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邓演达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演达列为“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这里介绍有关邓演达先生的几件文物。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
邓演达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对革命忠勇奋发，两次率兵讨伐陈炯明叛军，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嘉许。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33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有吴玉章、林祖涵、宋庆龄、何香凝、恽代英等18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毛泽东、董用威（必武）、邓演达等11人；候补监察委员有李宗仁等4人。
这次全会是挽救大革命的一次壮举。为了限制蒋介石独裁的恶性发展，会议通过了《统一党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案》、《裁撤中央军人部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同时免去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会上，经邓演达提议，决议成立由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徐谦和顾孟余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邓演达还和毛泽东、陈克文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提出并由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宣言指出：“解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扶助农工运动。
由于邓演达忠实遵循中山遗教，认真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被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秘密出走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鉴于革命形势逆转，又感到无力挽回狂澜，就怀着沉痛的心情，决心出走。
临走前，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革命。不幸到了今日，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信中最后说，“同志们，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同志们大家奋斗！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
邓演达将信发出后，即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离开武汉，沿京汉线北上郑州，再转西安。在西安会合了由武汉回国的俄国顾问，经五原、榆林，越沙漠，到西伯利亚，最后抵达莫斯科。
据季方同志回忆，关于这封告别信的发出，还有这么一段插曲：
“这封信，估计是他脱险后于7月8日才由他的秘书送交当时在武汉中央军校和独立师负责的恽代英、侯连瀛两同志的。代英同志看了这封信以后，就拿原信向中共中央去请示。当时领导上已判定国民党中央已不会接受这个劝告，指示先照像再送交。”
“莫斯科宣言”的发表
邓演达于1927年8月15日抵达莫斯科后，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要继续进行农工的解放工作，只有否定这一领导机构，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和能战斗的指挥机构。1927年10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庆龄、陈友仁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不中断中国革命，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任务在于宣告南京、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之罪恶；迅即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即行取消。根据这一精神，由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与同志们酝酿成立新组织的问题。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30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了六项信条和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机构——干部会，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至此，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47年始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被捕前后
1931年2月，宁粤分裂，国民党中有不少中央委员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而纷纷去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邓演达同陈铭枢、杨杏佛等密商起义反蒋的军事行动。他们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把“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调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和反蒋的旗号；邓演达去江西临川一带，策动“围剿”红军的十八军起义；同时，联络武汉驻军以及西安和华北方面原西北军一齐响应，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临启程去江西前，不幸在上海被捕了。这天，为起义培训干部的训练班结业。训练班设在位于租界的愚园路愚园坊20号。邓演达应邀到结业会作报告。由于叛徒的告密，邓演达在结业会上被租界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训练班学员十余人，当即被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朱蕴山同志在回忆邓演达被捕前后的情况时写道：“邓演达在临行前三天，曾到我的住所向我话别。……我对邓说：‘外边风声很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邓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不料，未过三日，他就被捕了。”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立即从南京打来电话，命令将邓押往南京。邓演达在南京关押期间，蒋介石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又提出由蒋任总司令、邓任副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了：“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蒋介石无计可施，便把邓演达转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内，严加看守。当时，有位看守递出邓演达写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他已移至南京郊外，难再联系，愿做白发囚徒，要同志继续为革命努力。
