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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共写千秋大业新一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代主席 王昆仑
七十年前的今天，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举行了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迅速解体，中国人民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是在世界列强相继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统治，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爆发的。推翻清廷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它结束了中国自秦皇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使得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空前的解放。并为以后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忠诚的爱国者。他卓越的贡献和光辉的业绩，不仅表现在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伟大事业上。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勇于追求真理，臻于革命实践，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前进。他适时地提出国共合作，确立三大政策，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表现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的革命要求。他为了国之富强、民之康乐，置生死于不顾，弃功名于度外，以天下为公，战斗不息，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辛亥革命之后，又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大小军阀混战不休，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国民党也丧失了革命性的局面。为了继续战斗，他三次改组国民党，并领导了讨袁护法斗争，但革命迭迭受挫，这使中山先生痛感“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标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不得不重新考虑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随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它象灯塔，光照中华，给孙中山先生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开始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转变。
孙中山先生早就对列宁及俄国革命怀有尊敬之情，他曾预言，在他本人取得成功以前，列宁所作的努力就会成功。事实也正是这样，辛亥革命六年以后，沙皇被推翻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孙中山先生热情地支持列宁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诞生的，愿真诚与共产党合作。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推动下，他力排众议，毅然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他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军事武装，并根据时代的要求，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注进了新的内容，发展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因而取得东征的胜利，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不幸的是国共破裂，国民党分裂，内战频仍，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入侵。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由于共产党以挽救国家危亡为重，不囿于一党之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八年共同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些历史事实再一次证明，由孙中山先生首创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有着长远的意义。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在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这股爱国民主的力量在孙中山逝世二十五年之后，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它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坚决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不容改变的遗教，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得到共产党的热情赞助。在全国解放前夕，民革中央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等先后到达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时候，民革组织配合即将解放全中国的形势，积极开展反蒋斗争，推动国民党内部爱国民主分子，站到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来，不少国民党爱国将领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集团，纷纷投向人民的怀抱，对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商国家大事，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并肩奋斗中，我们亲身体察到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思想，发扬了辛亥革命的精神，并且把一代先驱者未竟的事业继往开来，且大大推向前进。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新生的共和国自豪地走进了世界独立国家的行列。旧中国那种任人宰割，民不聊生，令人思之悲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切正直的中国人，都无不正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
孙中山先生为祖国的富强和统一奋斗了一生。他在逝世前还抱病北上，为谋求祖国的南北统一，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感人至深。现在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民族富强，中华子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建设。然而深感遗憾的是祖国的大陆和台湾，一水相隔，天各一方，亲莫过于骨肉，痛莫过于分离。这种分裂的隔绝状态不应再继续下去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共同愿望，应当由双方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山先生去世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拒和反共的不幸事件，其后果造成了今天台湾和祖国的分离状态，中山先生九泉有知，也会痛心的。但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之过，责任也不在现在的台湾当局。
