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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重工业搞活 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
齐健
为了把重工业搞活，必须正确认识经济发展速度和重工业发展速度的意义。我们反对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速度问题。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只有在经济发展有一定速度的情况下，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提供有利的条件。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重工业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把重工业搞活时，要继续防止重工业挤轻工业，要限制某些长线部门的生产，一定要使生产和需要相适应。在对重工业实行技术改造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今年以来，由于坚决贯彻调整的方针，狠抓日用消费品生产，上半年轻工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1．6％。但是重工业遇到了很多困难，上半年不仅没有增长，而且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很多。重工业下降的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后果。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扭转重工业下降的局面，把重工业搞活。
搞活重工业首先遇到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调整时期轻工业必须迅速发展，而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则是不重要的。这种看法还与另一种看法相联系，就是认为调整时期要解决的是结构和比例问题，而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是不重要的。为了把重工业搞活起来，必须正确认识经济发展速度和重工业发展速度问题的意义。
过去长时期内，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我们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违背了综合平衡的要求，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经济效果下降。现在调整国民经济，主要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克服比例失调。为了克服过去的错误，我们批判盲目追求高速度，指出确定速度不仅要考虑必要性，而且要考虑可能性，这些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调整时期可以忽视速度问题，也不是说调整时期经济发展不要有一定的速度。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重视经济结构问题，这是很必要的，是经济工作和经济研究工作的一大进步。但是，就象不应该离开经济结构来谈经济发展速度一样，也不应该离开经济发展速度来谈经济结构。而且，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虽然是相互影响的，但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看，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经济结构是变动得十分缓慢的，例如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年代里产业结构就变化甚微，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得十分缓慢。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所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和过去社会相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这就告诉我们，没有经济增长，也就不会有经济结构的合理演变。可见重视经济结构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经济发展速度。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也是同经济增长分不开的。正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才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六十年代初调整国民经济的经验也表明，只有在经济发展有一定速度的情况下，才能积蓄起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提供有利的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没有发展速度甚至经济下降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和比例也是可能的，例如可以压缩某些部门的生产以扩大另外一些部门的生产。我们认为，这样做在某种特定的较短的时期内也许是可以的和必要的，但从较长一点时期来看则是不可取的。因为，所谓没有发展速度，就是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所谓经济下降，就是经济处于萎缩状态。显然，我们调整经济决非为了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衰退。而且在经济停滞和萎缩的情况下，调整比例关系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更难设想经济结构能够合理化。
我国当前这次经济调整，由于其种种特点，更要求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速度。第一，这次调整和六十年代初那次调整不同，不仅没有精简职工而且增加了大批职工，1977年至1980年城镇新就业人数达2，800多万人。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就会大量窝工浪费，劳动生产率就会急剧下降。第二，这次调整中较大幅度地增加了职工和社员的收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也是与上次调整很不相同的地方，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维持这种局面是很困难的。第三，上次调整国家财政上卸掉了一些包袱，这次调整则背着很多包袱，如增加了职工工资，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实行了各种价格补贴，有些引进项目难以下马，等等。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家财政困难难以克服。第四，调整时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速度，才能积蓄起力量，使调整以后国民经济能够比较顺利、比较迅速地发展。而且，从现在起我国经济建设要走提高经济效果的路子，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现有企业的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利用，经济效果不仅不能提高，甚至还要下降。第五，从调整结构和比例看，当前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如能源和交通运输的加强，以及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等等，都要求整个国民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停滞和萎缩的情况下，调整任务是难以顺利完成的。综上所述，可见那种认为调整时期生产越少越好、速度越慢越好的看法是错误的，那种把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指标视为“左”的表现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当前我们既要反对盲目追求高速度，又要防止和克服轻视速度、不去争取可以达到的速度的倾向。
以上说明了调整时期经济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这样，重工业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就容易理解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喜人，工业中轻工业也抓得比较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已成了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80年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37．1％，在工业产值中占52．9％。重工业如果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也难以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重工业下降，整个工业产值仅增长0．8％，没有达到国家计划的要求。有一个省今年一至七月和去年同期相比，轻工业产值增长12．2％，但是重工业产值下降9．7％，由于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大，重工业减少的产值超过轻工业增加的产值，整个工业产值下降2．8％。
具体一点说，重工业除了自己速度大小影响工业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以外，当前还从以下一些方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发生重要影响。
第一，影响轻工业的发展速度。轻工业的发展不仅有赖于重工业提供装备，而且有赖于重工业提供原材料，例如自行车需要冶金工业提供钢材，需要化学工业提供涂料；纺织工业需要化学工业提供化纤、染料等等。我国1952年轻工业产品靠农业提供原料的占87．5％，靠工业提供原料的占12．5％，1980年前者减少为68．5％，后者增加为31．5％，可见轻工业依靠重工业提供原材料的比重是增加趋势。
