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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工人群众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朱学范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已经七十年了。七十年来，我国走过的道路是复杂曲折的，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任人宰割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到建成为独立自主幸福繁荣的新中国，其变化真是翻天覆地。这段历史我是过来人，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时候，感触尤深。
我是多年从事工会工作的人，以个人的接触来说，我体会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实际上很早就得到工人兄弟的支持和拥护。在1906年爆发的萍（乡）、浏（阳）、醴（陵）有6，000人的起义，就是孙中山宣布的“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的革命宗旨号召下，工人们踊跃参加的。在海外，华侨劳工大众更是拥护中山先生的革命。1911年，孙中山到美国各地去进行革命活动，当年9月2日在美国旧金山致公总堂接到附近各埠的报告称：人们听了孙中山演说后，“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时最不喜欢谈革命者，至今亦连声诺诺，以革命事业为救国之唯一上策”。“捐款尤以工人为多，且有无工栖身而借贷捐助者”。这段话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反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在海外广大侨胞中广为传播；一是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事实上已经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同时带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性质。所以有众多的劳工也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行列。辛亥广州起义前夕，刺杀清廷署理广州将军孚琦的温生才，就是华侨矿工；广州起义时在黄兴率领下进攻清廷总督衙门英勇杀敌的李文楷，也是一位华侨工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已经查明的烈士中有二十七人是华侨，其中华工就有十一人。这些事例说明，侨胞和华工大众生活在远离祖国的海外，从切身经历中更能体会到祖国的独立强大的重要，从而对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活动中，蕴藏着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感受甚深。
在国内，辛亥革命得到广大工人群众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热情拥护。辛亥革命起义前夕，震撼朝野的四川保路运动，实际上就是四川各阶层人民起来保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1924年初，广州沙面工人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新警律”，不畏强暴，勇敢地站在斗争最前列，坚持罢工月余，得到各界同胞的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是又一次爱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符合我国国情之所需，是深得人心的。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不断求进步，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他在晚年，目睹世界进步的潮流，适应国家民族的需要，亲身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把旧三民主义改造为革命三民主义，为我国留下一笔至为宝贵的革命历史遗产。他在临终遗嘱里再次嘱咐：“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念念不忘的是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他的这种崇高的热爱祖国的精神，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在祖国大陆上早已变成现实。孙中山先生当年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平等不仅得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取得国际公认的发言权。凡国际重大事情，人们得听听中国人的声音，公认国际上许多重大事情都需要有中国参加。中华民族被认为是伟大的有聪明智慧和高度文明的民族。过去那种被人轻视，任人欺侮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使我们每个中国人都高兴和骄傲的，这也可以安慰孙中山先生于九泉。
最近，继1979年元旦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叶剑英委员长又进一步阐明通过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祖国统一的九点主张，充分体现了振兴中华的远大目标。这不但对中国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利，对台湾也有利，而且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有百利而无一害。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孙中山先生，追念为辛亥革命而流血牺牲的烈士们，最大最有意义的办法，就是用实际行动，适应潮流，顺应人心，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台湾国民党当局亦宜相应作出积极的对策，早日接受和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使得台湾海峡的两岸骨肉同胞，携手并进，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为神州大地的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永世昌盛，并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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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翠亨行
