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思想家的深思熟虑
——论鲁迅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观察和思考
严家炎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随着世界观的变化，鲁迅愈来愈注视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他更注意观察“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人的重要文艺论著以及联共关于文艺政策的辩论材料，译介了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并且写了大量序跋和评论。在鲁迅看来，要使中国左翼文学得到健康发展，必须研究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1931年，他在翻译出版了法捷耶夫的《毁灭》“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之后，曾向瞿秋白提出过这样深谋远虑的建议：“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苏俄〕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似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到逝世之前，鲁迅论述、介绍苏联作家作品和研究社会主义文学问题的文章，总数竟达七八十篇以上。这些文章往往包含着许多精到的意见，显示着他思想家的深思熟虑和文学家的真知灼见，至今读来仍有新鲜之感，对我们启示颇多。
重视社会主义文学内容的真实性，是贯穿在鲁迅这些文章中的一项根本精神。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代表新兴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文学，自然更不例外。因此，鲁迅将反映生活的真实程度作为衡量苏联各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鲁迅认为，《毁灭》的重大成就正在于它那现实主义描写所具有的极大的真实性。例如游击队领导人莱奋生，就是一个具有弱点的人物，并无“神力”可言，甚至在危急情况下还有举止“失措”的时候；但他毕竟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和穷困的大众联结”在一起，严于律己，勇于磨炼，表现出坚强沉着、公而忘私的品质，因而在游击队余部中受到敬重。作品真切可信地写出了这一切，就使人物成为“真的活的人”。鲁迅用反话赞美道：“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又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鲁迅尤其赞赏《毁灭》对小知识分子美谛克的真实描写，认为“解剖得最深刻”。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但正如鲁迅所说：“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鲁迅就从文学内容的真实性上，注意剖析了这两类作家作品的不同点。“同路人”作家具有较多的生活经验，他们的作品也能表现出相当的生活真实，有的写得还很有特色。但是，同无产阶级文学相比较，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往往表现出局限：一是不能刻画坚强的革命者形象；二是对某些小生产者和知识分子的弱点很少严格的深刻的解剖。鲁迅一方面充分估计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承认艺术真实的多样性，绝不对文学内容提出刻板划一的要求，绝不提出“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一类简单的责难。在《〈十月〉后记》中，鲁迅就认为“革命之时，情形复杂”，雅各武莱夫那些阴郁哀惨的描写，“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在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又说到《十月》所描写的“确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但另一方面，鲁迅认为各种各样的真实，其意义并不相等。有些只是局部范围内的真实，有些则对全局都有重大意义。对于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他就给了这样的评语：“本书所写，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的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的《溃灭》（即《毁灭》——引者）在。”恩格斯曾经认为《城市姑娘》表现伦敦东头的工人生活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从大的时代环境来要求，则“不是那样典型”。鲁迅谈论社会主义文学真实性问题上的这些意见，正是和恩格斯给哈克奈斯信的精神相一致的。
社会主义文学怎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出革命和建设的真实？鲁迅从十月革命后苏俄文艺界的实际变化中，从阅读、翻译苏联作品的切身感受中，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作家必须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参加者”。1925年12月，苏联诗人叶遂宁在苦闷失望中自杀；第二年，小说家梭波里又因世界观中剧烈矛盾而走上同一道路。鲁迅在1927年写的《革命文学》、《在钟楼上》二文中，就叶遂宁、梭波里事件明确地总结了教训：“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稍后，当鲁迅有机会读到苏联文学中一部分优秀作品时，他的这个看法变得更为坚定。他认为，《毁灭》中极出色的几章，“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又在《〈毁灭〉后记》中赞美道：“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鲁迅认为，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无论在题材或描写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确有其重要性，但比较起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有其先天不足之处。