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不断增长的世界武器贸易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它们在世界武器出口贸易中约占三分之二以上。苏联出口武器的对象，主要是它企图夺取或控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丹林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通货膨胀，市场萎缩，唯独制造死亡的军火工业和武器贸易兴而不衰。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材料，七十年代初，世界武器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1974年以后，这一增长率竟达25％以上。在联合国定为“裁军的十年”的七十年代里，武器贸易反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对世界和平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武器贸易的增长，有武器价格由于通货膨胀而上涨，以及武器使用寿命短、更新快等因素的影响，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大国竞相出售武器。
苏美是主要的出口国
提供军援，出售武器一向是大国推行其世界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正是苏美这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在世界武器的出口贸易中约占三分之二以上。
苏联出口武器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其后随着它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争霸的加剧，武器出口大幅度增长。据美国参院外委会的报告说，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武器出口值已由1976年的34亿美元增至1979年的84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1．47倍。苏联出口武器的方向，主要是它企图夺取或控制的地区。它向华约集团提供大批现代化武器，目的是维持在欧洲的战略态势，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夺取西欧、北非、中东直至南亚的“新月形地带”。这些地带，是苏联从侧翼包抄欧洲、南下印度洋的地区，也是苏联倾销武器的主要场所。据北约方面研究，1973年至1979年间，苏联—东欧集团向第三世界提供207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中，72．6％就是向近东和北非提供的。至于向直接为苏联霸权主义效劳的越南、古巴提供武器，那就更不用说了。据报道，近几年来，苏联已向越南提供了价值二十一亿多美元的武器装备。不久前，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报道，苏联还力图重新取得作为印度武器主要供应者的地位。去年，苏联和印度达成一笔16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后，勃列日涅夫访印时，又大谈购买苏制武器的好处。据说，苏联提出的“优惠条件”已动摇了印度向美、英洽谈武器交易的计划。
一向是世界头号武器出口国的美国，虽曾在1977年宣布要限制武器出口，甚至还建立了一个军备出口控制局的机构，但实际上美国的武器出口并未因此而衰落。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以及西方各国的激烈竞争下，美国的武器出口在极为短暂的收缩后又迅速膨胀起来。据“国际和平研究所”材料，1978年美国外销武器价值96亿美元，占世界武器出口总额的48％。
出口国日益增多
军火生产与武器出口可提供就业，赚取外汇，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垄断公司积极地参与这一活动。据估计，除美苏两国外，还有二十多个国家出口武器。
法国是世界第三武器出口国。它的军火生产每年平均增长6％，其武器出口总值在过去的十年间翻了一番。1979年，法国接受的出口武器订单达61亿美元。去年，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问中东后，法国又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达成巨额的军火合同。据报道，法国出口武器的收入可支付20％的进口石油。英国的武器出口额年增长近20％；1976年以来，出口值增加了一倍，1980年达28亿美元。意大利、西德，甚至中立国的瑞典、奥地利、瑞士，在武器市场上也十分活跃，它们制造的一些武器甚至已被一些国家定为军队的标准装备。就连大量进口武器以支持其侵略扩张政策的以色列和越南，也千方百计出售武器赚取外汇。以色列出售自制的武器，去年捞到10亿多美元；自己造不出什么武器的越南，则把过去抗美战争中拣到的或美军遗弃的武器偷偷地出售以捞取硬通货。
第三世界是主要市场
世界军事费用在迅速增长，1980年约达五千余亿美元，相当世界生产总值的6％。
第三世界国家出于自卫或地区性冲突的需要，军事费用迅速膨胀，目前已占世界总军费的15％。由于它们基本上不能生产武器装备，因而成为世界武器出口市场上的主要购买者，尤其是拥有巨额石油美元的中东产油国。据美国军备出口控制局资料，第三世界进口的武器约占世界武器贸易的70％以上。
日益膨胀的武器贸易已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首先，它耗费了这些国家本可用于发展经济的十分宝贵的资金；其次，它推动了敌对邻国间的军备竞赛，加深了地区的不稳定性和冲突；第三，给大国以控制和干涉的可乘之机，使国家独立和主权受到威胁。
