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
袁血卒
宁都起义是我党领导的我军历史上一次成功的、重要的起义。在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的今天，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回忆宁都起义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
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派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到冯玉祥先生率领的西北国民革命军工作，刘伯坚同志就担任过西北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使这支部队有过一段光明的景象。
大革命失败之后，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西北军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有的共产党员被捕了，一些有威望的共产党人转移了，我们几个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党员潜伏下来，以待时机。
1930年末至1931年初，西北军的残部改编为蒋介石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许多下级军官包括军官学校的学生编入军官教导团，我被编入第四队。反革命的队长诬蔑一些进步的军官学校的学生为“反动分子”，阴谋加以逮捕。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八个革命观点相同的同学一同开了小差，几经周折，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
在河南开封，河南军委负责人方纪纲同志决定介绍军官学校学生、中共党员王超同志和我一同去上海找党的中央。到达徐州车站，正好碰上李肃同志，三人一同到了上海。
当时，周恩来同志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他派李富春同志和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的朱瑞同志，给我们开办了“兵运训练班”。训练班一结束，组织上决定我们到二十六路军去，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瓦解敌军，等待时机组织兵变和暴动。
离开上海到了南京。正要过江，在下关码头又巧遇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共产党员刘振亚同志。他向我们介绍了二十六路军的最近情况之后，我们决定火速赶往江西。
第二天，我们搭上烟蓬船，不久在抚州下了船，便徒步前往二十六路军驻地宜黄县。3月下旬，我们到达宜黄，便分散开来。刘振亚回七十三旅；李肃往七十四旅；我被分到七十九旅；王超以住闲和差遣名义住总指挥部和七十四旅。要求大家顺着自己熟悉的关系，找发展对象。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谁发展，谁领导；只发生直的关系，不发生横的关系，特殊情况例外，暂不形成组织。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我们在军官学校的学生和士兵中发展了一些党员，特别是吸收了总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入党，卡住了部队的咽喉。中央根据二十六路军党活动的情况，为了加强集体领导，王超同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决定在二十六路军中组成共产党的特别支部。刘振亚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士兵和官长分别组成支部。从此，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就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赵博生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他在西北军以正直、艰苦、朴素著名，大革命时受了革命的影响，他对现实不满。“九·一八”事变更激起他抗日的义愤。特别支部从他的言行中观察、分析他是倾向革命的，决定进行试探。经过三次讨论，由王超执笔起草给赵博生的一封长信，由总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同志转递，并由罗收集赵的反映。第二天早晨，赵博生看信后，偷偷地把它珍藏在书里了。后来，他把罗亚平叫到他的寝室，拿出那封长信，称赞地说：“你们分析得很好。”又说：“我看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关系。”接着，赵博生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经特支讨论，王超同志亲自出面与赵博生谈了入党的问题。特别支部把这些经过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批准了赵博生入党。
11月底，王超同志奉调回上海党中央。他去南昌接头，不料接头机关被破坏了，王超被捕，二十六路军中党组织的领导人名单和两个决议案落到了敌人的手中。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我和王铭五三人。罗亚平同志将电报先给了刘振亚同志。特别支部研究了这个意外的事变，立即找赵博生同志商量，决定由赵博生同志将此事告诉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12月5日晨，一架国民党巨型飞机在宁都降落，飞机上下来的官说：“有委座手令见参谋长。”赵博生同志接来一看，原来是落在敌人手中的党组织对二十六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以及蒋介石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但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逮捕令竟变成促使二十六路军早日暴动的导火线。