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继《告台湾同胞书》之后，又最大限度地照顾台湾当局的处境，提出尊重台湾现实，不改变台湾的现行制度，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可以保持与各国的民间往来，可以拥有军队以及在人事方面的自由酌定权，不要求台湾实行社会主义，只希望他们能够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令人兴奋。谈话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等谈判，体现了目光远大、境界崇高、团结统一、振兴中华的热诚愿望；谈话表现了以礼以诚，宽厚以待的恳切态度，同时对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步骤也讲得入情入理，顺理成章。
我们同是黄帝子孙，都受过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值此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掬诚相告台湾当局，认清国家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为了振兴中华，为了子孙后代，勇敢地捐弃前嫌，毅然地弥补前人的过失，遵照中山先生天下为公，顺应潮流的遗教，继承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共写千秋大业，统一祖国新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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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鲁迅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沈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中山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仅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一个纪念。然而这纪念所显示，也还是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3月10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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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3月1日在广州中山大学讲——
鲁迅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
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他的第一步。
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
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
但中山先生还有许多书。我想：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前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12日；后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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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亥革命中的满族志士
赵展
在武昌起义之后，活动在满族比较集中的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
“分头秘密集会，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满族革命志士奋起响应，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
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为稳定局势，采取一系列的镇压革命的措施，妄图扑灭将要燃起的革命烈火。他看到新军靠不住，便调土匪出身的统领张作霖，率中路巡防营进驻沈阳城，作为镇压革命的武装力量。为缓和群众的激昂情绪，与立宪派合谋成立“保安会”，藉以维持旧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在沈阳的张榕、张根仁等革命首领，为了对抗“保安会”，联络一切革命团体，遂于11月17日成立“联合急进会”。该会会长张榕声称：“我急进会尊重人道主义，且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故若清帝退位说则尤为吾党之所赞成。”根据东北地区满汉杂居的实际情况，“急进会”提出团结满族人民共同斗争的纲领，得到了满汉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实际上，有觉悟的满族革命志士由衷地拥护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他们对于“专制毒害，思之真寒人心也”，因而毅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凤城是清朝八旗兵驻防的重镇，因而这里住有不少满族。据清末统计，满族有3．6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7％。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侵入，该县农民破产失业者，与年俱增，生活日益贫困，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这里，资本主义因素也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出现了经营工商业的资产阶级。他们痛感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抑，要求改变现状。在辛亥革命前，凤城地区象一颗上了引信的炸弹，一触即发。当同盟会员满人何秀斋及其同志来到凤城、安东一带活动，号召当地满汉人等起来革命时，满人鲍化南（又名成顺，联庄会首领）首先在雪里站竖起革命义旗，招兵买马，征集武器。当地满汉农民纷纷剪掉辫子，投奔义军，仅几天功夫，就召集了200多人，组成一支革命军。他们积极练兵，准备攻打凤凰城。由于事机不密，清军右路巡防队统领马龙潭得到消息，于11月27日挥师进攻雪里站。这支刚刚成立的革命军，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面前，顽强抵抗，英勇作战，但终因伤亡过重，弹尽粮绝，不得不突出重围，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这次战役中，满人何秀斋等27人被捕牺牲。他们的革命精神永世长存。
清朝统治者的忠实奴才马龙潭在血腥镇压革命军的同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加以杀戮。凤城铁路巡警局文牍员满人何宗齐，受关东大督蓝天蔚的委派，“在安奉路沿线各地鼓吹革命思想”，并于城东鸡冠山小屯组织革命军，“旋于7日（11月27日）在凤凰城被官宪拿获，当即正法”。在马龙潭的屠刀下，满汉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凤凰山麓。
在辽阳、凤城等地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反动的官僚军阀就更为嚣张，便镇压省城的革命党人。以张榕为首的革命党人团结了满汉各界人士，在革命的旗帜下，结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可惜，以张榕为首的革命党却未识破老奸巨猾的赵尔巽的阴谋诡计，导致自己的失败。
