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真实性，报告文学的生命
顾骧
“四人帮”被粉碎后，作为文学战线上“轻骑兵”的报告文学，沐浴着三中全会的阳光，正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它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不时会遇到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责难，使得报告文学的写作与发表，招致某些困难；另一方面，某些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作品材料失实，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也减弱了报告文学的社会作用。反求诸己，从我们报告文学作家来要求，为了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真实性问题，是报告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而棘手的问题。随着报告文学的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一次又一次被提出来讨论。从原则上来说，似乎谁也不反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可是，具体到如何对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素材进行艺术加工时，分歧就产生了。分歧的焦点集中在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在创作中是否允许“虚构”。对此，从来有两说：一说是报告文学“不能有任何虚构”；一说是可以“略有虚构”、“有限虚构”或“适当虚构”。我是倾向于前说而不赞成后说的。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作品，如苏联著名特写作家波列伏依所说，是有“准确地址的”。所写人物是真有其人，所写事件是实有其事。它不仅要求一般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时代真实、艺术真实，它还特别重视人物、事件描写所根据的材料的准确与真实。它排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它不容虚构和掺假。真人真事报告文学的思想威力与它特有的艺术魅力，正在于人们相信作品所颂扬或揭露的人物、事件完全真实，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间的，而不是虚构的。这种艺术力量，为小说所不能替代。假若，读者一旦发觉，作家在作品中“故弄玄虚”，有意掺假，读者的诚实受到愚弄，那么，作家在作品中对新生事物的热烈歌颂或对黑暗势力的愤怒鞭挞的思想感情力量就减弱了，作家对生活的评价就缺乏说服力了。故尔，严守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捍卫报告文学的生命。如果我们允许标明真名实姓的报告文学可以虚构的话，那就要给虚假性留下空隙，即使申明这个虚构是“有限度”的，是“略有”，是“适当”，也无济于事。何况这个虚构限度的杠杠事实上也难以划得清楚。所以，我同意这样的意见，为了维护报告文学真实性的特性，还是把虚构排斥在外，把任何通向虚假的闸门关死为好。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固然要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正确深刻的思想内涵，但，它无不是以确凿无误的事实为其基石，无不是以完全的真实性，甚至具有信史资料价值而获得声誉的。约翰·里德是这样写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在本书的取材方面，我必然限定自己只使用那些我所亲身观察到和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实录，以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记载。”正由于他对烈火狂飙的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因而能够“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件”（列宁），作了翔实可信的历史展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国革命大转折的开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那艰苦环境中所作的卓绝奋斗，作了“正确的记录和解释”，作了客观公正的报道，“精确地展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正当性”，使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性格有一个全新的概念”（埃德加·斯诺）。尽管作者在他1938年序言中申明，“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尽管由于当时采写的条件限制，有些材料是辗转传闻，难免有失实之处，可是，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六十年代所作的评述：“作为历史的记录”，“这部书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在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是否应做到完全的真实，是否允许虚构的问题上，为什么在认识上会存在着如此分歧呢？