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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上海高等学校开展协作的调查
一年来，上海数十所高等学校通过协作，交流教学计划，互聘教师兼课，互听选修课，协同搞科研，交流学术思想，图书、情报资料和实验设备互通有无，提高了教育质量。这种协作在目前学校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在一些领域还有继续发展的余地。
最近，记者调查了上海高等学校开展协作的情况，感到上海高校之间的协作起步比较早，行动自觉，形式多样，由易到难，逐步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充分认识高校开展协作的意义，提高参加协作的积极性
上海高校的同志们认为，协作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是办好高等教育的需要。每个大学都汇聚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宝贵人才，集中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实验设备和比较丰富的图书资料。如能开展协作，就能承担更多的教学、科研任务；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各校名师的作用，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可以到其他学校听课，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另外，许多有关新兴学科课题的研究，得依靠多学科的协同作战，不是一所学校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单科性大学，更需要协作进行科学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上海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协作。不少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都亲自参加协作委员会，具体研究协作的问题。
通过校际协作和学科对
口协作提高了教育质量
上海高校开展协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校际协作。有校际的全面协作，如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等五校协作是最早成立的校际协作。这五校有一个协作委员会和联络处，并设有教学、科研、国际交流、实验设备、图书情报五个协作组，由几校分别负责。协作组提出了各自的协作计划，按计划开展活动。仿照五校协作，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师院、上海农学院五校也成立了协作委员会。前不久，九所部属院校和八所专科学校也开始酝酿成立协作组织。此外，43所职工大学也按系统开展协作。除了全面协作外，还有某个专业或某个研究课题的校际协作。如第一医学院与交通大学，第二医学院与科技大学合办医学工程专业，已分别招收了两届学生。去年，交大和师大、外语分院和师大，分别合办了机械、电子和导游自费走读大专班，等等。
这些协作的内容都是由易到难，逐步发展的。复旦、交大等五校之间的协作，是先从急需协作而实际上又能办到的事情做起。自1979年12月五校第一次协作委员会会议以来，到1980年11月为止，他们已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交流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经验。五校教务处交换了教学计划、新学期教务工作打算以及一个学期的执行计划（包括各专业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全部课程），专题讨论了如何改进教学方法、优秀生怎样破格培养等问题。
二、互聘教师兼课。交大请了师大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教师讲电动力学、分析力学和量子力学等课；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教师为师大七七级学生开“多元微积分”选修课，这门课过去师大没有开过。
三、互相选听提高课和选修课。各校为研究生、本科大学生开设的课程可以互相旁听。复旦大学数学系举办的几次重要讲课，都主动通知师大派教师听课。交大的计算机、力学等专业为其他学校开放。
四、协作搞科研。五校交流了有关科研的选题计划，并就“生物医学工程”、“环境科学”、
“计算机用于图书情报资料检索”三大科研项目的协作进行了安排，在各自开展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协同作战。科大、复旦、二医协作研制染色体自动分析仪，以及复旦与一医、二医、中医学院联合开展桡动脉脉搏波的分析及其临床应用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五、在学术交流方面互相提供方便。凡是请国外专家讲学的活动，及时通知各校，并在参加名额上予以照顾。同济大学把外国专家讲学的计划印发给其他各校。去年9月至11月，复旦、师大四校有近60名教师参加了由12名外国专家主持的短期讲学活动。
六、图书、情报资料、实验设备互通有无，充分利用。五校图书馆实行馆际流通阅览，印发了通用的阅览证。各校交换了主要实验设备的目录，提出了可供协作使用的大型设备清单。
第二种是学科对口协作。全市高校共成立了33个协作组，计本科高校22个，专科学校六个，职工大学五个。这三十多个学科协作组的活动十分活跃。他们在编写教材、培训师资和教辅人员，开展学术活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三个协作组，共编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教材。工科教学协作组1979年为全市二十多所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开办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两个业余进修班，解决了一些学校高等数学后继课师资的困难；高校图书馆协作组举办了20次有关图书馆业务的基础知识讲座，培训了近五百名图书馆工作人员。职工大学各教学协作组已办了近三十期师资进修班，参加进修的教师有一千多人。上海高校协作还有待于继续发展
上海高校之间的协作是初步的、有限的协作，属于“互助组”或“初级合作社”阶段。这种协作，特别是校际协作要深入一步，就会受到现有体制和政策的某些限制。例如，上海的23所部属大学分属于17个部，26所地方高校分属于18个局。由于学校没有多少自主权，各个部、局的要求又不一样，有些事情就很难开展协作。但是，复旦、交大、同济、师大、一医五校的同志认为，在现有学校体制和人、财、物的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领导人下决心，统一思想，协作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再前进一步。