邓演达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个月后，适值蒋介石要宣布下野。据说，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邓如上台，对他威胁最大。于是，他便在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为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时年三十六岁。（附图片）
邓演达先生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在秘密出走前写的《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手迹。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图为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为宋庆龄。中排左起第八人为毛泽东。后排左起第八人为邓演达。
1927年冬，邓演达（右一）与宋庆龄（中）、王人达（前坐）等在南俄合影。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此照为他戴着手铐临上囚车前所摄。（转载即将出版的《文物天地》第六期，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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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忆郑律成同志
丁雪松
律成离开人世已经五年了。
近来难得有时间坐下来，一边重读在他逝世后许多朋友同志们陆续寄来的悼念他的诗文函电，一边翻阅着他曾经倾注心血写成的大量乐谱、遗稿，以及他几经构思尚未完成的一些创作计划，往事——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些难忘的岁月，又历历如在目前。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催我拾起笔来写下一些回忆片断，以纪念这位生于异国，却把自己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战士、我几十年同甘共苦的伴侣。
律成于1918年诞生在朝鲜南部全罗南道的一个贫苦的革命家庭。父亲是个爱国者，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933年，年仅十五岁的律成，随着一批进步的朝鲜青年来到中国。他一边来往于沪宁道上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音乐。1937年10月，十九岁的律成和千千万万的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延安，并于1939年1月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那时物质生活相当艰苦——住窑洞、吃小米、穿草鞋，但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胜利的信心。延安同时还是一座歌咏之城，从清晨到傍晚，到处荡漾着欢快明朗的歌声。和律成相识的时候，我正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女生队队长。同学们在早操、上课、吃饭、晚自习之前都要唱歌，整队行进时更要高歌一曲。特别是会前会后，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这歌声，激励着向前方开发的战士，同时也使后方的人意气风发，生活在紧张活泼的战斗气氛之中。
律成当时是延安歌咏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他身为“抗大”的音乐指导，经常奔走于几十个连队之间，培训文娱骨干，指导歌咏活动。他不仅以火一般炽热的激情谱写了《延安颂》、《延水谣》、《八路军大合唱》等经久不衰的作品，而且还常在各种晚会上引吭高歌。他那嘹亮动听的歌声，至今仍萦绕在怀念着他的战友们的耳际，回荡在我的心中。正如《八路军大合唱》的词作者公木同志所回忆的：“如果说延安群众的歌声象烈火，那么郑律成就是一颗火种。他走到那里，那里就爆发出烈火般的歌声。”
1942年8月，他决定去太行山前线。当时我们结婚才七个月，他正患着肺结核。他怀着惜别而又奋发的心情对我说：“我死也要死在前方。”到前方后，他担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教育长，多次参加战斗，并深入敌后进行武装宣传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就是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乐曲的构思和创作。他谱写的《朝鲜义勇军进行曲》、《革命歌》等歌曲，在华北、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朝鲜义勇军战士中不胫而走，广为传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律成和我带着两岁的女儿随在延安的朝鲜同志一起回到他阔别已久的祖国，参加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工作。在朝鲜，他先后担任黄海道党委（相当于省委）宣传部长、朝鲜人民军俱乐部（相当于文化部）部长兼人民军协奏团团长，以后又担任过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等职务。这期间，他一面做党和行政的领导工作，一面继续从事音乐创作。《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1947年到1949年间，律成先后四次获得朝鲜人民会议、人民委员会、文学艺术总同盟等单位颁发的奖状与奖金。特别是1948年，他还荣获共和国“模范劳动者”的光荣称号。
1950年9月，我奉调从朝鲜回国。为了照顾我们的家庭关系，经中朝两国政府领导人同意，律成也于10月偕将近八旬的老母亲重返中国。他安顿下母亲，随即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解放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律成先后为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谱写了《朝鲜人民游击队战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等十余首歌曲。
1951年4月，律成从前线回来后，作为一个普通的音乐工作者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曾屡次表示：“应该在艺术上多花些精力，多写几部象样子的作品，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多提供些精神粮食。”尽管他一开始创作就显露出艺术才华——他的《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歌曲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乐坛上的一定地位，但是他从不以一个知名作曲家自居，从未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几十年来，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生活，不停地进行艺术实践，刻苦自学，力求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
