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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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加一大于二”
天津市科委把全市从事农药科研、生产、示范推广和销售的十个单位组织到一起,成立了天津市农药协作组。同样是这十个单位,人员和经费都没有明显增加,由于打破了部门的界限,按照科研和生产的内在规律组织专业性联合和协作,迅速改变了农药生产的落后面貌。
1+1>2,这并不是数学上的一个什么“猜想”,而是我们在调查了天津市农药协作组——一个以科研为主的科研、生产、示范推广、销售相结合的联合组织以后所得出的结论。
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
我国的农药生产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每年由于遭受病、虫、草害要损失20~30%的农产品;另一方面,一些农药产品却大量积压。这主要是因为农药品种单调、落后,大宗的产品,如六六六、DDT、有机汞等,都是高毒、高残留农药,污染严重,药效甚差;再加上一个时期盲目建厂,有些落后的产品供过于求。整个农药行业都在探求出路。
出路只能是迅速研究出一系列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新品种。这往往要从化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开始,成品在实验室合成后,还要植物保护和医学专业部门配合进行药效和毒性试验,再通过工业性中间试验和大田示范推广后,才能投产。这一过程,涉及许多环节,决不是我们目前这种形式的某个研究所能独立完成的。
天津是我国农药三大生产基地之一,产量占全国第一位。广大用户要求更新农药品种的压力,促使天津市科委在1974年把全市从事农药科研、生产、示范推广和销售的十个单位组织到一起,成立了天津市农药协作组;1978年以后,协作组在组织形式和协作内容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打破部门的界限,按照科研和生产的内在规律形成的专业性联合和协作,是发展新农药、改变农药生产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
农药协作组成立六年来,组织研究成功高效、低毒、低残留新农药13种,是协作组成立前该市二十多年间农药科研成果总和的一倍多。其中有12种已投产,有10种由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经销全国。一个农药新品种,从研究到投产,以前一般需要五至六年,实行联合、协作后,平均缩短到二至三年。
1980年,全国农药销售情况普遍不佳,有的农药产地,订货还不到全年产量的一半,而天津市却超额完成了订货和销售任务。
透过这些简单的对比数字,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协作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么!
打穿“围墙”
联合、协作,为什么会产生一种新的力量?首先,是它从横的方向冲破了“部门所有制”对发展生产力的束缚。
协作组的十个单位,分别属于教育、化工、农林、卫生、商业等五个不同部门。在协作以前,他们各自承担的农药科研、推广任务,分别由主管部门确定下达,而主管部门之间,常常互不通气或者互相扯皮,不知为此浪费了多少金钱和时间。
就拿天津市农药研究的中坚——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来说吧,他们的科研计划是由教育部门定的,研究一个农药新品种,是不是适合在天津生产,部里并不很清楚。一个新品种合成后,药效试验要找中国农科院,有时试验安排在边远地区,错过季节就耽误一年。成果鉴定后,接产与否是化工部门的事,有时要全国到处跑,很长时间推广不出去。
实行联合、协作后,科研项目和推广计划由各方面协商后统一安排,不需要任务承担单位自己出去跑“协作”。一些重要的仪器设备,只要一个协作单位有了,就可解决各家的问题,用不着各置一摊。由于计划严密,协作组成员又经常开会协调,有时实验室的工作可以同田间药效和毒性试验齐头并进。在成果鉴定的同时,下一步的中间试验工作也安排好了。不但节省了时间,而且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及时改进和完善。
接力与反馈
从纵的方面看,联合、协作使科技工作和经济工作紧紧结合在一起。请看天津市农药科研和生产联合、协作后的接力赛:
跑“第一棒”的是南开大学元素所。他们从事实验室研究,在进行过程中就考虑到下一步如何接,考虑原料和中间体如何立足国内,价格尽量低廉等等。
“第二棒”是工业性中间试验。这个环节十分重要。过去我们有不少科研成果不能在生产中见效,往往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环节。天津市最近把农药实验厂改为农药工业研究所,充实了技术力量,专门承担各种新农药的中间试验任务。
“第三棒”是试验示范。中间试验装置批量生产出新农药样品以后,就由市农科院植保所和农林局植保站负责田间试验和示范推广。他们在市郊各区县都设立了大田示范点,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每年还派科技人员带药下乡,进行新农药的科普宣传和试验示范,让群众亲眼看到施用新农药的好处。
“第四棒”是生产推销。新农药投产后,即由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同工厂和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起,组成联合推销小组,到全国各地去。一方面,同各地农资公司和农业科研单位进行技术座谈,宣传新农药的性能和适用范围,把推广成果与推销产品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及时了解各地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市场要求,回过头来,调整生产的品种和产量,并提出新的科研课题。例如,通过1980年的市场调查,及时调整了十个品种的生产,计四种增加产量,两种减少产量,四种暂时停产。在推销中,发现有一种叫叶枯净的新农药由于剂型不理想影响销路,他们及时把意见反映给南开大学元素所和农药工业研究所,很快就把粉剂改成了胶悬剂,使药效提高15%,每亩每年用药成本降低一元多。
