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怀念无名英雄——吴德峰同志
王震 黄火青 肖克 郭述申 袁任远
吴德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周年了。五年来，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有了振奋人心的进步和发展。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思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德峰同志，更加缅怀他光辉战斗的一生。
丢弃高官厚禄为了救国救民
吴德峰同志生于1896年，湖北保康县人，童年在家乡读经书，13岁去武汉求学。1914年到1918年，他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堂读书。这期间，国际上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重大事件；国内军阀混战，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正处于五四运动前夕。这一切，激荡着这位爱国青年的赤诚之心。他痛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领导了一批同学在师范学堂发动学潮，驱逐反动校长，面斥教育厅长。为了取得社会声援，他还到女子师范等校去演讲，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他的这些活动，受到董必武和陈潭秋同志的重视，推荐他担任我党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1924年初，董必武、陈潭秋同志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在中共武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
1925年初，德峰同志动员其继母变卖陪嫁时的金银、珠宝、首饰，受党组织委托，创办崇实中学，自任校监，并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实社”，培养了不少革命志士。1925年夏，党组织决定德峰同志参加国民党，并出席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军事部长、商民部长等职。1926年冬，由邓演达推荐，他又担任了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执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长。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为保卫我党中央领导同志和著名政治活动家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国共分裂、蒋介石制造“四·一二”事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保护了许多好同志，减少了可能遭到的流血损失。后来国民党清党时，认为德峰同志是左派，执意要除掉他。党组织决定他立即撤离公安局。但德峰同志估计当时国民党右派还不敢对他立即公开下毒手，便利用新旧局长交接之机，由我们的同志发动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会上，他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等政治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罪恶阴谋，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的口号。在一片锣鼓喧嚣和“欢送吴局长荣升”的气氛中，德峰同志安然归宅。随后，他在来宾云集、给随员分发赏钱而敌人无法动手之际，换装从后门走出，到江边与相约等候他的夫人戚元德同志一起渡江，去汉口会晤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他这一传奇式的英雄行为，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有些人看不到光明前途，意志消沉、脱离革命，有些人甚至背叛革命、背叛党，充当了反革命刽子手。德峰同志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越是沧海横流，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他的家庭是保康县有名的大地主，他的父兄在当时军政界都有显赫的地位，但他毅然丢弃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义无反顾地继续踏上艰苦的革命征途。
艰险的秘密交通线
1927年9月，党派德峰同志去鄂南地区，任鄂南特委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领导鄂南暴动，参加秋收起义。暴动失败后，又先后调任赣西南特委书记、赣北特委书记等职。由于叛徒出卖，江西省委遭到破坏，波及赣北特委。德峰同志得知消息，立即安顿转移有关同志，与元德同志弃家出走，到上海找党组织汇报情况。到上海后，党任命德峰同志为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当时该地特务云集，党组织受到很大威胁。他受命后，急如星火，和元德同志仓促登程。到开封安顿好机关后，又因遇见叛徒，只得立即返回上海，留下元德同志带着孩子坚守机关，交接关系，应付各种事变。
回上海后，党组织委派德峰同志担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作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一次，党组织决定德峰同志亲自去苏区，取一批数量较大的黄金，并商讨重要事宜。他机智勇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恩来同志的赞赏，认为他对党忠诚，是党可信赖的好同志。表面看来，德峰同志夫妇仿佛是闲居隐处于大上海，其实，他们的工作，是一条通向全国以至国外的秘密交通总干线。每一位同志来上海和党中央联系，每一件情报和机密文件的传递，每一项重要物品的输送，都要经过他的具体组织，甚至亲自安排。
