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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陶行知同志 大力普及人民教育
胡愈之
今年是陶行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也是他逝世三十五周年。
他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人士，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大众诗人，革命战士，进步的思想家，而更重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里所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早年曾经受到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1914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研究教育。1917年回国以后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兼教务主任。主编“新教育杂志”和“新教育评论”。反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改“教授法”为“教学法”。特别在“五·四”运动以后，他热心于科学、民主，首先重视乡村教育运动，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还办了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稚园4所，民众学校3所，以及中心茶园等事业。他脱掉西装革履，和师生一起生活、劳动，同甘共苦，和农民交朋友。
陶行知早年相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1927年末曾写下了著名的《锄头舞歌》：“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呀”。晓庄学校开始除无党无派的师生外，还有国家主义派分子和国民党党员。1928年以后，又参加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立了地下党、团支部，开展地下工作，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作斗争。对这个问题，陶行知同志采取比较开明自由的办学方针，说晓庄是“自由园地”，允许各党各派存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允许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并存，这在当时是大胆的进步的主张。1930年4月5日，晓庄师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支援南京下关和记洋行工人斗争和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的游行示威。陶行知同志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保护革命青年。蒋介石下令于12日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同志遭到通缉，被迫避居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同志回到上海。他鉴于日本工业的发展和科学发达关系很大。得到《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的帮助，创办了“自然学园”。他组织编写《儿童科学丛书》，随后又创办了儿童通讯学校（函授学校），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运动。同时，着手发动普及教育运动。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主要招收农民子弟，实行边工边读，并在农村儿童和群众教育中推行小先生制。
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员协助陶行知工作，并先后派人到工学团开展工作。陶行知同志依靠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合作共事。以后又组织普及教育助成会，在上海市区组织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并在工厂区办工人夜校，识字班，在工人、劳苦群众和贫苦儿童中推行普及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时他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工人群众的重要，写下了《锄头舞歌》：“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在普及教育运动中提出了为工农群众的方向。1934年，他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
陶行知同志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在
“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目睹蒋介石对外屈膝妥协，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曾连续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另一方面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助下，他组织国难教育社，开展国难教育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终于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开始反对胡适之流鼓吹杜威资产阶级教育的主张，坚决拥护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等发起组织救国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他与沈钧儒带领近万人的群众游行示威，徒步45里。以后经常参加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发表演说。这年7月又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毛泽东同志曾写了回信，赞同他们的主张。11月，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同志在国外访问，但又一次遭到通缉。
陶行知同志于1936年7月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他还受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活动。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8国，参加了很多国际人民团体的会议，开展对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广泛访问、讲演、募捐等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主张，争取世界人民支持，动员广大侨胞为抗日贡献力量。他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抗日救亡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陶行知同志在伦敦时曾谒马克思墓，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
1938年夏，陶行知同志回到香港。10月回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蒋介石曾拉他参加国民党，并请他担任三青团的高级职务，他加以拒绝。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提出推行普及抗战建国教育方案，决议通过后被国民党搁置一边。国民党威胁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他回答说：“他们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但就是共产党，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为抗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以后他经常受到特务的监视。但是陶行知同志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怕威胁、迫害而战斗不止。他始终拥护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在参政会内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9年7月，陶行知同志于重庆筹办育才学校，从难童中挑选有特殊才能的入学，实现他的宿愿：“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成长为为人民、为国家民族贡献所能的人才和战士。