这样环环紧扣的接力赛和市场信息的反馈作用,使科技和经济已不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了。
有益的启示
同样是这十个单位,人员和经费都没有明显的增加,一旦实行了联合、协作,就产生了神奇的效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劳动过程的简单协作时,引述过一个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话:“单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些很小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总力量,比这些部分力量的总和要大”。在我们今天复杂得多的科研、生产的联合、协作中,有着类似的道理。天津市农药协作组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
新闻研究生 罗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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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
天津市科委组织的农药协作组,几年工夫,就使得天津的农药科研和农药生产面目一新。他们没有花多少钱,也没有搞形式主义的一套,而是扎扎实实地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这个经验,很值得其它行业和各地的同志们借鉴。
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多年的左倾错误,表现之一就是不尊重科学,不重视科学技术,以致许多企业产品落后、质量低劣、成本过高、消耗惊人。在调整时期,一些平时被掩盖着的矛盾将暴露出来,从积极意义上讲,这倒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总结经验,采取正确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和缺点。譬如,多数生产建设部门和企业要摆脱被动局面,继续发展生产,就不能指望惯常的增加投资、增加设备、增加人员的办法,而必须求助于科学技术,在与科技工作结合上下功夫。经济调整时期,一些企业的任务不饱满,正好抓紧时机,致力于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技术研究工作,为今后的发展和提高打好基础。科学决非无情物,只要真正在这方面下了功夫,它会加倍地报答你。天津市农药生产面貌的改观就是明证。
说起结合,当然是两方面的事情。可是以往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中,常常发生“单相思”的苦恼:有时,生产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找不到科研单位来研究;有时,搞成的科学技术成果,没有工厂愿意接产。这当然涉及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科研体制等一系列问题,需要逐步进行改革,但并不是说在当前情况下完全无所作为。象天津市科委那样,出来当“红娘”,办“婚姻介绍所”,效果就很好。这件工作,各地的科委可以做,经委可以做,各个主管部门也都可以做。
科研单位和工矿企业在这中间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尤其是那些以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为主的科研单位,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是十分要紧的。从科研选题开始,就应当针对着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研制新产品,一定要考虑原材料的供应和市场的需求;研究新工艺,应着眼于现有的设备、条件,等等。这样,就不愁科研成果不被生产部门重视。科技工作与经济工作一旦结合起来,就能给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都带来新的活力,这是决无疑义的,关键就看我们在这上面怎样下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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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依靠农牧业专家领导农业生产
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近年来注意依靠农业科学家领导农业生产。从农业发展的方向、规划,到一些重大措施的贯彻实行,都积极采纳农业科学家的意见,力求按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新疆依靠农业科学家领导农业生产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一、鼓励农业科学家献计献策,积极采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新疆有七亿多亩草原,畜牧业在全区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冬季草场不足,草畜矛盾突出,牧业生产发展缓慢。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自治区领导同志亲自向牧业科技工作者请教,发动大家献计献策。自治区畜牧专家们提出“牧业生产必须以草定畜”的建议,指出提高畜群母畜比例,适当增加羔羊的宰杀量,控制年终牲畜头数是解决冬季草场不足的关键性措施。他们还建议各级领导扭转一味追求牲畜头数的传统观念,要改变把年终存栏数作为衡量牧业唯一指标的做法。自治区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科学利用草场,提高饲草转化率和牲畜出栏率,促进了畜牧业的稳定均衡发展。
