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使作品显出亮色
——读鲁迅《自选集·自序》想到的
谢宏
1932年底，鲁迅应天马书店之约，从过去自己创作的所有小说、散文、诗歌中，选出二十二篇，编成《鲁迅自选集》。鲁迅在讲到编选《自选集》的想法和依据时说，这次编选是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的东西凑成一本，特别指出，那些“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理由是：“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句被鲁迅特别引起来独自成为一段的话，早在他1922年写的《呐喊·自序》里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当鲁迅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又一字不差地将这句话写在《自选集·自序》里。可见，鲁迅对于这一想法的执着，始终如一。从编选自选集这样一个具体事情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在文艺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希望文学给人以力量，而不愿意给人以苦闷和重压。用鲁迅一句生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希望使作品显出“亮色”。
使作品显出亮色，给读者以力量和希望，这是文学史上一切先进的有成就的作家的一个共同思想。他们的事业之所以是崇高的事业，就在于他们善于发掘和表现生活中原有的矛盾斗争，从中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给人以信念；就在于他们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凝聚光热，把那些美好、壮丽、振奋人心的东西显示给人们，鼓舞人们去铲除邪恶，进行新的开拓和创造。鲁迅曾经明确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认为，即使是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揭不出病根，看不到希望，也与革命有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鲁迅在进行创作时才“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所谓“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就都是出于这样一个用心。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鲁迅也曾有过思想“苦闷”，在那种情况下也曾创作过一些给人以重压之感的作品。但他只要意识到这些，总是严格控制自己，不愿把自己的“苦闷”传染给别人。在谈到《野草》时，他对别人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希望别人“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当然，这里有许多是鲁迅的自谦之词，因为即使在他最苦闷的时期，他也从未被黑暗压倒，即使他认为有“颓唐”心情的《野草》，虽然反映当时尚未看清出路的苦闷与彷徨，而它的整个思绪与基调，仍然渗透着执着的追求，表现着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但是，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上述想法中看到鲁迅要求自己的严格，以及希望作品给人以力量的殷切心情。
鲁迅希望使作品显出“亮色”，因而“删削黑暗”、“装点欢容”的思想和作法，是否违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不敢写真实呢？当然不是这样，使作品显出亮色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并不矛盾。众所周知，鲁迅特别憎恶瞒和骗的文艺，是竭力将文艺从“瞒和骗的大泽”中拯救出来的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提倡“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但他又反对机械地抄写现实，模拟现实，主张要有“理想的光”。因此，鲁迅所说的“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意思是极力从当时的黑暗现实中摄取闪光的东西，给人以希望。在鲁迅那里，“删削”黑暗，决不是掩盖和粉饰，而是以辩证发展的观点将黑暗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里，不致使人们被无边的黑暗和愁苦压倒。鲁迅所说的“装点”欢容，也不是强颜为欢，而是将那些不易为人觉察的新生事物着意点染，以照亮作品，照亮读者的思想。他对“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寄予那样的深情和期望，就是因为只有这种新生的东西，才真正代表着未来和方向。鲁迅的“装点欢容”，还在于他善于通过对旧社会的揭露，透视出未来发展的前景，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时时都有光明，都有新生事物涌现出来，历史有时也会陷入逆境，出现一种死寂的，几乎没有任何生机的时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明的，对人民负责的作家艺术家，也能够根据矛盾发展的趋势，揭示出可能到来的前景。鲁迅曾说，文艺作品所反映的“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这“会有的实情”，就是生活的逻辑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意思，就是当人们所期待的新生事物还未出现，暂时还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生活发展的逻辑把它透示或展现出来。这也就是鲁迅能够在“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情况下，“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在满目秋肃中，“敢遣春温上笔端”的根据。很明显，鲁迅所说的“装点欢容”，无论是对于新生事物的反映，还是揭露矛盾透示前景，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内心深处的反映，都是写真实的结果，而决不是什么主观的随意捏造，更不是什么曲意迎合。