——记港澳各界瞻仰孙中山故居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香港澳门各界知名人士300多人，来到孙中山的诞生地中山县翠亨村，参谒孙中山先生的故居，缅怀他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丰功伟绩。
翠亨村四面环山，绿树成荫，清溪潺潺，秋光爽艳，青翠、明朗，格外可爱。这里有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人们通过馆内陈列的他当年在家乡活动的图片和实物，可以了解到孙先生出生的家庭环境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对他早期思想的深刻影响。
孙中山家境贫寒，全家老少几口人住在村边一间简陋的小屋里，靠他父亲孙达成耕田、帮工和兼作更夫来维持生活。馆内存有孙达成租田2亩半从事耕种、每年缴租谷15石（折合期价银六两六钱）的契约。孙中山六岁时就上山砍柴和下田耕作。由于他对农民的痛苦有切身体验，所以后来对受苦的农民大众深表同情。
孙中山十岁才有机会进私塾念书。当时，正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失败不久，隐退在翠亨村的太平天国老战士冯爽观时常在村中的一棵大榕树下悄悄地给孩子们讲洪秀全、杨秀清震撼满清王朝的故事。太平天国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里老早就引起了革命的波澜。
孙中山的家乡虽然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却是一个极端落后、贫困的农村。村中杨、陆两姓地主，对农民进行十分残酷的封建剥削，迫使许多农民离乡背井，流浪到广州、上海、香港，甚至远达檀香山等地。孙中山十二岁时也离开故乡，投奔在檀香山垦荒、经营畜牧业的哥哥。到了那里，他有机会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教育。十七岁回到翠亨村，他开始宣传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有一天，孙中山走进乡庙，折断一座神像的手指，对同伴们说：“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样笑，这样的神怎能保护我们？”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向封建迷信进行公开挑战的实践活动。他的叛逆行动为地主豪绅所不容，又被迫离开家乡，去香港学医。在此之后，他更广泛研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形成了他改造中国的一套系统理论——三民主义。
在孙中山故居陈列馆，我们遇到孙中山先生的挚友、辛亥革命的先驱者邓仲元先生的女儿邓畹兰。
邓仲元是孙中山先生早期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军事助手，参与了黄花岗、黄冈、潮州、惠阳起义的领导工作。1917年护法之役，他担任粤军参谋长。1918年兼任第一师师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前，乘邓仲元从香港回广州的机会，在广九车站杀害了他。当年他才三十七岁，官至陆军中将。孙中山先生对邓仲元的被害，十分悲痛，除追赠邓先生为陆军上将之外，还在他遇害地点树立了铜像，又为他在黄花岗烈士陵园内的墓碑题了字。随后几十年，人们一直未知邓仲元先生家人的下落，直至今年9月港澳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筹委会成立之后，邓畹兰女士才与筹委会负责人取得联系。邓女士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怀，并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瞻仰孙中山故居的纪念活动。
邓畹兰今年六十六岁。她告诉记者，能够在纪念辛亥革命的日子里瞻仰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心里感到特别兴奋。她还向记者透露，她已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把她母亲在香港的骨灰迁葬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邓先生的墓旁。这是她母亲临终时的遗嘱。这种希望落叶归根的心情，反映了海外老一代人的普遍的思乡情感。
谈到叶剑英委员长最近提出祖国统一的九点建议时，邓畹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统一。”她接着说，如果外国人问你是哪一国人，你说“中国人”。他们又问，是哪一个“中国”，你怎样回答？这种令人尴尬的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
晚上，在新建的“中山温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中山之夜”文艺晚会。著名艺术家红线女、朱逢博等从广州、上海、香港、澳门赶来，同中山县的文艺工作者一起，表演了歌颂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文艺节目，还燃放了焰火，为这次纪念活动增添了丰采。 本报记者 周毅之 新华社记者 阮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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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论坛
领导者要善于同干部谈心
晨平
谈心，是做思想工作必须掌握的一个基本功，也是我们革命队伍中交流思想、互相帮助的好传统。延安时期，有个干部气鼓鼓地找上领导机关的门，要求谈话，并声言非谈半天不能解决问题。一位出面接谈的领导同志热情、诚恳地对这个干部说：半天谈不完可以谈一天。结果，两个小时谈下来就帮助他把思想问题解决了。
比起延安时代，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已经大不相同了。当前所处的这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问题多一些。这就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满足于会议开过了，文件传达了，停留在一般化的号召上，是很不够的；只会抽象地讲一些大道理，采用“我打你通”的简单说教式的方法，也是不灵的。各级领导同志要针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就要学会谈心，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许多领导干部是善于同人谈心的能手。他们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同干部、群众交朋友、谈思想的经验。最近，一位领导同志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提出谈心要注意这样三条：一是要把人家的优点想够；二是对人家的缺点错误要坦率地提出来，但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三是要把自己也摆进去，不要光说人家不对。