二、吸收他们参与制定农业政策和重大措施。新疆的农业发展方向是什么?有的认为全区应以牧业为主,有的提出应以粮食生产为主。自治区领导认为,决定这样大的问题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由少数领导说了算。他们发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深入分析研究,并召开全自治区农业现代化讨论会。经过充分讨论,提出了全自治区应农牧并举,农林牧结合,充分利用本区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建立合理的农业经济结构,促进“五业”全面发展的方针。
去年三月,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还决定农委成立科学技术顾问组,聘请农、牧、林、草原、水利、气象等十一个学会的二十四位专家、教授为自治区农委顾问。自治区特别是农委的有关重大活动,比如去年底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以及全疆第二次农业区划会议等,都请他们参加,主动为他们创造了解情况的机会和条件。在编写自治区农业综合区划和发展规划的过程中,还主动为他们调集了各种有关资料,使编写的材料内容充实可靠,科学性较强。最近顾问组又增补了十一位专家,并于元月二十四日召开会议,向增补的顾问颁发了聘书。顾问们在会上畅谈了如何搞好今年的农业生产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等问题。
三、选拔一批农业科技人员参加各级领导班子。自治区提拔了一批有组织能力的农业科技人员担任各级主要领导职务。如自治区林业厅、畜牧厅、水利厅都有专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被誉为新疆“女状元”的农业科技人员吴明珠被选拔为吐鲁番行署副专员。此外还有一些经过长期基层锻炼的农业科技人员被选拔到各级主要领导岗位。
本报记者 王友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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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这里的文娱活动多活跃
安徽省亳县双沟文化站,是一个农村集镇文化站。近几年来,由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群众对文化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文化站的干部在区委的支持下,采取民办公助、因陋就简的办法,建立了图书室、阅览室、文娱室、曲艺场、照相服务部;组织起了业余剧团、业余曲艺队、业余民间舞蹈队、创作组等群众业余文化组织,培养了三百多名骨干。文化站经常在晚上举行各种形式的内容健康的文化活动,有的收费有的不收费,群众只花几分钱就可以看到一场曲艺或戏。这个文化站已成为全区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受到群众欢迎,被评为省文化战线的先进单位。春节期间文化站还为群众组织了丰富多采的业余文化活动。
本报记者 朱云风 摄影报道
(附图片)
在文化站图书阅览室里,每天都有很多读者。在阅览室借阅书报不收费,小说杂志借出,每天收费一分。
在文化站组织的文娱晚会上,公社半职业性质的剧团在演出地方戏《穆桂英挂帅》。
文化站站长张耀良(右三)是一位热爱文化工作的转业军人。他的工作受到了群众的称赞。这是他同业余文化骨干一起练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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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照登人民日报编辑部:
你报1981年1月13日第三版刊登的丛子明的《紧急呼吁保护珍稀水生动物白?豚》的来信说:“……仅洪湖县就有……北京市……等动物园……派人来争购白?豚。”这与事实不符。北京动物园遵照上级决定,曾于去年11月派人到武汉等地调查白?豚的情况,但从未提出捕捉或购买白?豚的要求。保护白?豚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白?豚的研究、饲养、繁殖和展览,各部门应分工协作。 北京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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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好思想工作启发群众觉悟
桃源县黄石公社计划生育取得显著成绩
湖南省桃源县黄石公社,依靠思想工作推动计划生育取得显著成绩。1980年,这个公社的出生率由1979年的16.8‰降到7.4‰。这一年没有因生育问题发生一起纠纷、出现一次事故。
