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黄花碧血
祝平
一到广州，我就想到黄花岗。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去了，我还是想到那儿去。因为，在那树木葱茏的高岗上，矗立着一方青石凿成的记功碑，上面镌刻着七十二位烈士的名字，其中，有十九位是福建省籍的。七十年前，他们怀着一腔热血，从日本、从福建日夜兼程奔赴广州，参加了震撼中国，为缔造共和催生的广州起义，把他们的青春、头颅奉献给祖国的壮丽河山。而他们的碧血和忠骨，今天又都化为南粤大地的花和土。
下飞机时已过午。到黄花岗，则是落日时分了。我伫立碑前，摩挲着碑石，逐一辨认烈士们的姓名，其中，一个是陈可钧，他是福建人。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曾自誓：“大丈夫当为国横尸战场。忠于一姓者，不足效也。”尔后，1911年春，他离开日本归国。4月27日攻打两广总督府，他冲杀在前，屡中敌弹，力尽被执，死义时年方二十四岁。还有一个林觉民，也是福建人，起义前夕，他写给爱妻的一纸《绝笔书》，其爱国忧民之情，感人肺腑，今日读之，热泪仍然会汩汩而下。
在记功碑上，我继续摸索寻找，又找见了林尹民，他是林觉民的族弟。广州起义之前，1907年的成都起义，1908年的河口起义，1909年的广安起义都失败了，林尹民毫不气馁，毅然鼓励同志：“革命一次不成功，第二次再努力，就是十次失败了，还有百次、千次、一万次，总有一次是成功的。就是我们亲眼看不见革命成功，也不算遗憾。”寥寥数语，淋漓痛快，把革命党人意志百折不挠，信念至死不渝的性格和襟怀，都说了出来。
在福建省籍的烈士中，还有陈更新、冯超骧。陈更新在奔赴广州途中，念及娇妻幼子今后无人抚养，不禁凄然泪下，但念及祖国同胞，又破涕为笑，奋然跃起，语周围同志：“大丈夫临事，视死如归，怎么能顾此虑彼？只要全国同胞能受感动，我虽死，神州必有光明之日。”而冯超骧，广州起义前正在家中侍奉病重的老父，友人劝他不必参加起义了，他还是执意要去，说：“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爱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常人？顾此时，吾宁受负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载一机，而终为亡国奴也。”真是壮怀激烈，大义凛然。
我久久徘徊于记功碑前，不觉夜色深沉，秋虫四起。我不得不最后一次抚摸了那光洁的碑石，怀着一颗不能平静的心，走出陵园，心头不由蓦地一阵激荡：从结束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缔造共和，到建立人民共和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去了七十年。为了追求今天，无数先烈前赴后继。英灵永在，浩气长存，那么，黄花岗上那烈士们为拯救中华而洒下的碧血，也应该化为今天我们振兴中华的信念和力量了。
第8版()
专栏：
先驱者——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与李大钊在广州 〔雕塑〕潘绍棠
第8版()
专栏：
“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杜卫东
孙中山先生为国为民奔走一生，经手为革命筹集的资金难以计数，可是他溘然长逝时，留给子女的只有两句金石掷地般的嘱托：“望各自爱，以继余志”。孙先生生前曾当过两任大总统和两任大元帅，按理说，置些家产、集些钱财，并不是很难的事，可是他除了“日夜筹思，不敢稍懈”地为国为民奔走呼号而外，却不曾用手中的大权谋一点私利。
孙先生不为家人谋取私利，其出发点是十分深远的。孙先生的哥哥孙眉对革命有功，各界人士曾拥戴他为广东都督，孙先生认为孙眉不宜担此重任，坚决反对，并亲自发电劝阻哥哥。他认为：“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命党”。这里，孙先生把是否利用职权为一己谋利，提到如此高度来看待，真称得上远见卓识。
为民众谋利益，还是为己谋私利，的确是区别真假革命者的一个标志。在我们共产党内，廉洁奉公，早已蔚然而成风气，远的不说，翻阅最近的报刊，就常常激动不已。你看，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常委伍云甫同志生前多次嘱咐夫人，在他死后将节余的存款全部交党费，不要留给孩子享用。他死后，他的夫人将两万多元的存款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了党。政协全国常委刘英同志是张闻天同志的夫人，最近将他们多年积蓄的四万元工资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少年儿童基金，当有人问及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留给子女时，刘英同志说：“闻天同志临终时对我说：‘我们给后代留什么？应该是党的好传统，而不是钱。’干部子女不搞特殊化十分重要。