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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改组、改造走向振兴
宗棠
我国机械工业的改组、改造和振兴，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事。
地上地下，地上决定地下
1952年，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同志说过：“地上地下，地上决定地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各种矿藏这样的资源是埋在地下的，要靠地上的人和技术装备去开采。地上的力量愈强，地下资源的开发也就愈快。陈云同志的这个思想是很有道理的，现在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能源是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能源上不去，整个国民经济要受到严重影响。前景如何呢？我认为是大有希望的，希望就在于“地上决定地下”。我们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地下的煤很多，地上的人很多，机械制造工业的力量又相当大。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对头，政策方针对头，组织措施有力，经过艰苦奋斗，我们的能源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机械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关系很大。我们应当确定这样一个方针，要发展什么行业，就要相应地把为这些行业提供装备的机械工业搞上去，不能一说发展什么就靠进口设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还拿发展煤炭工业来说，我国的机械工业经过改组和改造，再加上必要时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是完全可以支持煤炭工业发展的。当然，不只是开发煤炭，其他行业的发展都应当而且也是完全可以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的。
是“包袱”，还是财富？
在调整中，机械工业任务严重不足，生产明显下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里有一个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当前我国机械工业的问题。是把它看成一个“包袱”，还是当作真正的财富呢？这就需要对机械工业的基本情况有个恰当的估计。
机械工业是为社会生活几乎所有部门服务的，特别是进行国民经济的全盘技术改造，必须依靠机械工业这个强大的“杠杆”。今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即靠采用先进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来增加品种、提高质量、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机械工业的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经济的水平。
三十二年来，我国机械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有10万个企业，1，200万名职工，1，200亿元年产值，从数量上说，在整个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已经为国民经济的建设和改造提供了一批重要装备和关键产品。尽管在技术上、组织上、管理上、经营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毕竟是可靠的物质技术力量。我们手上有一个强大的机械工业，那可真是一个无价之宝！我们要积极地通过改组和改造，发扬它的长处，把它的毛病治好，使它迅速振兴起来。改组就是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组织零部件生产和工艺协作，建立合理的生产体制。改造就是改造技术，改造设备，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改组解决专业化问题，改造解决现代化问题，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提高。
扎扎实实打好技术基础
我国机械工业在产品品种、质量以及成套和服务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因而使用户对一些机电产品信不过。特别是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日益扩大情况下，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个问题也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们要实行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从机械工业部门来讲，当然首先要严于责己，决不可靠“保护”来过日子，要靠不断改进和提高自己的产品，使产品的技术素质不断改进，从而赢得人们的信任。这就要把过去主要靠加人、加设备、加厂房的发展方法，改变为主要靠科学技术、靠技术改造、靠改组改革的发展方法；把过去的主要是单纯追求速度的做法，改变为讲究实际经济效果的做法。也就是说，利用调整时期，扎扎实实打好技术基础。
什么叫技术基础？这里有物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有硬件问题，也有软件问题。可否先从抓基础机械、基础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和测试仪表等方面着手，搞一个中国机械工业振兴条例。从上述几个方面选定几十种产品，依靠特定组织，把有关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企业的技术力量联合起来，从与之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开始，一直到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基础零部件；从技术攻关开始，一直到生产布点、专业化协作，形成能力，一抓到底，做出成绩。还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做到赏罚分明，若有显著成绩，给予奖励，若有重大失误，给以惩处。这样，狠狠抓上几年，是有可能比较牢固地打好技术基础的。
狠抓几项重大产品
六十年代，国家把机械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力量有机地联合起来，制造一些重大冶金设备，从科研、设计到制造、安装，一竿子到底。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成功的。那时的物质技术基础比现在差得很多，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但解决了国家所急需的关键设备，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能从我国实际出发的真正实干的技术人才。这种抓法应该继承下来。要根据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有计划地实行落后产品的“更新换代”。要按照“三个一代”（改进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要求，制订机械工业研究和发展的规划。国家要集中力量抓几项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带头项目，以点带面，推动这项工作前进。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了积极为发展消费品工业服务外，可否考虑围绕能源的节约与开发，着重抓几类重大产品。
在节能方面。改造落后动力设备，包括工业锅炉、汽车、柴油机、中小型电动机等，以降低能耗。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有人预测，搞得好的话，国家每年花上一二亿元的科研费，研制出比较先进的动力设备，再花一些钱更新设备，五年后就可以每年节约几千万吨标准煤，出口可得外汇几十亿美元。
在煤炭开发方面。把机械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力量联合起来，开发山西的煤炭，包括开采、洗选、运输和综合利用，这将带动一大批科研和工程项目。
在发电设备方面。把机械工业和电力工业的力量联合起来，引进技术，自己制造，集中力量把30万和60万千瓦火力发电设备搞上去，并用这种技术改进其他火力发电设备。
在石油开发方面。和外国技术合作，把海上平台和钻采设备搞上去，并尽快做到设备国产化。
在交通运输以及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技术改造服务方面，还可以抓几项。以后每年调整，实行滚动式计划。
逐步扩大机械工业产品出口
我国机械工业，生产能力较大，有一定技术水平，职工工资较低，具有一定竞争能力，适当加以技术改造，可以逐步发展成为出口优势产品。应下大力量把这条路子打开。
出口加工产品比出口原材料，在经济上、技术上都要合算得多，而且也容易见效。另外，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还可以外促内，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按照国际标准，彻底解决我们的品种、质量、成套和服务问题。
我国造船工业能力相当可观，有条件承担大量的造船出口任务，联合起来加以改组、改造，能力更大。当前的关键是要千方百计提高配套设备自给率，取得国际信用，搞得好的话，前景是广阔的。除造船外，在日用机电产品、机床工具、标准件、汽车零件、纺织机械、工程机械、小水电设备等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的，门路有待我们认真去开拓。我们要积极发展若干种出口“拳头”产品，使之成为国家换取外汇的重要途径。国家要制订扶植出口的政策，在价格、税收和组织等方面采取特殊措施予以鼓励。
重用精明强干的企业领导干部