看来，岔子是出在对报告文学特性的把握上。报告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样式，是从新闻天地走到文学殿堂的，它兼有着新闻与文学的两重性。是的，报告文学不能满足真人真事的实录，它要求作品的充分形象性。目前的某些报告文学作品，也确有文学性不足的弱点，不讲究艺术构思，不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结构板滞，语言干涩，缺乏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缺少文学性，没有艺术感染力，把报告文学等同于一般新闻报道，那也就取消了报告文学的存在。这是在创作中需要注意的一方面现象。然而，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这种文学样式所应具有的新闻性认识不足，把握不足。我以为，认为报告文学可以虚构的理论，正是在这儿认识上出了偏差。诚然，报告文学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并非是文学性的新闻；可是，既然你在作品中标明了人物的真名实姓，点出了真实的事件，那么，你的作品就要受到等同新闻真实性的约束。这就是报告文学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独特”之处。作为报告文学，它也应具有与小说等一般文学作品相同的文学真实性，整体的真实，本质的真实；作为报告文学，它还应具有与小说等不同的特殊真实性，材料的严格真实。小说的人物和事件，可以综合，可以虚构，而且必须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只要这样的虚构是合情合理的，是生活中可能有的。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间，互相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报告文学则不然。报告文学的作者与读者之间，也达成了一种默契，这就是作者申明他的作品描写的一切都是货真价实，而读者也就相信它是童叟无欺。如果一旦作者损害了这个默契，报告文学的艺术效果将会是怎样，难道不是可想而知的吗？可以这样讲：如果说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的话，那么，容许虚构就势必要取消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
还应一提的是，有些作者，并非有明确的报告文学必须虚构的主张，他们作品存在失实之弊，常常是因为缺乏象一个无产阶级新闻记者所应具有的谨严态度。或由于采写粗疏，在艺术加工时，发现素材不足，为了情节的生动完整，则以虚构来填补；或因为采写匆忙，对素材未加核实查对，以致以讹传讹。归根到底，也仍然由于对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报告文学应具有的新闻真实性在认识上自觉或不自觉悖离有关。
主张报告文学要恪守新闻的真实，不容虚构，是否就限制了运用艺术手段表现生活，甚至使得艺术加工无法进行（有的同志认为虚构在报告文学艺术加工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环节”）？我认为，并非如此。排斥虚构，似乎使得报告文学用武之地狭窄了，不如写小说那样能够驰骋自如了；其实，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它之所长。报告文学可以夹叙夹议，允许作家自己直接出面说话，在对客观事物形象描写的同时，发表作家自己的主观评论。要知道，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方法上，都有长有短，都有其局限之处。以小说与戏剧相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天地广阔，是小说之所长；然而戏剧可以综合各种艺术手段并直接诉诸观众的听觉和视觉，这又是“语言艺术”的小说之所不及，而为戏剧艺术之所长。俗话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报告文学作家，应自觉接受作为报告文学必须具有的不虚构规矩，承认这个局限，在这个活动舞台上，唱出自己的好戏来。事实上，在这个舞台上，是可以而且已经唱出好戏来。在我们报告文学的园地里，已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刘宾雁的作品，敢于接触重大社会矛盾，政论色彩强烈；理由的作品，刻画人物个性鲜明，运用小说手法别具一格；黄宗英的作品，朴实平易，清新自然；柯岩的作品诗意浓郁，委婉深情。谁能说强调了新闻真实性，就会有碍于报告文学的千枝竞秀呢？
还要指出的是：报告文学艺术表现天地并不窄小，是因为它排斥虚构，但并不拒绝艺术想象。在人物、事件的根据严格真实的基础上，对环境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等方面，可以也应该展开想象的翅膀。没有这一条，也难以将生活升华为艺术。这一点也为报告文学的作家和评论家所首肯。茅盾认为，报告文学“也应当允许作者发挥想象力，——当然这必须是合情合理的想象。”捷克报告文学家基思说，报告文学作家还必须有“合乎逻辑的想象”，“抒情诗的幻想”。波列伏依也不否认报告文学可以“加上作者自己的想象”。艺术想象与真切的事实并不矛盾。艺术想象是以生活中真正存在着的人物，发生过的事件为依据，而又以艺术地再现生活真实为目的。艺术想象与虚构应加以区别，不应混同。有的同志用混同两个概念的办法，借想象之不免，证虚构之必要，似不可取。
最后，有必要再作申明，报告文学并非只是一种类型，以上所论是以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为限；至于那种在真实生活基础上加以概括表现的，不以真名实姓的人物出现的报告文学，当又作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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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歌曲创作中的一些问题