一、师资交流。改变长时期以来师资队伍“近亲繁殖”的做法，在选留研究生和本科大学生时各校要互相推荐，对等交流，而且做到交流不拘泥于专业对口。
二、联合承担某项大型的科研任务。发挥五校优势和多学科的特点，在环境科学方面抓一个大型项目，攻关突破。
三、联合举办新专业。把复旦的经济管理、交大的技术管理、师大的教育管理、同济的工程管理和一医的医疗管理联合起来，办一个管理科学系。先由各校分头按各自的特色办有关管理专业，五校联合成立管理科学系委员会，统一研究确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科研主攻方向等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重要问题。在教师编制不变的情况下，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可以互聘教师担任，学生可以跨校听课。
四、仪器设备方面，在原来协作基础上，五校对重点实验室的筹建，高级、精密、大型的仪器设备的补齐，等等，共同讨论，订出规划，分头落实，并做到互通有无。
五、对外学术交流和聘请外国专家方面，各校事先要共同商讨计划，并联合五校的力量，加强调查研究。
本报记者 肖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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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党派成员积极办学受到欢迎
已办起各类业余学校、补习学校等五十所，参加学习的在职职工和待业青年约二万人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地方组织已在全国22个大中城市办起各类业余学校、补习学校以及定期学术讲座等50所，参加学习的在职职工和待业青年约二万人。民革桂林市委会去年十月创办了一所以讲授外语为主的业余补习学校，为桂林的旅游业服务。长沙市一位大学退休的民盟盟员联合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办起东风业余大学，聘请兼职教师15人，录取学生447人，学员80％是在职职工。民进天津市委员会在教育局等单位支持下，开办了中学语文骨干教师进修班。民建和工商联两会会员在杭州市教育局、商业局支持下办起了钱江业余学校。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在北京举办中医讲座，请老中医、名中医传授学术和实践经验。九三学社北京分社与有关单位配合办起北京法律夜大学，招收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黄炎培先生生前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去年恢复了上海、昆明两所中华职业学校。还有些民主党派成员个人办起了各种补习班。
这些业余学校、补习学校和补习班，深受青年和社会各方面的欢迎。据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王艮仲介绍，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原来决定招收300人，第一天报名2，000人，第二天又报名2，000人，报名的人冒着雨在外面排队，秩序井然。因此，不得不扩大招收到1，310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朱增同志反映，他们参与举办的朝阳区业余大学，参加学习的大部分是在职职工，学习热情很高，出勤率在90％以上。有些学生常常来不及吃晚饭就带着馒头边走边吃来上课。桂林外办的负责同志称赞民革办的外语补校为培养外事干部出了力。杭州的钱江业余学校被市里命名为工农教育的红旗单位，市的领导称赞他们“为发展工农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贡献了力量”。
这些学校为什么会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呢？民盟湖南省委员会作过一些调查，他们认为，第一，这样多种形式办学，为培养人才开辟了新的渠道；第二，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不增加国家投资；第三，为退休成员提供了一个为四化献智献力的良好机会。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说，民主党派办学“一举三得”：首先是广开学路，多种形式办学，有利于当前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其次是有利于党派工作的活跃，为把民主党派工作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开辟了多种途径；再次是有利于调动民主党派成员为四化服务的积极性。据了解，一些年老退休但还能从事一定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办学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表示要“春蚕到死丝方尽，誓为四化献余生”。詹少文同志堪称光荣的一例。他是民建会员、原退休工商业者，今年六十多岁。他本想在退休后趁身体还健康到各地看看名胜古迹，为了办钱江业余学校，他放弃了这一打算，一心扑在办学上。现在在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成员中要求出力办学的人不少。他们希望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的领导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政协全国委员会教育组 张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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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即将开学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开学。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是由国家农委、中国科协、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业部、农垦部和中国农学会联合举办的。学校将通过农村广播网，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农村基层干部、农场职工和农村知识青年进行农业技术培训。
