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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综述
从不结盟运动的过去看现在
新华社记者 怀成波
二十年来，不结盟运动取得了重大发展，成为世界政坛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但由于苏联从外部破坏，古巴和越南在内部捣乱，不结盟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了削弱。它只有坚持固有的基本原则，才能永葆其生命力，得到更大发展。人们期望新德里会议为此作出贡献
不结盟运动自1961年创立以来，已进入第20个年头。20年来，不结盟运动坚持独立、自主、非集团的原则，坚持反帝、反殖、反霸的方向，取得了重大发展。1961年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时，它只有25个成员国。现在已发展到九十几个成员国，另有观察员和来宾21个国家，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政治力量，跻身于世界政坛。正如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的铁托总统1979年在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指出的，不结盟运动“已经成为争取世界和平和稳定、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而斗争的一支真正力量”。
20年前，一大批中小国家，为了反对超级大国的军事集团政策，发起了不结盟运动。不结盟运动刚一兴起，美国政客就横加攻击，说它是“不道德的”。苏联当局和报刊诬蔑它是一个“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随着不结盟运动不断发展壮大，苏联又改换笑脸，自称它是不结盟运动的“天然盟友”，还居然要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不结盟会议，妄图把这一支力量变成它争霸的别动队。它的阴谋受挫之后，恼羞成怒，向不结盟首脑会议发出恐吓信，不许讨论穷国和富国的差别，不许提“超级大国”，不许反对“两个帝国主义”。它还咒骂那些旗帜鲜明的不结盟国家是“反动”和“保守”的一帮，是
“反革命”。近几年来，苏联为了推行称霸全球的战略，加紧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的阴谋活动，操纵古巴对其它不结盟国家进行武装干涉，指使越南武装入侵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柬埔寨。接着，它又扒掉自己身上“天然盟友”的画皮，悍然直接出兵占领不结盟运动五个发起国之一的阿富汗。不结盟运动的历史表明，苏联同不结盟运动在对待国际关系重大原则问题上，是根本对立的，它是不结盟运动最狡诈的敌人。
当前，不结盟运动处于严重关头。由于苏联从外部破坏，苏联的仆从古巴和越南在内部捣乱，不结盟原则遭到亵渎，不结盟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受到削弱。两年前，越南十万侵略军开进柬埔寨，扶植傀儡韩桑林上台。在广大不结盟国家的努力下，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越南侵略，要求越南撤军。可是担任不结盟运动主席的古巴，置广大不结盟国家的呼声于不顾，利用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首脑会议之便，公然剥夺民主柬埔寨代表与会的权利，在不结盟运动史上开创了一个可耻的先例。苏联入侵阿富汗，扶植傀儡卡尔迈勒上台。伊斯兰会议组织和联合国多次通过决议，强烈谴责苏联入侵，并要求苏联立即、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军，还是古巴这个主席，非但不坚持不结盟原则，反而在联合国表决时投了反对票。因此，许多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和舆论纷纷指出，古巴和越南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是同苏联结盟并由苏联安插在不结盟运动内部的特洛伊木马。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在新德里举行的外长会议，东道主不顾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反对，延续过去的错误，不让民主柬埔寨的代表与会。它为会议起草的决议草案不提越南和苏联的入侵。以上种种偏离不结盟轨道的现象，使许多不结盟国家感到痛心、焦虑和愤慨。缅甸在一年前宣布退出不结盟运动的活动。印尼外长指出，不结盟运动正处在危险之中。
20年前倡导不结盟运动的国家领导人，都已相继过世，但是不结盟的精神和原则长存。不结盟运动只有坚持其固有的基本原则才能永葆其生命力，才能在第三个十年中取得更大发展。人们期望新德里会议为此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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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仿效新加坡的试验”
——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和问题
刘正学
斯里兰卡为了使自己成为印度洋上经济繁荣的国家，吸取新加坡经济建设的经验，目前正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并称之为“仿效新加坡的试验”。从1978年开始试验以来，斯里兰卡经济发展较快。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978年为8．2％，创历史最高纪录，后来两年速度有所放慢，但仍超过5％—6％，比1977年高出两倍。