1931年4月间，周恩来、王首道和黄火青三同志先后从上海坐船去汉口，预定通过设在汉口一个码头背后摆小摊的秘密交通，转往湖南株洲进入苏区。但在恩来和首道同志已经从上海出发，火青同志坐的船正要开航时，德峰同志得到了武汉出了叛徒、那个秘密交通点也被敌人破坏的消息，当机立断，精确计算了三人船行时间，从上海派人坐飞机赶到九江把王首道同志接回来；坐火车到南京把恩来同志接回来；又派贺步青同志到船上找回黄火青同志。这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重大事故，被德峰同志化险为夷了。
在国民党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白区工作非常艰险，稍有疏忽就有流血牺牲的危险。德峰同志呕心沥血、英勇卓绝地完成这样艰难的任务，确实可以称为党的无名英雄。
满怀豪情参加万里长征
1932年，德峰同志离开上海进入江西苏区，先后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保卫局长、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保卫局长。戚元德同志随后也进入苏区。他们夫妇，满怀豪情地参加万里长征。
在长征途中，德峰同志对部队的政治保卫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培养、教育出一批勇敢、忠实的政治保卫干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德峰同志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张子意、袁任远等同志，结成了紧密的战斗友谊。
长征途中，德峰同志对革命和党的事业满怀信心，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抵制并批评了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罪恶活动。他的长征日记，就充分表现了他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操：
“1935年11月21日。从张家湾到八都坪宿营，本日行程25里，是日有三架国民党飞机轮番在张家湾轰炸，周玉朱同志在浮桥牺牲，晚1时宿营。
“12月22日。从汤家园到祖师殿，是日行程85里，露营六军团驻地。与国民党遭遇，缴获他们的枪30余支。
“1936年8月12日。从石门万险到莫茅寺，行程60里。经石门万险时，均是在两岸绝崖上所架的天桥上通过。架三座天桥，以第二桥为绝险，一二桥均已腐朽，人马过时异常战战兢兢。
“11月5日。由八方出发到丁家二海，行程40里。是日张国焘发起批判中央红军北上的斗争，我参加，认为中央红军行动没有错。周××要打我，陈××制止。后从赶口村到同心城，始与贺、关见面，畅谈甚欢。”
出色的秘密工作和调查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西安是国民党反动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前进阵地。党中央和恩来同志决定派德峰同志率领一批干部去西安搞秘密工作。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多数人没有都市生活经验，更缺少秘密工作经验。德峰夫妇向他们介绍社会各阶层情况，教他们如何适应环境，应付情况，然后按各自分工，分别教他们有关业务。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气氛较好，加上西安事变在人民中的影响，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较收敛。德峰同志对他们机智地进行了斗争。为了制服一个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巷伪装拉洋车的特务，德峰同志准备好两只装满石头的大皮箱，喊这个特务装在车上，亲自押车行走，从早至午围着西安游行，累得特务满头大汗，要求换车换人。德峰同志责劝他说：“中国人联合起来抗日该有多好，你们为什么帮助国民党搞分裂、搞特务活动呢？”此人说了实话：我是为了混饭吃，今后不敢给先生找麻烦了。
随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的逐步加紧，我们在西安地区的秘密工作也日趋紧张。德峰同志利用了“灯下黑”的道理，率领一些同志迫敌而居，活动在敌特的眼皮底下。有一天，他携带了重要机密文件出门不远，便被特务盯上了，几次甩也没甩掉。他分析断定此人必是某特务头子手下的小特务，就直奔那个特务头子的住宅，终于把小特务甩掉了。事后同志们问他：“你怎么敢进去？”德峰同志说：“我早就调查好了，这个特务头子中午不回家吃饭，所以就借这条大狗吓吓小狗嘛！”
面对蒋介石、胡宗南在西安日益加紧的反共活动，我们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党政军特的机密，取得不少重要军事情报，成绩特别显著。
1939年底，中央考虑他的安全，让他回延安工作。但他为了工作需要，不顾个人安危，一再向中央表示继续留西安工作。后来，恩来同志在重庆也获悉国民党最高当局已命令特务机关竭尽全力搜捕吴铁铮（德峰同志的化名）时，他才奉命回延安。
德峰同志非常注意调查研究。他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以非常精确的数字，具体分析了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的状况：死硬地反对我党、反对抗日的是少数；拥护我党、真心抗日的也是少数；各种各样的中间派是多数。这为我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在当时的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依据。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德峰同志曾经领导的西安地区的情报工作，作过很高的评价。毛主席曾说：党的情报工作，西安是最好的。要是发勋章，该先发给你们。但吴德峰同志却很谦虚，认为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下，广大人民和全体党的地下工作者艰苦奋斗而得来的。
“马节坚持到晚芳”