这三条经验之谈，对人颇有启示。教育人、批评人是一门学问。同样是谈心，同样是对人进行批评帮助，有的领导者能够把人家说得心悦诚服，有的人说几句就谈崩了。一个人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特别是性质比较严重的错误，不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放弃思想斗争是不行的。但是，不要抹煞他的成绩，而要充分肯定他做过的有益的工作，同时又坦率地指出他的缺点错误，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你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对他的错误具体分析，帮助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样，被批评者不会以为领导是与自己过不去，专挑自己的刺，自然比较容易接受批评。相反，如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别人的缺点错误，一味批评训斥。这样，即使是一片好心，被批评者也会认为领导对他太不了解，自然话不投机，甚至顶起牛来。谈心，既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又是个交流感情的过程，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作为领导者，应该是“无意做导师，而是做朋友”。开导别人，帮助同志要有休戚与共之情，要把自己摆进去。如果认为问题是出在别人身上，自己是医生，别人是病家，尽管诊断是对的，开的药方也不错，病家仍然可能产生讳疾忌医的对立情绪。高明的领导者，不光是说人家不对，也很注意自我批评，尽量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而且用自己认识错误、克服缺点的体会去启发别人自觉地做自我批评。安徽省委在指导文艺界克服自由化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首先认真传达中央有关文件，要求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多作自我批评。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又把作家请到家中作客，讲自己在革命斗争中如何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和缺点，不断锤炼革命意志的体会，勉励他们认真做自我批评；另一位领导同志多次找作家面谈，还写信笔谈，引导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安徽文艺界里开展了健康的、富有成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和省委领导同志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分不开的。
谈心要谈得好，也不那么容易。有些同志不怎么善于谈心，那就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提高谈心的水平。有些思想认识问题，谈一次解决不了，谈两次解决不了，那就多谈几次，要有耐心和毅力。总之，我们要坚持疏导的方针，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一些、细一些。这样做，有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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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克服涣散不良现象
拉萨市政工程公司党委加强思想工作
本报讯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市政工程公司党委经常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带领职工振奋精神完成生产任务。
这个公司有职工189人，常年分散施工。今年春，公司党委进行了整风，听取了党内外群众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接着，他们对下属3个党支部进行了整顿。他们还根据群众要求，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健全、修改了一些规章制度。公司各级党组织经过整顿后，普遍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团员坚持每周过组织生活；职工坚持每周半日学习制，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联系本单位实际，进行自我教育。对不良现象，各级党组织敢于开展批评，大胆地抓，按规章制度办事。公司有一位领导同志，违反规章制度，为办私事给国家造成100多元钱的经济损失。党委为此立即召开会议，对他进行严肃批评。这位同志也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自觉地赔偿了经济损失，得到了干部和工人的谅解。
这个公司各级党组织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团员和老工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有几个青年工人有时不上班，有时上班出工不出劲。党员、团员和老工人在肯定他们优点的同时，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很快转变过来。
这个公司自今年5月份基建开工以来，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现场，跟班作业，带领群众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贲斌 熊瑞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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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证党员质量 提高组织战斗力
北京部队某团严格按照标准发展党员
本报讯 记者赵苏报道：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团在发展党员中，认真贯彻“积极培养、慎重发展”的方针，严格按照标准发展党员，保证了党员队伍的质量，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据统计，这个团1980年发展的新党员比1979年减少了一半，而优秀党员却增加了近一倍。
