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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刮油记
——“大庆”420油轮案件始末
一千多吨原油哪里去了
1981年2月14日晚。长江航运管理局南京分局最大的一艘24，000吨的“大庆”420油轮，正停泊在仪征油港下游。这是一艘专门从仪征油港载运原油到南京栖霞山炼油厂的新油轮，下水不到三年，现在据说要挖舱检修了。
所谓挖舱检修，是指油轮在检修或者变换装油品种时，清除舱中油渣或少量存油的作业。按规定，应先由一艘专用洗舱船抽出舱底余油，再交给挖舱单位挖舱，付给一定的挖舱费。奇怪的是，现在舱中还有1，000多吨原油，并未抽走，就要挖舱了。仪征县胥浦公社滨江大队的副主任蔡宗文带着采购员登上油轮，船长李永年眉开眼笑，热情接待。一切心照不宣。只见油轮周围已开来大大小小的水泥船和木船，油泵一开，石油悄悄向紧靠的小船流去。到2月24日，一共开来几十条小船，把420油轮上的1，216吨原油和380吨蒸舱油统统运走。泵油以后，滨江大队才派来社员正式挖舱，又挖走220吨脚油。这样，本应上缴由国家统一调拨的、十分宝贵的1，596吨原油，不声不响地归于滨江大队。他们立即转手以高价卖给沙洲德积炼油厂601吨，靖江葡萄糖厂547吨，靖江大兴炼油厂505吨，靖江溶剂厂149吨，南京制药厂14吨，共获取人民币249，836元。扣除社员挖舱工资、劳保用品及工具费等开支，非法所得高达228，052元！
作为“酬谢”和“交换”，滨江大队从这笔非法收入中拿出现金13，200元送给420油轮，从船长、政委到船员平均每人得220元（船长、政委每人得256元），大队还包租两辆大客车，将船员和部分家属送到扬州旅游，招待吃饭。大队总共为420油轮用了14，404.07元。
竟有这样的怪事：本来要付给民工一定的挖舱费，现在倒过来了，由大队送给油轮干部、船员一笔“挖舱费”。“你留油，我给钱，多留油，多给钱”，双方合伙刮国家的油。已经有几条油轮这样做了。419油轮，钢28油轮，都分别得过这种“挖舱费”。这不禁使420油轮船长李永年看得眼红起来。今年1月19日，在420油轮的机器并无多少损伤，也不改变装油品种的情况下，李永年突然提出要停航挖舱的要求，长航南京分局副局长郑友志欣然同意，并且竟将挖舱任务交给李永年直接负责。按规定，船长只负责航行，挖舱业务本应归机务科办理，局长薛振民没有看到420轮的挖舱修理申请报告，也没有听取业务部门现场考核意见，就于2月9日的业务会上决定停航挖舱。
李永年喜出望外。在郑交给任务的当天，他就给他的“关系户”蔡宗文写信：“今天郑局长已把任务交给我了，这就好办了。请你作好准备，一切有我负责，请您放心好了。另外，关于减人之事（按：指队办工厂因开工不足要减人），我联系的几个人请照顾为感”！李永年“请照顾”的几个人中，就有他的两个女儿。
蔡宗文接到此信，如同接到了财神。他马上和沙洲德积炼油厂、靖江大兴炼油厂等五个单位签订了供油合同。由一个生产队供应炼油厂的油，实在是奇闻。
肮脏的交易
2月10日，李永年在船上宴请滨江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朱六才、副主任蔡宗文等四人。饭前，他们商谈挖舱条件。蔡宗文暗示说：“船上要协助开泵抽油呀！”大管轮毫不掩饰地说：“在南通挖舱，船上每人起码一部缝纫机。你们给点什么？”蔡宗文马上回答：
“这些我们买不到。钱嘛，我们只会多给，不会亏了你们”。
一桩肮脏的交易，拍板成交了。当天下午蔡宗文向沙洲德积炼油厂发出加急电报：“请速放1，000吨舱位，15日到港勿误”。
2月14日，420油轮停航前最后一次运油到南京栖霞山炼油厂。按规定，挖舱前要靠钢28先把余油抽出来。李永年急忙在船上打电话给机务科长王炳春。这王炳春也是滨江大队的一个“关系户”，他明白李永年电话的用意，随即擅自决定说：“钢28有船位就靠，没船位就开下去。”事后，他报告了局长薛振民，薛振民没有表态。王炳春认为，这就是局长“默许”了。
420油轮上，油泵开动了，石油滚滚流向滨江大队电召而来的几十条小船。2月21日当有人向郑友志汇报油被滨江大队搞走了的时候，郑说：“地方的事，最好不要管。”
2月25日，1，200多吨原油和380吨蒸舱油被抽得一干二净。李永年向副局长郑友志汇报说：“这次挖舱，地方上比较满意，大概挖了800吨油吧”。郑友志没有作声。他心中有数，舱中余油绝不止800吨，可是他不仅没有追问，反而说：“滨江满意吗？叫他们以后对我们的家属照顾得好一些。”因为，他也是滨江大队的“关系户”！
“关系网”是怎样编织起来的
长航南京分局不少职工从武汉调来，家属多在外地农村。为了照顾部分职工分居两地的困难，分局征得仪征县委同意，安排28户职工家属到滨江大队落户。实际上进入了44户，168人，其中，420油轮就有9户，36人，包括船长李永年的两个女儿。分局副局长郑友志的儿子也曾在这个大队的队办厂做临时工，后来才招工离去。作为补偿，分局帮大队办了一个电瓶厂。