时间万分紧迫，犹豫等于死亡。特支马上同赵博生同志一起研究，决定举行暴动，并分头进行工作：由赵博生同志以参谋长的名义，立即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并积极做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工作；特支决定派我马上动身星夜兼程进苏区与红军总司令部取联系；刘振亚等在党内部署暴动的准备工作。
赵博生拍出给南昌行营的电报之后，要罗亚平同志把南昌行营来的要求进剿的电文，译了出来，其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赵博生带着这份电文去找董振堂，说：“焕之，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我们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董振堂看了电文后，说：“恩薄（指赵博生同志），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决不失言，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联合红军，北上抗日！”赵博生说，并提出一同去找季振同。
季振同性格爽朗，谈话痛快，他看了电文后，十分气愤地说：“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赵博生听了，称赞季有远见卓识，董振堂也说：“除此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不知中岳老弟的意下如何？”季振同说：“我同中岳的关系，如同博生和你的关系一样，用不着多费唇舌。”
宁都的固厚区，距宁都县城八十华里，当中隔一小山岭，一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一边是苏维埃红色区。我到了固厚，放哨的少先队员要路条，我说没有，四个小伙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将我双臂反扭过来，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扭送到了设在固村圩的彭湃县委办公室。见了县委书记何步青同志，我说明了来意，他马上说：“事关重要，要抓紧时间”，给了我一匹马，并派人把我送到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
很快，朱总司令接见了我。朱总司令简单询问了二十六路军的一些情况以后说：“你们要组织起义呀！好得很。领导他们当红军吧，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个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个红军。他们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么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要跟毛主席商量。”
第二天早饭后，朱总司令主持召开军委会，到会的有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还有刘伯坚、李富春以及左权同志。他们听取了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准备暴动的情况汇报后，分析了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讨论了万一暴动失败需要采取的措施，并决定派红四军出动，予以接应、协助。
会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把我带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跟我亲切握了手，满面笑容，望着大家说：暴动是一件大事，有两万余人的暴动，这就会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一刀也是好的。
随后，叶剑英参谋长给了我一张苏区地图，地图上标明暴动后各军的行进路线与驻地分布。我用裤带子把地图捆在腰里，当夜离开瑞金。
回到宁都，我向刘振亚等同志汇报了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情况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为了协商起义的时间和起义后的部队番号、编制等问题，七十三旅派郭如岳做代表，七十四旅派卢寿椿做代表和我星夜赶到固村去找王稼祥、左权、刘伯坚等同志。他们研究后，同意起义时间改为十四日晚，起义后的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并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共同签署了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的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
返回宁都之后，特别支部商定由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和我在七十三旅旅部举行了暴动的行动会议。会上通过了全部暴动的方案和具体部署。
宁都暴动的决定性时刻——12月14日黄昏终于来到了。赵博生参谋长以执行南昌行营“进剿”命令为名，召集团以上军官到总指挥部楼上，楼下由参谋处派人招呼随从人员。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余全部出席。晚上9点钟，赵博生以简明的语言向军官们讲明当前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赞成的当场表态，不赞成的亦请表态。当即有七十三旅二团团长郭道培、八十旅团长王天顺、七十九旅一团团长李锦亭因害怕起义，跳楼企图逃跑，被楼下的武装人员擒获。由孙步霞同志协助解决反动军官后，即鸣枪做信号，全部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只有七十四旅学兵连抢夺电台死了两个人，其余皆“兵不血刃而天下大定”。胜利的捷音，激荡在起义者的心头。暴动胜利了，红五军团诞生了。宁都城里宣布戒严，赵博生同志亲手写了两个字：“解放”，全城换了这个新的口令。
第二天拂晓，宁都城上空飘荡着镰刀铁锤的红旗。起义部队在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等的率领下，撕毁青天白日的标志，迎着太阳向着自由的土地中央苏区开去。