学校根据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将分期举办为期两年左右的专业班，每期开设若干门基础课程。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招收固定学员，凡具有初中或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没有经过正规农业院校学习的县、社、队、国营农场的干部、工人、技术员及农村知识青年，确能坚持在职学习的均可以报名，经过考试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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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表彰先进幼儿园和保教人员
吉林省人民政府最近表彰了六十五个先进幼儿园、托儿所和二百四十八名先进保教工作者。受表彰的先进工作者中，有精心照料孩子几十年如一日的老保育员，也有热爱幼教事业的幼儿教师和辛勤为婴幼儿防病治病的保健医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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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三好”学生越来越多
去年春天以来，北京市、区教育部门和许多学校以及共青团组织，普遍开展“三好”活动，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了热爱祖国、热爱党、正确认识形势和世界观教育。学生中勤奋学习、遵守纪律、讲文明懂礼貌、关心集体、拾金不昧、尊敬师长的好人好事越来越多。全市中学去年涌现近三万名“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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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平山道中学开展演讲活动
天津市平山道中学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理想、世界观等问题，举办了演讲会。每次一个主题，由学生报名演讲，听众可以提出问题，由演讲人答辩。学生们对这种结合自己思想，畅所欲言，探讨问题的方式，很感兴趣。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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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从“知识更新”想到的
——五谈体育改革
马萧萧
现代科学的发展非常迅速，自然科学知识不断更新，而且这种更新的周期有越来越短的趋势。由此想到，体育运动训练的方法、手段，也有个不断更新、不断改革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竞争，也是教练水平的竞争，训练方法、手段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的竞争。我国体育要全面走向世界，要在奥运会及其他重大国际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训练方法、手段的不断更新和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有些运动项目的训练是比较先进的，不断有新的创造发明，多年来成绩较好，涌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但是，有不少项目的训练方法、手段陈旧、落后，有的还是五十六十年代的，运动员换了一代又一代，训练方式还是旧的。例如，现在不少国家运用控制论的科学原理指导训练，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运动量、最佳竞技状态出现的时间以及预见能够创造的最好水平，我们在这些方面则往往单纯靠感觉、经验。再如，国外一些先进的训练，是建筑在大量科学数据的基础上的，符合客观规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花费较少的精力，培养出水平较高的运动员，而我们每每心中无数，练什么，练多少时间，怎么练，带有较大的盲目性，造成人才的浪费以至夭折。这种状况如不改变，要尽快提高运动水平是很困难的。
我们所说的训练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不断加强训练的科学性、创造性，使我们的训练更先进、更有效。要搞好训练改革，就要进一步克服那种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和凑凑合合过日子的精神状态，发扬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同时，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提高教练员的科学文化水平。
能除旧才能布新，有改革才有前进。人们期待着在体育运动训练上早日出现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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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之角
“新秀出现我就高兴”
——记著名围棋家过惕生先生
在水光潋滟，景色秀丽的北京什刹海，人们常常看到一位温文尔雅，操一口皖南口音的老人，和蔼可亲地给一些青少年讲解围棋棋谱。他是那样的耐心，讲解得又是那样有趣，孩子们深深地为他透彻清晰的讲解所吸引：有的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棋盘，有的手托下颔，仔细琢磨……这场面，对从旁经过的人都产生吸引力。这位雍容大方，风度潇洒的老人，就是我国著名围棋家、国家级围棋教练过惕生先生。
过惕生是我国围棋界的老前辈，曾三次荣获全国围棋冠军，同已故的上海棋类协会副主席、著名围棋手刘棣怀有“南刘北过”之称。过惕生出生在安徽歙县。这里棋类盛行，棋技颇高。清代初年围棋名家程兰如、汪汉年都是歙县人。过惕生出身于围棋名门。先人过百龄，是明末清初的国手，驰骋棋坛数十年无敌手。过惕生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很有造诣的围棋爱好者。过惕生在家庭的熏陶下，七八岁就学会下围棋。19岁到上海与著名围棋手吴祥麟对弈，战而胜之，遂名震上海。从此，过惕生开始棋坛生涯。时光荏苒，至今已经五十多年。
1950年，过惕生在李济深副主席家商谈成立北京棋艺研究社时，和陈毅同志相遇。在那次相遇中，陈老总对过惕生说：
“围棋是我国创始的，现在日本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一定要赶上和超过日本。”过惕生对陈老总的这段话一直铭记在心。六十年代开始，国家围棋集训队成立，过惕生便担任国家围棋集训队教练，为培养围棋新秀全力以赴。我国近些年来的围棋名将如陈祖德、王汝南、聂卫平，都受到他的指点和教益。特别是蝉联四届全国围棋冠军、蜚声中外的聂卫平的成长，更是凝结着他辛勤的劳动和心血。