然而，由于出口国追求战略的或经济的好处，它们正千方百计地扩大武器销售，使世界武器贸易不断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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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里根的一个难题
世绍
美国总统里根在就职后的第二天，就下了一道命令，要全面冻结联邦雇员，以便证明他是说话算数的。他对自己的内阁成员说，冻结是“必要的，因为国家的预算已失去了控制”。
美国的国家机器十分庞杂，经费开支浩大。据美国报刊报道，联邦政府目前有雇员近三百万，他们每月工资总额在四十亿美元以上。近年来，美国联邦机构日益扩大，人员不断增加。就拿美国联邦协调行政机构为例，总共有57个，1970年拥有雇员27，661人，而十年之后的1980年增加到89，950人，每年开支由九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
美国的法律文件也是名目繁多，数量可观。据报道，美国官方1980年印刷分发的各种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就有二万页之多。因浪费和欺诈行为而增加的政府开支每年竟达400亿美元。因此，冻结雇员、压缩开支被认为是解决政府经济困难的一个办法。
但是，正如里根所说的那样，“这些困难在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之内是不会消除的”。要进行改革不会那么顺当。按美国的规定，总统削减联邦雇员的权力是有限的。在近三百万的下属官员中，总统可以任命的人不到一万名，只不过占总数的三百分之一。比如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总共有162，000名人员，总统只能填补其中的74名。在拥有73，500人的运输部里，他只能任命77名官员。
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有解除被击败的政党任命的政治官员的传统，这在美国被称为“分战利品制度”。换句话说，新任总统要按竞选中出力大小，以官职进行犒赏。为此，想要减少任命下属官员的数目也是有限的。
难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1月5日发表的《为什么整顿官僚主义不那么容易》的文章中，对里根的冻结雇员和压缩政府开支表示担心。文章指出：里根总统在1981年除了要对付克里姆林宫和国际石油卡特尔的挑战之外，可能要花大部分时间来对付另一个狡猾的敌人，即联邦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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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日利亚努力控制人口增长
黄泽全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1980年全国人口为八千万。据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说，尼日利亚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增长率在3．21％到3．36％之间。一些专家们估计，到本世纪末，尼日利亚人口将达到一亿四千多万。
人口的高速增长，给尼日利亚的国民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住房等等带来了很多困难。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特别是1979年10月成立的以谢胡·沙加里为首的文官新政府，非常重视控制本国人口的增长，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为了有效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联邦政府专门成立了尼日利亚“计划生育联合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6个分会。去年还在全国各地开展计划生育周的活动。“计划生育联合会”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电影和家庭访问等方式来动员和教育人民实行计划生育。各个分会还为愿意实行计划生育者提供医疗服务和各种避孕工具。1979年尼日利亚全国有十五万五千多人做了绝育手术。
由于政府重视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尼日利亚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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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贝尔法斯特街头
近年来，“爱尔兰共和军”加紧暴力活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大街不断发生爆炸和枪杀事件。因此，搜身检查在贝尔法斯特成了家常便饭。人们要进入旅馆、市政大楼、商业区甚至零售商店，都要受到检查，看他们身上是否带有武器或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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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青年的失业问题
“毕业就是失业”这个旧中国青年就业难的写照也是今天资本主义国家许多青年感到苦恼的问题。近年来，法国的失业青年不断增加，一九七四年，从大、中学校毕业的青年离开学校三个月找不到工作的占十分之一。到一九七九年秋则增加到三分之一。目前，失业青年达五十多万，占全国一百五十万失业者的三分之一。