在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中，他直率地指出了这一点：“《铁流》之令人觉得有点空，我看是因为作者那时并未在场的缘故，虽然后来调查了一通，究竟和亲历不同，记得有人称之为‘诗’，其故可想。”鲁迅还指出：“同路人”作家之所以和无产者作家显得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在1931年7月作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更将这一思想联系中国文艺界的现实加以发挥，并使之理论化，他说：“日本的厨川白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鲁迅阐述的这些思想，体现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客观规律，已被实践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十年代苏联无产者文学和“同路人”文学的歧异，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待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艰险、错误、挫折以及其他种种阴暗面的认识和态度上。这里有回避、热衷和正视而能正确处理三种不同的情况。应该说，鲁迅对苏联二十年代无产者文学中那种“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颇有无冲突论味道的写法，显然有所保留。但苏联当时那些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还是敢于正视、敢于表现革命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以《毁灭》为例，它写了一支游击队“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150人只剩了19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它还写了重伤者弗洛罗夫在无法可想时终于服毒身死等内容。但是，作品尽管写了这些，却并不给人悲观绝望之感，反而使读者坚信他们事业的正义性，坚信革命者即使牺牲，革命的事业终将取得胜利。正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重伤者弗洛罗夫临死时，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类相通，托孤于友，毅然服毒”，这些描写使人激动，但并不给人沉重的压迫感。而在有些“同路人”作家的作品中，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这样大的不同？是不是“同路人”作品根本不该写到革命生活的阴暗面？鲁迅认为，关键不在于写了革命生活的阴暗面，关键在于作者有没有革命的全局观念，有没有从革命的全局来正确看待这些阴暗面。从局部看，革命中的痛苦和污秽是使人难过的，但以此为代价，得到了新生，这就是关系到全局的胜利。因此，鲁迅在主张作家要正视现实，不回避阴暗面的同时，认为无产阶级的作品应该显示革命发展的基本趋势，有表现“现实底的理想之必要”。而“同路人”作家由于不从革命的全局着眼，只盯住阴暗面本身，便不能正确表现。鲁迅在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说：“《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这是对《十月》这类作品及其作者的切中要害的批评。鲁迅还反对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心理来观察和描写阴暗面，在《〈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附记》中，他对怎样看待游击队在危急时毒死弗洛罗夫的情节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告诉人们，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心理去写革命的阴暗面，常常容易有意无意地走上歪曲革命的道路。鲁迅的这些论述，至今对我们的文学创作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在思想观点、感情倾向上，鲁迅向来主张较严格地区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界限，而不是混淆这种界限。1926年7月写的《马上日记之二》、《〈十二个〉后记》中，他认为：对于毕力涅克，“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并且称勃洛克为“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把当时通常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代表的美国的辛克莱、法国的巴比塞，如实地说成为“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的作家，主张译介他们的作品后给以“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在《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中，他甚至特意指出：“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可见，在划清思想界限这一点上，鲁迅的主张是相当严格的。他赞同这样的说法：“憎恶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最大多数仍是彻骨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但是，在文艺政策上，譬如说社会主义时期允许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存在这类问题上，鲁迅的主张显然又是相当宽容的。他固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论调，却也不赞成“拉普”以及一切“拉普”式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行政命令主义的“左”的政策，而是主张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允许文艺作品自由竞赛和文艺理论上的自由讨论。