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这样的会风好
葛琼
有同志说：会风是党风的一种表现。这话很有道理。
9月22日上午，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会议。8时半，纪念委员会秘书长陈荒煤同志就来到会场。不到9时，纪念委员会主任委员邓颖超同志也提前到会。她和部分委员亲切地谈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座，宣布会议开始。她说这次会议有两个议程，一是由秘书长作报告，二是请委员们讨论。随后，秘书长作了扼要的、有准备的工作汇报。汇报毕，邓颖超同志请委员们讨论。她自己首先对纪念活动提了具体意见，也对委员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一位委员作了简短发言。过了一会儿，邓颖超同志问：“还有意见没有？”会上没有人再要求发言。她就宣布：“没有意见就散会，开短会！”这时是上午9时45分。会虽短，却解决了问题。
这个会议的会风好，很有一些值得提倡的地方。
第一是会议主持人准时到会。开会，应该有雷厉风行的作风，规定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到会，所有与会者、包括主持会议的领导人都不能例外。8点开会9点来，寅时开会卯时到，这种松松垮垮、懒懒散散的恶习应该纠正。不顾与会者等候多时，主持人自己姗姗来迟的作风也要克服。领导带好头，不仅是有群众观点的表现，而且有利于同与会者一起，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作风。
第二是报告人作有准备的发言。无论开什么会，都要讲求成效，讲求质量。会前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会前不作准备，会上信口开河，漫无边际地谈山海经，使与会者不得要领，就很难研究和解决问题。我们应当提倡：领导者要做有准备的报告（应该自己动手，而不劳秘书代办）。
第三是说短话，开短会。上述会议时间很短，总共不到一小时，话多则长，话少则短，不拖拉，不耗时间。我们很需要这种作风。现在大家任务很重，事情很多，要通过开各种会议，讨论问题，研究问题。但不能把过多的时间，用在会议上。会议，因其内容不同，有的需要长，有的需要短。但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可能力求短些，更短些。鲁迅讲话、写文章，就主张尽可能短。我们应当学习鲁迅，也应当提倡：宁可把长会缩成短会，决不将短会拉成长会！
提倡好的会风，纠正不良的会风，应该是整顿党风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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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车过雷庄
东燕
以往乘火车旅行，对雷庄车站几乎从未留意过。自从读到李大钊同志在1917年5月写的《旅行日记》，方对这个夹于滦县与古冶之间的小站倍加注意起来。
雷庄车站是京山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然而，它在六十多年前竟引得我们的伟大革命先驱那样激动不已：“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失败之地，白亚雨先生、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焉。余推窗北望，但见丘山起伏，晓雾迷蒙，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旅行日记》）情真语切，今日读之仍若观其景，如闻其声。
辛亥年滦州（今河北滦县）爆发的革命，在武昌起义掀起的巨澜中，也许只能算作一朵浪花，但它却放射出了无比璀璨的光华。从永平秋操前，被称为“士官三杰”的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三位新军将领，密谋假仗真打，借军事演习之机歼灭皇家禁卫军，进而攻取京师；到张绍曾将军拥一师劲旅虎踞滦州，扣截西运军火列车，起草立宪十二条迫使清朝皇廷颁布，足够令满清的王公大臣胆寒心惊、惧之万分的了。最后终有三营新军官兵举起义旗，宣布滦州独立，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尽管这个军政府只存在了两天，却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滦州起义部队是在乘火车西进天津途中，在雷庄车站遭遇埋伏的。经过一夜激战，由于寡不敌众，绝大多数官兵战死沙场。起义的领导者、组织者，北方革命军政府都督王金铭和总司令施从云就义时，神态从容，谈笑自若；革命军参谋长白亚雨（“亚”亦写作“雅”）当时并未战死雷庄，是冲出重围后在古冶车站被捕遇害的。白亚雨是李大钊正在就读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史地教员，为李大钊同志很崇敬的革命党人。临刑前，他气宇轩昂，视死如归，慷慨高歌共和大好，表现了对革命必定成功的坚定信念。
值得告慰这些英魂的是，在他们以身殉国一个多月后，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永远结束了。