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党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到这支部队作政治工作，并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肖劲光、刘伯坚、王如痴、何长工、黄火青、左权、朱瑞、朱良才、程子华、唐天际、李翔吾、刘型等同志，就是先后派到红五军团担任领导工作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红五军团为我们党也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干部，如姬鹏飞、李达、黄镇、张永历、刘向山、王幼平、孙毅、汪洪清、孔庆德、周俊鸣、徐国珍、李雪山、苏进、耿万福、谷广善、谭世清、蒋跃德、李廷赞等。
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凤凰山驻地门前与部分宁都起义的同志合影，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时光流逝，宁都起义已五十周年了。在我们党的新时期，应以宁都起义的革命精神来克服新的困难，夺取四化建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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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顶斗笠的来历
在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顶红军斗笠。说起这顶斗笠，还有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19 32年。这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部由漳州挥戈北上，回师汀州后，不幸身患重病，吐血不止，在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下，住进了福音医院的老古井休养所，接受傅连暲院长的治疗。病情稍有好转，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
一天，毛泽东同志经过老古井，正要步出西门下乡时，被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包围了。
毛主席和他们握手，笑眯眯地打量他们，觉得他们那么眼熟，可又一时记不起在那里见过。
战士们笑了。有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说：“主席，我们都是苏家坡平民小学的学生！”
毛主席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原来，毛主席1929年秋天在苏家坡养病的时候，办了一所平民小学，还给孩子们买了练习本和铅笔，连课本都是他自己编写的呢。想不到，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了红军战士。
毛主席和他们亲切交谈，从作战谈到军事训练、生活，当讲到军装、鞋子的时候，那个小战士突然从背后摘下斗笠，说：“主席，你瞧这斗笠，一点也不好用，叫斗笠厂给我们生产好用的斗笠吧！”
“唔，斗笠有什么问题？”毛主席很重视小战士的意见。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讲开了。他们说，这种斗笠顶是尖的，边沿很厚，背在身上磨衣服，下雨时戴在头上又往身上淋雨，沉重、笨气，又不美观。他们希望生产一种既不磨衣服、不淋雨，又能遮阳光的轻便美观的新斗笠。
毛主席注意地听着。临分手时，他握住战士们的手说：“你们的意见我记住了，一定生产一种新型的斗笠出来！”
这天，他从农村调查回来，虽然由于和农民一同踏水车、撒肥，已经很累了，但他却坐在桌边，在灯下望着自己的斗笠出神。一直到护士催他休息，他还在考虑着战士们的意见。
第二天，天下着蒙蒙细雨。毛主席吃过早饭，打了针，立即戴上斗笠去斗笠厂。他冒雨在街上走着，斗笠沿上聚集的雨滴，已经打湿了裤子。回头看看警卫员，也一样淋湿了衣服。
在斗笠厂里，干部和老工人听了毛主席讲的战士们的意见之后，一时想不出该怎样改进。
毛主席望望大家，和蔼地笑了，说：“红军在前线作战非常辛苦。我们应该生产一种能遮阳、避雨，睡觉能当枕头的新式斗笠，而且要轻便、结实、美观。”
工人们设计了几个样子，请毛主席看。毛主席说：“可以。同志呵，别小看了一顶斗笠，它可以鼓舞红军战士多打胜仗呢！”临走，他又嘱咐斗笠厂的干部，一定要抓紧时间，多设计几种式样。
斗笠厂专门成立了技术小组。几个老工人用竹篾编来编去，总觉得不称心，又经过几次，编改出几个新式样。
过了几天，毛主席来了。他笑吟吟地拿过几种新斗笠，里外翻看着，发现一种斗笠是平顶的，既可以遮阳、避雨，还可以当扇子，可当坐垫，当枕头，一物五用，轻巧美观。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就用这种，但是要去掉厚厚的边，以免磨衣服。”
新型斗笠式样确定下来后，斗笠厂的同志又经过一番改进，用竹篾编成美丽的花纹，当中夹了双层油纸，写上鲜红的“红军斗笠”四个大字，再刷一层桐油。于是，一种平顶平沿宽边的斗笠制作出来了。当毛主席第三次来到斗笠厂时，非常高兴地拿起斗笠诙谐地说：“平顶平沿，一律平等喽！”逗得人们哈哈大笑。
1933年春天，这种新式的红军斗笠发到部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934年初，毛主席又遇到了那个红军小战士，他已经是个干练的红军连长了。他对毛主席说：“这种新式斗笠真好！”但是，他哪里知道这种斗笠的一番“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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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无愧于烈士的后代
——访蔡和森烈士的儿子蔡博
初冬的一天，在钢铁研究院，我访问了蔡和森烈士的儿子蔡博同志。他中等个子，清癯的脸庞，年纪约五十有余，头发开始花白，身穿一套普通的灰色衣服，给人以朴实的印象，看不出他是一位领导着100多人的研究室主任。
我说明了来意之后，蔡博同志沉思了一会说：
“蔡和森离开我们至今已有五十周年了。父亲殉难那一年我才七岁，还不大懂事。我逐渐长大以后，听老一辈革命家谈到我父亲生前的事迹，又看过父亲留下的一些文稿和照片，我才逐步对父亲的革命一生有所了解和认识，并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蔡和森同志殉难时你才七岁，看来你是1924年出生的，是吗？”我问道。