小聂八九岁跟随过惕生学围棋。过惕生看到小聂有股“迷劲”，肯动脑子，喜欢钻研，是棵好苗子，非常喜欢，决心精心培养。为了便于言传身教，使小聂有良好的棋风，有一丝不苟的品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过惕生搬到小聂家居住达两年之久。在这两年时间的日日夜夜，过惕生迟睡早起，或向小聂耐心讲解历代名谱，或与小聂对弈以传授棋技，或覆盖研究对局。春去秋至，严寒酷暑，天天如此。正是在他这样煞费苦心的培养和指教下，聂卫平的棋艺有了飞跃发展。1976年在日本，他一举战胜了日本“天元”冠军藤泽秀行，接着又击败了九段名将濑川良雄、严田达明和加田克司，最后又战胜了荣获“终身本固坊冠军”称号的石田芳夫，被日本新闻界称为“聂旋风”。谈及此事，过惕生高兴而不满足。他说：“和日本围棋比，日本有八、九段的高级棋手几十名，而我国象这样的高级棋手则比较少，因此还要作更大的努力。”
过惕生把培养青少年围棋手当做自己的责任。他热心围棋普及工作，认为只有普及了，新秀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过惕生除不辞辛苦地直接为青少年围棋爱好者指点、辅导外，还努力致力于围棋方面的著作。过惕生在围棋理论上有比较深的研究和修养，在围棋实践上有五十多年的丰富经验。74岁高龄的过惕生，除已经出版的《围棋》、《围棋名谱精选》、《围棋战理》等著作外，现在还每日早起晚息，抓紧整理历代棋谱。他说：“古代棋谱写得过于简略，现在许多青少年无法看懂。”他决心对古代棋谱作详细的注释和讲解，对棋局作精细的分析和叙述，以利于广大围棋爱好者掌握。
过惕生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棋类协会副主席，最近又担任新成立的北京棋院副院长，还是《中国古代围棋丛书》编委会的委员。当人们为他工作忙而担心他的身体时，他却说：“新秀出现，我就高兴。疲劳也就没有了。为发展祖国的围棋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是我的愿望。”
本报记者 陈兴贵
（附图片）
著名围棋家过惕生先生在注释历代棋谱
本报记者 王景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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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练拳先练基本功
要想学好武术，必须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武术的基本功包括腿功、腰功、鼎功、桩功四项内容。人们在练基本功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四条纲领：“武术要练站桩功，大鼎能把力量增，腰要灵活腿要硬，拳脚舞动赛流星。”
为什么学武术要先练基本功呢？
武术是一项全身运动，动作必须刚健有力、舒展大方、节奏明显、姿势优美。这对力量、速度、灵敏、柔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拿旋风腿这个腾空、旋转的跳跃动作来说吧：如果腿部的力量不足，柔韧性不好，就不能跳得高，也不能在脸前方做击响动作；如果腰部的力量和柔韧性较差，就会影响转体的角度和速度；如果全身的灵敏性较差，就不能做出优美灵活的动作来。
练拳先练基本功。练好基本功就能够掌握好各个细节的正确动作，为下一步技术训练打下坚固的基础。如桩功的四平马桩，练习时必须保持正确的姿势，做到顶平头正，肩平身正，腿平力正，心平气正。这样练成习惯以后，做起连续动作来，才能圆满流畅，干净利落，姿势优美，心平气和。
董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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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坛新事
不平常的篮球比赛
最近，在徐州市举行了一次不平常的篮球比赛。场上听不见惯有的双方运动员的呼喊，裁判员手中挥舞的小红旗代替了笛声。这是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11市聋哑人篮球邀请赛。
比赛中，运动员们往往看不见两名裁判员的小红旗的摇动，还得靠周围观众的手势来帮忙，场上场下气氛十分热烈。聋哑人运动员表现出了良好的身体素质、篮球技术和道德作风。比赛结果，青岛队、无锡队、常州队分别获得前三名。聋哑人深深感谢党的关怀，他们希望今后年年举办这样的比赛。
第3版()
专栏：来信
提高教练员的社会地位
自去年以来，连续开展了在全国范围内评选最佳运动员的活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鼓励运动员创尖子、破纪录、树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都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由此我联想到，培育体育之花的园丁——教练员的社会地位问题。
教练员工作之重要已引起了世界很多国家的高度重视，有的国家甚至不惜重金聘请国外著名教练。为了加快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我认为，除加强群众体育运动的普及和体育科研的建设外，还应该大力加强教练员队伍的培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提供与其工作相适应的便利条件和权力，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此，我建议，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手段（如报纸、“体育之窗”电视节目等）经常宣扬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教练员，并评选出年度最佳（优秀）教练员，对他们的辛勤劳动给予应有的奖励和荣誉。
徐培河
第3版()
专栏：
知耻近乎勇
从报刊上得悉，1980年“中国十大体育新闻”中，有一条是“中国女篮在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上以33分之差败于南朝鲜队”。
它十分惹人注目，犹如一枝红辣椒，一丛荆棘，一面明镜，让人看了脸红、沉思、奋发。
昭示成绩，固然能鼓舞士气，增强斗志，而把失败大书于众，更为难能可贵。我想，这就是胜利的开始吧。
“知耻近乎勇”，说的是视失败为耻辱，用来激励自己发愤抗争，拚命再上；唤起失败者巨大的力量、勇气，从而积聚着下次成功的条件。因此，古人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十大体育新闻，理应既包括辉煌的战绩，又包括重大的失败，而失败可以告诫人们：汲取教训，堵塞漏洞，少犯错误。看了这篇新闻，对于我们正视自己的各项工作，不是没有一点启示吧！ 潘国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