机械工业的振兴要靠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干部，特别是要靠那些精明强干的企业主要领导人。这些生产技术第一线上的指挥员，政策水准、生产技术知识、组织能力以及作风的状况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要把那些作风正派、有革命事业心的、真正懂得科学技术、懂得经营管理、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才，提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让这样的干部勇敢地担负起重担，推动企业的发展，我们的机械工业就会是真正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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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汤群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作过明确的论述，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且是要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道理，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两个显著特点，即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实践论》用实践的观点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说明。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正确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使之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付诸实践，才能完成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因此，毛泽东把党的群众路线引入认识论，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人们要认识事物，就要同那个事物接触，亲身参加变革那个事物的实践，才能获得感性认识，进而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一切真知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只有亲身参加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人，才是真正有知识的。但是，作为每个个别的人，包括担负领导工作的人，不可能事事都直接实践，他的认识和知识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间接经验，属于他人的直接经验。领导者必须从群众中取得原料，方能使自己的认识正确。毛泽东曾经多次说过，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来说，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加工厂，原料要从广大群众中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单凭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一种看法，认为领导者从群众中得到的只是感性认识。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其实，群众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认识。但是，群众中的意见往往是分散的无系统的，因为群众直接参加的工作总是具体的局部的，从全局来看，他们的意见往往有片面性，其中也有错误的东西。这就需要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加以整理，进行分析综合，把这些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没有领导者的这个加工制作的功夫，也不可能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任何工作都可能发生错误，领导者的认识也可能发生错误。在通常的情况下，领导机关制定的计划方案、政策和措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很少的。因此，领导者的意见，又必须回到群众中去，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这样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不断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在群众中汲取养料，就可以少犯错误，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使自己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更正确。
由此看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把认识来源于实践具体化为认识来源于群众；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又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无限循环过程，具体化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无限循环过程；把唯一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具体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任务的实现，归结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把认识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确实是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丰富和发展了。
党的六中全会决议重新肯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思想方法，意义非常重大。今天，我们党的状况与全国解放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处于领导的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走群众路线，实现领导与群众的正确结合。但是，由于存在旧社会影响和习惯势力，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有可能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习气，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产生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有些同志不是没有搞好工作的愿望。但由于他们自以为是领导者，总是比群众高明，不愿意向群众学习，因而不能认识新事物，使得自己出的主意不符合实际，不能把工作做好。我们已经看到，领导干部中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这些都说明，很有必要通过学习六中全会决议，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的再学习、再教育。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恢复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事求是的推行，农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就是遵循这样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结出的丰硕果实。我们党已经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虽然这条道路还要不断充实和发展，虽然我们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有一个切实的转变，就一定能够认识和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正确总结群众实践中的新经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全面的顺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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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张太雷文集》
姚维斗 艾华
张太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烈士。他的遗文选集，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太雷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全书约24万字，选收了张太雷1921年到1927年牺牲前的大部分著作，共102篇。这些文章记录了张太雷的光辉业绩和卓越思想，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为我们了解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为研究建党初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
《文集》正确地阐述了党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批判了在建立统一战线中的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太雷早在1921年12月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和孙中山先生进行过多次会见。1922年6月，他又一次与孙中山会见，后来根据党的决议，与李大钊等同志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党的“三大”后，他更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进行过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为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批评统一战线中各种错误思想，写了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文章。