有一种意见，认为当前为了加快发展轻工业，不能强调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甚至认为重工业下降才能使轻工业发展。这种意见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过去片面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工业挤了轻工业和农业，有些重工业部门过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在一定时期适当压缩一下这部分重工业，让轻工业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和投资得到保证，发展得更快一点，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看到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存在矛盾的时候，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的一面，包括轻工业依赖重工业的一面。我国调整时期如果重工业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轻工业要持续地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影响能源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能源是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制约因素，煤炭、石油、电力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发展速度影响极大。当前解决能源问题应以节能为主，而节能也有赖于重工业部门提供耗能少、效率高的机器设备代替耗能多、效率低的机器设备。交通运输也是当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而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有赖于重工业提供各种运输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
第三，影响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重工业的发展。技术改造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重要环节。因此调整时期我们决不能忽视和放松技术改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抓紧技术改造工作，尤其要重视设备更新。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重工业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如不抓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重工业的发展就会遇到市场等问题，如果重工业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也就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当然，技术改造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至于重工业没有一定发展速度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就更不用说了。
由上可知，调整时期重工业保持一定发展速度是必要的。那么是不是可能呢？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认为是可能的。例如解放后1950—1952年恢复时期，我们除恢复国民经济外，也面临着调整的任务，不仅农业、轻工业恢复发展得很快，重工业恢复发展得也很快。又如1963—1965年调整时期，我们也是既在农业、轻工业方面，又在重工业方面得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再从国外历史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法国、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都面临着经济调整的任务，同时存在着不少困难，但它们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一样，恢复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再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尽管发展重工业在能源、资金、市场等方面有不少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现在我国能源使用上浪费严重，重工业用节能来增产的潜力很大。在资金方面，生财、聚财和用财也都有潜力，发展重工业不仅在国内可以筹集到资金，还有国外资金可以利用。至于有些重工业部门的市场问题，只要调整服务方向，采取措施把经济搞活，更是可以解决的。事实上，即使在今年上半年，不少地区和企业的重工业生产还是保持着一定的速度的。有些地区重工业之所以下降，除客观原因外，同思想认识上对发展重工业认识不足、精神状态不振有关系。只要我们认识到要把重工业搞活的意义，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困难，努力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使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一样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发展速度。
应该指出，我们主张重工业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决不是主张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为了使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时期轻工业发展速度应该比重工业快一些，因此要继续防止重工业挤轻工业的现象，同时要继续限制某些长线部门的生产。各地由于重工业的基础不同，发展条件不同，发展速度也必然不同，不能一刀切。那些重工业比重较大，进一步发展又有条件，如能源供应有条件的地区，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些。使重工业保持一定的速度为的是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因此必须使生产和需要相适应，坚决防止和克服“为速度而速度”，“生产愈多，收购愈多，积压愈多”的现象。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积压在仓库里，这样的速度是虚假的速度，对发展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决不要这样的速度。在注意速度的同时，还要注意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使增长速度有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效果的提高，使三者得到最佳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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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王凤林
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是一个人多底子薄的大农业国这一点出发。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继续产生重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首先科学地指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他作过经典式的概括：“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说：“社会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用来进行其他的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愈多。”农业是人类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能够独立化并向前发展的基础，农业这个基础的状况如何，决定着其他部门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经济规律。
毛泽东同志一贯注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他十分重视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34年，他就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亲自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建国以后，他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1962年，他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正反经验，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并强调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就从指导思想上正确地解决了我国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哪个国家农业基础比较好，农业发展比较快，它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就可以比较快。比如在生产发达的国家中，美国的农业生产比较好，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人均粮食一直在2，000斤以上，这对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从发展中的国家来看，某些非洲国家，只强调发展工业，农业搞的不好，因而人民生活难以改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也很缓慢。但也有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比较重视农业，国民经济发展就比较快。
我国是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其中有8亿是农民，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农业是我国城乡人民需要的粮食及其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为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提供大批原料，是轻重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直到现在，在我国出口外汇收入中仍约有三分之二是靠出口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得到的。建国以来，农业还一直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农业的状况如何，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影响极大，并对我国的政治形势也影响极大。如果不搞好我国的农业生产，8亿农民生活不能逐步改善，就不会有真正巩固的工农联盟。
