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从天鹅之死谈到精神文明
米博华
去冬，北京玉渊潭活水湖面客落了四只野天鹅。这给北京城增添了一点大自然的生机。消息传开，北京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等各界人士纷至沓来，争相观看。可是好景不长，一声枪响，一只怡然遨游的天鹅应声毙命。这个引起人们愤慨的犯罪行为，已由司法机关作了判决。虽然天鹅不是人，但总是活物，况且并没有伤害人类，又长得很美。依我看，无端地野蛮地枪杀天鹅，如果不是罪孽的话，至少也是一大错。
在报纸上常看到“救救山林”“救救文物”“救救珍禽异兽”的呼声。看来人类野蛮地侵害自然，破坏文化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这些。在公共场所，我常看到一些人粗俗野蛮的行为：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更不必说那些成群殴斗的、行抢的、哄闹的歹徒了。你想，对人尚且如此，区区野天鹅又何足挂齿呢？天鹅之死虽然是件小事，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高下和道德水准。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对青少年进行爱的教育、美的教育和精神文明的教育。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青少年大都长在十年浩劫年代，既缺乏文化修养，更缺乏文明教育。那时候，祖国的文化遗产和珍贵文物被说成是“封资修黑货”，统统砸烂，或者干脆付之一炬。仿佛革命就是破坏，破坏得越彻底就越革命。这不仅给国家民族带来空前浩劫，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心灵上造成极坏影响。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唱一支歌：“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每逢春天，总要和伙伴们精心耕耘一块土地，播下向日葵、蓖麻种子，巴望早一天收获。一次，一位同学顺手掐掉一片蓖麻叶，为这事同学们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他内疚了好些天，还工工整整地写了检讨。其实，这种事放在今天委实算不了什么。但细一想，不恰好说明一个人的情趣和教养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内疚确实难能可贵。一个人，不懂得爱自然，爱公物，爱社会，怎么懂得爱生活，爱祖国，爱人民呢！可见，从为一片蓖麻叶内疚到无端地枪杀天鹅，确实可见教养优劣，光景有别。
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高的精神文明。不幸的是，枪杀天鹅以及诸如此类粗暴、卑俗的事情还时有发生。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容忍的。承认这一点也许是痛苦的，但只有面对现实，才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我们应负的责任。
第8版()
专栏：
凡人不凡 小事不小
——赞电视剧《凡人小事》
丁冰
电视剧《凡人小事》（根据杜保平短篇小说《绣花床单》改编）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写的是小人物的生活琐事，和许多大人物的英雄业绩相比，的确是凡人小事。但是，看过剧中顾老师为了解决工作调动问题而遭遇的坎坷之后，令人在同情中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我以为，《凡人小事》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真实性。不仅题材、主题、人物和情节是从生活真实中提炼出来的艺术真实，而且细节、场面、人物乃至整个作品的风格也都是散发着生活的气息。在当前有些作品一味追求“冷门”的题材、热闹的情节、奇怪的人物以及异国风情的时候，《凡人小事》以它踏实的现实生活基础，真实的生活画面和朴素动人的艺术表演而打动人心，引起人们很大的共鸣。应该说，这是很可贵的。
《凡人小事》的主人公顾老师是凡人，不假。但人们从她那克服种种困难而以忘我的精神所从事的神圣事业中，是不难看到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看到四化宏图的现实性的。这样的人，应该说是不平凡的。顾老师以四十几元的低工资挑着一个家庭的重担，和相依为命的女儿艰难度日。为了使上下班所用去的三个多小时能缩短一些，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做好工作，照顾幼小多病的女儿而伤透脑筋。这些的确都是些生活小事。但从某些领导人对这些所谓小事所持的故意刁难、趁火打劫所造成的后果来看，这又不是小事。