张作霖在给赵尔巽的呈文上写道：“闻（张榕）党羽甚多，以满洲人宝昆、田亚斌为死友。一切结会通匪，多系宝昆为之主谋，田亚斌辅之”。于此可知，满人宝昆也是活动在沈阳的重要的革命党人之一。他是沈阳东陵人，属满洲正白旗，其祖先与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姻亲关系，父为知府，可谓“代受国恩”。他接受革命思想后，成为辛亥革命最活跃的人物，是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的“主谋”，并以经济资助革命活动。赵尔巽在张作霖的呈文中批道：“宝昆满洲世仆，辄敢包藏祸心，联合逆党，与田亚斌一犯，同恶相济，亦复罪不容诛。”在反动的封建官僚屠杀革命党时，被称为“满洲世仆”的宝昆，也同样是“罪不容诛”，并没有因为他是满族而赦免。可见，革命是各族被压迫人民共同的事业。
1912年1月23日晚，张作霖派便衣于沈阳大西关平康里枪杀张榕的同时，军警“分赴各处查拿”宝昆、田亚斌等人。当军警一进宝昆宅内，宝昆知事不好，便从楼上开枪狙击敌人。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宝昆从楼窗跳下，不幸被军警格毙，英勇牺牲。这位与张榕生死与共的“满洲世仆”，为民主革命事业，血洒沈水之滨。
吉林的满人松毓，自武昌起义后，“鼓吹共和主义”，“屡有所图，咸不能就”。因此，他给孙中山写信吁请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救东省之火热水深”。孙中山让他“规划东事”，“并以满人贤哲相推许”。松毓表示，愿为革命胜利奋斗到底。针对当时的战局，他向孙中山建议：
“苟能以去张（作霖）、冯（麟阁），则三省之即可为；去袁（世凯）则大局定矣。”这个建议确实有现实意义，但终因辛亥革命失败而未曾实现。
辛亥革命对于被压迫的满族人民更有特殊意义，因为满族人民从此彻底摆脱了八旗制度的束缚。从前“殆骄生怠”、“嗜好多端”之人，也都一反前习，从事各种劳动，“工商各业，任所欲为”。更有一部分人处于奴隶与农奴地位者，由此获得解放。这都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1年第3期，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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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陆皓东
陆皓东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1868年9月30日（清同治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微乡。
陆皓东家乡与孙中山邻近，年龄也仅相差两岁，他俩从小就很要好。1883年秋，孙中山由檀香山回国。孙中山向陆皓东介绍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使陆的眼界大为开阔。有一天，他俩为破除迷信，得罪了当地的豪绅地主。孙中山被迫去香港，陆皓东也离乡到上海。
1890年，陆皓东回家乡结婚。此时孙中山常往来于香港、广州，与陈少白、尢烈、杨鹤龄等互抒救国抱负，决心从事革命斗争。陆皓东便留下来参加他们一起活动。1893年，陆皓东与尢烈、郑士良、程奎光、程壁光等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召开的会议，酝酿创立革命组织——兴中会。
第二年春天，陆皓东随同孙中山经上海往天津向李鸿章上书，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改革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使国家富强昌盛。经过几番努力，未获李鸿章接见。孙中山和陆皓东接受了这一教训，认识到和平改良的办法不行。这年冬天，孙中山往檀香山创建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陆皓东则与尢烈等人在广州、香港一带从事革命联络工作。
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到香港，陆皓东与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等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建兴中会总部。2月，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4月，中日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情愤怒，为革命带来有利的客观形势。兴中会总部立即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袭取广州做革命的根据地。
起义决定后，陆皓东与郑士良等随同孙中山到广州筹备。在双门底的王家祠设立革命总机关，为掩人耳目，假名“农学会”，由陆皓东负责主持。
经过几个月准备，10月26日举行起义。起义的秘密被侦破，两广总督谭锺麟急调兵千余名回城防范，同时派军警四出搜捕革命党人。陆皓东得到消息，立即通知各同志迅速躲避。他冒险焚烧会员名单时被捕。
陆皓东被捕后，清朝广州地方官员对他严刑审讯，迫令他供出同党。他宁死不屈，当庭挥笔写下一篇痛斥清政府腐败专制、投降卖国的“供词”。慷慨表示：“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始终未吐露一个同志。11月7日英勇就义。
孙中山后来称誉陆皓东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的第一人”。
江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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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史坚如
史坚如（1879—1900）原名文纬，字经如，后改坚如，广东番禺人。出身官僚富家，相传为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的后裔。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被杀。史坚如胸中更燃起了对满洲贵族的强烈仇恨。这以后，史坚如进入广州格致书院读书，便经常和少数同学以革命、流血、救世之说相策励。同时，开始变卖家产，用以联络江湖会党。
1899年，史坚如经日人高桥谦介绍，到香港会见革命党人陈少白，加入兴中会。陈少白要史坚如去长江方面看看，见见世面，然后再去日本见孙中山。
史坚如欣然同意。他怕母亲和哥哥阻拦，便动员日人宫崎寅藏出面，以赴日留学为名，瞒住家庭。
后来，他在上海、武汉活动了一段时候，这才出国东渡，会见孙中山。二人畅谈十多日，有时兴起，就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某天，史坚如说：“天下多事，不是我辈安坐的时候。”便和孙中山握手告别，孙中山仍命他联络长江一带会党。
1900年1月，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孙中山企图利用这一特定时机起义。他命郑士良入惠州发动，命邓荫南、史坚如等在广州响应。史坚如奉命后，联络好了东江、北江、西江等处会党和绿林好汉，约数千人。10月6日，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率众起义，受到清军围攻。
为了声援郑士良军，史坚如决定在广州暗杀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他以低价卖出部分家产，购得炸药二百磅，然后在抚署近邻处租得民房一座，与同志四人彻夜工作，挖掘地道，安放炸药。
10月26日，一切布置安贴。27日晨，史坚如点燃炸药引线，锁上屋门，有关各人分头出城，相约在开往香港的轮船上会齐。
上船后，久久听不到爆炸声。史坚如决定让其他同志先行离粤，他独自进城检查。结果，发现炸药引线潮湿，便在屋内守候一日夜，到28日凌晨，再次安妥并点燃引线。为了避免发生与27日类似的事故，他决定留守广州，等候消息。不久，炸药爆发，抚署后墙炸塌，德寿被震得从床上掉到地下，但没有受伤。史坚如亲到现场，打听确实，正拟重购炸药，再次进行，不幸于29日被捕。11月9日，史坚如被害，年仅二十二岁。
孙中山称史坚如为“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杨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