育才学校是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支持下诞生的，并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它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建立了地下共产党支部，学校负责人和教职工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的专家、青年，与他亲密共事，并肩战斗，大批在重庆的进步学者、专家先后来校讲课。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所进步的、革命的学校。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许多同志都先后到育才看望过、作过报告，对育才师生和陶行知同志十分关怀。陶行知同志和南方局的同志经常来往。每遇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时，不顾特务的监视，常于夜雾茫茫中前往曾家岩、红岩村找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谈心。他曾对人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他曾写诗赞《新华日报》说：“自己每天必读，随时还教别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陶行知同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更大的革命热忱、以坚强的民主战士的姿态奋不顾身的投入反对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并提出民主教育运动。《战时教育》改为《民主教育》，并创办了《民主星期刊》，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诗歌，为争取和平民主和民主教育而大声疾呼。
1946年4月陶行知同志到上海后，一面忙于育才迁沪等工作，一面即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在他生命最后的100天中，发表讲演100多次，有时一天连续讲3次。6月23日，他在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群众会上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7月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害，白色恐怖弥漫上海。陶行知同志得知自己被特务列在黑名单上的第三名，朋友们劝他多加提防时，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在他给重庆育才师生的信中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他沉着冷静，坚持工作，整理诗稿，准备牺牲。7月25日，因劳累过度，不幸患脑溢血去世。
陶行知同志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献出了一生的心血。但是他的教育思想是逐步发展的，在晓庄时期他曾经说过他是在“摸黑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从参加救国会开始，他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无保留地跟着共产党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以生命为代价，对中国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在他逝世时，周恩来同志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一个无保留跟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是对陶行知同志的盖棺定论。由于他去世得过早，在解放以后有些人把他的早期思想、认识，看作是始终不变的。甚至把他时常运用的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对他进行指桑骂槐的批评。主张文化专制主义的江青就是这样来向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进行恶毒的攻击的，因此在纪念陶行知同志的今日，重新研究和学习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思想，肯定他在革命教育事业中所作的伟大贡献是十分必要的。
在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普及全国的人民教育，借以提高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使我国迅速走上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这也就是纪念陶行知同志的根本意义。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同志永垂不朽！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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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奋精神增强团结深入群众做好工作
一些地、县级党委健全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据24个省、市、自治区反映，到前不久已有2，800多个地、县级单位党委或党组开了组织生活会，比较集中地就以下四个问题作了认真的检查，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一）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家深入讨论了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的影响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北京、湖北一些单位分析了“左”的具体表现：在政治上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在建设规模和速度上不从国情出发，贪大图快。北京郊区有的县委还分析了易受“左”的思想影响的原因，一是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二是理论水平低；三是有私心杂念，怕挨整。河南、安徽有些地委的同志，回顾了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过程中的思想演变，检查了“左”的思想影响，总结了经验教训，许多同志还检查了前一时期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没有理直气壮地进行批驳的问题。
（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领导班子团结。在不少地、县委生活会上，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开诚布公交换意见，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江苏连云港市“文革”中两派裂痕较深，市委常委就把派性问题作为生活会检查的内容。市委有两位副书记联系思想、工作检查了派性影响，其他常委也谈了心，增进了团结。河南延津县委等单位，针对存在的不团结因素，制定了增强领导班子团结的决定和措施。
（三）振作革命精神。天津一些单位，把解决干劲不足和责任心不强问题，作为生活会的重要内容。有的同志检查了懒于学习，害怕艰苦，不愿多干工作，革命意志衰退的问题。有些同志还回顾了自己成长的历史，表示要自觉为党分忧，主动克服困难，做促进安定团结和搞好国民经济调整的带头人。
（四）保持艰苦奋斗和联系群众的作风。大家认为，多数领导成员是贯彻《准则》的，但官僚主义仍较严重。许多单位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改正措施。福建省农委转变工作作风，组织20个调查组，深入社队进行调查研究，受到群众好评。
现在，也还有一部分单位强调工作忙，没有开党委或党组生活会，有的是领导班子不健全，主要负责同志怕“砸锅”收不了场。已经开过生活会的单位，也有少数由于指导不力，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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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热情关怀离休老干部
全省近两千名离休老干部正在愉快地度着晚年
本报讯 浙江省委很重视做好离休老干部工作。去年以来，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已取得了效果。全省近2，000名离休老干部正在愉快地度着晚年。
去年2月，省委对离休老干部的看文件、听报告、政治学习、党的组织生活以及参加有关活动等方面的政治待遇问题，专门作出了规定。老干部离休后仍可同在职干部一样享受待遇。省、地（市）和许多县并建立了离休老干部活动室。
为了使离休老干部在生活上得到保障，省、地（市）、县三级已普遍为离休老干部发了《看病优待卡》、《购买蔬菜优待卡》和《看电影看戏优待卡》，使离休老干部在看病、买菜、看戏、看电影和订阅图书报刊方面得到优先照顾。在炎热的夏天，省委还组织了100多名离休老干部上莫干山、普陀山等避暑胜地疗养。建立了定期体检制和健康档案，发现疾病，及时治疗，使一些老同志的体质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增强。