岁月流逝，而今车过雷庄，当年先烈洒血捐躯的刑场已是工厂林立，新舍群群，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残暴败象早已不见了踪影。今天，在重振中华的壮歌声中，牺牲在清王朝最后几颗枪弹下的这几位革命英雄是可以笑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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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镇南关占领纪念品
中国革命博物馆 周永珍
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孙中山先生选择了粤、桂、滇诸省为革命策源地，仅在1906—1908年的两年时间，在三省的边防地区就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
1907年7月，同盟会员王和顺等人，受孙中山先生指示，到广西钦州、防城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因军火不济、寡不敌众而失败。起义的精锐部队数百人退入钦州附近的十万大山暂避，待机再起。自桂北发动起义不成，孙中山先生遂主张由南面发动，并责成同盟会员黄明堂赴镇南关（今名友谊关）发动起义。12月1日，黄明堂率领镇南关附近的那模村乡勇八十多人，向当地会党首领借了枪械，绕道关背后偷袭，一举占领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2日，孙中山先生在河内得到起义胜利的消息，立即率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张翼枢和日本友人池亨吉、法国炮兵大尉狄氏等人一行，乘越西铁路赴战地，当晚即手持火炬登上了镇南关。但起义部队炮旧枪少，且以百数十人面对周围几千人的清兵阵地，势必难守。欲招十万大山之钦州精锐之众，又因道远，一时不能赶来支援。遂决定孙中山先生等一行仍下山，回河内谋接济，黄明堂率众坚持数日待援。起义军继续战到7日，子弹告罄，随之放弃炮台，退入安南燕子大山。
日本友人池亨吉离安南返日本时，孙中山先生将登镇南关战地时所戴之制帽相赠，以为纪念（见附图）。并在帽里签字：“镇南关占领纪念 高野”（高野是孙中山的化名）。（附图片）
孙中山先生〔雕塑〕王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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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吴老的故事
王宗柏
有勇有谋
同盟会在各地举行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在愤慨之中，亟谋刺杀清朝官吏，作为报复，一时暗杀之风盛行。同盟会为此特地设立了一个专管暗杀的机构，由方君瑛（女）负责，吴玉章、黄复生、喻云纪等参加。当时他们谋杀的对象是：把守长江口的两江总督端方、把守珠江的水师提督李准和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
1909年夏，他们谋炸端方不成。接着，汪精卫也从香港来信要炸弹，说他要去炸李准。吴玉章本来就对暗杀不太赞成，又对汪精卫的此举抱有疑虑，就回信说：“征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盛。诚以志士仁人，见大势已去，惟有一死以报国。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悯矣。今我革命非无希望，敌人正造谣说革命必归失败，以图涣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随我党勇壮之士去实行暗杀，即令有成，也徒使敌人造谣，志士灰心，党也受莫大损失。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汪接信后又给吴玉章来信，说“弟素鲜恒德”，但“望即赐寄各物。”吴玉章等见汪一再要求，便给他寄了些炸弹去。可是汪接到炸弹后，终于没有敢去进行暗杀。
以后，吴玉章等又集中力量刺杀载沣。由喻云纪、黄复生赴北京组织机关，吴玉章留日本负责购置器材和筹措经费。喻、黄到北京后，开了一个守真照相馆作掩护，就回日本取炸药。其时，汪精卫也赶到北京来要参与此事。1910年4月的一个晚上，喻、黄把一个威力强大的炸弹放在什刹海摄政王府附近的小石桥下，等待载沣路过时把他炸死。但当安电线时，发现电线短了几尺，只得收拾重来。这时摄政王府的大门开处，有打灯笼的人出来。他们怕被人发现，只好让炸弹埋在土里，等第二天晚上再干。不料，炸弹被敌人取走，并逮捕了黄复生和汪精卫。汪从此为世人所知。其实，这次暗杀的组织者是吴玉章，实行者是喻云纪和黄复生。
吴玉章为营救黄、汪，赶赴北京，住在他姐夫家中，图谋劫狱等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仍无头绪。他姐夫见他行迹可疑，又知他是革命党人，怕惹事出祸，便买好车票，骗他上车，一直把他送到上海。
吴玉章到上海后，就同熊克武等去香港，共同筹划广州起义的事。会议决定吴玉章仍然负责到日本购运军火。
