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积极反映四化生活 正确表现社会矛盾
——首都文艺界人士座谈话剧《谁是强者?》
《文艺报》编辑部和《人民日报》文艺部最近在北京联合举行座谈会,座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并演出的话剧《谁是强者?》(编剧梁秉堃,导演林兆华),认为这是一出积极反映四化生活,勇于揭示并能正确表现社会矛盾的好戏。
出席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的有:曹禺、吴雪、赵寻、侣朋、凤子、舒强、刁光覃、陈默、苏叔阳、顾骧、刘梦溪、林涵表、康洪兴、王景愚、田芬,以及北京市供电局纪委岳致和、京棉二厂王日初等同志。会议由冯牧、缪俊杰同志主持。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话剧《谁是强者?》在反映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表现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和冲突,塑造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四化创业者形象,以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等方面,都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话剧演出的成功,对于回答目前话剧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如怎样正确理解党中央在新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中包括文艺方针、政策,如何积极开拓反映四化建设的新的题材领域,如何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及克服文艺创作中回避矛盾冲突的倾向等方面,都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积极反映四化建设的新生活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首先充分肯定《谁是强者?》是积极反映四化建设现实题材的好作品,在恢复和发扬话剧紧密联系现实的战斗传统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赵寻、舒强、凤子等同志在发言中说:《强》剧所反映的题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生活,主人公的遭遇,大家都有同感。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个在四化建设中人们经常遇到并为之气愤的“关系学”问题,把群众中普遍存在的要求改变这种不正之风的强烈情绪集中起来,并把它同四化建设的前途、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出发,提炼出“党风不端正,四化搞不成”、必须同“关系学”进行坚决斗争的尖锐主题,从而使整个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应该说,这个戏和人民的情绪是息息相通的,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康洪兴同志说,《强》剧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在于它的题材是直接取之于反映四化建设的生活领域。现在,全国人民最关心四化建设,四化建设的快和慢、好和坏、得与失,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因此,四化建设激流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是最能激动人心的,我们的剧作家应该把更多的热情倾注在这上面。”
曹禺、吴雪、赵寻等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话剧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在出现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许多作者争先恐后地去写爱情题材、历史题材、中外关系题材和名人题材,而对四化建设的现实题材重视不够,甚至有的同志认为“离四化太近了,看不清楚”、“容易犯错误”,提出“要和现实生活保持距离”。这种倾向和观点是令人忧虑的,因为它直接违反文艺要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只能把话剧艺术引向歧路。王日初同志说:“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工人和干部,是欢迎触及现实题材的戏的。不同题材的文艺作品对现实的影响是有不同的。爱情等题材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同《强》剧这样直接反映四化建设的题材比起来,在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上,分量是不相同的。”侣朋同志说:“当前我们社会生活中,社会风气里,有一些问题是人人关心的,如党风、‘关系学’,还有治安、就业等问题。这样一些题材,在相当一个时期,碰的人不多,有点胆怯和顾虑。《强》剧的出现,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证明这样一些题材不但应该反映,而且可以反映得极其深刻、极其感人。”
吴雪、舒强、刘梦溪等同志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多方面的原因,认为剧作家应该明确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面对四化建设,我们是做一个积极参加者,还是做一个旁观者?是拿起笔勇敢投身进去,还是回避矛盾,到古代去,到外国去,到生活边缘去,到自我世界里去寻找小天地?在这方面,《强》剧作者那种对四化建设强烈的责任感,是值得学习的。