为了从组织上做好离休老干部的具体工作，省委组织部设立了老干部处，负责做好老干部的管理工作，经常研究讨论他们的政治、生活和健康状况，主动热情地把日常具体工作做到家。在省委的推动下，地（市）、县两级党委组织部也都设立老干部科，配备了专职干部。 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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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明富维护财经纪律受表扬
本报讯 湖北省利川县民政局干部石明富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受到中共利川县委表扬。
利川县民政局党支部书记、局长罗公发，1979年至今年3月，用弄虚作假、巧立名目的手段，动用优抚救济经费92，600多元，修建干部办公、宿舍大楼。石明富从去年7月开始，向恩施地区民政局、地区纪委、恩施报社、省民政局、省纪委、湖北日报及省委领导同志写信，都没有解决问题。
后来，他就直接给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及党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不到一个月，省、地、县三级调查组就来调查。经过查证，给予民政局党支部书记、局长罗公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余有关人员给以严肃批评教育；未建完的宿舍暂时停建，听候处理。
胡坤金 李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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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委组织党员学好《决议》
本报讯 中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组织广大党员和基层干部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振奋了党心，安定了民心，鼓舞了信心。
在学习中，对于不同认识，州委领导不是采取压制的办法，而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澄清模糊认识。
为了使《决议》的学习有的放矢，这个州各级党委努力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分析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了解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领导干部在宣讲和辅导时，着重讲清广大党员关注的问题。
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学习《决议》，认识明确了，信心增强了。各个单位及时检查了各项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制定了进一步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措施。
张嘉凯 李兴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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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司法机关
严肃查处一批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案件
本报讯 记者陈毛弟报道：上海市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公检法机关，最近分别处理了一批内外勾结、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的案件。
这批案件的犯罪分子中，有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工厂厂长、科技人员和铁路部门职工等。他们有的贪赃枉法，有的监守自盗，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上海手工业局修建公司原党委书记杨源，在原籍江苏昆山县新建200多平方米的私人住房，一方面要公司有关人员为其私人承揽拆房工程；另一方面由其亲属出面假借生产队名义，采取“以工抵料”的形式，从手工业系统的一家木器厂和一家刃具厂拆除的旧厂房中，获取大量的砖、瓦、角铁、木料、门窗。杨源倒卖大量旧砖瓦和套购10万块新砖等，非法所得5，000元。最近，杨源已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被虹口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虹口区人防工程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陈涌，也是利用职权，多次盗窃和侵吞钢材、水泥等人防物资的违法犯罪分子。陈涌用这些物资送人情，拉“关系”，从中牟利。
上海铁路公司上海站行李装卸工李寿康、朱金华，伙同上海纺织板箱厂工人王洪胜，作案三十余起。仅从去年11月至今年3月，他们就4次从仓库里窃走了成件包装的绸缎被面200条、成箱的尼龙袜几百双，拆包盗窃1架两喇叭录音机以及人参、鹿茸精针剂、西装服、羊毛衫、香烟、茶叶等大量物品，价值近6，000元。今年9月初，闸北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盗窃犯李寿康和朱金华有期徒刑9年和8年，王洪胜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上海石油采购供应站在公安机关配合下，今年6月下旬破获了一起柴油盗窃案。职工董光奇、张乐年等伙同江湾木材厂工人徐建强等，同浙江温岭县石陈区一家队办工厂负责人张于生等人勾结，合伙盗窃该站“○”号柴油80吨，使国家损失达25，000多元。董光奇、张乐年和徐建强等一伙分得赃款24，000元。张于生等人又将盗窃的柴油以每吨六七百元的高价，倒卖给浙江的一些运输船。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最近根据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向全市各级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对内外勾结、贪污盗窃的案件严肃处理，按情节轻重，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定什么错误，是党员一定要按党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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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的好儿子
——记北京部队某师副政委张俊明
今年春节前夕，北京部队某师副政委张俊明经上级党委批准，回到了辽西山区。
张俊明是解放战争年代入伍的老战士，负过伤，立过功，曾被评为生产模范、带兵模范和模范党员。他入党三十多年，牢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友谋私利。
1955年，张俊明已经是营级干部了，家属可以随军安置。但他考虑到拖家带口进城，会给国家加重负担，决定把家属留在家乡当农民。1962年，张俊明的儿子张田高中毕业，来信求爸爸找工作。张俊明回信说：“我国目前农业还落后，没有农业大发展，人民吃的穿的哪里来？我劝你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张田回乡当了农民，后来与农村姑娘柳树芹结了婚。
张俊明的大女儿张秀芝高中毕业后，村里有人猜测说：“老张现在是师的副政委，准能给女儿找个工作。”没有想到，经过老张耐心地教育，大女儿又扛起了锄头，并与农民的儿子结了婚。
1977年，他的小女儿秀英高中毕业了，给爸爸写信要求当兵。领导上考虑到老张一家人都在农村，同意照顾他女儿入伍。可是他却不同意，给女儿回信说：“你能在本地应征入伍，我不反对；你要走后门，我不答应。”女儿心里想不通，又写信向爸爸恳求，张俊明还是不为所动。经张俊明反复教育，小女儿终于自愿留在农村了。乡亲们得知这些事后，纷纷赞扬老张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
张俊明今年55岁了。上级根据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决定让张俊明去河北某军分区当顾问，让他把家安到城市里。可是张俊明向党委请求：回到故乡去，和乡亲们一道为改变山区面貌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通讯员 邓高如 本报记者 叶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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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县平潮饭店22岁的共产党员范杰霞（左），把平凡的服务工作和四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旅客称她是“女雷锋”。她先后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商业劳动模范、全国“学雷锋树新风模范青年”。这是她为生病就医的旅客陈大娘送来了可口的饭菜。
新华社记者 方爱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