这项“仿效新加坡的试验”的特点之一是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和进口的控制。斯里兰卡政府对外资制定了许多优惠的条例，为保证不改变投资股权的结构，不实行国有化，不限制投资利润的处理等等，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金。1978年3月，政府在首都科伦坡以北建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占地158平方英里。到目前为止，政府已批准该自由贸易区的134个项目，投资总额共约2．42亿美元。其中有27个项目已经投产，并出口诸如成衣、橡胶和金属制品、手套及尼龙钓鱼线等商品。目前，正在科伦坡郊外积极筹备建立第二和第三个自由贸易区，以发展重、轻工业，特别是电子工业。另外，还将划出一块地区作为农业自由贸易区，允许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以种植果树、大豆、谷物、玉米、甘蔗、香料和油菜等。
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马哈威利发展工程，早在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时就开始兴建，原计划30年完成，现在，由于接受大量外援，准备提前在6年内完成。它所需投资为400亿卢比，其中大部分来自世界银行和美、英等国的贷款和赠款，贷款中一半是免息的。这项工程全部完成之后，将拥有五座大坝，可以蓄水灌溉30万英亩土地，发电装机容量为600万千瓦。这不但有助于解决斯里兰卡的粮食自给问题，而且将能基本上解决斯里兰卡的失业问题。
在鼓励促进私人办企业的同时，政府还加强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凡是不合理、不合格的公营企业，一律转为民营或予以废除。例如，一直经营不善的企业“锡兰航空”，从1979年9月起，已由新公司
“斯卡航空”来接管经营。许多工厂企业经过整顿改革后，开工率也已直线上升。
另外，放宽对进口的限制，对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带来一定好处。今天，科伦坡福特区繁华大街的商店里，货架上摆着进口的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各种电子产品，还有花色艳丽的纺织品，琳琅满目的日用百货。虽然一些高档商品一般人买不起，但比之过去，一些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不用配给定量，不用排长队就能购到。
斯里兰卡“仿效新加坡的试验”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物价飞涨。据估计，斯里兰卡通货膨胀率高达40％，官方的数字也达25％—30％。人民对此不满。
去年7月，铁路工人为此举行了罢工。政府虽然想办法几次增加工资，但增加的部分往往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其次，失业严重。近几年政府虽然创造一切就业条件，安排了几十万人工作，但尚有大批人没有工作。此外，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过多地引进外资，使本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一定损害；进出口逆差大，外汇缺乏，国家财政赤字也很高；居民住房短缺……等等，都是有待解决的难题。斯里兰卡政府正在为此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适当的调整。它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力求多样化，增加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同时积极提倡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增加地方的生产，增加出口，削减不必要的公共开支”，来克服目前存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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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寺影经声话库姆
赵增泉 张铁伟
库姆是伊朗一座仅有10万人口的小城，却迩遐闻名，因为它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中十二伊玛姆教派的著名圣地和宗教活动中心。现在的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就居住在这里。
库姆具有一千一百多年悠久历史。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库姆就以古代骆驼商队的重要驿站而出名。它东邻无垠的卡维尔（盐碱）荒漠，西接崇山峻岭。湍急的库姆河由西南流来，绕城而去，注入东部的纳马克湖。城内多水井，泉水清澈甘甜。这在干燥缺水的伊朗高原上确实是一块难得的宝地。这里植物茂盛，林木葱郁，可算是荒漠和山地之间的一片小小的绿洲。古代从中亚到美索不达米亚、或从印度到小亚细亚的骆驼商队，越过绵亘数千里的卡维尔荒漠之后，在这里休息补充食品和水，然后再踏上征程。现在，现代化交通工具虽代替了骆驼商队，但库姆仍未失去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它是从德黑兰通向南部重要城市阿瓦士、亚兹德和伊斯法罕的必经路口。
库姆从公元九世纪初开始成为什叶派中十二伊玛姆派的圣地和宗教活动中心之一。第八伊玛姆阿里·礼萨为他妹妹法蒂玛在这里建造的陵墓成为一千多年来什叶派穆斯林崇敬的圣地。后来法蒂玛的陵墓扩建为一个规模宏伟的大清真寺。圣陵的金色圆顶在阳光下熠熠发光，金碧辉煌。高耸入云，蔚为壮观。圣陵前面的一泓水池也被视为神圣的地方。每年，来自伊朗各地和邻国的穆斯林在这里进行传统的朝觐和洗礼活动。什叶派穆斯林笃信能朝觐这座圣陵是极高尚的虔诚行为，无不引以为荣。