建国后，律成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各地。从云贵高原到白雪皑皑的东北边境，从西北地区到东海之滨，他长时间地深入到农村、工厂、林区，从陆海空军军事基地到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寻找新的创作原料。就象他讴歌的那样，“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在岷江边上，他和船夫们一块儿唱歌、拉纤；他见到一个善唱川江号子的歌手，就随他顺流而下，行程八天八夜，写了《江上的歌声》。在林海雪原，他感受到伐木工人劳动的艰辛和欢乐，创作了森林组歌《兴安岭上雪花飘》等作品。他和农民交朋友，谱写了《幸福的农庄》大合唱。他随驾驶员乘战斗机在蓝天里盘旋俯冲，体验各种特技动作；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他登上舰艇和海军战士们一起破浪前进。他歌颂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他们谱写了《强大的舰队在海上行进》、《前进，人民空军》、《常备不懈》等节奏鲜明、威武雄壮的乐曲。他热爱我们的后代，以一颗赤诚的童心，为孩子们谱写了《我们多么幸福》、《绿色的祖国》等丰富多采，富有教育意义的歌曲。
为了谱写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乐章，律成刻苦自学、奋发图强。他在青少年时代，曾背咏了大量的民歌和世界名曲，从而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他没有条件受到专门的作曲训练。全国解放后，他渴望深造，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1952年到东欧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他把发给他的外币津贴，大部分都用来观摩欧洲古典歌剧，购买乐谱和音乐书籍。1956年他奔走于京津线上，每周到天津音乐学院去旁听苏联专家的作曲课。对和声和配器等作曲技巧，他下了许多功夫来学习。律成深知，钢琴是作曲家的必修课，只要在北京，他每天要练习三、四个小时的钢琴，弹奏象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肖邦的《第一叙事曲》等有相当深度的钢琴作品。
律成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每谱一首曲子都要酝酿很久，写出后不马上拿出来。用他自己形象的比喻：“就象做钢琴的时候，把木材伐下来，放在深山老林里，经风吹日晒多少年，不变形了再拿来做琴一样。”在创作上，他追求写“有分量”的作品，善于塑造音乐形象，注重创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以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为题材，借鉴欧洲歌剧的创作手法，写成并演出了五幕歌剧《望夫云》，在我国新歌剧创作道路上做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
律成是个作曲家，但他首先是个革命者。对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他赤胆忠心，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不管是革命形势顺利发展还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也不管他本人是一帆风顺还是受到委屈被人们误解的时候，他都一往无前，正象《八路军军歌》中说的那样，“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决不气馁，决不动摇。
早在延安时期，律成就曾一度受到怀疑，但他仍写出激昂澎湃的乐章，没有露出丝毫的不谐和音。
五十年代末我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他仍意气风发。在反右倾运动中，尽管他受到错误的批判，但还是置个人恩怨于不顾，一头扎到湘赣边界地区，与放平同志合作写《秋收起义》大合唱。接着又和白得易同志合作，写了一个以发展生产和科学实验为主要内容的歌剧剧本《雪兰》。
十年内乱中，尽管“四人帮”的代理人宣称“郑律成不是我们的人”，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利。他还是埋头苦干，一再说“不能白吃人民的小米饭”。本着一个正直的艺术家的良心，他继续不停地写作，一丝不苟地为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全部诗词谱曲。这是他1958年即开始着手的工作。他认为毛主席的诗词，反映了中国人民壮丽无比的斗争历史，如果很好地用音乐形象表现出来的话，每首都能成为中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交响乐。为了加深理解诗词的思想意境，他去红军长征的路上体验生活。在谱写《沁园春·雪》一曲时，他多次冒着风雪攀登八达岭。他力求音乐形象鲜明、雄伟、瑰丽。有的同志评价，律成这部分作品，“是在他成熟以后所取得的一个创作高峰”。
1972年陈毅同志逝世不久，他不管当时政治形势如何险恶，四处寻找陈总未发表的诗词，谱写了《赣南游击词》、《赠同志》等三首。在《梅岭三章》一曲中，他用悲壮豪迈的旋律，寄托了对陈总的无限哀思，也表达了他对陈总“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高风亮节的赞颂。
律成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天上的乌云会散，“四人帮”统治的形势迟早要变，“我们总有一天会心情舒畅地为人民工作。”
律成所期望的政治局面果然实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一伙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笼罩在我国上空的乌云已经散去。律成又焕发起青春的活力，就象一只待飞已久的大鹏，正准备展翅飞腾，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当年的12月4日，他听到张家口正在演出京剧《八一风暴》，舞台上出现了周总理的艺术形象，他正要写一部纪念周总理的组歌，就兴致勃勃地乘吉普车到张家口观看演出。两天后又冒着风雪赶回来。这时律成的血压已经很高。7日早晨，我们一起吃早餐时，他还说准备写纪念建军五十周年的交响合唱：《万岁！伟大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说自己头晕，要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那天我正准备出国访问，次日清晨即将搭机启程。哪里料到律成这一去竟成了我们的生离死别。在昌平运河边上，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竟夺去了他的生命！我悔恨那天早晨没有阻止他外出，我负疚于过去对他关心得太少太少了。
律成逝世后，他生前敬爱的王震同志曾到家里来看望我和孩子，亲切地对我们说：“他的去世，我很悲痛。我爱他这个人，爱他这个人的品行，爱他的作品。”这几句语重情长的话不仅表达了老首长对律成一生的评价，同时也表述了律成的许多老朋友老同志对他的看法。
律成去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还不时浮现在我眼前。特别是每天清晨从收音机里听到“向前向前向前”的号角声时，我觉得他还活着，还在激励人们勇往直前，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猛前进。
律成，你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