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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我吃够了大办婚事的苦头
编辑同志：
我是辽宁省本溪市缝纫机总厂的工人。今年1月结婚时，由于大操大办，使我饱尝了辛酸和痛苦。
办婚事前，妈妈就苦苦劝我不要大操大办了。但我想一些朋友结婚时，我没少送随礼钱。这回我结婚，别人也得“还情”。别人都那样大办，我结婚不大办，感到不光彩。于是，我想办法借了800元钱。1月份，正是蔬菜淡季，我就到自由市场去买高价菜，共买猪肉、下水200多斤、鱼50斤，再加上白酒、啤酒、高级糖果、过滤嘴香烟等，800多元钱还不够花。
举行婚礼这天，鞭炮齐鸣，客人川流不息，酒席摆了28桌，请来了40多人帮忙到半夜。事后一算账，共收礼钱750元，都拿去顶账还欠债140元。
2月份，我和爱人共开了80多元工资，扣去借款和还4份礼钱，只剩下7元钱。我们两口子整整吃了一个月的咸菜疙瘩。我这时才清醒过来，知道坏事了。我找出接礼账单，把送礼的人排队，原来我收礼的750元中，有500元是带“钩”的（将来人家结婚还要还回去），实际上一天之间我就背上了640元钱的债！我每月50多元收入，我就是一年不吃不喝也还不清啊！沉重的债务给我造成很大的精神痛苦。为了还债，我们结婚以来，每月生活费都没有超过 15元。双方老人心疼我们，我妈家给我们买煤，岳父家给我们买粮，哥哥弟弟也帮我们一点，这才勉强维持生活。由于为债务所累，我和爱人经常吵嘴；爱人妊娠有反应，边吐边哭，八个月，我没有给她买过一个鸡蛋、一斤水果。
事实不但教育了我和爱人，也教育了我的全家和岳父家。在新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许多青年准备结婚。我希望青年们吸取我的教训，不要把喜事办成愁事。移风易俗，俭朴办婚事，真是一件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个人的大事啊！赵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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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一份发人深思的自述
青年工人赵春福用亲身的感受说明，结婚讲排场，比阔气，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人们把这股歪风邪气斥之为一种“社会公害”，是十分恰当的。全国妇联、团中央等团体已经发出通知，号召青年们破旧立新，节俭办婚事，正是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在举行婚礼时，亲友们热热闹闹地团聚一番，同事们愿意送点纪念品，表示祝贺，这都在情理之中。但是，现在有些青年错误地认为节俭办婚事是“寒酸”，会被人看不起，往往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大事操办：结婚用品和家庭陈设要豪华、时髦，应有尽有；举行婚礼时要大事请客，大敛份子，大摆酒宴；有的甚至把旧婚礼的一套也搬出来了，以至动用公家的汽车，送亲、迎亲等等。这是腐朽的封建旧习和低级趣味，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造成严重的后果。象赵春福那样负债累累，夫妻婚后生活陷入窘境的何止一人。更有甚者，个别青年人为了凑积结婚费用而走上贪污盗窃等违法犯罪的道路，未进洞房而先进牢房。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提倡节俭办婚事，并非只是个人的私事，而是涉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事。希望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中央等团体的号召，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做移风易俗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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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婚事新办好
我们这里，订婚后，逢年过节，男方要给女方送重礼。结婚时，请客送礼、铺张浪费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10月间，我和爱人小高商定结婚，恰逢团县委转发了89名男女青年提出反对变相买卖婚姻的倡议，使我深受鼓舞。过去，我虽然同变相买卖婚姻进行过斗争，但感到力不从心，有时只能暗暗地抵制。现在，同我站在一起的青年越来越多了，还有各级党团组织支持，我更应该带头移风易俗。结婚时，婆婆硬把360元钱塞到我手上，要我去买几套衣服。我和小高各买了一套衣服，添了些生活必需品，余下的290元钱全部存进了银行。婆婆见我真心实意，不乱花钱，心里很高兴。