十二世纪中期建成的莫扎赫尔清真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建造的贾阿德尔清真寺和卡节姆清真寺，以及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兴建的阿里清真寺等，至今仍巍然屹立。这些气势雄伟、巍峨壮观的古代建筑，是伊斯兰文化的珍品，穆斯林建筑艺术中的精华，也是伊朗古代能工巧匠们的智慧的结晶。现在库姆还星罗棋布着一百五十多座规模不同，风格各异的清真寺，各座清真寺的圆形屋顶，肃穆庄严的拱门和耸入云端的宣礼塔的尖形塔顶，都使这座圣城充满着浓厚的伊斯兰色彩。
库姆的居民素以对真主的虔诚而闻名，很少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保持着传统的穆斯林式的服装：男人裹着头巾或戴无沿帽，身着长衫；妇女上街必穿一种名叫
“恰德列”的黑色长衫，整个头部和手脚必须藏在长衫里面，显示出圣城的古色古香的伊斯兰情调。
库姆又是什叶派的神学教育和研究中心。这里设有年代悠久的神学院和神学研究院，经常有数千名学员和教士在这里学习和研究什叶派神学；还有一批高级神学家长期住在这里，从事神学研究，著书立说，出版刊物。
库姆圣城也曾几经盛衰，历尽沧桑。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库姆曾遭劫难，十五世纪才得到恢复。十六世纪初沙发维王朝建立，宣布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姆派为正式国教，并将第八伊玛姆在马什哈德及其妹妹法蒂玛在库姆的陵墓列为什叶派的最大圣地。王朝还在这里大兴土木，修缮和扩建清真寺，将库姆建成一座美丽的圣城。十八世纪初阿富汗人入侵伊朗，库姆又遭兵燹。十八世纪末，恺加王朝建立后，法拉赫·阿里国王重修圣城，库姆再度繁荣。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什叶派教士受到打击，尤其是礼萨王时期，库姆一度萧条冷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之后，库姆重又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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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民众中创作演出
孙东民
1957年暮春，东京的樱花落尽，北京的槐花放香，日本年轻艺术家真山美保来北京访问。她在会见周总理时倾诉了自己领导的新制作座坚持“到民众中去，与民众一起创作演出”的收获。总理赞扬这一正确方向，并且热情鼓励他们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
不久前我有机会到离东京市区不远的八王子市新制作座文化中心去进行访问。这是艺术家们用以休整和切磋艺术的基地。几幢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掩映在田园景色中，显得十分谐调。他们每年从这里出发，带上民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到“知音者”中去演出。
新制作座成立于1950年。它起初只有三名演员，发展到现在，拥有130名演员。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求者们，不计较名声和地位，专门奔走在百姓之中，涉足于乡镇之间。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管是山村、工厂、学校、街头，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舞台。他们在百姓们朴实的生活中发现了民众的精神美和民族的艺术美，他们把社会跳动的脉搏反映到自己创作演出的剧目里。剧团的创始人真山美保说，他们30年走过的路“是一条崎岖的路，也是一条洒满玫瑰色光辉的路”。
真山美保是日本大剧作家真山青果的长女，从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进入话剧界。当时她对一些话剧不注意吸收本国的民族文化，一味模仿西方，感到彷徨苦闷，便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演员去地方市镇旅行演出。在农民、渔夫、纺织女工和矿工中，他们发现劳动人民不仅健康纯朴，心地善良，而且是正直的艺术批评家和鉴赏家，由此产生了到民众中创作演出的强烈愿望。1952年10月，真山在工厂、海边、农村中写成话剧《泥芜菁》，在爱知县一宫市首次演出，在女工中引起强烈共鸣。剧中描绘了类似安徒生笔下的《灰姑娘》形象，对当时一些失去生活目标的青年人是一种鼓励。一位纺织女工感激地对真山美保说：“大姐，我一直想着死，现在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1952年度的日本艺术节上，《泥芜菁》获文部大臣奖。截至去年8月，该剧已连续演出9，341场，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话剧名作之一。
《泥芜菁》的问世，促使新制作座进一步坚定了到民众中创作演出的决心。此后，新制作座又连续演出了真山美保创作的反映民众生活的话剧《青草葱绿》、《鸢巢树风云》、《野盗在风中飞驰》等，受到观众的好评。从1960年起，还创造了把在群众中加工整理的民间歌舞与外国民间歌舞合在一起会演的形式。这种会演内容丰富、不受场地、舞台道具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了观众的范围。
真山美保所领导的新制作座30年来以独特的方式走着自己的路。他们的节目总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在新制作座，演员们和睦相处，过着集体生活。除了必要的休整和艺术训练外，有8个月的时间要坐上自己的车子分赴各地巡回演出。