顾老师满怀希望所写的申请报告送上去以后，却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书记根本不曾上报局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顾老师这个“书呆子”，对“十年浩劫”中膨胀起来的“关系学”却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得到的回答总是“研究研究”。“好心人”虽一再对顾老师进行劝告却总是“启而不发”。顾老师为生活小事，疲于奔命。为了使班上四十几个少年能及时得到有用的知识，她得把自己的孩子关在家里，看到此处，禁不住凄然落泪。
作品的真实性还在于，作者并没有把主人公写成坚决抵制不正之风的“反潮流英雄”，而是从生活出发，把她塑造成一位只希望在自己的行动中加以抵制的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她不得不拿出一多半工资，买了礼物，准备送给新来的书记。所幸新来的张书记是个为民作主的，才使我们的主人公能为她的愿望得以实现而感激不已。看到演员那样真实感人地表演出这一系列生活画面，任你是铁石心肠也要肠热眼湿。正是这些朴实无华的生活画面的艺术再现，不仅使人更加同情主人公的遭遇，更加痛惜党的优良传统的被践踏。
《凡人小事》以满腔热忱为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特别是长期遭歧视的教师说出了心里话。它以感人肺腑的艺术形象告诉人们，特别是告诫某些领导，只满足于口头上讲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培育祖国花朵的园丁”是远远不够的，而绝对需要的是要象剧中那位在冰天雪地的冬天里雪中送炭，带来春天气息的新来的张书记那样，以无产阶级感情，为了四化的早日实现，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努力创造条件，为千百万“凡人”的“小事”而操点心。
（原载《电视周报》）
（附图片）
顾老师在备课
第8版()
专栏：观众的话
要幽默 不要庸俗
东车
春节前后，我们高兴地欣赏了不少相声新作。但同时，也感到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一些作品从内容到表演都有庸俗化的苗头。
相声是一门寓庄于谐、寓教于乐的艺术。它的目的是通过健康的笑来感化人、教育人、娱乐人。现在却有少数相声作者和演员把“逗观众发笑”作为唯一目的，不择手段地去拼凑、追求低级庸俗的笑料。前些日子看过一个在衣服里边塞气枕装孕妇的相声，叫人就象会餐时突然吃到一只苍蝇那样地感到不舒服。最近播放的一个歌颂婚姻介绍所的段子，主题思想很好，可是作者硬安排一对六十多岁的老人去谈情说爱，而且这个老太太搞对象完全是出于报复——给不赡养她的四个儿子再找一个爹！这样处理不仅游离了主题，也降低了作品的思想性。另外甲对乙的嘲讽，也完全是一种人身攻击。什么脸上的北洼路、鲜鱼口，额头上有几条皱纹就讥为车道沟。这和拿瞎子、哑巴的生理缺陷来当笑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笑料很不健康。再拿一个反映计划生育的三人相声为例，由于这个段子内容不新，手法也旧，演员（作者）便求助于化装（扮成婆婆和儿媳）和道具（拐棍和椅子），通过庸俗的表演人为地制造笑料。不少观众反映这不是相声，而是拙劣的闹剧！
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包括建设感化人、教育人的艺术文明，而庸俗正是艺术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敌。为此，我们要向相声的作者、演员和观众大声疾呼：要笑得健康，不要庸俗！
第8版()
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文艺出版简讯
《民族文学》即将在北京出版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第一个汉文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民族文学》，将于最近在北京出版。
《民族文学》主要发表我国各少数民族作家和作者创作的反映各族人民生活的各种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文学作品，也要介绍、发表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学，刊登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文章。内容与形式力求丰富多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民俗）