前面已经谈到，鲁迅也确曾创作过一些给人以重压之感的作品。对于这一类作品，我们应该放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我们知道，鲁迅自始至终感受和反映着人民的苦难、仇恨和斗争，一生经历了多次革命的失败和反复。在革命高涨时期，他的作品充满了烈火般的热情，催人奋发向前。在革命低潮时期，当他一时还找不到我们民族解放的道路时，他的作品也往往渗透着忧虑和苦闷，给人以重压。由于鲁迅具有深刻的观察能力和巨大的艺术表现力，在他真实描绘出来的形象和社会画面中，包含着生活本身的许多真理，对于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了解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那样的苦难，以及斗争、失败、彷徨、苦闷，都是很有益处的。特别是在全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尚未出现以前，这样的作品更加具有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价值。但是，当鲁迅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就再也不满足于这种对于现实的反映，甚至象《狂人日记》那样充满战斗激情的作品，鲁迅都感到那种“救救孩子”的呼声，是空洞无力的。问题是很明显的，一个作家，当他已经坚信社会主义，看到了人类未来的曙光之后，他就不可能不将自己感触到的理想和力量，渗透在作品中，传达给读者，决不会再满足于一般的暴露和批判。
读过鲁迅《自选集·自序》，使我们想起了在今天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使作品显出亮色的问题。诚然，我们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要求文艺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但是，现实主义的原则不是要求作家艺术家只写黑暗，不写光明，或者只写光明，不写黑暗，而是要求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反映，要求无论反映生活中的任何部分、任何方面，都要忠于客观现实，都要从他所反映的生活中发掘和提炼真理，给人以希望和力量。我们并不反对写悲剧，暴露现实生活中的消极方面，而是说，在反映这些消极面时，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揭露阴暗，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是为了告诉人们，哪里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哪里就有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发生，甚至会酿成悲剧，以激发人们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的热诚，给人以力量。当然，在揭露阴暗时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这需要作者对现实生活进行更加细密的观察和分析，需要更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而且，即使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还不能代替对于光明面的反映和讴歌。因为新生的、革命的事物，比那些只具有否定意义的社会阴暗面更加直接，更加充分地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趋势，表现着时代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必然更加重视对于新生事物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指出，要从以往的批判现实主义“揭发和否定现实这一旧传统中摆脱出来”，热情地讴歌和肯定社会主义的“新的现实”和“新的人物”。鲁迅晚年也曾希望表现和讴歌开拓着中国前途的工农红军，因他自己没有生活在斗争的漩涡中而深感遗憾。革命的作家艺术家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和生活的阴影面前闭上眼睛，更不应该在党和人民的成就面前，在社会主义的阳光和理想照耀下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
另外，我们不应该忘记鲁迅所启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艺术影响和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人。青年人的特点，一是单纯幼稚，一是对于革命事业，对于光明的未来充满了热烈的追求和向往。任何一个忠诚于革命事业，对革命的下一代认真负责的作家，都应该照顾青年人的特点，热情讴歌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以坚定他们的信念，培养他们的英雄气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我们也需要让青年人了解生活中的另外一面，知道生活中也还存在着邪恶和阴暗，使其懂得人生的复杂，革命的艰辛，从反面汲取教训。但这不应该脱离广大读者的理解能力，决不能使他们因为看到了阴暗和丑恶，从而失去了生活和创造的勇气，更不能由此产生对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通过鲁迅的思想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要想使作品显出亮色，首先要从生活中看到亮色。如果作者将现实生活看得一团漆黑，先自失去了理想和信念，要求他在作品中写出亮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要想使作品显出亮色，就必须提高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还是象鲁迅所说的那样，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感受着革命的脉搏”，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富有战斗性和鼓舞力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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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电影评奖的几点建议
北京 戈平编辑同志：
作为一名热心的电影观众，我想谈谈对近两年电影评奖活动的一些看法。
从1980年开始，恢复了国产电影的评奖活动，这是件好事。从去年和今年的评奖情况来看，总的方面也是好的，应该予以肯定。
为了搞好今后的电影评奖活动，我建议有关方面总结一下这两年的评奖工作，进一步改革评奖的方法，争取收到更好的效果。
据我看，目前电影评奖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一、评奖的次数和名目太多。以我国国产故事影片为例，目前生产数量并不多，一年不过几十部。但是，今年电影评奖的次数和名目却很多，诸如文化部的“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金鸡奖”，《大众电影》的“百花奖”和《文汇报》的“文汇奖”。此外，有的省市和刊物还举办电影评奖活动，有的电影制片厂也各自评奖，称之为“小百花奖”。这种作法层次重叠、劳民伤财。