蔡博同志点了点头说：“我是1924年5月生于长沙湘雅医院的。母亲向警予生下了我后，为了不影响做党的工作，就把我放在家里托给大姑妈蔡庆熙抚养，她和父亲很快就离开了湖南。父母亲尽管很爱我，但在紧张的革命斗争日子里，他们却很少有时间来看望我。在我的幼小记忆里，只记得1927年4月母亲从广州去武汉路过长沙回家来看过我。母亲回到武汉不久，还寄来了几首儿歌。至于父亲蔡和森因为担负着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就更少有时间来看望我了。”
“1927年底，革命处于低潮，老祖母葛健豪让大姑妈带着我迁到永丰（现在的湖南双峰县）乡下居住，生活很苦。1928年5月，传来我母亲在汉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但这并没有把老祖母吓倒。这位曾经随同儿子、儿媳到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老人，擦干了眼泪，带着我姐姐蔡妮、二姑妈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和大姑妈的女儿刘昂，前去上海找我父亲和二姑妈，冒着风险在上海经历了一年多的地下生活。后来，她把妮妮交给我父亲带到苏联去，自己又带着李特特回到了永丰乡下，和我们住在一起。”
“1930年，表姐刘昂把我送到长沙十舅向仙果家里，进了毛泽东同志和我父亲学习过的湖南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每到暑寒假再把我送到乡下祖母身边。五舅向仙良家里珍藏着我父母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书籍、笔记和照片，等到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让我一件件地翻看，并讲述有关父母亲的一些事情，使我的幼小心灵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
“几年后，我被转到湘乡东山学校上中学。这些年，尽管我们全家都不知道父亲的消息，但党时刻在关怀着我们，刘昂和另一个表姐李特特相继到了解放区。1938年11月的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同志来找我，说要接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学习。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朱惠同志，是周恩来伯伯派来接我们全家的。因老祖母没有见到我父亲的亲笔信，她不愿意离开乡下（此时，祖母仍不知道我父亲殉难的消息），他只同意把我接走。我和朱大姐来到十八集团军在湘乡的一个驻点，换上一套灰色军装。第二天我们跟着李克农伯伯来到桂林，后又辗转来到重庆。在‘周公馆’里，周伯伯和邓妈妈热情地接见了我。直到这时，他们才告诉我父亲殉难的消息。邓妈妈拉着我的手心情沉重地说：‘你妈妈牺牲的事你们家里都知道了，1931年你爸爸也在广州英勇牺牲了。这事你们家里还不知道，也不要使你祖母过多地伤心！我们把你接来，是要送你去延安学习，将来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为烈士们的事业奋斗！’邓妈妈为了使我振作起来，马上挥着手臂，领着我和在场的阿姨们唱歌。歌词的大意是：
救，救，救中国，共同来奋斗！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一齐向前走！……
雄壮的歌曲在室内回荡，使我忘掉了悲痛。此时，周伯伯坐在桌子旁，一边处理着公务，一边亲切地望着我们唱。”
说到这里，蔡博同志显然有些激动，他用手揉了揉有些湿润的眼睛，接着用深沉的音调说：
“周伯伯对我的政治学习很关心。一次，周伯伯和彭德怀伯伯在新华日报社作时局报告，他专门叫人把我带去听。”
“不几天，我到了西安，后来组织上又决定我不去延安了，直接取道赴苏联学习。我们先到了乌鲁木齐，在那里呆了3个月，主要是作赴苏的准备工作，除学习俄语外，还学习政治，学习联共党史。以后适逢毛泽民叔叔应邀赴苏参观一个农业展览会，就顺便把我带到了苏联莫斯科。”
“在异国的土地上，我共生活、学习了十年。开始我在位于莫斯科市郊的中国儿童院学习，后来又进了苏联钢铁学院学习。在我之前，李特特、蔡妮也来到苏联学习。党非常关心我们这些蔡和森烈士的后代的成长。周伯伯、刘少奇伯伯赴苏访问时总要来看我们，叮咛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忘记中国革命。1945年底，毛主席在百忙中深情地给我们在苏联钢铁学院学习的中国子弟回信，希望我们一天天成长，健壮，愉快，进步；希望我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1949年，我回到了祖国。”
蔡博同志一气谈到这里，端起杯子呷了几口水。我随口问道：“你一回国是否就一直搞钢铁研究工作？”
“不，”蔡博同志摇着头说：“党为了锻炼我，开始安排我到生产第一线工作，在鞍钢搞炼铁。直到1959年，我才调到冶金钢铁研究院担任炼铁研究室的副主任。这一年，我随同聂荣臻同志出去搞调查研究，聂帅同我谈了不少有关父亲蔡和森从事革命活动的事情，并勉励我要无愧于烈士的后代，把党交给的工作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我虽然被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冲击和批斗。但我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我了解党，热爱党，党对我的关怀教育，我始终忘不了，我相信党是不会轻易抛弃她亲手培养起来的我这个烈士后代的。粉碎‘四人帮’后，党让我全面负责炼铁研究室的工作。近些年来，我们虽然有些研究项目超过了
‘文化革命’前的水平，但我们总觉得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和蔡博同志握手道别，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蔡和森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宏愿今天已经实现，他们的后代正在把父辈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王谨（附图片）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在莫斯科中国儿童院同李特特（左一）、蔡妮（左三）、蔡博（左四）、蔡转（左六）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