸批评以后，桂林市原来污染比较严重的工厂开始有了些变化
去年5月底，针对桂林风景区受到严重污染的情况，报纸发表题为《还我美好山河》的调查报告和《以桂林为戒》的短评，引起了中共桂林市委和桂林地委的重视，在治理污染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最近，我们重访桂林，特地去看那些原来污染比较严重、群众意见比较强烈的工厂，发现已经开始有了些变化。
位于桂林市中心区的桂林糖果厂，已经改造了锅炉，安装了消音器，因此，烟囱不再冒黑烟，排污时，也不再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了。工人们坐在干干净净的操作台前，用电器控制加煤、加水、出渣，劳动条件也比以前有所改善。曾经严重污染南溪河和桂林第二机床厂水源的桂林橡胶厂，也有了除尘器和煤灰沉淀池，废水经过处理循环使用，煤灰拉到砖厂制砖。
我们登上独秀峰，放眼四望，往日“烽烟四起”的情景已有改变。全市292个炉窑烟囱，经过改造锅炉和安装除尘器，已有88个不再冒黑烟了。
漓江的水质怎么样？据桂林市环保部门对流经市区一段漓江水样的监测分析，水的色度、浑浊度比去年有所改善，水中的悬浮物质减少，看起来水清了一些，溶解氧也略有增加，有利于鱼类生长。但其他一些重要的水质指标，尚未好转，生活污水和一些医院废水尚未得到治理。据有关同志说，目前有三个生活污水处理场，正在抓紧施工，这些工程竣工投产后，可望有所改善。
我们在采访中看到，有些单位的领导对治理污染还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有的单位治理工程进展缓慢；有的单位修好了沉淀池，但管理不善，经常不用；有的却乘人不见，把未经处理的污泥废水，偷偷排入漓江。
把桂林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风景游览城市，是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在桂林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风景区建设，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提案就有一百多条。这反映了39万桂林人民的心愿。只要领导重视，各方协助，共同努力，桂林风景区的污染治理是大有希望的。
新华社记者 徐占焜 谢式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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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春风吹拂沈阳站
本报记者 刘宾雁
春节前夕，全国几个流动人口密度大的地方，沈阳车站要算一个。它客流量本来就够大的，如今每天送走的旅客猛增到八万多人，远远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环顾车站内外，置身于滚滚的人流之中，你不能不感到惊异：这个1938年由日本人建成、面积狭小、设备陈旧的车站，是凭着什么能够创造出历史上春节期间客运的最优异水平（客运量最高，秩序最好，事故最少）的呢？车站原设计能力是每昼夜到发20对列车。1980年，每天到发列车的数量已超过设计能力的好几倍。春节运输期间，每天有两个高峰，两小时内到发列车就达二十余列，进出旅客将近三万人。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争吵，很少有人磕碰致伤或离失同伴，而且全部旅客都可以在候车室等车，没有人在站外广场受冻。对比不久以前沈阳站的混乱情况，不能不说是全站职工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杰作。
“四人帮”横行时期，沈阳站曾是帮派势力的一大据点。有一个阶段，这里是他们搞“大批判”的一个“点”，乌烟瘴气，出了很多“经验”。直到1978—1979年，混乱状况和歪风邪气还没有很大改变。转折发生在1979年2月，王卿智被任命为站长以后。