长航南京分局和滨江大队的这一协作关系，逐渐演变成搞不正之风的“关系户”。滨江大队干部蔡宗文等人把安排、照顾家属作为条件，不断向分局要石油，要机器。分局一些干部则凭借手中的原油，向大队索取财物。双方互相拉拢，互相利用，大做交易。据仪征县委纪委初步查明，自1979年8月到今年3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分局除419轮、420轮、钢28轮等全船人人有份的“挖舱费”外，从滨江大队获得非法收入、实质是变相贪污受贿的还有32名干部，金额达3，693.68元。
分局的两名副局长包括郑友志在内，得到大队送的鸡蛋、鱼、食油等共计价124.1元。今年春节，正是挖舱前几天，大队特地给郑友志送了一条重33斤的大鱼。大队又买了300斤议价大米派人送到李永年家中，钱由大队报销。今年1月，机务科技术员李盘安还两次出便条从滨江大队提取现金400元，其中一半落入私囊，一半挪作公用。甚至他的亲戚从上海到南京旅游花了38.03元，也由滨江大队报销。
分局机务科受贿的人最多，从已退休的科长到现任科长王炳春等9人，共受贿2，256.3元，属于3位科长的有1，116元。420轮挖舱前后，王炳春等人要滨江大队代买自行车5辆。这明明是借挖舱之机，进行敲诈。大队派专人两次去上海，以平均每辆260元的高价买了5辆，加上旅差费用，共贴了831.38元。机务科一位副科长买了一辆，分文未付。王炳春买了一辆，大队贴了93元，又给他送礼多次，共受贿199.24元。
滨江大队送礼并不心疼，他们把分局当作“摇钱树”。他们舍得在这些人身上“投资”，叫作“明吃亏暗不吃亏，破了小财换大财”。从1980年1月到1981年6月的一年半期间，他们除了从挖舱中捞到大笔收入外，还先后17次从分局的油轮、油驳、仓库等单位，搞去柴油15.34吨，“废柴油”16吨，废油3吨，机油740斤，新电瓶1只。
蔡宗文是个有“心计”的回乡知识青年。为了将来“有帐可查”，他让人专门立了一本“帐外帐”，也可说是“请客送礼帐”，或者干脆就是“行贿帐”，记下从船上搞来的机油、柴油如何高价卖出，再用这些钱对分局有关人员行贿送礼等项目。已查到的帐外收入有7，976.56元，用于招待、请客、送礼的有5，073.86元。长航南京分局下属单位接受这个大队送礼的有大小船舶22条，加上服务站共23个单位，受贿钱物共达25，4 98.27元。
420油轮案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问题发生在基层，根子在长航分局领导。他们对上述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不批评，不制止，不过问，长期采取默认甚至支持的态度。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就存在不正之风。局长薛振民的儿子没当几天三副，一上420油轮就提为二副，没过几个月又提为代大副。船长李永年亲自在干部提职报表中写上：“不仅可担任大副，还可以担任船长工作”。这个显然是讨好局长的报告被长航南京分局党委压下了。而薛振民竟亲自主持会议，由人事科副科长李旋提名，通过了提拔他儿子职务的报告。
薛振民和李永年也是一对“关系户”。李永年早就利用职权，用国家的原油为自己拉关系、谋私利了。分局党委发现了李永年的问题，第一副书记召集有关部门会议研究决定调动他的工作。当时薛振民不在场，他一回来就推翻了调李永年下船的决定。李永年照顾了薛的儿子，薛振民就千方百计保住李永年的职位。难怪李永年在船上扬扬得意地说：“谁有本事把我调出420轮，我用茅台酒请客”！这就是李永年这样胆大妄为、有恃无恐的原因。可悲的是，薛振民的纵容和包庇，终于将李永年推上一条犯罪的道路。
本报记者 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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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江苏省委纪委组织有关部门
严肃处理一起盗卖国家原油案
有关人员分别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
本报讯 记者金凤报道：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江苏省委的支持下，江苏省委纪委组织南京市委纪委、长航南京分局党委纪委、扬州地委纪委、仪征县委纪委查清和严肃处理了“大庆”420油轮与仪征县胥浦公社滨江大队借挖舱之机，互相勾结，行贿受贿，盗卖国家原油等重要物资，从中牟取暴利的案件。对违反党的原则和国家规定，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的主要责任者，有关党委和行政领导已给予他们党纪和行政处分，并建议检察机关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今年2月，滨江大队副主任蔡宗文等利用所谓“关系户”之便，与420油轮船长李永年勾结，从420轮挖舱中非法获得原油、蒸舱油、脚油共计1，816吨，转手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22.8万多元。作为“交换”，滨江大队从其非法所得中，拿出13，200元送给420轮，从船长到船员每人平均分得220元。