正确表现新时期的矛盾和冲突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热情评价了《强》剧在触及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矛盾和冲突时,所表现出的勇敢探索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强》剧从头至尾贯穿着搞不正之风与抵制不正之风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是一出问题剧、社会剧。但是,作者在揭露病态现象时,始终把同这些病态现象作斗争的积极力量放在重要位置上。一方面尖锐地描写了“关系学”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另一方面却把它摆在被憎恶、被克服的位置上,因为这是整个社会中的支流、逆流、暗流。作者没有把产生这种病态现象错误地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而是准确地挖掘出它们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意识的社会根源上。由于作者把握住了分寸,使得该剧具有了一种真实的艺术力量,使人看后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
侣朋同志说:“一个时期,很多作者在问,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到底能不能反映?怎么反映才恰当?我觉得《强》剧的创作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毫无疑义,对于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应该反映,但如何反映,就有一个作者如何认识、评价这些消极现象的问题”。侣朋同志分析了《强》剧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说:“一、作者不是去展览、堆砌这些消极现象,而是对它们充满了憎恨和蔑视,揭示了人民群众的憎恨和厌恶感情。二、这个作品揭示了这些现象的普遍意义,但在整个社会里仍然是支流,是处于不合法的地位的。三、作品正确地回答了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产物,而是和我们党的意志、愿望相抵触的。例如作品描写的批判对象倪科长,在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下,他干坏事心里是害怕的,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丑恶行为。四、这些现象在戏中处在被抵制的、被缩小的、被克服的过程中。这样,这个作品在勇于揭露阴暗面的同时,又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阴暗面,有力地表现出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斗争。”
顾骧同志说:“一个时期以来,某些理论观点和作品,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曾经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同志把现实主义和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等同起来。也有的作品站在错误立场上去看待社会上的阴暗面,对我们社会本质作了歪曲的描绘。因此,对这些错误倾向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确是必要的。但对这种创作倾向进行批评时,不能连带否定社会主义文艺必要的批判功能。我们反对夸大社会主义生活中消极、阴暗的现象,无视从总体上说占主导地位的光明面,但也要防止在创作中回避矛盾,不敢正视矛盾的现象,要警惕‘无冲突论’的可能抬头。《强》剧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很有启示”。
努力塑造社会主义创业者的形象
与会同志认为,时代赋予了戏剧家光荣的使命——用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塑造新时代创业者的典型形象。《强》剧中袁厂长的形象的创造,为社会主义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
康洪兴、田芬等同志认为,袁厂长是三中全会以后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创业者的形象。他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具有崇高的责任感和坚强的党性。这个戏抓住了袁厂长复杂的内心矛盾,把他同“关系学”的搏斗与让步结合起来写。他不是十全十美的高大全,他诙谐乐观,既干练又天真,有个性、有家庭生活。他所碰到的困难和矛盾,每个为四化出力的人都能碰到。他的思想摸得着,能理解,有真切感,观众感到可亲可爱。他代表了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思想,同社会上阴暗的东西进行了自觉的斗争。
顾骧同志说,过去几年出现的社会问题剧,我们必须肯定曾经起过积极的社会作用,肯定作者创作时强烈而可贵的历史使命感。但是回过头看,有些戏只有问题,没有人物。时过境迁,这些戏就不再为人们所注意。《强》剧在现实主义问题上有所深化,就在于写出了袁厂长这个具有新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苏叔阳同志说:“有些话剧不大注意写人,过于讲究情节的起承转合,这是阻碍戏剧向前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亟待克服的。”
有的同志指出,当前有一种议论,不承认社会主义时代有新型的英雄,提倡非英雄化的观点。《强》剧的出现,切中了当前文艺创作的时弊。
顾骧等同志认为,袁厂长这个形象塑造得成功,对这个戏有关键性的意义。在舞台上树立了袁厂长这一新时代创业者的形象,就使得这个戏把歌颂与暴露,光明与黑暗,现象与本质,局部与全局这一系列的问题,正确地统一起来了,保证了作品积极的思想倾向。
许多同志认为,袁厂长是全戏的中心人物,始终处于全戏矛盾的主导地位。所以袁厂长和方静、吴总等人物一起,构成了全戏的一支积极向上的力量。
力求表现手法的质朴无华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强》剧运用了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追求自然、真实,这是很可取的。艺术家应该靠深刻的思想力量、高度的艺术魅力去感染观众,而不能用庸俗低级的趣味招徕观众。
苏叔阳同志说,“这个戏是现实主义的,逼近了生活。说得通俗些,真正的现实主义必然达到打动各方面观众的心。”“观众愿意坐在剧场里,同作者和导演、演员一起共同进入创作,一起思索探讨问题。这就给作家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克服创作上习惯性地违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某些话剧的演出,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夸张的台词,过火的表演,不适当的舞台调度,使戏剧离生活越来越远。《强》剧在导、表演上追求朴实自然,要求演员进行没有表演的表演。尽管是社会问题剧,也没有在舞台上挺胸阔步,大作其讲演。”
