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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杂谈
莫贻后悔
王朝闻
赵紫阳同志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强调广泛地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风尚和劳动态度的同时，强调了“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的重要性。党中央如此重视美育，美育一定会对经济建设起着令人欣喜的积极作用。
美育不能轻视。据我非常有限的见闻看来，与高尚的审美观念相对立的不那么高尚的趣味颇有市场，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审美观念还在招摇过市。
譬如说，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有些天然的山洞安上了红红绿绿的电灯泡。主其事者可能以为，这样就是美的、符合群众兴趣的。然而，本来企图从中获得对自然美的感受的游人，进去之后仿佛进入洋场里的跳舞厅而感到失望。譬如说，只知道假山石是一种传统的林园建筑，却不明白或不顾石材纹理的重要性，使纹理走向显得混乱，把石块横七竖八地堆成假山，人工气十足，真是一眼就看出它是假的，其实违反了林园建筑的知识。譬如说，只顾登山游客交通方便，不顾登山游客的审美需要，在非常显眼的地方建筑空中索道的水泥桩子——居于压倒一切风景点的优势的庞然大物……看来不只某些群众、包括有关这些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在内，都很有必要树立高尚的审美观念。
以举世瞩目的黄山为例，倘若为了旅游者或物资运输者的方便，在不破坏而是保护名胜的自然美的前提之下，在不那么触目的场所，建设缆车以至空中索道，不只是可以容许而且可能是值得支持的。但是，倘若主要靠它吸引旅游者前来游览的自然美遭到破坏，它那原有的吸引力也就不能不被它自己所否定，企图获得的经济利益的目的也难免落空。正是为了保护黄山的自然美，陈毅同志才否定了继续开山辟马路的措施。去年，安徽工程师朱良仲提出，从林松峰麓开始，接缆车上升至1，600米站房的方案，这种使缆车道较为隐蔽、无损于景观的设计方案，在京受到专家和关心者们的重视，并非偶然。
据说，建设空中索道的设想以至计划，在国内有了成为热潮的势头。对此，希望有关领导慎重对待。当适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成为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时，更广泛地走群众路线，多和包括专家在内的群众商量，避免给社会主义祖国造成难于弥补、后悔莫及的损失才好。
高尚的审美观念，与实事求是的态度相一致。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有助于高尚的审美观念的树立。只有进一步重视包括高尚的审美观念在内的精神文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走向空前未有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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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剧《谁是强者？》深受欢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在上演的六幕话剧《谁是强者？》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与重视。
这是一个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的戏，是歌颂四化建设闯将的戏，是批判歪风、伸张正气的戏。戏中描写新华纺织厂九千锭车间土建完工即将安装投产时，受到电力公司、纺织机械厂、空调车间等“关系户”的逼卡，甚至顶头上司、轻工局长也卷入这个“关系网”内。但在厂长袁士成、局纪委副书记方静、总工程师等的奋战下，终于冲破了这个“关系网”。作品以动人的艺术形象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是党和人民群众。（附图片）
袁厂长（中）怒斥搞不正之风的倪科长。 卢传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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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坛新风
木偶戏来到了幼儿园
王希平
11月25日，北京宇锋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兴高采烈，举着花束集合在大门口，欢迎客人。原来参加全国木偶戏、皮影戏观摩演出的四川成都木偶团送戏上门来了。演职员见孩子们站在雪地中欢迎，既感动又心疼，赶忙劝他们回教室去。孩子们一下子围拢来，急切地问着：什么时候演出呀？演什么戏呀？演职员们深深地被这种场面感动了，他们一刻也不休息，下了车就搬道具，搭台，仅仅20分钟就做好了演出的准备。在一片欢悦声中，节目很快就开演了。