420轮事件发生后，激起长航南京分局广大职工的强烈不满。他们立即写信给分局党委纪委揭发检举。3月，分局党委纪委组成调查组开始调查。6月，江苏省委纪委又组织南京市委纪委等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依靠群众，终于将案件查清。
案件主要责任者分别由各有关部门作出如下处理：长航南京分局局长、分局党委副书记薛振民，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职；长航南京分局副局长、分局党委常委郑友志，撤销党内外职务；长航南京分局机务科长王炳春、420轮船长李永年，依法逮捕，追究刑事责任；滨江大队副主任、党支部委员蔡宗文，开除党籍；滨江大队党支部书记朱六才，撤销党内外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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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开展建设精神文明活动
大连警备区某部一炮连好人好事增多
本报讯 大连警备区某部一炮连帮助战士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建立必要的制度，深入开展精神文明活动。
党支部把建设精神文明的工作列入连队的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每个班都推选了一名“精神文明检查员”，连队绘制了精神文明竞赛表，评红旗，树先进。战士们说：每当我们在竞赛表前一站，看到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就有股动力推着自己前进。
通过抓精神文明建设，连队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干部战士自觉地把实现远大理想同做好本职工作紧紧地联系起来，争做“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军人。在艰苦的施工中，人人争着干重活累活，月月超额完成施工计划，到九月底就完成了全年的任务。连队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热爱集体、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蔚然成风。一年来，全连干部战士探家和外出，无一人超假，没有一人违犯纪律。有一次四名战士去公园乘坐游艇，好不容易才买到票。可是，当轮到他们乘坐时，归队时间快到了。尽管他们都很想欣赏一下海上风光，还是毅然退掉了船票，按时返回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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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润才热心支援子弟兵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土贵乌拉公社大坡生产队社员郭润才，半年多来，为解放军某团9个连队的猪、骡防病治病达一百多次。部队干部、战士称他为“我们的编外兽医”。
今年五、六月份，正是农忙季节。就在这时，某团四连、二炮连等几个连队的猪得了病，都向郭润才求援。老郭二话没说，放下手中农活，抓起药包就上路了。一连几天，他翻山越岭，从一个连队到另一个连队，又是给猪打针，又是给猪灌药，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在几个连队中，四连饲养的猪病得最厉害，饲养员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老郭赶来了。他一边劝慰饲养员不要着急，一边拿出自己配制的药液给猪注射。考虑到猪一时好不了，他就在四连住下，整整在猪栏前守护了两天，见猪的病情有所好转，才离开。此后，他每天跑十多里山路，给猪注射一次，半个月后，四连的所有病猪都痊愈了。这个连队的饲养员望着活蹦乱跳的18头猪，激动得连声赞叹：“郭大叔真是妙手回春！”
他给部队牲畜治病只收药费，四连的干部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想给他一点报酬，他坚决不接受，说：“你们为了保卫咱们的好日子，吃尽了辛苦，我为你们的猪治了几次病算得了什么呢？” 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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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出版《旅美华人悲欢曲》