新制作座曾三次访华。在延安杨家岭，他们曾不顾寒风和尘土，在露天广场为上万的群众演出。在南京梅园新村，他们曾在街头演唱歌唱周总理的歌曲，那种真挚的感情，超越了语言障碍，直催得在场的群众潸然泪下。1977年新制作座结束访华回国后，为了宣传日中友好，仅访华汇报专场演出就去过81个城镇，演出104场，观众达12万人次以上。
1981年，从1月16日起，新制作座的艺术家们已陆续去旅行演出，到处响起他们《和民众在一起》的歌声：“你们的张张笑脸，都将谱进我们的诗篇；倘若我们能起一点作用，定然倾尽全力高唱不断……”“永远到民众中创作演出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想到村镇上的人看我们的演出，能起到有益的作用，感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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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制作座演出的一个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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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逼真的节目”
在美国的电视荧光屏上，常常会出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镜头。制片人把它称为“逼真的节目”。在这种美名下，这些“敢死者”在表演绝技时有的侥幸成功，有的却身负重伤，甚至付出了生命。
下面就是其中三个绝技表演者的遭遇：
斯坦·克路姆志愿跑步穿过燃烧烈火的一百五十英尺长的通道（见下左上图），其代价是四千英镑。几秒钟后，这位三十六岁的过去当过警察的表演者摇摇晃晃地从这座“活地狱”里走了出来。他的防火服着火了，手套也烧坏了。他的双手失去了功能，五年内做了多次手术，医药费使得这四千英镑的绝技表演费变得微不足道了。而那些电视片的制作者并不给这些绝技表演者以社会保险。但他们却为制片人挣得了几百万美元。
斯多夫·路易史，在一次跳过两辆以每小时一百英里速度飞奔的汽车的绝技表演中负伤（见左下图）。他今年二十五岁，在这以前，曾成功地做了一次类似的绝技表演。但是，这次他的左腿碰在第一辆车的窗户上，医生担心这只脚可能要被切除，他的小腿已弯成畸形了。
去年九月，二十三岁的摩托车驾驶员加里·威尔斯骑车越过一百八十英尺高喷泉（见右下图），结果撞在水泥墙上，心肌破裂、两腿重伤。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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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美苏间谍战
二、“鼹鼠”之争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二十年来一直在争论：为什么克格勃能够成功地把它的“鼹鼠”潜伏在美国并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和它的谍报员在苏联的行踪通知莫斯科呢？
曾任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部副主任的巴格莱认为，克格勃“最有效的办法是以鼹鼠来对付鼹鼠。”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个苏联人波波夫和潘可夫斯基，都是由于有克格勃的“鼹鼠”钻进了美国情报系统才导致了他们的暴露和被捕。巴格莱说：“中央情报局在受到克格勃无孔不入的渗透情况下，是无法保持任何秘密的情报来源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苏联情报系统有能力收买“鼹鼠”安置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情报机关中最机要的位置上。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就破获了一个组织严密的苏联“鼹鼠”网，其中包括美国、法国、德国、以色列、英国、瑞典和北约总部的官员。
这些特务所以被诱入克格勃并非由于同情苏联，大多数是由于贪图钱财或因色情事件被苏联人抓住了把柄。
在西德有过这种情况，克格勃“鼹鼠”尽量干得出色，以便得到提升并使其同党能被安插在重要岗位上。从1960年到1978年，在这些北约盟国就破获了二十多个克格勃特务。
1958年4月1日美国驻瑞士大使泰勒收到一封可疑的信。发信人自称是一个共产党情报组织的高级官员，因为害怕遭到伤害而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国籍，而只签了一个“赫肯舒茨”的假名。他建议西方情报机构“打扫卫生”，即肃清那些
“鼹鼠”。
根据赫肯舒茨通过秘密邮政地址交给中央情报局的最初几份小报告，果然很快地挖出了7名苏联间谍。他们之中包括：驻美国波特兰海军基地的一名英国海军部副官，名叫豪顿。他曾将有关美国原子潜艇的秘密情报送交克格勃。还有一个瑞典驻美大使馆上校衔空军武官温纳斯卓姆，竟是克格勃的一名将官。
“赫肯舒茨”还提供了一份曾使英国情报机构大为难堪的文件。这项文件中有英国在华沙的特务开列的26名打算争取过来的波兰官员的名单，是从克格勃内部得到的。这说明克格勃在英国情报机构内埋伏有“鼹鼠”。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把这个证据提请英方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一个名叫布莱克的荷兰出生的职业情报官员有嫌疑。后来布莱克招认，他很早就当上了苏联间谍，几乎将英国情报机关中的所有机密文件都传递给了克格勃。
·封 雄·
（附图片）
1962年被苏联逮捕的美中央情报局间谍潘可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