解放战争时期，德峰同志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敌工部长、郑州市委书记。全国解放后历任武汉市委第一副书记、武汉市市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他曾被选为党的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人大常委等职。德峰同志胸怀广阔、博学多闻，早在苏区就有“百科全书”之称。他在学习上毫不自满，在年事已高之际，仍埋头钻研政法，成为我党有数的政法专家。他秉公守法，在生活上自奉俭约，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从来不搞特殊。党发给他的重要文件，甚至连他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爱人都不给看。他教育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子女们自远地来京到医院探望父母时，德峰夫妇都催促他们提前返回工作岗位。他在受到挫折和委屈时，总是说：“只要与党有利就好，我个人得失算不得什么。”他从不在同志中散布任何对谁的不满，在儿女面前从不泄露党的机密。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要“解放”德峰同志，但康生、江青、谢富治却欺上瞒下，千方百计企图把他置于死地。在他被迫害到身体和精神都不堪忍受的时候，他始终缄口沉默，严守党的机密，认为任何黑暗到头来必将为光明所代替。
德峰同志自1922年参加革命，直到1976年12月11日逝世，半个多世纪来，他为党的事业、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艰苦奋斗了整整一生。董必武同志在悼念他夫人戚元德同志的诗中，曾有“清风明月饶声色，马节坚持到晚芳”的诗句，这诗句对他们夫妇都是适合的。德峰同志自幼刻苦读书、追求真理、信奉马列，入党后，一直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疑。桑榆晚年，惊涛骇浪中，仍然保持老党员的高风亮节，更值得我们学习。（附图片）
1958年吴德峰和夫人戚元德同志在广州
邓颖超摄
第5版()
专栏：
实事求是 何惜乌纱
——怀念周小舟同志
李锐
小舟于1966年12月26日在广州含冤辞世，至今整整十五年了。
我为查勘五强溪工程，1979年初秋到长沙，去过小舟旧居。当时一阵莫名的寂寞之感袭来：容园已是花千树，不见周郎谈笑声。1949年南下湖南时，我与小舟在开封初会。大概由于是同乡，年岁、经历相差不远（他比我大五岁，“一二·九”以前入党），共同熟人不少，好尚又多相似，因而一见如故。湖南有句俗话：“长沙里手湘潭票”。“票”字含义不易说清，硬要翻译，假、大、空近似，即善耍嘴皮的漂浮人物。小舟是湘潭人，跟“票”恰相对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之后约一年半时间，正副职的工作关系，我们朝夕相处，书生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某种交心关系。二十年后的寂寞之感，勾引起大跃进年代的往事：独自徘徊谁共语？到乡翻似烂柯人。这一段史实，最能说明小舟的为人。
1959年柘溪开工，5、6月间，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湖南。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他正下乡一个月归来，丰富了第一手资料，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农民积极性、公社供给制、大队核算、公共食堂、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关于大跃进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忌讳，交换见闻，观点一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从追悼会的悼文中，才知道1956年毛主席到湖南，见到大好形势，曾夸奖过他：
“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谈到他的“先见之明”。他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是结果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白旗的省多些。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食堂，办食堂浪费物力人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也不能搞。还谈到1958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14％。他的总的看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
因此，7月初开始的庐山会议前期，我与小舟来往较多。毛主席在会前视察过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湖南的工作颇加称赞。小舟带上山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受为会议的方针。当时少奇同志也反复讲：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到7月22日为止，会议还称为神仙会：交流情况，各抒己见。周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算细帐，强调陈云同志的三个平衡。大家座谈之余，游山赋诗，心情愉快。毛主席的两首诗——《到韶山》、《登庐山》，正由小舟传播开来。这两首诗是主席写给小舟、乔木二人，附信征求意见的。小舟在抗战前后，当过主席的秘书，也爱好诗词（“小舟”之名，即由主席叫他“小周”而来）。我们同在中南组，开会后不几天，他就兴致勃勃地将两首诗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并将原信给我看。诗中词句，同后来发表的微有出入。《登庐山》还有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由此可见当时毛主席的松快心情。我的本子上还有董老亲笔写的一首七律，颈联为：“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