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多年来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并没有一贯地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的位置上。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我国农业的发展是有曲折的，前一段比较快，后一段比较慢，甚至出现过下降倒退。令人高兴的是，三年来在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8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起来，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已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而且继续增长的势头方兴未艾。在粮食增产的同时，多种经营更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进展。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多次强调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体会到三中全会的确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再接再厉，不断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的全面发展，从而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越来越雄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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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党校政治经济学教学座谈会
全国党校政治经济学教学座谈会第二届年会在昆明召开。会议讨论了与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联系密切的几个理论问题。这里着重介绍两个问题。
（一）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问题。大多数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是计划经济，但它是同商品经济相统一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有计划地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统一性的前提下还存在着差别性；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基础上还存在着矛盾性。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从而必须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商品经济关系依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客观依据。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经济利益，才能使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如果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这是同我国目前实行的经济改革的大方向相背离的。如果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去办，就会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统得过死的老路上去。这不仅是对三中全会以来提倡发展商品经济进而搞活经济的一个否定，而且从理论上也是讲不通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仅仅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等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和盲目竞争。近两三年来之所以出现盲目建设、以小挤大、滥发奖金等问题，是同理论上把社会主义经济仍然看成一种商品经济直接有关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近两三年来关于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而不要对立起来等等提法，都是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
（二）农村“大包干”责任制的必然性和性质问题。多数同志认为，目前农村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的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其直接原因是农民积极起来摆脱过去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和一些不必要的负担，从而要求采取“直来直去不拐弯”这种“大包干”责任制形式。“大包干”是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之一，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的。其理由是，在实行“大包干”的社队，土地、大型农机具、水利排灌设施等主要生产资料，仍然是集体公有的；在分配上体现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大包干”所改变的主要是经营方式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特别是比较完善的“大包干”，社员和社队之间通过承包合同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在合同上较好地体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当然，“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形式目前在不少地方还不够完善，但只要认真对待，加强领导，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少数同志认为，“大包干”的基本属性是个体经济，或者认为是接近个体经济的边缘形式，不属于责任制的范畴。其理由是，土地虽然集体所有，但只剩下不准买卖。生产队组织领导生产的职能已经大部分消退。包干户能够多劳多得，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按劳分配了。
（文通 瑞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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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经济效果》文集将陆续出版
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国家建委经济研究所两个编辑小组负责编辑的《论经济效果》成套文集，即将陆续问世。全套共分3集，分别由3家出版社出版，第一集内容偏重于经济效果的总论，其中包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同志的文章共24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集内容偏重于如何发挥优势、合理布置生产力以及有关研究经济效果的方法论方面的文章共34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集内容全部是论述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文章共24篇，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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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史料》将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活动的资料——《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史料》（1899—1912），将由中国展望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第一册年底前可与读者见面。
本书的出版，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活动的历史填补了一个空白。在所收一百多种革命报刊及大量报人传记中，不少资料极为珍贵。
本书共约200万字，并配有大量的图片，出版后将在国内外发行。
（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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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评介
梦阳
刘再复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已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前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论稿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研究鲁迅美学思想的著作。本书用史论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说明了鲁迅美学思想在我们近现代美学史上的位置及其发展轮廓，然后又分“真实论”、“社会功利论”、“美感论”三篇，分析鲁迅美学思想的精华。
全书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思想中，曾将真、善、美分离开来，有片面性的两极：一是以梁启超为发端者而形成的“艺术政治功利化”，主张以单一的政治功利要求取代艺术的审美价值；而以王国维为发端者形成的艺术“超功利”说，成为相反一极，它排除艺术的社会功利价值。鲁迅早期同时受到这两极美学观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出现一些矛盾和偏颇。但是，经过严肃的探求，他终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且成为这种美学在中国的卓越传播者，在理论上扭转了我国近现代初期美学片面性的极端，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从而确立了真善美统一的审美方向，就是人民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高度审美价值统一的方向。这是我国文学艺术正确的方向，也是鲁迅留给祖国的最宝贵的艺术传统。
这部著作围绕着鲁迅的美学观，从伟大作家鲁迅的不同成长阶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综合研究。全书论证了鲁迅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鲁迅所揭示的艺术的真实规律、社会功利规律和美感规律以及这三者的关系。作者不仅分析和论证了鲁迅的美学观同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美学思想的关系，还分析和论证了他同外国重要作家如厨川白村、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美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本书内容丰富，论述比较集中，涉及悲剧、喜剧、绘画等美学根本范畴和鲁迅对艺术各个侧面的基本见解以及他的创作实践经验。这部著作，是鲁迅研究领域的新的开拓，是对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