有的同志说,《强》剧是抨击社会弊病的剧,但作者却赋予它喜剧的艺术格调,这与人民的心愿合拍。曹禺同志说:“这个戏结构巧妙,曲折有致。忽儿山穷水尽,忽儿柳暗花明;电灯忽儿亮,忽儿灭;厂子一会儿工作,一会儿停止工作,都围绕着‘关系学’作文章”。曹禺同志还赞扬了这个戏的舞台美术,简单经济,下去演出携带方便,值得推荐。”
与会者也指出,当前有一种靠庸俗低级趣味招徕观众的不良倾向。林涵表同志说,“有个剧目在广告上写道:‘兄弟残杀,姐妹成仇,夫妻离异,冤家聚头,惹情惹恨,欲罢难休。’作为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决不能走这条路。”同志们认为,对这种不良倾向决不能任其泛滥。
坚持深入生活
与会同志认为,这出戏的作者深入生活一年零三个月,经过实践的甘苦,孕育而成《强》剧,证明深入生活是艺术创作成功的必由之路。作家应该参加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去,为祖国、为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文艺作品的鼓舞力量来自哪里?是来自生活本身。侣朋同志说,“《强》剧的作者深入生活,采访调查了一百多工人、干部。他采取了真正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到了生活中的美,看到了生活的力量。”吴雪、刁光覃、陈默等同志谈到,为什么出现了写远离生活的题材的现象?有一个原因是作家深入生活少了。一些作者认为现代题材难写,认为深入到工农兵生活中去的口号过时了。于是坐在屋子里改编小说,从报纸上弄些材料就编剧,结果很不成功。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一旦离开了生活,去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只能生编硬造。回避现实生活是不会有出息的。
赵寻同志说:“只有深入生活,才能真正理解人民,摸到生活的脉搏。哪怕写个历史剧,也要下去了解群众的思想情感。”
京棉二厂的王日初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老作家孟超同志到我厂深入生活。当时我们知道他写的《李慧娘》挨批了,可是工人、干部对他毫不歧视。他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听说他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工人欢迎作家到工厂来深入生活。我们一定要象待亲人一样接待他们,为他们调查研究创造条件。”
建议和希望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对《强》剧进行了实事求是、深入细致的分析,既肯定了它的成就,也指出了它的不足。
凤子同志指出,“《强》剧既然提出谁是强者,就必须给予明确的回答。此剧的典型人物写得不错,但是典型环境似感不足。典型环境不是指布景,而是指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人。整个戏里群众的是非态度表现得不够。”舒强、岳致和同志认为,方静身为纪委副书记,是非不鲜明,倒象个贤妻良母。吴总的形象有点概念化。由于此剧典型环境的表现还不够充分,使得谁是强者的答案不很鲜明有力。
吴雪、苏叔阳、陈默等同志对如何塑造好人物、处理好人物间的微妙关系,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提出了意见,指出“这个戏只表现了‘泥鳅’缺德有福,没写他缺德有缘。如果进一步写出他与社会上三教九流勾结的蛛丝马迹,就能把‘关系学’的社会基础挖得更深。”
与会同志各抒己见,共同探讨《强》剧的结尾。
一种意见认为,对“泥鳅”等严重阻碍四化建设的败类,要绳之以法,给人民出气,给观众以更大的满足。
一种意见认为,袁厂长没有以全面的胜利而告结束,正好写出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也不乏意味深长之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艺作品要写出光明占主导地位,不在于结局如何处理。只要写出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舞台上立起来,就能显示出正气压倒邪气。
京棉二厂的王日初同志说:“我们作家的胸怀要宽大些,胆子要放大些。我们工业战线的干部也常受批评,这没有什么。三中全会以来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现在的党中央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还希望作家们多写工业题材,“有的作家认为工厂生活单调,生产过程和技术术语复杂。这实际是误解。工厂生活丰富多彩,工业题材大有可为。”
《文艺报》记者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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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当前,我国农村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广大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了。最近,文化部召开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这是一个树立先进典型的会,一个经验交流会,也是一个动员会,它将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为满足八亿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与贡献。这次大会上受到表彰的,有艰苦创业,使农村文化生活迅速改变面貌的文化站;有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文化馆;有送戏上门的专业剧团;有长期坚持上山下乡的文化普及工作者;也有积极热心做好农村文化工作的地县委领导干部。本报将陆续发表一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的材料,期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同志们,能够从中得到启示,受到激励,以更大的热情,为加快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作出新的贡献。