按六个大区分的小组会，讨论主席提出的读书（读政治经济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学会过日子、综合平衡、产品质量等19个问题。小组会上，可说议论纷纷，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如不赞成“以钢为纲”，公社化过早，等等，还不能完全畅所欲言。有不少同志护短，转不过弯，直至反对批评过分密植。小舟是率直而言的。我的笔记本上，记有他7月4日的发言：1，070万吨不如800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总产值至多每年增长10％到20％（按：其实这也很难做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湖南省县以上1，000个项目，只有300个经过批准。他还谈到食堂反对派的六条意见：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会议原准备半个月左右结束，主席指定乔木、小舟和我等七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论述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经营管理、食堂等几个主要问题，总结1958年的经验，指出今后方向。
此时发生的影响当代历史的不幸，即小舟同彭德怀同志的往来以及导致彭总写那封信。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之后，彭总来到湖南，由小舟陪同三天，到过湘潭乌石（彭总家乡）、韶山和株洲。沿途看到为搞居民点，有的房子迁拆一空；有上千人挤在一丘20亩的田里搞深翻；听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困难情况；还看了一些土高炉。后来彭总又去平江。小舟介绍，这是个“刮共产风”较严重的地方，干部的强迫命令也厉害。他们之间谈得比较深。上山之后，小舟又找彭总谈过两次话。彭总表示，有些意见，希望同主席敞开谈谈，但由于自己个性，怕谈不好。小舟就根据眼前经验：“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怂恿彭总去谈。原来7月11日夜，主席找小舟、周惠和我去漫谈过一次（以后还谈过几次），谈得很是融洽。主席认为1958年的问题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说他自己有时也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还风趣地说，否则，人们会象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小舟乘机而言：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夜谈话情况，小舟给彭总讲了。彭总于是决定给主席写一封信，反映自己的主要看法。小舟还建议彭总根据在西北小组的几次发言，予以整理，系统写出，这就是后来批判彭总时，追究小舟为“宣传员”、“提供材料”和“当了参谋”的由来。
彭总的信是7月16日印发给大家的。小组会议从此起了一些变化，多围绕这封信和《会议纪要》继续讨论形势。有些对情况了解不深、不全，特别是护短的同志，不很赞成彭总的意见，且多从一些措词上加以指责。康生更是一个兴风作浪者。7月19日，小舟在小组会上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特别谈到得失问题：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加区别。比如湖南搞了5万个土炉，有两万个根本没有点过火；有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这就只有失而无所得。缺点少讲，或讲而不透，是难以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够更鼓舞正确的干劲。他以为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
大家知道，7月23日主席作了反“右”的讲话之后，会议急转直下。小舟是第四个受到千钧压力的人，他虽然不得不作些过头的戴帽检讨，但没有生造或夸张一星半点事实；相反，他还为彭总辩护。8月3日小组发言中，小舟举出彭总跟他谈的两件事，以说明彭总自己承认“对主席的正确、伟大是逐步认识的”。一是井冈山会师，毛主席不准井冈山的人议论湘南失败，以利团结。彭总说，可见毛主席的伟大深远精神。二是抗战初期运动战与游击战之争，彭总说，很久以后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这就证明彭总从心底敬佩主席。
这个时刻，我与小舟还碰过面，他非常感慨，说准备撤职，摘下乌纱帽，但希望有机会去办好一个农场。小舟是一个对革命对自己负责的人，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由于主客观之势太不相容，许多事他想不通，非常伤心，非常痛苦。8月13日写给主席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假若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这样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
去年到广州，见到小舟的夫人王宁同志，探问小舟辞世前的情况。我们党几十年历次政治运动，大风大浪之中，有许多同志能够立如砥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小舟正是这样坚持并以身殉的人。也许他一时有绝望之感，人谁不有一时的迷误呢？这只是说明他的极度认真、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而决不是脆弱。要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党已给庐山会议作了正确的结论。与此有关的受过委屈还活着的同志，如今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可是小舟（和彭总、洛甫同志等一样）却以54岁的盛年抱恨以终。小舟当年企盼的党的集体领导、高度民主生活，正在到来。每逢佳节倍思亲；欣逢盛世，怎能不加倍思念故人呢！神州遍地尽春色，只是词场少一人。小舟是爱旧诗词的。上庐山第四天，我的登含鄱口句：“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颇为小舟称赏。故人谈笑仍如在，使我伤怀奏短歌。小舟同志，愿将下面这首七律遥祭你在天之灵：
追思往事无穷恨，抛却潇湘第一官。
举世沉冤皆大白，当年遗愿可长安。
桃符旧岁翻新岁，流水前澜让后澜。
知己平生能得几？心香燃尽泪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