二、对得奖影片和电影工作者的宣传规模过大过多。评奖揭晓后，关于得奖影片和电影工作者的照片、报道、专访……各地报刊竞相刊登，不但内容大同小异，而且其中多有溢美之词，真正从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帮助获奖者进一步总结提高的文章则不多见。
另外，我认为单纯用投票评选的方法值得研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影片在各地区发行迟早和先后之差较大，投票观众往往不能及时地看到当年所生产的全部片子，缺乏全面的比较，再加上选票分布不匀等因素，这就使选票产生了一定的片面性。同时，选票投寄和开票，耗资太大，过于浪费。
为此，提出几点建议供参考：
一、尽量减少评奖次数和层次。全国性的电影评奖，最好每年只搞一个。至于各电影制片厂为总结本厂工作，可以有内部评比，但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为主，不宜借此搞铺张浪费或大肆宣扬。
二、采用群众、专家和领导三结合的评奖方法，不单纯以得票多少作为唯一依据。这样，既可以做到比较公平，又能较好地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真正有利于鼓励电影工作者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提高创作水平。
三、评奖后的宣传不要搞得太多太滥，要实事求是，要适可而止。评奖活动的经费要尽量节约，把省下来的钱用到增加电影生产中去。
从电影评奖，我又联想到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歌曲、戏剧等等的评奖，同样也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尤其是近一、二年来的短篇小说评奖，名目繁多，有的一部小说竟得了一连串的奖，这种做法也是值得考虑的。评奖本来是好事，但是如果做得不好，或者超过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产生消极影响。为使评奖真正有利于繁荣创作，我希望文艺领导部门加强对评奖工作的领导，统筹安排，研究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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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先哲的精神 后生的楷范
——读《辛亥革命诗词选》
晏政
当我读着《辛亥革命诗词选》（刘运祺、蔡炘生编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每每会想到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前驱者之一的章太炎先生的两句评语：“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是啊，辛亥革命志士们那种崇高的民族气节，灼热的爱国激情，昂扬的战斗意志，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恰如一座辉煌的革命纪念碑，给后人以启迪，以鼓舞，以鞭策，召唤着人们投入把祖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战斗。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青少年，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旧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时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怎样一种悲惨境地里，是不甚了然的。由于对祖国的历史缺乏认识，他们自然就不懂得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革命能有今天，来之何等不易！《辛亥革命诗词选》中的一些诗篇，从几个侧面为我们展现了清朝末年国家备遭侵略、人民饱受欺凌，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生活图景。请看吧，“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官心狠豺狼，民命贱鸡狗……回看饿莩余，百不存八九”，这画面是多么凄惨、暗淡！请听吧，“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于今形势转苍皇，弱肉无如食者强，西域版图供馁虎，东邻舆榇走降王”，“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这声音又是多么沉重、哀痛！但它们的的确确是旧中国社会生活的逼真写照。透过诗人们忧愤深广的描绘，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须知世界文明价，尽是英雄血换来”。新中国原来是经过几代革命者披荆斩棘，舍生赴死，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啊！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可是同样由于种种具体的历史原因，我们的事业也遭受了挫折，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应当怎样对待我们面临的困难，争取我们亲爱的祖国更加光明、美好的前途呢？在这方面，辛亥革命诗人们也为我们树立了可资学习的“楷范”。这里，我们想着重指出三点：
第一，是他们那种十分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感情。吴玉章同志在他青年时代写的《东游述志》中，用这样的诗句说明了他参加辛亥革命的动因：“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革命队伍中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秋瑾和何香凝是辛亥革命时期两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她们差不多用同样的诗句表达出了同样的思想感情。“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这是秋瑾托物咏志、借诗抒情。“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这是何香凝送别丈夫时的嘱咐，她们对待祖国的感情，是多么炽热、纯真、圣洁！这种感情，是值得我们引为骄傲的民族品格。