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弄不好，也会影响老干部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一条条消息，象一阵阵拂面而来的春风，使人心情振奋，更使人深受教育。这些同志的所言所行，维护了党的威信，体现着党的优良传统和奋斗纲领，使人民群众增强了建设四化的信心。他们主张将党的优良传统留给孩子，让子女自己去开辟生活的道路，这是对子女爱得真，爱得深。因为只有这样，子女才有可能不致背离父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才可以接过父辈的火炬去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望各自爱，以继余志”不正体现了革命父母殷切爱子的一颗拳拳之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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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荣的古城（外一首）
陈良骧攀援黄鹤楼顶的白云，我来追寻当年首义的枪声。枪声散尽，弹洞犹存，子弹已化作秋夜的繁星。武昌啊！端起辛亥革命的步枪，判决了封建帝制的死刑。奔涌的长江苦泪盈盈，轻轻拂落你肩头的征尘。哦，我象一条回游的小鱼，在古老的街垒里匆匆穿行。武昌啊！你捧出满城花树，深情地献给我们民族的忠魂。祖国从危亡的岁月中穿过，脚步已跨过先辈理想的憧憬。繁华的市街，崭新的古城，急驶的列车驮来又一个黎明。武昌啊！你扬起青春的笑脸，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飞奔。我听见历史的回音壁上，回荡着赞美你的朗朗笑声……
首义门抒怀这城堞仿佛还闪着火光，这壁沿仿佛还灼热滚烫。这座拥护革命军的凯旋门，至今还飘逸着硝烟的芬芳。啊！七十年前的深夜，这里挤满了刺刀和钢枪。象迎着雷雨高翔的江鸥，革命军在门前张开翅膀……如今，月光梳理着门前的树影，如今，歌声在草坪上飘荡。壮丽的云霞对我这样笑，喧腾的长江对我这样唱。是这划破长夜的雷火，点燃共和制度绚丽的晨光；是这打破死寂的枪管，喷射出古老民族的理想。七十年了，首义门巍然挺立，铁硬的胸脯，神采鹰扬。长江水拨动着它心中的琴弦，只有前进的洪流，没有倒退的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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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刘铁峰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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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吴老的故事
王宗柏
独立声中
1911年7月，吴玉章到了重庆。当时成都保路同志会已经成立，市民向总督赵尔丰请愿，他竟命令卫队开枪。惨案发生后，四川人民纷纷组织同志军，讨伐刽子手赵尔丰。
吴玉章在夏历“盂兰会”那天回到了家乡荣县。他全力支持同盟会员龙鸣剑和王天杰率领同志军去攻打成都。荣县的同志军刚刚踏上征途，在本地大地主张子和的宴席上，有人想纠集豪绅地主诬告龙、王是土匪。应邀赴宴的吴玉章力排众议，慷慨陈词，他说：“龙鸣剑、王天杰领着同志军去打赵尔丰，是替我们大家争铁路、争人格，他们是为国争权、为民除害，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怎么能说他们是土匪呢？”驳得在座的豪绅哑口无言。接着吴玉章又发起全县按租捐款，替龙、王军筹措军饷。当龙、王军出战失利返回荣县时，清朝政府的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望风而逃。吴玉章就与大家商议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亲自登台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为东路军建立了一块根据地。荣县起义的发动，比武昌起义早两个月。它实际上是武昌起义的先声。
荣县独立后，民军又攻克威远。在攻打自流井时，遇到了清朝巡防军的顽强抵抗。这时，各地巡防军向自流井集中，清朝政府派端方“入川查办”的大军也已前来。民军军心有些浮动。吴玉章出面安定人心，并和吴庶咸一起，穿过重重封锁线，星夜赶往内江。他策动端方军中的革命党人杀死端方，宣布起义；又组织内江民众接管团练局，组织军政府。立时，民军军威大振，局面一新。接着，吴玉章又接受“蜀军政府”的邀请，赶往刚宣布独立的重庆。
吴玉章一到重庆，就面临“蜀军政府”内乱的局面。原来，总司令林畏生闹地位，持枪大闹都督府，还纵容部下四处扰民。都督张培爵正束手无策，见吴玉章来到，非常高兴，连忙请他想办法。吴玉章严肃地说：“只有严明纪律，才能维护革命政权，现在必须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件事，并准备实行军事裁判，整顿军纪。”