在日本购买军火过程中，吴玉章遇到过多次危险。有一次，正在下雨，他手执雨伞，脚穿木屐，两腋下各拴子弹一千发，外穿“和服”，行走起来很不方便。不巧，他刚走到街上，偏偏碰上一个警察在前面。他便故意慢行，与他拉开一定距离。好容易走了半里多路，右侧横街又出来一个警察，走在他的后面，把他夹在中间。这时他真是提心吊胆，但又不敢稍露惊慌。他镇静地照常行走，大约走了一里之后，才趁势转到别的街道，把他们甩开了，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另一次，他购得了一批军火，谁知装军火的皮箱被横滨车站扣押。他与陈策赶到横滨，千方百计把箱子取了出来。
当时日本的一位名士曾赞叹地说：“吴玉章胆大心细，有勇有谋。”
吴玉章在完成购运军火的任务后，即赶赴广州参加起义。他到达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只得返回香港。起义失败后，人们风传吴玉章牺牲，把他算作烈士，其实他并没有参加这次起义。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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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滩抒怀
恩铭
海
大海能容得下千山万壑，却容不了一点点枯枝败叶。看，波浪的巨手，把一束束烂草，一片片腐叶，无情地甩到沙滩……
沙粒
在海底，你为海兽鱼类筑窝，使成群的生灵过着舒适的生活；海浪把你推到海岸，你又为游人铺垫温暖的浴场沙滩；纵然有一天人们把你运到陆地，你也要用自己的躯体为人类筑起高楼大厦……
隐礁
海潮来了，你隐没在海里；海潮退了，又浮现在海面。
变幻莫测的隐礁呀，你比露出水面的礁石更狡猾，更危险。要知道，当你隐没时，无辜的小船靠近你，就要遭殃……
晨曦
你孕育在海底，你从黑暗中走来。所以，你跃出海面，显得更加博大、圣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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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文艺作品中的秋瑾
吴泰昌
清政府杀害秋瑾，实在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如火上泼油，使革命的火苗愈益炽旺。范文澜在《女革命家秋瑾》一文中说：“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妇女为革命献出头颅的第一个人。她从一个封建阶级家庭妇女，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民主革命战士，她的一生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文艺作品着意表现她，讴歌她，也就很自然的了。
1907年6月秋瑾遇害，痛悼的诗词象雪片似的出现。上海《文娱报》成月在头版刊登征集追悼秋瑾作品的广告，如1907年9月8日“追悼秋瑾广征著作启”：“敬求诗界男女同胞竞锡佳章，无论祭文、挽联、诔词、铭赞，邮寄上海英租界广西路宝安里浦东同人会谢企石收，限中秋截止，揭晓从速，酬教从优，如赐传奇或剧本或短篇小说，则更欢迎……”《文娱报》在当时是一张影响不大的小报，对秋瑾的热情尚如此，可想一斑。当时各报刊披露的悼念秋瑾的诗词，由于报刊的散佚和当年未曾辑集，难以精确统计。据见到的，许多革命名人、文人都有所作。如秋瑾的义姐吴芝瑛、柳亚子、宁太一均有。秋瑾本人的诗词，也大量刊出，1907年王芷馥编辑出版了《秋瑾诗词》，收秋瑾诗词各一卷，诗87首，词37阕。
值得记述的是，秋瑾遇害当年，出现了一个追念秋瑾的短篇小说：无生著的《轩亭复活记》，初刊在1907年的《女子世界》增刊上。文言体。写秋瑾复生的故事，小说通过神话（其中不免有荒诞）的表现方式，在想象中寄托了人们思念秋瑾的强烈感情。1908年还有哀民作的短篇小说《轩亭恨》，通智社刊，是写秋瑾生平传记的。值得一读的要算辛亥革命那年改良小说社刊印的《六月霜》（静观子著），十二回，作者同情秋瑾溢于言辞，演其生平事迹时有不少想象创造。明显有小说虚构的特点。传奇杂剧方面，最早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谱秋瑾殉难事，《小说林》本，1907年刊；龙禅居士著的《碧血碑杂剧》，《小说林》本，1908年刊，谱吴芝瑛营葬秋瑾事；《鉴湖女侠传奇》（湘灵子著），上洋小说支卖社刊，别题《中华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及《秋瑾含冤传奇》，八出，有自叙；《六月霜传奇》（古越嬴宗季女著），改良小说社本，1907年刊，谱秋瑾遇难事，是小说《六月霜》别种。
辛亥革命后，内容涉及秋瑾的小说，当推鲁迅的《药》，这篇杰作表现了作者对秋瑾女士的深厚革命情谊，深刻地挖掘了秋瑾被害——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严重教训：脱离群众。三十年代中期，夏衍写了话剧《秋瑾传》。五十年代初，周恩来同志曾建议将《秋瑾传》拍成电影，柯灵改编的电影剧本《秋瑾传》出世多年了，不知何故至今还未搬上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