第二，是他们那种以身许国、义无反顾的革命献身精神。在《辛亥革命诗词选》中，收辑了辛亥革命志士的好多首诀绝词。这些激昂悲愤的诗篇表明，革命的先行者深知，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使祖国获得新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因此他们一当投身革命，就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即令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徐锡麟的“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赵声的“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我有言：大好头颅拚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就是这种时代强音的艺术表现。当我们今天读着先哲们用血泪谱写的这些音调高亢的英雄乐章时，怎能不为他们那种舍身取义的凛然正气，国而忘私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呢？这种“丈夫各有千秋意，毋为区区儿女颜。相期譬金石，誓涤尘垢清人寰”的献身精神，难道不是在建设四化强国的斗争中，同样需要我们加以继承和大大发扬的吗？
第三，是他们那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韧性战斗精神。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致谭人凤》一诗中说：“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在通向胜利的革命征途上，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事，可以说古来无有。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一个阶级，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有其软弱、妥协的一面。但就其中少数杰出人物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革命斗争中那种前仆后继、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则是令人敬佩的。从《辛亥革命诗词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着革命处于逆境时，诗人们或则把革命比做远程登山，慰勉战友继续不断地“向前向前，登山极巅”；或则比做大江涉水，“寄语中流行渡者，满江风雨莫停桡”。他们崇高的信念和行动准则是：“不管习风与阴雨，头颅尚在任吾狂”，“沧桑有变心难易，依旧冰清与石坚”。这是何等阔大的气魄，何等坚毅的风骨！在向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也只有发扬光大这种韧性战斗精神，才能实现胡耀邦同志所号召于我们的：“征服‘十八盘’，登上‘南天门’，到达‘玉皇顶’，然后再向新的高峰前进。”
《辛亥革命诗词选》所辑革命诗词，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具有荡人心魄的战斗鼓舞作用，而且在艺术上直接承绪和实践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界革命”的主张，自觉地把诗词当作革命的鼙鼓，战斗的号角，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一代革命诗风。我国自古号称为诗的王国，而在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中，象《辛亥革命诗词选》这样集中地反映了整整一代革命者的精神风貌和文采诗情的，还是极为罕见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诗人，是在刀光剑火、戎马倥偬之余援笔题诗的。他们的诗词来自火热的斗争生活实践，发乎战斗者壮怀激烈的胸臆，所以不能不充满“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鲁迅：《摩罗诗力说》），这样也就形成了它们在艺术上的最大的一个特色：雄浑豪放，汪洋恣肆，悲壮昂奋，沉挚激越。在表现手法上，作者们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革命的新内容相谐和，使优美的韵律与雄放的散文笔法相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律相谐和，因而继黄遵宪等人之后，用“旧格调造出了新意境”，把“诗界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给我国古老的诗坛注入一股更为浓烈的清新、活泼、刚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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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读《水滴石穿》
甘泉
老作家康濯的中篇小说《水滴石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凡是五十年代关心文坛的读者，大都记得这部作品。1957年，它发表在《收获》杂志的创刊号上。由于它真实地描写了合作化初期北方农村的矛盾斗争，细腻地刻画了一位当时的新人申玉枝的丰富的感情世界，充溢着河北、山西一带的风土人情，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时曾准备把小说改编电影和话剧上演。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作品，也包括《水滴石穿》，越来越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了。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经过风雨磨蚀，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水滴石穿》，感受又会如何呢？我觉得，小说对合作化初期农村的生活面貌，农民的情绪、心理和觉悟水平，对那个特定的物质生活的方式和人们精神活动的状态，能够出之以忠实的、真切的描绘。对于申玉枝这个人物以及围绕着她的村社干部、普通群众的心理活动，也敢于进行大胆、深入的挖掘。小说因之获得较强的真实感，能把我们带进1954年至1955年的特定的历史氛围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的艺术力量和认识价值非但没有散失，反倒有些增强了。也许，这正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所在吧。