湖北省蕲春县新铺公社
江响林（附图片）
相思债今朝了却，无底债他日难还！
作者缪印堂（原载《讽刺与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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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见义勇为
——记唐河县人民群众营救成都市受骗少女的事迹
今年11月14日，在河南省唐河县委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授奖大会。成都市两位公安干警受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的委托，向唐河县参加营救成都市3名受骗少女的群众表示慰问和谢意，并向35名群众颁发了奖品与奖金。
今年5月初，成都市3名少女突然失踪。她们是十五岁的小唐、十六岁的小朱和十六岁的小戴。
“五·一”节那天，小唐、小朱和小戴结伴出游，赴重庆观赏山城的瑰丽夜景。她们乐而忘返，被诈骗犯蒙长生、魏余凤夫妇诱至家中。这两个歹徒对她们说：“重庆有啥好耍啊？跟我们一块儿去武汉吧！那里最好玩，有长江大桥、龟山、蛇山……。”3个天真的姑娘欣然应允。结果被两个歹徒把她们骗到河南省唐河县，秘密卖给当地几个30多岁的二愣子为婚。两个歹徒获赃款后即潜回四川。
小唐被卖到唐河县源潭公社大李湾村一个农民家里，强行逼婚，小唐不允，被关在屋里不准外出。第三天凌晨，她趁那家人熟睡之机，轻轻拨开房门，逃出村庄。但是，又被追了回来，在村头遭到那家人的拳打脚踢。民办教师李运发路过村口，见小姑娘惨遭毒打，万分气愤，上前大喝一声：“不许打人！”制止了那家人的暴行，他把小唐从地上搀起来藏在身后。那家人上前拉扯小唐，周围的群众一拥而上将小唐保护起来。那家人大吵大闹，硬逼小唐退还750元所谓“卖身钱”。李老师义正辞严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许买卖婚姻。这姑娘是被坏人骗来的，应当让人家重返家园。至于经济问题，先由我来承担，然后再找诈骗犯算帐！”在场群众纷纷支持他的意见，31户社员自动筹集750元钱，将身陷困境的小唐营救了出来。这个村的五保老人袁大爷，为了解救这个漂泊异乡的弱女，也解囊相助，把自己的10元零花钱拿了出来。大队党支书袁更峰闻讯后，立即赶到，对那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袁支书把小唐安置在李老师家中，由他的大女儿陪伴照顾，调养身体。接着，报信的电报飞向了成都。
小戴被卖到泌阳河南岸的黄店村，受尽折磨，仍不屈服。6月4日深夜，她越墙而逃，不顾生死地泅水游过了水流湍急的泌阳河，爬上岸后，向车厢店村村头的一户社员叩门求救。这户社员叫尚文清，他打开房门，见一全身湿淋淋的姑娘立于门前，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急忙唤醒老伴，将姑娘迎入内房，老伴给小戴换了身干衣裳，又为她烧碗姜汤压惊解凉。夫妇俩向小戴问明了来由，对她十分同情。尚文清对老伴说：“咱们应当帮助这姑娘脱离险境，设法让她与亲人团聚。决不能让一些社会渣滓摧残下一代，而看着不管！”老伴连连点头，把小戴安置在家中，象亲闺女一样看待。此后，尚文清又找来了挚友王善远，凑了些盘费，托王到成都报信。王善远想到，帮助千里之外的父母找到失散的子女，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于是，他不顾自己正在生病的妻子，放下了责任田里急待收割的小麦，即刻动身奔赴成都。他走后，尚文清把他的家务和农活承担了下来。
成都市公安局闻讯后，火速派西城区公安分局的3名干警赶赴河南唐河县解救3名少女。在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地接回了小唐和小戴。根据唐河群众提供的线索，又找到了被卖到社旗县朱集公社薛岗大队薛洼村的小朱。3名干警接3少女归川途中，在重庆市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将残害少女的歹徒蒙长生、魏余凤捉拿归案。
王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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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
全国劳动教养工作取得成绩