在《〈竖琴〉译后附记》中，他说：“这篇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饰了许多诙谐，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的‘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无产阶级文化倡导者——引者）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在1929年写的《〈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鲁迅对卢那卡尔斯基十月革命之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评价：“两篇系合三回的演说而成，……其中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阶级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指导者的保存、启发、鼓吹的劳作，说得十分简明切要。那思虑之深远，甚至于还因为经济，而顾及保全农民所特有的作风。这对于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义的‘正人君子’，和去年一时大叫‘打发他们去’的‘革命文学家’，实在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在1933年写的《关于翻译（上）》一文中，鲁迅甚至相信苏联“很可能”为帝国主义作家出选集（实际上指为法国作家倍尔德兰出选集——引者）。在鲁迅看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得巩固和有信心的标志：革命的“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那么，这两个方面——文艺思想上坚持无产阶级标准的严格，与文艺政策上社会主义的前提的宽容，又如何统一起来呢？鲁迅认为，关键就在于加强文艺批评。健全的批评，不但可以“灌溉佳花”与“剪除恶草”，而且可以从根本上锻炼提高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鲁迅甚至把正确的批评比喻为“文学的铁栅”，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的作品”成为毫不可怕的“动物园中的虎狼”。既然提倡批评，自然也允许反批评。所以，在《看书琐记（三）》中，他又说：“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鲁迅还在一些文章中阐明了这样的思想：对于作家，应该允许他们在实践中去解决某些思想认识和感情上的问题，而不是等他们把思想问题解决好了之后再允许他们去实践；对于作品，应该注意把握其总的倾向，而不是只根据某些局部内容甚或片言只语来武断地进行批评。所有这些，都是鲁迅总结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实践经验之后提出的一些极为剀切的意见。
鲁迅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问题的观察颇为深入，思虑颇为精到，内容相当丰富。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只能择其要者作上述介绍和说明。尽管时间已过四十多年，但鲁迅意见的基本精神，对我们的文艺工作仍有很大价值，有些意见则可以说还有相当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重视和珍惜鲁迅留下的这笔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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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季文集》序
贺敬之
李季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现在，经过他的战友、爱人李小为同志以及出版社同志的努力，这部收集了他近四十年中主要诗歌作品和其它形式作品的《李季文集》出版了。
在编辑和出版这部文集过程中，亲人和战友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它的每一个篇目，随时都在掀动着激荡的心潮。它的每一页手稿，都难免被泪水打湿。
当然，这部文集的出版，不是只为了寄托周围战友的哀思，也不是只为了给少数亲人以慰藉。它是为了更多的不相识的战友和同志，为了千百万个“王贵”、“李香香”、“杨高”、“老祁”以及他们新一代的战友而出版的。它不是某些狭小的个人感情的杯匙之水，只是为了供极少数人品啜。它是革命战士心中的洪流，是涌向人民心中的海洋的。
打开这部书，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用文句和诗行印在漫长征途上的闪光的足迹。它清晰地划出了一个质朴的农民的儿子，怎样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诗人和战士的前进道路。它是时代的记录，是岁月的航标。它使我们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创业时期的战斗历程，使我们的心合着诗句的节拍重又感到历史脉搏的跳动。从三边的风沙到昆仑山的冰雪，从陕北高原的红缨枪到柴达木盆地的钻井架……它唤起我们多少战斗的回忆！它的浓郁的泥土和石油的芳香，它的动人的牧歌和战歌的旋律……使我们怎能不一次次心驰神往！
这部文集在确切地告诉我们：尽管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达到同样成熟的水平，有的主要作品也还难免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而重要地在于，它的作者确确实实是诗歌新园地上的一位开拓者。他的经久传诵的杰出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标志着我国新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新阶段。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整个革命文艺发展的这个新阶段，其中诗歌方面的主要代表者就是李季。全国解放以后，他陆续写出的《生活之歌》、《报信姑娘》、《菊花石》、《杨高传》、《向昆仑》等等长篇叙事诗、大量抒情诗以及其它形式的许多作品，充分说明了他是自1942年到他去世前，在这近四十年中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贡献的。他始终走在同时代诗人队伍的前列中。他在“五四”以后我国新诗发展中应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这部文集的出版，却不单是为了回顾历史。这既不是只为满足亲人和战友对往事的追怀，更不是让今天的读者只听到历史的回声。不，这部书决不是只属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它还属于现在和将来。对于向四化进军的亿万新长征战士来说，它仍然是照亮人心的灯火，是催人奋进的号角。对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诗发展本身来说，尽管必须要有新的创造和突破而决不应拘泥于前人，但李季的生活和创作经验中那些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仍然能给予现在和将来的作者们以重要启示，甚至使我们比过去更觉可贵地受到教益：