张太雷指出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的敌人——各帝国主义、全国的军阀与反革命势力——他们是联合着攻击我们，他们掌握着中国政治财政军事权，所以我们要去打他们，必须要将各革命阶级的势力集中起来团结起来。他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指出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的可能性。他认识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是联合与改造国民党的问题。他正确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高度评价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他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阴谋。他说：“中山先生这一种造党的决心自始就被党内反动派所反对，因为这是违反他们私人升官发财的利益，并且违反他们阶级利益”。在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右派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更加猖獗。张太雷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断揭穿国民党右派的鬼蜮伎俩。1926年3月19日，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前夕，张太雷发表了《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呵》一文，指出“帝国主义者每天在那里勾引反革命分子干反革命的事情”，“去年打倒刘杨后大家以为广东大害已去，可以安然了，不知道拿暗幕一揭开，内面不知道一重一重有多少种阴谋与诡计！我们现在又看见这种情形了。同志们，提防着”。不久，蒋介石在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张太雷奋起反击，于5月26日发表文章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他指出：“广东革命基础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危险的情形”。这种危局“就是那班已开除与未开除的反动派所造成的。他们趁了全国现时反动势力高涨的时候想把革命基础断送。”6月10日，他又写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评论，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共阴谋作了揭露和批判。他指出，“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蒋介石6月28日在黄埔军校讲话时指名攻击张太雷的这篇文章，“使两党生起恶感”。张太雷写了文章批驳蒋介石说：国民党内右派的反共“是要减弱党内左派的势力”，是“毁党的企图之第一步”。共产分子问题“是左派或右派在党内掌权的问题”。
《文集》中贯穿着依靠工农群众、支持工农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张太雷指出：“革命是人民的事，所以革命一定要人民一致参加才能成功”。“革命的基础应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身上，因为非特占人口之大多数并且是最被压迫的，他们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工人运动，撰写文章阐述巴黎公社和中国的二七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意义和经验教训，指明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中，他亲自参加领导工作，起草罢工委员会的许多文件和决议，发表了多篇文章直接指导罢工斗争。
他在关心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农民运动。他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决非农民一阶级问题，而是全中国社会问题，国民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他总结五卅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没有得到“永久的同盟者”即“与工人一样穷苦一样受压迫的农民”的支持。1926年他在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时，常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并写文章支持农民运动。他强调农民协会在反封建斗争中的重大作用，揭露民团、土匪联合攻打农会的罪行和蒋介石纵容民团土匪的卑劣行为。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不久，写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批驳了所谓工农运动“幼稚”、“过火”造成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谬论，指出不能口口声声骂工农的幼稚与过火，强调应支持农民继续进行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帮助农民武装起来，发展革命运动。
张太雷十分关心我国的青年运动。他的关于青年问题的文章，为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指出，革命的重担大部分是放在青年人身上的，青年有先锋作用、骨干作用。青年运动在我国最初主要是学生运动。他对我国的学生运动作了精辟的分析，既看到青年学生的革命性，又指出他们的动摇性，因此必须教育、帮助他们扫除旧社会观念。他指出，必须引导青年学生走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他要求把青年运动扩大到包括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在内的全国各种的青年中去，并引导运动到为全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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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山东共产党小组问题
周子信
山东共产党小组成立于一九二○年冬。由于缺乏文献资料，这个小组的人员组成问题，说法不一。现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根据回忆材料，李达、邓恩铭、王翔千都说过小组的成员为五人，张国焘回忆说是八人。李达是筹备党的“一大”的具体负责人，邓恩铭、王翔千是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他们提出的人数一致，在缺乏原始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主要依据。
最近我们看到陈独秀在党的“二大”前夕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记载，“一大”时全国共有五十余名党员，经过一年增加到将近四倍，至一九二二年六月底，共有党员一百九十五人。其中提到山东党组织经过一年的发展，党员增加到九人。这一材料可以说明“五人”的说法比较接近准确。
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是山东小组的发起人，大家没有异议。在王翔千的回忆中还提出有王复元、贾逎甫。对王复元是山东小组的成员问题，一些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和早期的党团员也无异议。王复元当时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传达员，他时常替王尽美、邓恩铭传递秘密文件。叛徒王用章的材料中记有一九二一年入党是经王复元介绍的。其他一些当事人大都说王复元是“一大”前的党员。“一大”后，王复元曾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八年叛党。可能因为他成为叛徒，后人在谈到山东小组的成员时很少提到他。关于贾逎甫，他本人在一九五七年写的一封信中，说他是一九二二年入党的，有些同志提出王用章可能是小组的成员。一些同志提到的山东较早的党员还有高永清、王象午等。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五版刊登的余世诚的《山东共产党小组》一文中，关于小组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外，还提到有鲁伯峻、魏嵋、魏复中、魏复丽。关于鲁伯峻，有的说他是“一大”后入党的，有的说他是一九二四年入党的。以后牺牲了。关于魏嵋等三人的小组成员问题，山东小组发起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和一些较早的党团员，都没谈到他们是小组成员。从目前材料分析，魏嵋等三人曾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但山东小组成员问题可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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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吕光天所著《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一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共收录了25篇论文，是论述我国北方民族原始公社形态的论文专集。作者多年来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
这些活生生的材料弥补了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的不足。
（陈 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