本报讯 记者晓渡、吴恒权，通讯员孙民强报道：自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彭冲同志分别察看了河北省秦皇岛市劳教所和北京市团河农场，提出劳教工作干警要象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那样，满腔热情地教育、挽救失足青年以后，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对劳教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激发了广大劳教干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鼓舞了失足青年弃旧图新的决心。近三个月来，全国大多数劳教场所，在实现文明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10月以来，北京、上海、江苏、河北、宁夏、西藏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同志，人大代表以及部分政协委员先后到当地劳教场所察看，向劳教干警宣讲劳教工作的“教育、挽救、改造”方针，鼓励失足青年认真接受改造，作四化建设的有用之材。有的领导同志在察看中，还对劳教场所存在的住房拥挤、食堂小、没有浴池、缺少生产门路和产品没有销路等具体问题，商讨了解决措施，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的负责人，工矿企业、学校的领导，以及作家、戏剧家、画家、音乐工作者等社会知名人士，不断到劳教场所参观访问，看望失足青年。有的同志，向失足青年作时事政策报告，进行法制、人生观、道德品质教育；有的工厂，向失足青年送去劳保用品；有的共青团组织，向失足青年赠送书籍和文体用品；有的剧院、剧团，到劳教场所演出《救救她》、《失足青年学雷锋》等文艺节目。美籍华人、著名生物学家牛满江教授，曾到北京天堂河农场勉励失足青年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珍惜青春大好时光，学文化、学科学；不少劳教人员的父母亲属也配合劳教单位做好规劝工作。
党的关怀，社会各方面对劳教人员伸出挽救之手，温暖了失足青年受伤的心灵。很多劳教人员立志做新人、好人。山东、湖北、辽宁、安徽等地劳教所的一些劳教人员提出：我们要象儿女尊敬父母、病人尊敬医生、学生尊敬老师那样，尊敬干部。辽宁省一个劳教人员悲观失望。从广播中听到彭真、彭冲同志察看劳教场所的消息后，思想有了转变。他说：“我看到了希望，再不自暴自弃了。”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有的劳教人员，交代了原来隐瞒的罪行，有的主动揭发了其他罪犯的犯罪活动，为公安机关破获一些案件提供了线索和罪证。根据劳教人员的进步和立功表现，近两个月来，许多劳教场所先后召开了宽严大会，宣布一批人缩短劳教期或提前解除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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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道兵评选“红旗车驾驶员”
本报讯 通讯员赵书三报道：装备汽车较多的铁道兵部队，扎扎实实开展以“爱车、守纪、安全、节约”为主要内容的“红旗车驾驶员”评比活动，调动了广大驾驶员的积极性，今年以来完成计划以外的运输就达四千万吨公里，而油料却节约八百吨。
铁道兵的汽车驾驶员以主人翁姿态精心爱车、开车，提高了车辆完好率。他们在林海雪原的冰道上，在青海湖畔“滑溜如油”的盐湖公路和崇山峻岭的险道上行驶，都出色完成了运输任务。某部汽车一连的驾驶员们常年驾车在素有“火洲”之称的吐鲁番盆地奔驰。该连七十多名“红旗车驾驶员”带动全连，战高温，穿戈壁，为加快南疆铁路建设做出了贡献。
现在，年终评比已经揭晓，全部队评出一千八百多名“红旗车驾驶员”和一百零九个先进单位，受到铁道兵领导机关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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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制止邪恶 发扬正气
四川成都，河南唐河，相距有千里之遥；3个被害少女，30多户农村社员，过去并不相识。可是，出于对拐卖妇女的恶行的义愤，他们有的解囊相助，凑集750元，营救被害少女；有的互相照顾，抽人专程远赴四川通知受害者的父母。
这件事情本身是感人的，由此更可以看出社会风气正在向好的方面变化。
在十年动乱期间，一些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被称为“革命行动”，一些应当受到赞扬的事物又被定为“修正主义”。由于“人妖颠倒是非淆”，加之株连的横祸可随时袭来，使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近乎销声匿迹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又死灰复燃，重新成为一些人立身处世的原则。