本报讯 一本以史话形式描述旅美华人一百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状的书《旅美华人悲欢曲》，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王明侠和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生王承刚等人合著的这本书，所依据的史料丰富，形象地刻画了鸦片战争后大批华工被迫远涉重洋，登上北美大陆，淘金，筑铁路、开垦荒地，历尽千辛万苦，遭受种种迫害，令人心酸的往事；广大旅美侨胞思念家乡，热爱祖国，支援国内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令人感佩的精神；他们热情欢庆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动人情景；许多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建筑师、作家等，关心和支持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贵贡献。
这本书还比较详尽地描写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华侨中进行的革命活动；著名的旅美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先生一生始终不渝的崇高爱国精神；我国第一架飞机的设计师和制造者冯如的杰出事迹，以及李政道教授、贝聿铭先生、聂华苓等关心我们国家建设的情景。 林铭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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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道大队党员干部的风格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彭埠公社御道大队地处近郊。近几年来，这个大队集体建造了一批新楼房，许多社员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明亮宽敞的新居。可是大队党支部五名委员除一人因统一规划、拆建的需要，不能不搬进新楼房外，其他成员都仍住旧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省农业劳动模范陈有生至今还住在草棚里。他说：“等全大队社员都住了新楼房我再住进去也不迟。”
御道大队以经营蔬菜为主，因乾隆皇帝到过这里而取名为“御道”。大队耕地少，平均每人只有4分地，社员分散盖房，要占去大片土地。于是，大队就统一规划，营造社员新村。几年来，已陆续建成4幢楼房和8间砖瓦平房，节省土地8亩多。
为了合理地分配新房，大队党支部作出决定：优先照顾五保户、困难户，党员、干部往后排。有的党员、干部确实困难大，也要和群众一样评比。按照决定，支部首先把几户五保老人接进专为他们设计建造的平房里。接着，党支部又把36户社员安排住进新楼房。优先照顾人口多、住房挤或劳力少、负担重，无力整修原住房的社员。每年上级分配给队里的木材、砖瓦，陈有生同志都让给别人。近几年，和御道大队队办企业搞协作的两家兄弟企业负责人多次提出支援他一些钢材、水泥盖房，都被他婉言谢绝了。67岁的支委陈德昌分工负责抓建房工作，成天想设计，跑物资，抓施工，风里来雨里去。他一家老少四代十几口人，原有的几间平房早就嫌挤。队里新房造好后，他没想到要给自己留几间。大队党支部书记裘财宝原有草房按统一规划必须拆掉，他是支委中唯一住进新房的。搬迁时，他自觉遵守大队统一规定，占房面积也不比与他条件相同的社员大。
御道大队党员、干部们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激发了大家建设四化的热情。许多青年社员表示，要向共产党员们学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为四化作贡献。
本报记者 吴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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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苗寨灯火
不久前，我从祖国的西南前哨回到偏辟的苗岭山寨探家。进寨时，已是点灯时候了。我一进家门，阿妈就顺手拉亮电灯，乐呵呵地对我讲：“苗寨的灯火又变样了！”
真的又变样了！记得我童年时候我家是用松木疙瘩点火照明，那时只有“歹熬基”（财主家）才用煤油灯。解放后，苗寨的“乃霞基”（穷人家）也都点上了煤油灯。