这个团的党委首先集训了党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破除过去在发展党员工作中迁就照顾、降低标准和“论资排辈”等不良风气。在确定发展对象时广泛听取党员和群众的意见，然后由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党支部认真做好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工作，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加强党性修养。
党组织严格按照党员标准，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保证了党员质量和党组织的先进性，大大提高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今年以来，这个团分散在北京、白洋淀、狼牙山等地执行施工、生产、训练任务，在点多、线长、干部在位少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主动挑重担，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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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防诗话
人常说，战火出勇士。然而云南边防扣林前线的战火还造就了大批“战士诗人”。最近，记者攀上云遮雾障的扣林群峰，读到了战士的许多诗作。这些诗有的刊在战地油印小报上；有的用石子嵌在前沿阵地上；就连山头的树木、岩石以及爬山用的竹杖上，也刻有朴实的诗句。在这些未公诸于报刊的诗篇里，战士们倾吐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深情，表达了他们不辞万难保卫边疆的坚强决心。
有一首题为《扣林山上是故乡》的诗写道：
“天作被、地当床，茫茫大雾作蚊帐。
大雨是个勤媳妇，天天为我洗衣裳。
头枕月儿站着睡，脚下涌出大太阳。
战士不做思家梦，扣林山上是故乡。”
这首诗是一群来自祖国南北各地的年轻战士集体创作的。战士们告诉记者，初上山时，正逢滇南雨季，山头上几乎天天风雨交加。而越军也不断地借助浓雾风雨疯狂进攻和偷袭。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大家白天冒着大雨坚守阵地，夜晚还要在泥水里枕戈待旦。时间长了，汗水、泥水、雨水把草绿色军装都染成酱黄色。可是，他们个个非常乐观，战斗间隙，就你一句我一句，凑成了这样一首战地诗。
在一首题为《高地上的小花》的诗作里，战士们抒发了为国为民保边疆的赤子之情。诗的原文是：“顶着硝烟和雾障，山花欣喜的开放，红绿紫蓝黄，一片春光泻在阵地上。象一块块彩色的锦缎，深情地把弹洞补上，‘母亲’美丽的身姿啊，怎能留下半点创伤。”
而那刻在爬山竹杖上，写在日记、军帽里和巡逻小道旁的简短诗句，更是燃烧着战士们火一样的激情。有一根刻满诗句的竹杖，现在已经陈列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是连续击退10倍于己之敌4次疯狂进攻的“九勇士英雄班”用过的。他们中虽有4人长眠于边防翠岗，而留在竹杖上的“卫国保家献热血、献青春”，“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的诗句，依然放射着青春的光芒。
请看一位重伤员写给亲人的诗：“不要流泪，也不必悲伤，当你的儿子守卫在疆场，亲爱的妈妈，也许我们不再见面，但为了故乡的百花开放，你勇敢的儿子将不怕死亡。”
这位重伤员叫王洪才，广东南雄县人。他曾经多次到敌人布入我境的地雷区，先后排雷63颗，三次荣立三等功。7月下旬，他又一次只身闯入敌雷阵中，为部队开辟通路，不幸被地雷炸掉了左腿和左手。这首诗就是他行前写下的。
战士们怀着深沉的感情告诉我们烈士刘吉炳英勇牺牲的情景。刘吉炳来自云南省广南县的壮族农家，平时言语不多，但干工作象一团火，在训练、战斗中先后4次受奖。今年5月22日，我边防部队向入侵我扣林地区的越军发起反击，刘吉炳带着一个班冲在前面，首先毙敌1名，鼓舞了士气。当他再次跃起投弹时，不幸胸部中弹，倒在血泊中。
但是，一个刘吉炳倒下，千百个刘吉炳奋进着，战士们写出了《告慰战友》的诗篇，表达决心：“我要盛一碗清泉当作美酒，亲手洒在你牺牲的地方；我要采一束山花扎成花圈，亲手摆在你长眠的墓旁；我要撕几片白云为稿纸，写上对你怀念的诗行；我将把手中钢枪握得更紧，用战斗保卫祖国的南疆。”
新华社记者 周奋 王志耘（附图片）
边防前哨
蔡志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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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要保护和扶持社会福利生产
北京市现有安置残疾人员的社会福利工厂15个、农场1个，共有职工6，400多人，其中盲聋哑残人员2，300多名。由于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重视，福利生产得到一定的发展。据1978年至1980年的统计，全市社会福利工厂、农场总值达1亿元，为国家积累2，000多万元；生产的63种工业产品和水果等农副产品，为工业配套、外贸出口以及活跃首都市场做出了贡献。但是，近一、二年来，北京市的社会福利生产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目前全市民政部门所属社会福利工厂生产的63种产品中，能够纳入计划的有49种，可是实际纳入计划的只有14种，因而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多数工厂只好“自找饭吃”。
二、许多产品被竞争走。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市社会福利工厂的产品竞争力不强，很多已被竞争走。同时，有些产品被合同单位收回或转给其他单位生产了，有些产品在调整中停产了。到目前，全市社会福利工厂被竞争走和受调整影响的产品共25种，估计减少产值509万元、利润81万元。
三、原材料供应没有保障。在原材料的供应上，给不给，给多给少，给好给坏，市里有的部门对自己的直属厂和社会福利工厂不一视同仁。北京市假肢工厂专门装配假肢和矫形器，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但因原材料得不到保障，经常用次料顶替，影响产品和服务质量。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一些社会福利工厂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这是难免的。问题在于，社会福利工厂不同于一般企业，它是社会救济福利性质的生产单位，生产人员很多有生理缺陷，掌握技术有一定困难，转产周期长，设备工艺落后，竞争能力差。有关方面应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措施，对社会福利生产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扶持。
本报记者 贾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