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人们敢于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不管是“门前雪”，还是“瓦上霜”，凡是邪恶的东西就设法予以制止。
这种风气扩展开来，我们就可进入精神文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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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乡市无线电总厂党委
教育青年写好自己的历史
本报讯 河南省新乡市无线电总厂有职工870人，青年工人占50％，担负着全厂的主要生产任务。为了把这支新生力量引导到大干四化的轨道上来，厂党委决定对青年进行“怎样写好自己历史”的教育。
厂部和车间分别举办了政治训练班，组织青年工人学习，认识搞好四化建设与青年一代的责任。他们还利用黑板报表扬一心为公的模范团员吴岭和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青年工人孙慧琴，各车间各班组也都树立了先进典型。厂部还制定了不许打架斗殴，生产时不会私客等9条规定。这样一来青年工人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约束自己的规范。有一个青年工人刚进厂时，经常迟到，干活时间喝酒，还把自己收音机上的一个坏喇叭装在机器上，换走了好喇叭。他参加了“怎样写好自己历史”的活动后，认识到错误，每天提前上班，打扫卫生，他领的元件多了两个，主动上交，今年以来他上交了8个管子、电容器。通过“怎样写好自己历史”的教育，不少青年积极要求进步，许多青年写了入团申请书，对已具备团员条件的75名青年，已吸收33名入团。
司清云 刘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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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天益色织厂建立宣传队伍
本报讯 记者肖关根报道：上海天益色织厂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目前已经建立了一支以专职宣传干部和党、团员为骨干，包括宣传员在内的宣传队伍：39个班组都有一名宣传员，还挑了15名报告员和11名通讯员，厂工会领导的9个专业管理小组负责全厂的宣传鼓动、环境布置以及文体活动。
天益色织厂是从1979年4月开始恢复宣传员队伍的。党的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员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宣讲《决议》。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很受职工欢迎。从7月初到11月，共进行了4个专题17个班次的宣讲，听讲者有2，000多人次（全厂职工605人）。他们还在广播、黑板报和厂报上开辟了学习《决议》问答专栏和专题。
许多宣传员在思想工作中还起了指导员的作用，他们表彰宣传好人好事，批评抵制歪风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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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台湾的“报禁”
穆扬 张连兴
据台湾报纸报道：在1980年7月至1981年6月为期一年的时间内，单是台北一地，因“内容严重混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违反“出版法”等罪名而受到当局“处分”的出版业，就有453家次。其中包括《亚洲世纪》、《暖流》、《疾风》、《钟鼓楼》、《大时代》、《进步》、《这一代》七家杂志。
多年来，台湾当局一再声言，他们在台湾实行的是“三民主义”，民众享有充分的民权，即民主与自由。然而事实说明，他们说的和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原来，国民党当局自从撤离大陆、局处台湾以来，为了巩固自己不得人心的统治，压制民意，封锁祖国大陆的消息，沿袭和制订了“戒严法”、“出版法”，以及“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等，并由此而产生了种种“报禁”。香港《立报》月刊不久前发表题名为《台湾的新闻管制》的“台北通讯”说：在各种禁令面前，台湾的报刊不但不能发表同当局“不一致”的政见，甚至不能刊出“当局较忌讳的”话题和“当局不喜欢的”人和事。《钟鼓楼》等杂志，就是因此而遭“查禁”的。