成都木偶团共创作了13个为儿童服务的小剧目。这些剧目内容健康，通俗易懂，便于儿童接受。它们教育小朋友要热爱新社会，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鼓励孩子们爱集体、爱劳动；培养他们讲卫生、讲礼貌，不骄傲自满、知错能改等好品德。如《捉老鼠》剧中，猫妈妈教小猫捉老鼠，小猫不用心听，几次都弄错了，小观众每次都齐声高喊着替小猫纠正。我问身旁的一个小朋友：“小猫为什么几次都拿错了？”小朋友回答说：“小猫没有听完妈妈的话。”《调皮的小白兔》写小白兔在瓜田糟踏西瓜，张爷爷请小观众帮助捉到了小白兔，又教育小白兔认识错误后跟张爷爷学种瓜。这个节目采取了人偶同台的方法，小朋友捉到了小白兔，就象自己真的做了一件好事一样，高兴得又蹦又跳。这些生动的演出，孩子们简直看不够，演出结束，还吵着要看。直到老师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戏学下来，以后天天演给你们看，孩子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连日来，参加观摩演出送戏上门活动的广东、天津、上海、四川四个小队已演出30场，小观众达4，000余人。小分队人员少，很多同志既是演员，又兼创作、制作；既要运景装台，又要做辅导员。广东茂名单人木偶班，二位老艺人，连演带唱，长期坚持送戏上门。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他们却高兴地说：“我们的疲劳，都消失在孩子们的笑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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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众的话
制止这种电影宣传
最近，某市上映香港故事片《金鹰》。有的广告这样写：“武侠！功夫！打斗！香港最新摄制！良机勿失！先睹为快！”早上售票窗刚打开，秩序立即大乱。橱窗玻璃被碰碎。有的寻人打架，有的叫骂。买到票者大汗淋淋，甚至手青鼻肿。类似情况，常常发生。为了追求票房价值，不惜用一些刺激性字眼来作宣传，这做法，实有严加制止的必要！
杨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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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流行棋谱
英韬画 池北偶诗机构臃肿何时了，盘上棋子知多少。将帅一大帮，兵卒百把号，还有编外几十名，再加临工和借调。互相净扯皮，自己绊马脚。车炮难动弹，士相伸懒腰。编不尽的花名册，数不清的乌纱帽，开不尽的神仙会，放不完的马后炮。叫人怎能不心焦！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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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游记
寻滕王阁记
陈俊山
我在少年的时候读过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后来又看到过宋人画的《滕王阁图》，他们所描绘的明丽、壮阔的胜景，真令我神往。登临之愿，久存于心。这倒不是为了凭吊古人，而只是希望在这个独具特色的镜头里，欣赏一下祖国的江山之美。然而哪里得到这样的机会呢？
世事真有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中期，我竟然辗转千里，来到久已神往的滕王阁所在地——南昌落户。放下行装，第一件事就是兴致勃勃地去寻找滕王阁。
我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抚河口，登上了赣江岸。
正要抬头远眺，不巧得很，初冬的朔风漫天扫来，江边上一堆堆垃圾随风扬起，尘土、灰砂、纸屑、布片、稻草叶、甘蔗渣，还有干燥的狗屎猪粪之类，一起飞上了天。霎时之间，斜阳不知何处去了。在一片沸沸扬扬的昏暗之中，只见猪、狗、鸡、鸭乱窜乱叫。以前留在我脑子里的，什么“落霞与孤鹜齐飞”呀，“秋水共长天一色”呀，这时都被昏暗中的杂物搅得一团糟。我也只好“抱头鼠窜”。但仍不死心，又沿江北上，边走边问，终于寻到了冠以“滕王阁”雅号的一个单位——“滕王阁小学”。
宛如京剧《空城计》里扫城门的老军一样，在这所小学的门口附近，有一位五十余岁的妇女，佝偻着腰，在艰难地扫街。我向她打听滕王阁的遗址。正在这时，不知从何处跳出来一尊“革命小将”：一身革命装，一脸革命相，真是飒爽英姿。她的两把小辫子一翘，眼睛一翻：“什么滕王阁？臭四旧！这里是滕王阁小学，没有滕王阁！”于是乎，我急忙逃走。什么“画栋朝飞南浦云”哩，“朱帘暮卷西山雨”哩，统统从我的脑子里逃得精光。
我的情调不合时宜，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我对自己很不满。造化正经受最严格的斤斧，我还寻觅什么毫不相干的鬼滕王阁，实在荒唐！转而我又迁怒于《滕王阁序》和《滕王阁图》的作者，并由此得出了一种怪想法：以为过去文人画匠的笔墨，是大可值得怀疑的。从此，我不再去寻滕王阁。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晃，就过了十年。有一回出差，由石钟山下的湖口搭船，经鄱阳湖回到南昌。一路颠簸，精疲力竭；下船登岸，伸臂小憩。蓦然回首，奇景毕至：残阳落照，晚霞飞空；西山凝黛，南浦流荧；远帆来而江如练，客轮伫而水成绮；烟树披以轻纱，楼台明其灯火；泼墨流彩，自然天工，好一幅赣水夕照图！旋至抚河口西北望，倍觉山水幽远，可以另成画卷。如果登高远眺，所见肯定更加壮丽。
不知怎么一来，忽然记起十年前寻滕王阁的事来，对于《滕王阁序》和《滕王阁图》的作者深感抱歉：他们当时对于滕王阁景色的写照，竟遭到我责以虚比浮词的评价，实在蒙受到很大的冤枉。忽而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得到美，是需要角度的，所谓“艺术家的眼睛”一语，果不虚妄，难怪古人要在这里建个“滕王阁”。转而又想：祖国的江山之美，是可以破坏的，也可以保护的；古代的登临之胜，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它只会丰富社会主义新的精神文明，而不会损害这种文明。于是我想：应该重建滕王阁，并希望把江岸好好地修整一下。
今年春，一位建工学会的朋友赠我两册《南昌名胜古迹专辑》。他高兴地告诉我：南昌市人民政府批准了关于重建滕王阁的报告。这确实是令人高兴的。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高阁临江，游客满楹。我盼望，当代的诗人和画家前来登临，写出新的诗篇，画出新的画卷，为“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增添新色。