于是，连夜召开军政人员会议。会上，林畏生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久久无人敢起来发言。吴玉章强压怒火，从容地站起来说：“我们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消除人民痛苦，并不是以暴易暴。我们革命党人是不侮鳏寡，不畏强暴的。……如果我们今天刚一胜利，就横行霸道，和清朝官吏一样，实在违反革命的初衷……”。
他沉痛地讲了两小时，然后提议执行革命纪律，把这个会变成军事裁判会。经过反复讨论、争辩，甚至争得刀枪出鞘，由于吴玉章从容镇定，义正词严，终于决定立即解除林畏生的职务，解送湖北原籍。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暂时巩固了军政府。
这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酝酿在南京成立，吴玉章便于12月赶赴南京。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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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中华银行的纸币
周永珍
一九一一年，湖北省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于七月在武汉联合成立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九月二十八日，总指挥部开会讨论湖北金融问题。共进会员李白贞以开照相馆为业，久处商业场中，对于湖北市面各色钱票自由杂出，而汇丰、花旗等几家外国银行乘机操纵金融的现象深有了解，因而建议统一币制，设立“中华银行”，印刷钞票。此建议受到与会者的赞成，遂推举共进会员李春萱总理其事，共进会员、大成印刷公司经理丁立中和李白贞协助进行。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不久即印制出一批以“中华银行”名义发行的一元纸币（见附图）。纸币的正面上部为“中国”、“中华银行”。中心竖写“壹圆”二字，字底压印一枚十八星旗徽，两侧为两条相对舞爪的龙，侧边印有“永远通用”“凭票即付”八个字。纸币背面印有发行告示。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因战乱，纸币未得机会流通市面，为一憾事。（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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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熟读《猛回头》的一乡民
吴泰昌
陈天华是辛亥革命先驱者之一，是一位出色的民主革命宣传家，他只活了三十一岁（1875——1905），1903年赴日留学，参加发起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起草了《革命方略》。在短促的一生中，他写有大量揭露清廷卖国丑行，宣传爱国、鼓吹革命的激扬文字，尤以《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说唱文艺作品著名。
在文言文风行之时，陈天华大胆使用白话文，他的作品，形式浅显易懂，内容先进，情感涤荡，深得民众欢迎，在酿造革命舆论上起了不小的作用。清廷官府对此非常嫉视，严为查禁，反而激起民众争相诵读的热情。
1903年，湖南新化（陈的家乡）学生杨源浚新自东京归，带有《猛回头》七千册，放在新化中学堂，被校董会发现，全数烧毁。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更有动人的记载。1904年后，“内地革命风潮大起，农工平民亦多自相聚议以谋举革命之事业者”，1906年浙江金华乡民曹阿狗“善拳勇，性喜锄强扶弱，闻革命之说而悦之”，遂申请参加当地的秘密的排满会党龙华会，得《猛回头》一册，“阿狗既得此书，携带身边，日夜讽诵不辍，又到处演说”，一日至其姻戚家，有豪者抢夺其戚之牛，阿狗怒，奋身往夺，豪者挥众围之，势急，阿狗遽以怀中票布及《猛回头》书授与旁人，不慎为豪者所持，身亦被擒。豪者以阿狗私通革命党罪名上告，事关重大，金华知府嵩连亲自提讯阿狗，希图从阿狗身上寻蛛丝马迹，查获革命组织，搜捕革命党人。不济，阿狗“体无完肤”，乃被杀。事后，知府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但是，愚蠢的清王朝不曾想到，杀死一个曹阿狗，岂能逆转高涨的革命形势，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者反转多，“自相翻刊，私相分送者”不绝。《猛回头》在长江流域革命军、会堂、学校中广为流传，是辛亥革命宣传品中影响极大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