在土改工作队长的帮助下，阿爸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互助组长、合作社社长，公社化后又当了生产队长。正想带领苗家男女老少争取早修发电站，哪晓得，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阿爸次次都是批判对象，被撤职和开除了党籍。
打倒“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阿爸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又当了队长。他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可劲头不减当年，他一边组织社员群众认真落实生产责任制，把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发挥山区优势，就地开采重晶石和煤炭，栽烤烟，种芭茅，……仅两年时间，苗寨由穷变富，粮丰钱足，六畜兴旺，很快修起了一座水力发电站，山寨苗家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晚上，阿爸第一次安稳地坐在电灯下，一边抽着叶子烟，一边细读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阿妈戴着老花镜，拿出挑花的针和线，和几个十五六岁的黛阿（姑娘）一起围坐灯光下，飞针走线。
杨光全
（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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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维吾尔农民的喜悦
金秋的10月9日，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大年——古尔邦节。这天，我们同喀什噶尔河畔的夏木巴夏大队维吾尔族社员一起欢度了节日。
出喀什古城东行20余里，就是喀什市浩罕公社夏木巴夏大队。350天一次的古尔邦节，今年来临的时间正遇上一个丰硕的收获季节。田野里稻谷金黄，雪白的棉絮挂满枝条，家家庭院里的葡萄、无花果飘着诱人的香味。丰收的景象给节日增添了喜庆的光彩。按照习惯，拜节活动是在男穆斯林礼拜回来后，宰了羊，摆好待客食品，煮羊肉飘出香味时才开始，但大队党支部书记阿不都克里木伊明在社员正宰羊作准备时，就领我们串户拜节了。
这里干部告诉我们，夏木巴夏大队是喀什一带有名的穷队，过去每年都吃返销粮。去年实行了口粮田加责任田的责任制后，第一年就增产粮食16万斤，没向国家要一粒粮，还向国家第一次交售了两万斤余粮。
走在路上，家家户户的节日活动都看得见。有的忙着宰羊，有的打扫庭院，有的把花毡铺在葡萄架下的庭院里。花毡的餐布上摆着白面馕，油炸撒子和熟透了的葡萄。到处都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情景。我们来到社员阿西木江家，他正在收拾羊肉。阿西木江一家六口人，去年责任田和口粮田共收粮食4，300斤，每人平均700余斤。今年夏粮收小麦2，500斤，油料430斤。自留果园里的葡萄、无花果和石榴已卖了300多元，还有未摘收的葡萄准备储存到明年春天。家里还养着8只羊。口粮充足，花钱也不难了。阿西木江一家的变化，是夏木巴夏大队的缩影。
拜节中，我们发现了这里另一件新鲜事：这个大队第一次有大米吃了。过去这里没种过水稻，去年实行责任制后，社员有了积极性，今年有20户社员运土在戈壁滩垫了20亩地种上水稻，这20亩水稻亩产都在七、八百斤以上，共收大米一万多斤。他们互相调剂了一下，今年大部分社员都有抓饭吃了。
在饱尝了热情好客的维吾尔农民的手抓羊肉、油撒子、葡萄和瓜果，满载着家家户户的喜悦告别时，我们衷心祝愿维吾尔族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美好。
本报记者 韩文辉 阿不列孜 杨生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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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某部三炮连驭手、优秀共青团员刘大河，在建设精神文明活动中，积极为连队做好事。他先后利用休息时间砸水桶、修铡草机、试制革新82迫击炮夜间射击弹着点显示仪、夜间闪光欺骗仪、伪红外光源、夜间训练自动闪光器等八种训练器材，节约经费1，000余元。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图为他正在用白铁皮制作水桶。
刘传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