这是一个带点传奇色彩的硬汉子。当了十来年“右派”，又和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斗了十来年，其中将近一半时间在牢狱中度过，备受摧残，幸免一死。他来到沈阳站，一头就钻到最底层。他带上“值勤”袖标清扫车站，维持秩序，常常被不讲理的人揪住脖领子。看热闹的人和服务人员围上来，这就成了王卿智站长宣传遵守秩序和提高社会风尚的好机会。他有一半时间是在工作最累最脏最危险也最重要的调车组，年轻的调车工人见这个身体瘦弱、五十来岁的站长，和他们一样顶着刺骨寒风跳上跳下行进中的火车（这是伤亡事故最多的地方），惊得目瞪口呆。
“关键是要抓干部。”——王卿智回顾两年来的巨大变化时反复强调这一点。他“组阁”，专挑事业心强、有本事、没派性、坚决拥护党中央路线的人。这种人，往往都是长年受压，不被重用的人。对于在“四人帮”时时期犯过错误、但现在表现较好的，他也使用。全站党龄最长、能力很强的赵殿甲，当了好几年行李员，打算退休了。王卿智请他来当总工程师。此人对车站三公里地段的所有设备，了如指掌。去年他主持改造了13处设备，都是长期以来不断出重大事故的地方。有一处扳道区，连续出过十几起事故，十几年硬是没人过问，没费多大事就改造好了，提高了效率，事故也杜绝了。
王卿智以他本人的榜样感染着全站职工。他敢于负责，见到不良倾向敢说敢管，也要求各级干部以身作则这样做。对于一般职工，他说：“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但一定要服从、支持和监督班组长。”这就使各级干部的威信和职工的组织性纪律性逐步得到恢复。他平时混入旅客中间，不是作为一个站长，而是从旅客的角度审视车站各项工作，随时进行改进。看到托运一件行李要耗费几个小时，他摇头，设法改善布局，缩短到只需几分钟。旅客预购车票往往要站一夜队。他建议设预约窗口冬又缩短为几分钟。他问客运主任姚寅望：“客运工作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时候？”姚寅望回答说：“五十年代，那时候痰盂里头是清水，候车室内无果皮。”他说：“都等社会变了再说，等到何时是了呢？应该从车站做起，使它成为一个逐渐恢复良好社会风尚的学校。”他又说：“多想办法先使母婴室里不吸烟行不行？”对方没把握，他却有信心，根据是：“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孩子的。”经过宣传说服，现在母婴室里基本上禁了烟。
由于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经济生活的日趋活跃，沈阳站的客流量到1980年7月激增到每天六万七千人，达到过去春节期间的水平。管客运的工作人员犯愁了：“现在我们天天象过春节，真到了春节可怎么办？”客运主任姚寅望却正是从这里看到了希望：平时有六万七的锻炼，春节就不难担负起八万七。大家一致同意今年春节不再要外援，不再变班次，只在最紧张的时刻组织人“帮班”。果然，今年春节运输期间由于全站上下齐心协力，客运领导在综合调查和科学地平衡客流、时间和运输力量的基础上，实行统一指挥、分区管理、细分任务，落实到人，各司其责，赏罚分明，实现了“风雪无阻，消灭事故，确保春运，优质服务”的口号，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1月份得到了沈阳铁路局的红旗。
1月23日那场大雪，造成一次大威胁：看你沈阳站的列车晚不晚点！全站职工真正是“以雪为令”，清晨纷纷奔赴现场，住处远离几十里的也冒雪赶来。老工人打发休假的儿子来，妹妹让哥哥用自行车驮着来，很快清除了一尺厚的积雪，没有一次列车晚点。沈阳站得到市里除雪一等奖。
春节以前，沈阳站的工作已经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事故缩减到历史上最低的12件，而且没有重伤以上人身事故和险性事故。1980年有六个月完全没有事故，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全面超额完成了各项指标。
人心涣散，事故频仍，秩序混乱，服务人员可以殴打旅客，列车晚点动辄以天计，甚至火车冻结在铁轨上……这一切好象就是昨天的事。沈阳站变化之大之快，是惊人的。这无疑是全国形势的一个反映。
然而王卿智站长却并未陶醉在成绩里。他说能不能持久这样干下去？两、三年以后又怎样？这还是问题。消除十年动乱的影响，绝非短期所能做到的。还有很多基础建设工作要做。要达到上下左右真正齐心协力，还要使很大的劲。还必须继续清除“四人帮”在各方面留下的余毒，绝不能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