《立报》月刊的文章还说：台湾出版物的言论自由，不但受到“法”的管制，还得随时接受“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行政院新闻局”、“警备总司令部”和“调查局”四个单位的严格“检查”。其中最具有决定权的是“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有些报刊的人事、背景或是宗旨，如不合他们的胃口，轻则刁难，重则禁绝。《进步》杂志“准备出版的工作”“筹划了很久”之后，“等待检查单位的批准”就又“足足等了三个多月”，而在今年4月创刊号发行前夕，又“突然全被治安当局查扣，不准发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台湾当局不但对图书杂志等出版物严加管制，对于同读者天天见面，影响较大的报纸，控制得就更严了。据了解，从1952年起，台湾当局就没有再批准过任何一份新报纸创刊，没有发出过一张新报纸登记证。人们把这称之谓“限证”。事实上，“报禁”并不止于“限证”，而且还有“限张”、“限印”。“限张”，即每日出版的报纸不得多于三大张；“限印”，即除少数特许的以外，同一报纸不能在不同的地方印刷。人们把以上三种限制称之为“一报三禁”。关于“限张”，大家知道：台湾的非官方报纸，都得靠利润来维持其生存。广告是报纸的一项重要收入。因此，台湾各报的广告篇幅，一般占全天报纸的一半左右，有时高达三分之二以上。报纸被限定每天出版不得超过三大张，除去广告和奉命必登的新闻和文章以外，想用所余篇幅办出报纸的特色，以增强其竞争力，自然是一件难事。“限印”，使得一些报纸加大运输成本，推迟送达读者手中的时间，因之也就使这些报纸失去部分竞争能力。受害的，自然大都是非官方报纸。
台湾当局的“报禁”，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非议。远在1955年3月4日，“立法委员”、老报人成舍我，就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说：“政府”“鼓励人民食粮增产，为什么对于最重要的精神食粮的增产，却千方百计加以束缚？”另一位老报人马星野在今年6月25日的一次演讲中也指责当局说：“人为的三大张篇幅限制，未免有违于自由平等的原则了。”《联合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张作锦，除就此在今年的“国建会”上作了专门的发言外，还在《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谈谈报纸的“限张”和“限印”》的文章，对台湾当局坚持实行“报禁”的各种“理由”进行了批驳。
台湾当局坚持“报禁”的重要根据，是三十年前提出的“战时”需要节约用纸。对此，张作锦在文章中指出：“照我海关的统计资料，去年全年进口新闻用纸为美金1，800余万元，但进口水果是美金5，400余万元，为新闻纸的三倍。连进口洋烟洋酒都达3，100余万元，是新闻纸的1.72倍。既属‘战时’应该节约，为什么不节约水果，不节约轿车，不节约化妆品，却偏偏要节约新闻纸呢？”对此，台湾当局显然是无法解释的。造成这种自相矛盾现象的原因，据张作锦的文章说，是因为“政府”“另有不便说明的‘理由’”。至于这些“理由”的内容，张作锦的文章回避未谈，看来他也是有不便说明的“理由”的。
其实，内中的难言之隐，说穿了也极其简单。综观台湾“报禁”种种，当局无非是怕报刊多了、篇幅多了，难以控制。当前，在海峡两岸人民都盼望祖国能和平统一的时候，在台湾同祖国大陆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方面，万一有些报刊发表同当局的见解不一致的意见，岂不被动？三十多年来，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海内外人员的广泛交流，使各方面的消息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四面八方，而台湾当局还厮守着五十年代的“章法”，网织种种“报禁”，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台湾人民盼望同祖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是禁止不了的。
“报禁”，是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和手段。现在，上了年纪的人，对于三十多年前国民党在大陆实行的“报禁”的情形，记忆犹新。“报禁”既然没能挽救国民党对大陆的统治，又怎能抵挡得住十亿人民盼望祖国大陆同台湾和平统一的潮流呢？正象张作锦的文章所说的，在台湾人民强烈要求当局解除“报禁”的呼声面前，如果当局想“继续维持现状”，那么，“各方面的批评和要求，也将相对地持续下去”。不过，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不致我行我素到底，被动到底，而能看清历史潮流，顺应民意，早日解除报禁，并进而与祖国大陆互通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