社镇合办文化中心
上海市南汇县新场公社、新场镇文化中心管理委员会
我们新场公社、新场镇地处上海市郊、东南沿海。新场镇是县属镇、新场公社机关的所在地。社、镇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去年,我们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新场镇、新场公社进行了联合建设文化中心的尝试,建立了文化中心管理委员会,在文化业务力量上相互援助;在文化活动的开展上有分有合,统筹安排;在文化活动项目的开放上互相兼顾,打破社、镇界限,使新场地区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社、镇文化中心。
现在,我们新场地区电影、说书日日有;演出、比赛月月有;各项文体活动经常有。镇上居民和公社农民的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建设社、镇文化中心工作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利用和发挥现有条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办文化。我们新场镇是个古老的小集镇,不仅房屋陈旧、简陋,而且十分紧张。再有社、镇经济力量也比较薄弱,拿不出多少文化经费。怎么办?我们坚持自己动手,采用一挤并、二整修、三合用、四靠自己动手和群众支援等方法解决。镇文化馆、图书馆、工人俱乐部的办公室和文化阵地活动都是镇上的旧民房。近年来,我们整修粉刷、挤并了仓库、宿舍,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宿舍、武装部的办公室也让了出来。镇上有一座“人民堂”,我们将这个会堂充分利用,既放电影、演戏,又当会场。公社改建了一个四十年代建造的教堂,既作会堂,又作文艺宣传队排练室,文艺骨干培训的教室,还组织演戏、放电视。还有镇上退休工人文化室、少年之家、青年宫、花园等地,都是这样因陋就简开辟起来的。近年来镇和公社新开辟的文化活动场所共有1,280平方米,但所花的资金还不到2万元。
为了解决文化活动经费,我们社、镇学习外地经验,试办了亦工亦艺的文艺工厂。公社文化站依靠本镇一家电器厂试办了文化电器厂,最初用缺了腿的旧乒乓桌当工作台,用一只破碗橱做工具箱,花200多元买了10只绕线机。十几名文艺宣传队员边生产、边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现在已发展到33名队员,全年产值16万,盈利近4万。公社文艺厂在生产收入上除文艺厂人员自给有余外,还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购置了大量图书、乐器、布景等文化器材,价值2万多元。干部群众高兴地说:“‘以工养文’真正好,不仅养活了一个文艺宣传队,还养活了公社图书室,养活了大队文化室,养活了公社文化阵地活动室”,在文化宣传上,文艺厂人员坚持亦工亦艺,不少队员一专多能。他们除了排演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下大队巡回演出外,还为文化中心阵地活动担负图书借阅、画廊布置等任务,为公社举办各类文艺培训班担任辅导工作。这支亦工亦艺的队伍,在农村文化活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今年镇上将40名待业青年组织起来,也办了文艺厂,建立了亦工亦艺文艺宣传队。
二、将文化、体育各部门结为一体,相互配合,统筹安排。我们把镇上的文化馆、俱乐部、图书馆、体委、少年之家等5块牌子、6位同志组成了一套班子,做到文体合一家,分工不分家。逢到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学生暑假和节日活动,大家全力以赴,阵地活动分工坚守,基层活动相互帮助。新场镇上开展群众性“三操”活动,镇广播站为开展“三操”活动架设广播专线,镇电影队为开展“三操”活动进行映前幻灯宣传,镇体委、文化馆、俱乐部的同志为“三操”活动的正常开展到基层检查督促,组织交流,使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生气勃勃。
由于我们镇上文化单位五条线的同志分工负责,全镇40多个文化活动室,20多个文化活动项目,经常有活动,常年不断。
三、注意开展群众性、多样性、经常性的活动,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近几年来,我们在镇上不仅设有适应各方面群众需要的文化阵地,还根据老中青少的不同特点设立专用的活动室和组织活动专场。如特地为老年人开辟的“老年之家”——退休工人文化室,室内备有电视机、棋类、扑克和各种报刊杂志,还设有小花坛,栽种着各类鲜花。镇上青少年将近有4,000人,活动量又比较大,根据青少年的特点,我们把镇上的地下防空洞利用起来,分别开辟了少年之家、青年宫。少年之家设有谁先飞向太空、一笔画、小电影、电视、书画、乒乓、手足球等近20个活动项目,10多个活动室。
如何使群众的文化活动健康持久地发展,我们感到,组织竞赛和培训活动是很有效的。今年1月至8月份,镇上先后组织了篮球、足球、广播操竞赛、职工田径选拔赛等小型体育竞赛;举办了文艺培训班、独唱培训班、文艺晚会、迎春书画展览会等多种培训、交流活动,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艺、体育骨干,有效地提高了群众文体活动的水平和活动兴趣。
四、建设文化中心,党委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领导。
我们深深认识到,建设农村集镇文化中心是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四化的需要。社、镇党委都把建设文化中心的工作放到党委的议事日程,由一位党委副书记分管,党委宣传委员具体负责抓。社、镇党委副书记都担任了文化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党委主要领导还经常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开会研究决定有关文化中心建设的工作。新场公社党委的领导同志每月都要到公社文化站参加会议、布置工作任务。社、镇两个党委的领导同志,对社、镇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文艺创作和演出都很重视,不仅参加节目审查,而且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平时还经常和宣传队一起下乡下厂,支持他们的宣传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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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抓好农村文化工作