郑律成 遗作
创作班的同志们写了些曲子，有些同志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解决了，但在具体音乐创作中，在群众歌曲创作中，如何理解，还需要研究。今天，就同志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来谈一谈，与同志们共同学习、研究。
首先，我们的立足点站在哪里？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歌曲写不好，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一首歌时，是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还是从群众的感情出发？这就是立足点问题。有些人写群众歌曲，根本就没有考虑群众喜欢唱什么样的歌，他们的感情是什么？为群众写歌，就要适合群众的感情。作曲的人是站在群众的立场写，还是站在个人的立场来写，创作出来的曲子不一样。群众中又有不同对象，为工人写的，为农民写的，为学生、为幼儿写的。年龄也不一样，甚至学校，小学四、五年级同中学一年级都不一样。如果不看对象，只根据自己喜爱去写，写出的曲子人家不欢迎。因此需要冷静地想想自己的感情，也要冷静地想想群众的感情。
立足点的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深入生活的问题。生活是多方面的。工人当中又有不同的工种。农民也不完全一样。知识分子也是各种类型的。熟悉了群众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创作激情，就要进一步用音乐来塑造出形象。把具体的感情，用音乐塑造出形象来。例如我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即当时的《八路军进行曲》），开始写的时候是这么起的头：“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但总感觉我们的八路军那么大的队伍向日本侵略军作战，光是这样不够劲、不够气魄，我就加了“向前向前向前”。为什么？因为在生活中有那么一种感情，非要那样去表现不可。一个人熟悉生活，写出来的作品气魄就不一样。一个作家想要写出有分量的、象样的作品，没有生活的基础，没有生活的积累，那是写不出来的。自己的感情，还是社会的反映，没有那样的生活，怎么能写出有分量的作品！好象生孩子，肚子里没有孩子就生不出来。作曲也是一样，肚子里没有东西能写出什么作品呢？不熟悉群众的生活，不熟悉他们的感情，凭自己的感情来写，作品的形象不会准确。所以，我们搞创作的人，深入生活很重要，搞音乐的也是一样。许多群众歌曲共性多，个性少，都差不多。这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解决。
有人认为群众歌曲好写、简单，这是错误的观点。写好群众歌曲，需要下一番功夫，一般的乐理、和声、对位等技术知识要不断提高磨练；平时还需要背些好的、成功的歌曲，古今中外的都背，写作时可以借鉴；还要搜集资料，文学的、音乐的，不断积累，做为参考。另外，平时准备个本子，随时把在生活中感受到的音乐主题记下来，哪怕几个小节，经常写写有好处。一个人在任何环境里，都会有一定的感受，比如工厂的机器转动，有它的节奏。到颐和园划船，有划船的感情。有人会说：划船怎么能写。我看，我们的工人，星期天到颐和园玩，怎么不好？划船怎么不能写？光是斗争、斗争、斗争，光是红旗、红旗、红旗？这些也要。美丽的祖国河山也可以写，自己愉快的心情也可以写。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感受，随时记下来，积累多了，有了准备，写起来就容易多了。所以平时做做准备工作，一旦需要时，写起旋律来就会得心应手了。
要从音乐形象考虑。有些同志懒，有了歌词才写，没有歌词就不写，这要改变一下，没有歌词写出旋律来，这比较好，因为是自己的感情冲动。有了歌词才写，往往是被动的，感情不成熟。不依靠歌词，从歌词去套曲子，而是从音乐形象去考虑，反映同一个内容，有了音乐形象，再合起来。我的创作经常是这样，我在舟山群岛生活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强大的舰队在海上行进》，词作者写歌词，我写曲子，写了之后，两个一结合，一点也不差，歌子写出了强大的舰队在海上破浪前进这一形象。
我觉得，聂耳、冼星海的歌曲，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典范。形式上，他们的歌借鉴了外国歌曲形式：曲式啦、和声啦、合唱啦、管弦乐伴奏啦，但这些歌曲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谁都会认为它们是道道地地的中国的、民主主义的。它们确确实实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他们吸收了古今中外的好东西，完全融合在自己的感情中，然后创作出好作品。他们的歌曲具有自己的风格、民族的特点，丝毫没有抄袭的感觉。
作品怎样才能生命力强？我认为，能够真正表现出时代的感情，群众就记住了，一辈子忘不了。如果不是时代的感情，唱几遍就完了，就丢了。《黄河大合唱》写出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坚决抗日的感情，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站在抗日的最前线，这就是时代感情。《黄河颂》中的“我”，代表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英雄形象、英雄感情，所以气魄很大。聂耳处在中国不抗日就灭亡的危机时候，他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感情，有强烈的时代感。建国初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写出新中国刚成立，中国人民欣欣向荣的感情。我们的感情应该代表时代的感情。表现了一定时代的感情，这样的作品才能生命力强。