诗人和诗，要同人民结合，同时代结合。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道路问题。李季，正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这条道路的。这是一切属于人民和社会主义队列的诗人们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真正宽广的道路。
是诗人，同时也是战士。这就是意味着，要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斗争，为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时代而歌唱。这是衡量诗人成就大小和诗篇价值轻重的首要之点。李季战斗的一生和作品的艺术品格，都证明了这一点。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在病魔威胁之下，还是遭“四人帮”迫害之时，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和人民诗人。
要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对于这一点，不能曲解成否定诗人的主观世界和摒弃艺术中的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把诗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自我表现，致使诗人脱离甚至排斥社会和人民。重要的问题在于是怎样的“我”。诗人不能指靠孤芳自赏或遗世独立而名高，相反更不会因抒人民之情和为人民代言而减才。对于一个真正属于人民和时代的诗人来说，他是通过属于人民的这个“我”，去表现“我”所属于的人民和时代的。小我和大我，主观和客观，应当是统一的。而先决条件是诗人和时代同呼吸，和人民共命运。李季的整个创作和生活实践表明：他是我国新诗历史上一位忠实地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的诗人，同时也是保持着“我”的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诗人。
要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现实主义固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但事实上它却是整个文艺创作发展的主要倾向。当然，革命浪漫主义的倾向也是重要的，这在诗歌中，特别是抒情诗中有显著的表现。但它是和革命现实主义相通的，在具体的某一诗人身上和某一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二者的结合。从1942年以来的新诗发展中更可以看出：运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以及正确地掌握革命浪漫主义方法，是可以更好地反映社会发展变革的本质真实和人民的愿望与理想，因之也更为人民所接受的方法。打开这部文集，从可以称为土地革命的历史画卷的《王贵与李香香》，到描绘社会主义创业者英雄形象、闪烁着革命浪漫主义光彩的《向昆仑》，使我们有理由说：李季，是为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增加了重要财富的诗人。特别是他的叙事诗，是真正反映了劳动人民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诗篇，同时也为正确地体现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提供了例证。他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革命现实主义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的坚实基础在于：深厚的人民生活的土壤，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阳光，还有民族、民间以及外国的优秀艺术传统的丰富养料。
永远不停步，始终在探索。李季的成就，特别是他在新诗民族化、群众化方面的成就是人们公认的。但他从来不因此而停步不前。他不仅在吸收民歌和民间说唱方面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同时也吸收和运用其它形式而赋予自己的特点。在内容上，他孜孜于他原来熟悉的革命战争年代的火热生活，而同时又毫不停顿地同他的主人公们一起前进，奔赴社会主义时代的崭新天地。在他近四十年的不断前进和不断尝试中，尽管他象一切探索者一样，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达到预期的成功，但他方向明确，步伐坚定。作为一个党员诗人，他始终坚持在党所指定的岗位：走在人民中间，赶上时代步伐。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他精神百倍地支撑着重病之身，一面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昼夜操劳，一面又勤奋地赶写新作。他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热烈的感情欢呼新一代作家和诗人的涌现，尽一切努力支持和扶植他们成长。就在他去世前的几天之内，他主持完成了短篇小说评奖并计议着新诗的评奖。“好呵！新战士爬上新的制高点了。”这就是他发出的赞叹之声。“咱们这些老兵决不能满足于不减当年哪！”这就是他同老战友们倾谈的经常话题。
这就是李季。这就是在我这篇短文中不能尽述的这位真正的诗人和战士。
此刻，他的“不能满足于不减当年”的话音又响在我的耳边了。在我的眼前又出现：那天当我赶到他床前已成永诀的情景，那天我的泪水打湿他去世前夕刚写的《三边在哪里》那篇遗稿的情景……我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我怎么能不又一次痛惜地呼出：是呵，我们失去了他。我们失去的太多了！
但是，我却分明又看见了他。当我在阅读他的这部文集，好象又听到他在呼唤的时候；当我仿佛追寻他的足迹走来，又向他面前的道路望去的时候，我要说：不，我们没有失去。我们不会让他失去。他留给我们的诗篇和开拓者的宝贵经验，是具有长久活力的。是的，这才是李季。这才是我们所熟知的作为真正的诗人和战士的李季！在今天的道路上，他仍然和我们并肩前进。在明天的征途上，我们仍然会同他相逢……
〔《李季文集》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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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开掘生活里的美