标题、刊头题字：黄钟骏，插图：丁仃。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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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三千米高空拍摄
刘胜俊
3，000米高空，一朵朵“花儿”盛开，一条条“彩虹”飞架，一幅幅“彩图”高挂，一只只雄鹰翱翔……中国四人造型跳伞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16个图型，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最近，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纪录片《飞翔》，真实地纪录了比赛的情况。在3，000米高空拍摄，风速很大，衣服常常被吹破。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抛出舱外，但摄影人员无所畏惧地一次次升空，有的人竟随着跳伞人员升空100多次。其次，在3，000米高空，温度是零度。直升机旋翼往下使劲吹风，前进的气流往机舱里猛灌，拍摄人员穿上皮夹克仍然冷得遍身麻木。但为了拍下理想的镜头，他们咬紧牙关，一天又一天地坚持着。为了拍下跳伞队在空中编队时的特写镜头，光在机舱里拍还不行，必须让摄影机在空中跟随着跳伞队员一起行动。为此，他们首先着手改革摄影机，用飞机上的照像枪改装，把它安装在一个头盔上，同时在跳伞队员使用的眼罩上，安上取镜框，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独创性地改装成了一套高空摄影器材。
有极轻便摄影机，影片的编导又特别邀请了一名跳伞队员，通过培训，请他拍摄空中特写镜头。每拍摄一个空中造型镜头，都要事先共同研究好构图、取景和拍摄角度，在地上研究好了，再让特邀空中摄影员去完成。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这部题材和艺术上都颇有新颖之处的彩色纪录片终于完成了，这是摄制组全体人员心血和汗水的结晶。（附图片）
右：空中圆 环军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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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厦门植物园 何竟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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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各地舞台
上海戏剧节丰富多彩
本报讯 最近开幕的首届上海戏剧节，剧目丰富多彩、千姿百态。
目前已经上演的前三轮二十个剧目，题材广阔，形式多样，有一定的创造性。有些剧目还着力于写人、写情，发挥了剧种特色，表现了时代精神。如淮剧《母与子》对社会主义新人心灵美的揭示，京剧《谭嗣同》在运用京剧传统特色上有新的创造，沪剧《一个明星的遭遇》中刻画一代影星周璇的出色表演，越剧《鲁迅在广州》塑造鲁迅光辉形象的大胆创造，以及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的成功尝试，都给观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话剧上演了描写辛亥革命伟大斗争的《孙中山与宋庆龄》、《鉴湖女侠》，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毋忘我》。群众业余创作有的也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人耳目一新。以后四、五轮中，还将上演塑造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形象的话剧《巍巍昆仑》，儿童剧《好伙伴之歌》等十多台剧目。中共上海市委对戏剧节很重视。目前，正在继续进行演出和剧目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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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电视之窗
电视戏曲《小院风波》
一涓
在北京西四北大街附近的一个小四合院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妈正坐在院子里伤心落泪，儿子站在一旁拿着火车票准备把她送走，儿媳妇怒容满面，冷眼相待。忽然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跑过来，抱住老人的腿说：“钱奶奶！你别走，我不让你走！”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下来。院子里围看的街坊四邻，不少人也掉了眼泪。
中央电视台正在这里拍摄电视戏曲《小院风波》，它是根据沈阳评剧院三团演出的评剧《这样的女人》改编的，全部用实景拍摄。它没有离奇惊险的情节，却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动的细节。戏中扮演钱大娘的是著名评剧演员筱俊亭同志，她也是《这样的女人》编剧之一。党的三中全会号召在全民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建设精神文明。为此，她和另外两个编剧，从生活中选取了青年人赡养老人这个社会问题，创作了这个戏，演出后受到观众的好评。