（郑小提根据作者1974年8月15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歌曲创作训练班上的讲话录音摘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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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繁荣少儿读物的创作
许力以
少年儿童是我们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我们需要培养出千百万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代新人。今年初，中央书记处发出“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和少年的健康成长”的号召，要求各方面对少年儿童给予物质上、精神上的关心和支持。出版战线，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神食粮，作为教育少年儿童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担负着繁重的任务。
从 1978年10月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以来，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取得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导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冲破了林彪、江青一伙设置的禁区，摆脱了妨碍少年儿童读物创作的枷锁。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为孩子们创作的热情空前高涨，优秀的少年儿童读物不断涌现。1977年全国出版少年儿童读物只有192种，印数2，653万册。而到1980年，就出版了1，400种，印数达1亿余册（上述统计都未包括连环画）。1980年同1977年相比，读物种数增加了七倍多，印数增加了四倍。有一批少年儿童读物，包括语文学习、历史故事、科学普及等方面，印数达一百万册以上。现在可以说，十年动乱造成少年儿童读物的书荒现象，已经起了根本性变化。
但是，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现状，同客观需要相比，还是很不适应。我国少年儿童包括学龄前的娃娃共3亿6千万，平均三个孩子才有一本书。从读物的内容来看，不少还不够理想，品种也还不够丰富。
用什么读物来教育少年儿童，对我们出版工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在“五讲”“四美”活动中，少年儿童的思想品德、精神面貌有了十分可喜的变化。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十年动乱造成的灾难和社会上的不良倾向，对孩子们产生的影响；对外开放以来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一些少年儿童也发生了不好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前几年基本绝迹的手抄本，荒诞淫秽，极为低级下流的东西，又在一些地方的学生中流传。这些都不利于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甚至因受毒害而走上邪路。因此，出版物中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思想品德教育，是我们出版工作者刻不容缓的任务。
少年儿童可塑性很大，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未养成。我们要努力编写和出版对孩子有教育、有启发，而又能吸引他们有兴趣去阅读的图书，教育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维护公共利益，守纪律，讲礼貌，使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向他们提供的读物，要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小说、诗歌、图画和音乐，都要反映我们振奋精神、生气勃勃的时代。我们建国已三十二年了，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对社会主义并不大了解，新社会的好处也不大清楚。因此，我们要把社会上那些进步的、光明的东西，编成有趣的故事，写成各种体裁的作品，提供给孩子们，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对党有认识。要给他们以鼓舞，使他们充满信心和希望。
近一、二年来，出版工作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某些出版社大量出版外国侦探小说和中国武侠、言情、公案等旧小说。这些书对孩子们也有很大冲击。有的少年看得废寝忘食，甚至按照书中的人和事，荒唐仿效，什么“敢死队”，什么“小侦探”，讲“义气”，讲“报恩”，影响学校和社会秩序。
连环画是孩子们喜欢的一种读物。据西安市的统计，全市有八十个连环画租书摊，每个租书摊有一百多个小读者。这个数目是相当可观的。连环画大部分都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是根据前面所说的古旧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内容来编绘的，虽然经过改动，但其基础究竟是原来的。因此选题必须慎重，文字和绘画都要仔细琢磨。