在法国，女青年求职更难。根据一九七九年的统计数字，十五岁到二十四岁失业女青年是男青年的两倍。目前，从学校毕业的有二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
造成青年大量失业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的不景气。企业主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不愿招收更多的工人，结果，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在法国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既无技术又无经验的青年学生是不受企业主欢迎的，因此，青年的失业问题尤为严重。
对此，法国政府也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制订青年就业计划，从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企业主以便利，鼓励他们培训、招收青工，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等等。但因失业人数过多，这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
据专家们估计，今后一段时间内，法国经济前景仍不乐观，失业人数将继续增加，因此，近期内青年的就业问题仍难于解决。
（周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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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色列人口为什么大量外流？
世芳
近年来，以色列的人口外流数目不断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有一万以色列人外流，1980年增至18，000人。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因为，许多人借口到外国旅行而一去不回。至今外流人口已达50万，几乎占以色列犹太人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多数是以色列社会的核心：土生土长和中产阶级出身的以色列人以及后备役军官。他们大多是21岁到35岁的年轻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近发表文章说，“某些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外流的人现在实际上多于入境的人，以色列事实上已经面临着犹太人口下降的现实，而阿拉伯人口却继续在增长”。
人口大量外流意味着技术人员和青壮劳力的减少，并且妨碍了贝京当局的扩军备战政策，因而这已成为以色列议会激烈辩论的重要问题。贝京政府的副总理埃利赫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以色列“面临的最重要的民族问题”。
为什么发生这种反常现象呢？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民迫于残酷的现实而不得已为之。自贝京上台以来，以色列当局倒行逆施，竭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加剧了同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使中东实现和平之日遥遥无期；也使广大的以色列群众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忧心忡忡，日益不安。正如美国报纸指出的，“贝京用事实上吞并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办法进行以色列疆域扩张政策”，“意味着可能发生另一场阿拉伯—以色列战争，这需要更多的军事开支”。而惧怕“再次发生战争的前景”，是移入者减少并选择去其他地方的原因，“也是犹太人迁出以色列的一个原因。”
此外，广大的以色列群众不满贝京当局的现行政策，成立了“现在就实现和平运动”组织。据报道，一个预备役军官在一次争取“现在就实现和平运动”的游行示威中，当众谴责贝京当局“埋葬和平，在约旦河（西岸）放火，制造鼓励以色列人向外移居的气氛。”
由于贝京当局的侵略扩张政策吞噬了三分之一的财政预算，再加上强行扩建定居点的庞大开支，给以色列经济背上了一个愈益沉重的包袱，成为一种“经济上的不治之症”。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恶果：去年的国民总产值上升不到1％，只有193亿美元，“是十多年来最糟糕的”。截至去年6月，外债高达201亿美元，超过全年的国民总产值，平均每个以色列人要分担五千二百多美元；通货膨胀居世界之首，高达137．6％；失业增加，从三年前的2．8％上升到去年底的4．7％。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华盛顿每年给以色列30亿美元援助，外加国外犹太人的大量捐献，“仍不足以使以色列的经济应付自如”。因此，物价年年上涨，国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引起群众不满，导致人口外流；同时，也使许多本来要移入以色列的国外犹太人也望而却步。因此，迫使大量以色列人背井离乡的不是别人，正是贝京当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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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美苏间谍战