大至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认识，小至对一部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生活的作品的认识，都不是短期内、甚或一代人可以完成，并得出全面客观的结论的。现在，我们比较容易指出哪些作品反映历史生活中的失误，而往往不善于理解和发现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作的艰难和取得的成绩的可贵。事实上，在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作品中，埋藏着金子般闪光的东西，我们发现和“重新认识”得还很不够。正是这些作品，为我们发展今天的文学创作，起着积累经验的作用。权衡一部作品的得失，归根结底，还是应该把它放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回顾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指出：“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这仅是当时的历史真实的概括。在《水滴石穿》里，申玉枝带头自愿创办互助组，以其“典型示范”作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中经重重磨难，发展为清泉农业社。这个过程，波澜迭起，矛盾交错，申玉枝的入党问题与婚姻问题错综扭结；然而，这个过程，人物的命运又无不与合作化的大业紧密系结。小说遵循了生活的逻辑，再现了当时生活的本来面目。
正象当时不少人指出过的，《水滴石穿》在康濯的创作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康濯写过《我的两家房东》和《春种秋收》，以清新的笔调赞颂新人物、新生活，得到了好评。但是，那些作品几乎存在着一个通病：揭示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的深度不够，因而使得歌颂也就不够深沉有力。作家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意识到“轻微的矛盾、斗争，不足以深刻反映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变化，也不足以从解决尖锐矛盾与胜利争取艰难斗争的复杂过程中塑造比较丰富的新人”（《水滴石穿后记》）。他决心弃旧图新，刻意探求，向深广发展。终于，在《水滴石穿》里，我们看到了这种突破，看到了生活的复杂性，既看到“地上的泉流”，又看到“地下的泉流”，看到两股“泉流”的交织错乱，看到了带着自己复杂的悲欢感情的新人申玉枝的形象。作品不满足于表现轻微的矛盾、斗争，表现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的重大矛盾；而对这种重大矛盾的表现，好就好在没有掉入常见的窠臼，没有沿袭地写破坏、内外勾结一类的常规写法。作家坚持了从生活出发。在乱泉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但存在，而且也是激烈的，但由于矛盾的特殊性，这一重大斗争的具体表现形态，却又是集中到合作化的带头人申玉枝的身上，她的入党问题和婚姻问题构成了作品的主要矛盾冲突的线索。申玉枝的个人命运有曲折起伏，申玉枝互助组也在曲折起伏中前进。坏干部张山阳借助当时还颇为浓厚的封建意识，煽起一阵阵阴风，不但使得申玉枝入党受阻，她的正当的婚姻要求成为耻辱，威信落地，而且使申玉枝建社、扩社的努力受到阻碍。这是一种发生在先进力量与封建顽固势力矛盾交错时期里的特殊的斗争，它与土改时期急风骤雨式的斗争方式虽然不同，但未必没震撼心灵的剧烈的力量。申玉枝、张永德、任老敬、张德升、杨吉吉等先进人物，经受了考验，在清除自身封建意识的过程中，在与蜕化变质、实际上抵制社会主义道路的坏干部的斗争中，长了见识，跨出了大步。以申玉枝为代表的奔向社会主义的力量，如滴穿岩石的水珠般具有韧性，冲垮阻力向前发展了。作家的思考和认识比较深沉，没有把当时农村中蜕化的、落后的、阴暗的一面简单化，而能揭示出这种势力还受到了某些官僚主义者的袒护。“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股势力忽视不得。小说的尾声，违法乱纪分子张山阳，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尽管已经透露出他即将要受到惩戒的信息。
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功，是塑造了申玉枝这位合作化初期的新人的丰满的艺术形象。她是个铁匠的女儿，年轻的寡妇，“不仅外形漂亮而且心地崇高”，精明强干，有组织才能，深受两省交界处群众的尊敬和仰慕。但是，作为一个合作化的带头人，同时作为一个年青漂亮的寡妇，她面对的自发势力和封建习惯势力是巨大的，就象“泉头庄西北那个黑沉沉的石岩高坡”一样，向她压来。她起初威望很高，可到她果真动了改嫁的念头，热烈地追求爱情时，人们便惋惜，不满，甚至蔑视她了。小说没有回避申玉枝复杂的感情波动。在舆论的压力下，她非常痛苦，难以诉说，不能不感到灵魂的颤栗。但群众毕竟还是了解女社长的为人的，当她被张山阳打伤，卧床养病时，探望的，送吃的，络绎不绝。她早该被吸收入党了，由于有人阻挠长期不能解决，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她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当支部书记通知她已被正式批准入党的喜讯时，“她低下头，默默地站了一会，伸出手去同她德升叔握了握，就仰起脸，挺挺胸脯，直朝地里走去”。申玉枝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烈的追求是坚定的，有“小小的水滴冲开岩石”的精神，她的美好动人的形象，是在七灾八难中，在实践和行动中完成的。
站在申玉枝对立面的落后势力的代表张山阳，是个利欲熏心的蜕化变质分子，他在个人欲望的驱使下的阴谋活动，不但危害、压迫着申玉枝的身心，而且起到了瓦解人心，破坏合作化事业的作用。作家没有把他写成自觉地要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人物。这样写可能影响了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刻，但就这个具体人物来说，倒是符合他的性格发展的。对老支书张德升的描写，也注意到忠于生活真实。既写他善良、正直，具有久经考验的原则性的一面，也写他受到封建意识束缚的一面。对张永德，这个“内里热”，埋头苦干者，作品不乏生动的个性刻画，但作为申玉枝倾心相许的人物，他“热”的一面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和展露，是个缺憾。
这部小说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浓厚的地方色彩。作者是外乡人，但在革命战争和解放后，都与小说所写的地域的人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都注重于当地民情风俗的研究。所以小说中涉及当地的风俗习尚，以至于人物的语言，都有较好的掌握。“打铁火”这一传统风俗，贯穿于情节之中，那热烈的场景，使人动情。
《水滴石穿》是一部在今天应该给予正确估价的好作品。那是康濯同志作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生活准备之后结出的艺术之果。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都不是闭门造车可以取得的。深入生活重要，在生活发生了大的转折之后尤为重要，这也许是重读《水滴石穿》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