《中国通俗文艺》即将创刊
《中国通俗文艺》将于最近创刊。它专门刊登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富有民族特色和知识性、趣味性较强的通俗文艺作品，和有关的理论研究文章。创刊号开辟了
“新编今古奇观”、“社会新闻小说”等栏目。该刊的刊名是周扬同志题签的。茅盾、夏衍、周而复等同志写了文章。
（通辛）
浙江出版《郁达夫诗词抄》
我国“五四”时期著名作家郁达夫的诗集《郁达夫诗词抄》，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国内出版郁达夫旧体诗词收辑比较全的一本集子。《郁达夫诗词抄》收集了作者自辛亥革命时期起到他被日本宪兵杀害为止的三十多年中创作的诗词五百余首，以及部分断句、对联、歌词。 （丁雪萍）
《收获丛书》第一集出版
《收获丛书》第一集《淡淡的晨雾》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一集收有四个中篇：张抗抗的《淡淡的晨雾》、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徐恒进的《悠悠东流水》和陈残云的《深圳河畔》。
（李硕儒）
第8版()
专栏：群言录
给民歌一个席位
山西省新绛县 梁冬
最近，浏览了一些刊物，发现登载民歌的刊物很少，我觉得，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民歌这一艺术形式，在我国可以说源远流长。它植根于劳动人民之中，历来为群众喜闻乐见。这不仅是因为它产生劳动人民之中，抒发了劳动人民的情感，而且因为它粗犷、易记、好懂，一般群众都能够创作。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民歌这一形式十分重视和大力倡导，使民歌的创作有较大的发展，出版过大量的民歌集，尽管其中有不少时代的局限，但也有许多民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新生活和健康、昂扬的精神面貌，受到群众的欢迎。
近几年来，在诗歌各种流派蓬勃发展的同时，民歌似乎越来越不被注意了。民歌真的没有市场了吗？我以为不是。有些同志把带有泥土气息的民歌抛之脑后，把来自人民生活的民歌视为“乡下佬”。这种瞧不起民歌的观点，怎能不给民歌带来窒息？不给民歌一个席位，显然是不公正的。民歌代表了我们古老的文化和风格，应当努力使它发展下去。也许有人要说，现在写民歌的人就是少了。这话恐怕不对，应该说是我们刊物登得少了。
当然，民歌也有一个创新和提高的问题，如有的民歌枯燥，缺乏时代色彩和地方风味，标语口号式的、老一套的也不少。对于存在的问题，主要看持什么态度。如果我们热情扶植，积极改进，民歌就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和发展。
第8版()
专栏：艺术杂谈
把握艺术“特殊的色彩”
曾培
真实性，这是各种艺术形式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但是，不同艺术形式所表现的真实性，往往是不同的。在此一艺术形式是真，在彼一艺术形式就可能为假。在戏曲舞台上，七、八人可以是千军万马，三、五步可以是涉水登山，然而移到电影银幕上，千军万马就得众多的人上阵，跋山涉水就得出现真山真水。在京剧《卖水》里，梅香的衣裙被水泼湿了，可以用舞蹈动作虚拟一下而不显其假，银幕上的泼水镜头如不把衣服浇湿则不能显其真。这是因为戏曲演出具有很大的假定性，它是用以虚拟实、以简代繁、以神传真、以少胜多的方法来表现生活的；而电影打破了舞台演出时空的局限性，就特别要求其反映生活的逼真性。1932年，天一公司在上海录制了戏曲片《四郎探母》，由谭富英和雪艳琴合演。片子里的宫殿花园用的是真景，而四郎的表演却是“扬鞭跃马之状”；公主作的是虚拟的表演，她怀里抱的却是一个真孩子。结果，显得不伦不类。这部片子，表明了戏曲艺术和电影艺术在反映生活的真实上有着不同的规律，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煮”。即使同属于戏剧艺术，话剧也不同于戏曲。话剧在规定的情景中，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的活动，都必须合乎现实生活的逻辑。舞台上如布置的是内景，就不能同时又是外景，人的活动和景有严格的制约关系。而戏曲的特定环境，虽也靠一定程度的舞台装置来表现，但主要的特征是依靠演员的表演，环境体现在演员的表演中。同样一个空间，演员用个进门动作，就成了室内，做个出门动作，就成了室外；演员在这里大打出手，就成了战场，在这里喁喁情语，就成了密室。戏曲与话剧不同，它是在一种特殊的舞台逻辑中表现生活逻辑的。这表明，由于艺术形式的不同，每一种艺术的真实性都有它的特殊表现。可以说，艺术有多少种类，其真实性的普遍规律就带上多少特殊的色彩。因此，只有注意把握“特殊的色彩”，才能深入把握艺术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