五、华伦中校及其他
就在邓拉普安然地在米德堡作案的时候，克格勃又在美国军事情报高层发展了一只“鼹鼠”——华伦中校。1959年，华伦充任陆军参谋长的情报顾问时，克格勃就和他挂上了钩。
作为情报顾问，华伦中校就能接触到几乎所有的军事计划和全国情报的估计报告。为了换取金钱，他在三年中不断地向苏联供应秘密情报，而且大都属于相当重要的军事机密。他在因病退休之后还曾继续干这个勾当。
华伦在1966年供认犯有将国防文件泄露给苏联特务的罪行，被判15年监禁。六年后，又被准予保释。
邓拉普和华伦两人的确给克格勃立了很大功劳，尽管他们最后一个死亡，一个入狱。在这一大回合的间谍战中，苏联仍然占了上风。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通过葛兰纽斯基挖出一些克格勃“鼹鼠”，但总比不上由于华伦提供的线索，导致苏联能抓获并处决波波夫和潘可夫斯基这两个中央情报局安置在莫斯科的王牌“鼹鼠”。
美国参议院关于情报的特别委员会顾问哈里斯博士说，连中央情报局也是个已部分被渗透的机构。他说虽然该局有一套甄别手续以保证其属员的忠诚质量达到99．8％，但是漏掉的0．2％就遗患无穷。在过去十年，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几万个雇员里，可能有几百名是潜伏的苏方特务。
他举了一个1978年发生的例子。一个年仅23岁名叫坎派尔斯的年轻军官，把在苏联上空的代号为KH—11的人造卫星系统绝密说明书卖给了克格勃。中央情报局调查时，发现这种“不得遗失”的说明书还丢失了13本。
当然，美苏在长期的间谍战中是互有胜败的。但是，美国在军备方面已落后于苏联，它在美苏情报战中又一再败北，自然受到国内舆论的指责。对此，美国中央情报局怎能不大伤脑筋呢？！
（完）·封雄·
（附图片）
被克格勃拖下水的美国情报官员华伦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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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专访
勇于迎接挑战的人
——访坦桑尼亚外科医学教授赫萨
本报记者 李红
坦桑尼亚独立之前，疾病流行，而医院的医生又都是白人，广大人民的疾病得不到治疗。这件事激起一位非洲青年人心中的波涛。怎样才能解除人民的疾病痛苦？为什么医生又都是白人？难道我们非洲人就不能当医生？于是他决心学医，当一名非洲人医生。“这是一个挑战，要迎接这个挑战！”他心中暗暗发誓。这位坦桑尼亚青年就是现在达累斯萨拉姆的莫欣比利医疗中心的院长、外科医学教授赫萨（见右图）。一天上午记者到莫欣比利医疗中心他的办公室进行采访。
赫萨教授今年48岁，中等个儿，端庄脸上清秀的眉宇下，双眼炯炯有光。这位坦桑尼亚的名医一见面就自我介绍说：“我来医疗中心十年了，这里需要做的事太多了！”
的确，人们一进入莫欣比利医疗中心，就会意识到赫萨教授讲这话的含意。这是一个医疗、研究、教学三结合的中心。它既是坦桑尼亚最大的医院，有病床1，470张，工作人员2，800名，各地无法治疗的病症都可转到这里。它又是医学研究中心，还附设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医药系，以及附设护校，学生一千余名，为全国培养医生和部分护士。赫萨教授担负着领导工作，在各方面身体力行。他每周有两天亲自给病人动手术，一天门诊，一天查病房。别人还未上班，他已在那里工作；等到别人都下班了，最后才走，而且十年如一日。
赫萨教授给我们讲了他是如何迎接生活中一个一个的挑战的。赫萨教授感慨地说：“生活中充满了挑战！”他回忆起在殖民主义统治下，那时他还在中学学习，物理课学得最好，但看到很多人患病而无人给治疗时，他选择了学医。他得到去东非麦克雷雷大学的奖学金。麦克雷雷大学中有各国的学生，为了祖国荣誉，他努力学习，每次考试都要争取成绩是最好的。学了七年之后，他又得到了英国艾丁堡大学的奖学金。在艾丁堡大学学了三年之后，他又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六个月，之后又在香港大学进修三个月。记者问他：“你是否曾想过在外国工作？”他哈哈大笑，然后又严肃地说：“我出生在阿马尼，我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坦桑尼亚。在国外学习之后，许多医院和研究机构也曾以优厚的薪金和高级职位聘请我，我都拒绝了。我常想到的是祖国和我国的人民”。1968年他回到坦桑尼亚，开始时在伊林加、莫希等地工作，1970年调到莫欣比利医疗中心。
赫萨教授认为能运用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是他的最大幸福。他精通普通外科业务，熟悉各种内诊镜，对口腔科、胸科、泌尿科的手术也颇熟谙。他对病人态度和蔼可亲，能做多种手术，效果也好，受到坦桑人民的赞扬。
但是，赫萨教授认为，坐在那里等着病人来诊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找出疾病的原因，他认为“防胜于治”。在他看来，这又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他说，譬如对于癌症的治疗，有时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必须找出致癌的原因，谋求预防。他踏遍坦桑的各个省区，搜集了外科恶性肿瘤的分布和发病情况，经过悉心研究，对一千多例的恶性肿瘤提出了他的见解。
赫萨教授接着把话题转到坦桑医疗卫生人员不足的问题。他说：这对坦桑来说是个挑战，对他本人也是个挑战。赫萨教授在培养坦桑尼亚自己的医生和专家方面，更是呕心沥血。他除给学生上课外，还带领实习医师进修业务，谆谆教诲，亲自考察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实践能力。他认为，坦桑尼亚应该有一大批自己的医生和专家。
赫萨教授把他多少年来如何迎接挑战的经验归结为这样几句话：“要有明确的目的，坚强的决心，周密的计划，才能战而胜之！”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