前些时候，有同志跟某个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聊天，问孩子们：“你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谁？”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是岳飞、杨六郎了！”又问：“你们佩服他们哪些思想行为呢？”答：“跨骏马，端银枪，跃马冲杀，威震敌胆。”“讲义气，不怕死，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们的回答是可惊的。生长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只知推崇岳飞和杨六郎，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我们为建立新中国，多少英雄人物英勇牺牲，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新中国成立以后，艰苦创业，多少模范事例值得表彰和赞扬。就在我们孩子中，为集体奋不顾身，在学习和探索科学中，也有许多感人的、有趣的事迹，值得我们歌颂。
教育少年儿童，必须从学龄前儿童开始。学龄前儿童，对一切都是新鲜的，他们的模仿能力很强。教什么，就学会什么。可是我们出版物中，比较起来幼儿读物显得很不足。3.6亿儿童中，学龄前儿童1.5亿，加上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共占半数以上。可是现在全部少年儿童读物中，低幼读物还不够五分之一，适合学龄前儿童阅读的更是寥寥无几。编得好的低幼读物，是很受欢迎的。如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看图识字》，有图有字，画面鲜艳，孩子很喜欢。这本小书，山东泰安县城进货500本，两天之内就全部售光。
少年儿童读物要适合少年儿童的特点。题材、体裁要多样，故事、童话、寓言、儿歌、谜语都需要。要生动有趣，着重于启发、开导，促使他们去思考，引导他们去联想。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余心言的《祝你学习好》很受欢迎，共印52万册，现在又要再版。这本书所以这样受欢迎，是因为内容符合孩子的志趣，文字也写得好，特别是有许多比喻，引了不少中外古今有趣的故事，孩子看了有味道，有启发。
目前矛盾比较尖锐的是，农村的少年儿童缺少读物。据调查，辽宁某县有一个小学，187人只有十几本课外读物；有一个中学的学生，连鲁迅、郭沫若是何许人都不知道。问及安徒生、格林的童话，在十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情况，很令人难过。农村少年儿童比城市多，可是少年儿童读物的供应却大大低于城市。农村少年儿童的经济条件、生活环境与城市不同，需要专门为农村的孩子编写一些读物。要结合农村生活的实际，使他们容易理解和接受。同时，书价也要低一些。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小连环画》，五分钱一本，四角五分一套，一小盒，可以随时装在口袋里，很受农村的小读者欢迎。
最近，儿童读物的作家、艺术家和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全国各地少年读物的编辑代表，在泰安召开了第二次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大家觉得重要的问题是繁荣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的确，没有创作的繁荣，作品的质量也不能提高。为了繁荣创作，还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作者。三年前，经常写少年儿童读物的作者为数很少，现在已有相当发展，有的出版社和刊物，经常联系的作者就达一百多人。但人数还不固定，连续写作的人还不多。希望老作家和编辑都能重视这件工作。热情对待新作者向出版社和刊物投来的稿件。只要有相当质量，就设法帮助和提高，给以发表的机会，鼓励他们连续写作。编辑是无名英雄，他们付出大量劳动，他们工作的甘苦，一些外行人员不知道，少年儿童的读物，没有他们的努力，数量和质量都得不到保证。1978年少年读物的编辑200多人，现在已增加到500多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可以说编辑队伍发展是较快的。但是，面向全国的少年儿童，人力还嫌不足。
形势要求我们繁荣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要求多出版对孩子有教益的、有丰富知识的、形象生动的、使孩子爱不释卷的优秀读物。可以相信，有各方面的配合，大家振奋精神，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将会取得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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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生活召唤诗人
马立鞭
新诗经过一番热烈而冷静的争论之后，似乎问题已逐渐趋向明朗化。即新诗仍然不能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脱离传统。新诗的表现方法可以探索，但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必须坚持。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不用说，提出“诗中须有我”（或曰“无我即无诗”）的命题是正确的；但必须同时解决好诗与时代、诗与人民以及诗人的自我改造问题。因为一切艺术无非用“我”的眼睛，观察生活，观察世界，而后用动人的艺术语言表现它。离开时代、生活、人民，一切艺术都将失去自己的表现对象。