改编后的《小院风波》，比原戏的主题更集中、更突出。它通过实景拍摄和电视镜头的剪接，更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小院风波》新年期间就要和观众见面了。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教育和“五讲”“四美”活动，《小院风波》运用电视艺术手法，使观众在笑声和眼泪中懂得哪些行为是应该受到舆论谴责的，哪些行为是应该发扬和提倡的。正如编导、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所期望的那样，拍摄《小院风波》，正是为了让更多的小院不发生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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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绘声绘色传佳音
——访体育广播员宋世雄
深受听众欢迎的体育播音员宋世雄同志，从日本回来后的第三天，我去访问了他。在他布置简朴的家里，我请他谈谈这次在日本转播世界杯排球赛的情况。他以流利的口齿，侃侃而谈，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告诉我：多年来，他总有一个愿望，要做一个向全国人民传递体育喜讯的人。二十年前，即1961年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他第一次实现了这个夙愿。那时，他作为老播音员张之的助手，转播女子团体赛的实况。二十年后的今天，在日本，他又向祖国人民传递了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喜讯。他为此感到兴奋，也感到光荣。
“今年的11月16日晚上，当看到祖国的五星红旗，在日本的大阪市府立体育馆升起，我确实很激动。女排运动员们流下了热泪，我也流下了眼泪！”说话不爱打顿的宋世雄，这时打了顿，眼里含着泪花。我看出，他是一位很富有感情的人！
“中国女排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呀！”他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向我介绍了女排队员的许多感人事迹。为了转播好中国女排的比赛，他从1978年起，就经常采访这个队，熟悉她们。她们刻苦训练、勇敢拚搏的精神，给了他以极大的激励力量。他说：“她们的精神激励了我，如果不努力把工作做好，就觉得对不起祖国人民，也对不起我们的运动员！”
这次出国前，宋世雄作了很多准备工作，搜集了许多资料。其中包括各国球队的队员和战术状况，我国女排运动员的技术、性格特点，甚至个人生活情况。他觉得，转播实况，不仅要播比赛的胜负，还要把运动员的精神世界反映出来，把她们美好的心灵介绍给观众和听众。为此，他常在吃饭前后，乘车途中，插空去找运动员、教练员交谈。他说：“我们也要深入生活，才能掌握她们的脉搏。”他了解她们决心拚搏、誓夺冠军的豪言壮志，也熟悉她们喜怒哀乐时的音容笑貌。他有时一边谈，一边拿出四指左右宽的白皮小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许多运动员的谈话，还有教练给他画的战术图等。他有许多这样的小本子。
想起他在转播中的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又绘声绘色的语言艺术，我忍不住问他：“你怎么说得那么流利？这功夫是怎么来的？”他笑了笑说：“这也是练出来的。运动员的名字、号码、年龄、特点、技术状况等，事先要熟悉，背得滚瓜烂熟。转播中有些话，也要事先背熟。比如这次比赛，对那几句开场白，我就背了好久，走路时背，骑在车子上也背。背得烂熟了，播时也就不会错。”
宋世雄14岁时，开始对体育转播工作发生兴趣。他经常学当时的著名体育广播员张之的播音，后来得到张之的指点。高中毕业后，因病没考大学，在北京宣武区搞了三年社会工作。业余时间，他常为基层业余球赛作解说。有一次，他把实况录了下来，送给了电台。不久，他被调到中央台，正式当上了体育广播员。文革中有好几年，没有体育转播工作，他很痛苦。但是，始终没有把业务丢掉，一直在练，练发音。经常自己一个人，面对着墙，把它看成是一个球场，不间断地练习。
宋世雄深有感受地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本事，离开了党的关怀和培养，离开了集体的支持，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我总觉得，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工作，我身后有广大的观众、听众和后方工作的同志支持。”在日本，当他听到国内许多观众和听众提前上班，提早下班，在车上，在路上，都在收听广播的盛况时，就觉得浑身是劲。运动员们见他身体瘦，送给他麦乳精和水果；顾问张天任，把排球战术资料抄写好，特地从北京寄给他……他广播时爱喝热茶，在日本，体育馆内准备的却是可口可乐一类的清凉饮料，没有热的。他的同事们，就分头在五六个屋子里，用比拳头大不多少的小壶给他煮开水。他正是从这些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中，得到了鼓舞力量。
“要提高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个人修养。”他说他在转播中也有一些不适当的地方。在中日决赛时，第二局以后，他说了些过头话，如多次说过“我们已经是冠军了”，他认为，这虽是事实，但反映到转播里不好，这是思想方法有问题。还有，在第三、第四两局中，几次说“这是裁判明显的误判”，把这种个人情绪传给观众和听众也不好，会造成不好影响。他收到许多观众和听众的来信，大部分是鼓励的，也有对某些转播不当的地方提出批评建议的。他说，要从这些批评中吸取教训，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本报记者 郑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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