中共江西省宜春地委书记 王树衡
随着农村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广大农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不愁吃穿不愁住,只愁文化生活不丰富”,正是当前走向富裕之路的农民发自内心的呼声。切实抓好农村文化工作,解除农民这种“新愁”,是我们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刚开始,我们也并不是很自觉的。前几年,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广大干部群众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到四化建设上来了。这时,一度出现了把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对立起来的偏向,流行着一种“全力以赴干四化,没有时间抓文化”的说法。为了清除这一思想障碍,我们教育干部从三方面来认识这一问题。一是从贯彻三中全会政策给农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来看,农民渴望了解党的政策,对政策会不会变也非常担心。他们要通过报刊、广播和文化学习活动领会党的政策,说:“报上的白纸黑字信得过,墙上的铁嘴广播能定心。”在发展生产中,农民如饥似渴地要求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一经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就能立即转化为生产力。其二,是从农民对文化生活的渴求来看。宜丰县黄岗公社有个社员,一家订了39种报刊杂志,一次付出报刊费200多元。地处深山老林的一个生产队八户人家,象办喜事迎亲人一样,从百里以外把外县一个公社业余剧团接来连演两天,家家户户把床铺被子让给演员睡觉。这类事实,使我们看到抓文化工作的紧迫性。其三,是从农村文化生活中存在着的某些问题来看。这几年农村文化生活活跃起来了,但有的地方旧文化有所抬头,唱坏戏、读黄色书籍、搞封建迷信、赌博和宗族械斗等,严重地腐蚀人心,毒害青少年一代。这使我们深深感到,只有通过新文化的普及,给农民以胸襟开阔、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给他们以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造就一代新农民。这正是我们抓农村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关键在于把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三中全会前,文化战线尚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纠正,许多同志怨气未除,余悸尚存,甚至谈文色变,视若畏途。没有人的积极性,任何工作都会成为空谈。于是,地委在1979年上半年召开了全区文艺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地委郑重宣布:凡是林彪、“四人帮”对文艺战线制造的一切冤假错案,统统平反昭雪;凡是被打成“黑线人物”的作者和被打成“毒草”的作品,统统恢复名誉;所有黑材料统统作废。接着恢复了地区文联,成立了文学、戏剧、美术摄影、音乐舞蹈等各个协会,许多同志感动得喉梗语塞,热泪盈眶,他们说:“平反昭雪消除了满腔怨气,党的关怀激励了文化战士的志气。”许多人当场赋诗作画,讴歌党的伟大、三中全会方针英明。
自此以后,我们注意了把党的政策落实到实处:把一些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吸收了一些符合条件的同志入党入团;对文化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我们热情地扶持和尊重,经常去看他们举办的展览和创作的新戏,不仅看,而且议,对好的作品和演出充分肯定及时推广。这样做的结果,使广大文化工作者鼓起了干劲,纷纷为繁荣农村文化出力献策,大显身手。
为了保证农村文化工作健康发展,我们特别注意抓服务方向问题。我们认为,农村文化工作就应该坚持为农民服务,为农业的现代化服务。党的三中全会的文件和六中全会的《决议》发表之后,各项文化活动都配合起来,通过广播、幻灯、演唱、墙报、夜校等活动,使之家喻户晓。从1979年春天开始,我区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之所以能遍布村村、队队,农村多种经营之所以发展较快,这与文化工作者大造舆论、深入宣传,积极推荐和介绍科技书籍是分不开的。
对于群众文化活动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也没有硬纠硬堵,而是积极疏导,说服教育,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对于专业文化工作者,我们经常向他们介绍农村的新形势,新变化,鼓励他们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歌颂农民中的新人新事。广大文化工作者下乡之后,受到了教育,激发了创作热情,产生了大批农村题材的好作品。仅去年8月以来,我区业余作者就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了30多篇小说、报告文学和十多个剧本,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有88幅版画和农民画在全国、本省报刊上发表,有两件被选送出国。创作歌曲,有50余首在报刊发表。今年8月,我区参加北京展出的70幅摄影艺术作品,70%取材于农村。其中《抢修》在《大众摄影》杂志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获一等奖。
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农村文化活动,还必须大力抓好群众文化阵地的建设。目前,全区41%的公社建立了文化站,由集体和社员集资建设的影剧院15座。现在群众自筹资金建设文化设施成风,仅去年一年,在共青团和民兵组织的带动下,全区农民自筹经费40余万元,办起青少年之家945所。我们将继续采取地方财政资助、依靠集体和社员的力量,努力增加群众文化设施,尽快地把社、队的文化站、文化室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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