黄石公社党委认为,计划生育是要求千家万户在生育问题上以小家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以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复杂细致的工作,应该把主要功夫用在启发人的觉悟上。党委要求所有作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首先成为做思想工作的行家。
黄石公社做思想工作的主要特点是:
推心置腹,晓以道理。这个公社常常碰到一些人领了独生子女证后,思想出现反复的情况。社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歧视。他们认为,有些群众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心情不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要在理解他们的前提下让他们懂得自己的小情理也要符合国家的大情理。先锋大队有个妇女领了独生子女证又想生第二胎。大队干部对她说,从你家条件讲,再生一个不会养不起,但是不能只从一家一户看问题,如果家家户户都这样想,这样生,国家负担就重了。这个妇女终于点头称是。
耐心冷静,缓而不松。对那些特别难做思想工作的户,社队干部总是反复引导,耐心等待,不采取强制措施。
不搞“罚”字当头,奖励注重效果。黄石公社也定了奖励和处罚的条例,但他们不是动不动就用“罚你多少”来对付思想不通的人。他们认为,草率的罚,往往会把事情搞僵。在奖励和处罚之间,应以奖励为主。
本报记者 陈雅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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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加强对青年的晚婚晚育教育编辑同志:
鼓励青年实行晚婚晚育,是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措施。据了解,新婚姻法公布后,有的人认为,按法定婚龄就可以结婚,放松甚至停止了对未婚青年进行晚婚晚育的教育,致使有的青年刚到婚龄,就纷纷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情况,应引起注意。
如果男二十二周岁,女二十周岁的青年都登记结婚,而又不注意避孕,就会出现新的生育高峰。因此,我们建议各地计划生育、卫生、妇联、共青团、民政、公安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在贯彻婚姻法时,注意继续加强对青年人的晚婚晚育教育。
四川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侯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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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群众负责为群众着想
武冈县积极治疗节育手术并发症
湖南省武冈县卫生局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组织力量对历年来的节育手术并发症,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鉴定,使计划生育成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这个县的节育手术质量是好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术后并发症。为此,卫生局从县、区、社医院抽调255名医生,分区成立鉴定小组,对全县1,013名怀疑手术有问题的对象进行鉴定。清理鉴定以后,对确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对象,积极给予治疗,并协助安排好家庭生活;对不属于节育手术并发症而又心存疑虑的病人,由大队干部负责做好思想工作,做到自愿自费对症医治。
他们还拟定了《节育手术并发症诊断标准》和《节育手术并发症会诊鉴定和治疗制度》。县里组织有实践经验的专科医生成立节育手术并发症防治科研小组,专题研究防治方案,尽快治愈并发症患者,保证今后把节育手术并发症降到最低限度,确保受术者的健康与安全。这样做,消除了节育对象的顾虑,推动了节育工作的开展。
马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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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定要把计划生育工作抓紧

中共平顶山市委副书记申毅
教育子女只生一个孩子
中共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副书记申毅,认真做儿女的思想工作,使已婚的三个儿女,都在生了一个女孩后就领了独生子女证。
1979年,申毅的两个儿媳和一个女儿都生了女孩。为说服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申毅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多次找儿子谈话,说明实现四化与控制人口的关系,讲只要一个小孩对国家、家庭和孩子成长的好处,两个儿子很受教育,都领了独生子女证。女儿的住处离他家有十多里路,生了女孩没满月,申毅夫妇前往探望,并做女儿和女婿的工作。亲家思想不通,申毅又多次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终于打通了亲家的思想,使女儿女婿也领了独生子女证。申毅为了转变众人的重男轻女思想,有空就抱抱孙女、外孙女,当着众人的面高兴地说:“我就喜欢女孩!”
刘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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