所以，由召唤诗中“我”的归来，而跌进极端的“自我表现”泥坑，这就在本来正确的道路上多跨了一步；这就绝不是前进而是一种倒退。即倒退到唯我主义和唯美主义的老路上去。诗固然不应是政策的图解和干巴巴地喊口号，诗也不应该远离时代和生活。1980年12月《诗刊》曾发表8位来自矿山、钢厂、油田等各条战线的诗歌爱好者和诗歌作者的很有见地的信，热切呼吁刊物今后应多发表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能鼓舞士气、热爱生活、增强民族自尊心的作品，这反映着大多数读者的呼声。
毫无疑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诗，更应该是时代的产儿。杜诗之所以有“诗史”的美誉，不在于他曾写过“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之类的优美诗句，而在于他曾写下诸如《三吏》《三别》等划时代的作品。天安门诗歌之所以能震撼整个民族的心灵，也不在它们技巧上有什么独到之处，而首先由于它是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热切的呼声。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样说，丝毫无意把诗的题材作人为的限制，而正是让新诗摆脱狭窄的个人的哀乐而面向时代、面向生活，真正走向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是的，我们曾有过痛苦的十年。近几年来，我们曾写过许多好的动人的“伤痕文学”，这些也都是时代的真实记录。但是，老是哭哭啼啼行吗？不行！我们要揩干泪滴，振奋精神，继续阔步前进！“让我们为死去的十年复仇，让我们创造时间！”“通知每一条高压线，每一部车床，每一座回旋加速器，直到每一张犁尖，让我们创造时间！”（李瑛：（《让我们创造时间》）应该说，今天我们伟大的党又已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航程，新中国的巍峨大厦正等待我们加速修建。因此，“别小看八小时的价值，它产生着幸福、理想与未来。在不满的河边，我们寻找，并沉下往日的叹息”。（董景黎：《这就是生活》）我想，急切地喊出了压积在读者心头已久的感情，也就是这些诗行能迅速飞向读者心灵，并唤起深深共鸣的原因所在。自然，提倡时代性，也并不排斥诗人吟诵秋风秋雨。无庸讳言，当代的秋风篇也理应与宋玉的《风赋》和欧阳修的《秋声赋》大异其趣。“我是少女们借以传情的花手帕儿，拂落炉前工额上热气腾腾的汗星……”“我常常带上雨后的湿润，屏息着谛听大豆是怎样摇铃。”朱相如的《秋风曲》正是因为具有只属于我们时代的特有色彩而引人入胜。
总之，诗要与时代一起前进，诗人必须与人民共忧乐。
生活在召唤着诗人，诗人必须奔走在时代生活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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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读长篇小说《梅》
朱焕添
罗旋同志的长篇小说《梅》，最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描写的故事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北上抗日，赣粤边游击队在项英、陈毅领导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赣粤边游击队除留下一部分力量坚持斗争外，改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后，游击队远离中央，断绝了一切联系，赣粤边完全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敌人的轮番清剿，以及游击队内部左倾路线的残余影响，使得今天在一起的“同志”，明天就有可能带敌人来搜山，斗争和生活极端残酷、艰苦。但是游击队在陈毅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保存了力量，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赣粤边的斗争红旗始终不倒，就象一枝傲霜斗雪的红梅一样，迎风开放。《梅》以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斗争画面。
《梅》的书名取得好。赣粤边游击队活动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梅岭，又名大庾岭，处于江西、广东两省交界地区，据说梅岭是因为这里山前岭后遍生梅花，每逢入冬霜降，梅花盛开，满山皆白而得名。罗旋同志在赣南生活将近二十年，对赣南的风土人情、山歌俚语非常熟悉，并把它溶入作品，使小说有浓郁的山乡风味，就象梅岭的梅花一样，散发出一种特有的幽香。
罗旋同志早年就致力于赣南革命斗争题材的创作，他的作品多是写这方面的内容，并且得到好评。短篇小说《红线记》获一九八○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梅》是他长期致力于赣南革命斗争题材创作的新作。小说在写法上多用中国小说的传统手法、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并且力求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展示人物的命运和描写人物的感情，来再现革命斗争的风云。作品既有惊心动魄的斗争叙述，又有令人肝胆皆碎的感情描写。小说中的陈毅、石亮、武当、夏梅、田家凤、尤山柏等人物形象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