——读中篇小说《山道弯弯》札记
胡代炜
发表在《芙蓉》文学丛刊1981年第一期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谭谈作），使人产生强烈的美感。它着力描写人们的心灵美，描写以助人为乐、以对别人尽责任为荣的高尚情操，也描写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作品闪射出人们感情上、道义上的晶莹的豪光，读起来使人感到生活有着广阔无边的胸怀，感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值得骄傲的。多年来较少读到这样的作品了，更使人感到新鲜和满足。作者从丰富的生活矿藏里，为我们开掘出生活的美。
作者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来揭示生活的美。他着力描写煤矿工人的妻子、公社社员金竹，她本来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突然发生了天大的不幸事件，她的丈夫大猛在生产中殉职了。正是在这样的万分悲痛、万分不幸的逆境中，揭示了金竹的美丽的灵魂。她在这时所考虑的不是自己今后的生活如何？她所考虑的却是她丈夫的弟弟二猛的生活和幸福。按劳保条例规定是首先应该由她顶职的，但是她却坚决要二猛顶职。她内心所想的是除了国家的煤矿生产需要男工人外，还考虑到二猛的婚事，如果二猛当了国营煤矿的工人，二猛同凤月的婚事便能玉成。以后她勤俭持家，积蓄了八百元准备为二猛办婚事。二猛对凤月的那种追求金钱和虚荣的庸俗的婚姻观非常反感，而认为嫂嫂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因此，他向金竹提出爱情的要求，金竹对这样的真诚、憨厚、纯正的青年在内心暗暗爱着的，但是她想到的是二猛的幸福，认为二猛应该有比自己更好的爱人，认为凤月是没有结过婚的美丽姑娘，“比自己强一千倍”，便谎说自己已经有了对象，强压着自己爱情的火焰而拒绝了二猛，并且积极地促进二猛同凤月的婚事。后来二猛为了抢救集体财产，扑灭火灾而摔伤，脚腿要残废。凤月甩掉了二猛远走高飞，而金竹却对二猛无限同情和怜爱，认为二猛最需要她，她毅然抱着女儿欢欢到二猛身边去，同二猛真情地结合。
作品还塑造了一个有着美丽灵魂的人物形象——二猛，他很有骨气，对凤月及其家里人对他的冷眼非常气愤，因而不再上凤月家的门。他哥哥不幸逝世，这时他不管秃二叔如何地挑唆，说他顶了职，同凤月的婚事便能成功，但是他坚决主张嫂嫂金竹去顶职。组织上决定他去顶职以后，他月月把工资交给嫂嫂，要嫂嫂和侄女改善生活，又在假休日回家为嫂嫂耕种自留地。煤矿领导上号召地面工人下井搞采掘工作。他明知凤月因此可能变心，却毅然下井搞采掘工作，供销社失火时，他不顾生命危险去抢救集体财产，连烧带摔，负重伤而残废。
作者主要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的关系，恋爱、婚姻中的新的道德观念，舍己为人、为公忘私的社会风尚表现出来了，而热烈地歌颂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美好的事物，也就歌颂了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或许有的同志会说，作者主要是描写我国民间传统道德在金竹身上起的作用，怎么是反映新社会的道德观念呢？的确，作者是反复讲了那个“田螺姑娘”的民间故事，描写了这个故事对于金竹的影响，可是，那些传统的道德观念，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赋予新的内容，那些美丽的理想和愿望，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和新的道德标准。作品也说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这篇作品也描写了旧社会的旧思想、旧意识、旧的道德观念，还在一些人的身上起作用，如秃二叔和凤月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作品也表现出这些人物是被社会舆论所谴责的，是被人民群众“指背脊”的，他们身上所染上的病毒是会清除的。所以，我认为这篇作品是通过赞扬新人物的美好品质这个侧面，含蓄地赞扬了新社会，它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新道德的发扬光大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均能起到促进作用。
这篇小说没有惊天动地的斗争，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为什么又这样的吸引读者、感动读者呢？固然是因为它有两个灵魂闪光的人物形象，但是也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多种表现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力地运用对比烘托的方法。如开头用足够的笔墨描写金竹夫妻的恩爱、家庭生活的和睦美满，特别是金竹等待丈夫时的欢快、急切的心情以及其一系列的表情和心理状态，都描写得淋漓尽致，造成强烈的气氛以后，再由工会主任告诉金竹，说大猛为国家的煤炭事业献身了。这样对金竹的打击就显得特别强烈和凶猛，在这样情况下，她提出要二猛去顶职，这样把她的舍己为人的精神一下便突现出来了。又如小说从头到尾，都把金竹同凤月对比起来描写，对凤月的金钱和虚荣的婚姻观做了细致的刻画和渲染，便把金竹的洁白的灵魂烘托得晶莹耀目。
在思想矛盾中写人物。如二猛向金竹求爱的那段描写就是这种手法。二猛憨厚、真诚、纯正，金竹认为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她深深地爱着他。但是她认为要成全二猛同凤月的婚事，才能使二猛得到幸福，这是她的责任，这种矛盾心情始终占据着她的心，在二猛突然向她提出爱情要求时，她手脚无措，然而她很快便以理智克制自己的感情而拒绝了二猛，表现出她崇高的思想感情支配着她的行动。可是，她的感情是复杂的，她的心情和举止呈现出无以名状的情状。这个人物，既崇高又有血有肉，因而能强烈地感染着读者。
在关节处精雕细刻，着意点染，如凤月给二猛量衣的那个情节，作者精微的刻画，详尽的描述，把二猛描画得憨态可掬，眉目毕现，把凤月描画得甜言蜜语，情态迷人。二猛的憨态透视出他纯真、美丽的心地和火热的情怀。凤月甜蜜的情态，透视出她卑微、庸俗、自私的灵魂，这样的描写，既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又能勾勒人物，助人辨别是非、美丑。
作者以朴素优美的语言和抒情的笔调来描情写景，写得人物多情，风光旖旎，诗情画意，情景交融，写得人是美的，山是青的，水是甜的，连沉浸着煤尘的黑水溪也似乎闪着五彩粼粼光波，读着它象吟唱着一首牧歌式的田园诗，象欣赏着一幅彩色的农村风光画。这是一首美的颂歌，它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