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辛亥革命诗话
任光椿
一、孙中山题诗吊国殇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他不以诗名，然而偶一为之，便成绝唱，如较著名的有《挽刘道一》一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感情真挚，格调清迈，遣词造意，都是很见功力的。
刘道一，字炳生，号锄非，湖南衡山人，1905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1906年，他回国参加醴萍浏武装起义，不幸被捕，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死时才二十二岁，是辛亥革命期间，为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建立民国而英勇献身的第一人。所以孙中山为他写了这首情真意挚的挽诗，对这位少年英雄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器重与信赖。
二、黄克强诗多自责
无独有偶，与孙中山同为辛亥革命领袖人物的黄兴，也写过一首挽刘道一的诗：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这首诗实堪与上述孙先生的题诗比美，一向被目为近代革命诗史上的姊妹名篇。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在香港闻讯，立即绕道上海，奔赴武汉。行前，他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致谭人凤》：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诗人很谦逊。其实，黄兴自1903年在长沙创立华兴会以来，一直从事推翻专制、建立民国的革命活动，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武昌起义后，清廷急忙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亲到汉口前线视师，并命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率领北洋各镇新军，大举南下，攻占汉口，直逼武昌，妄图把新生的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里。在这紧张危急的时刻，黄兴又冒险犯难，亲自赶到武汉，带领起义的鄂军和从湖南赶来支援的湘军，与清兵血战了一个多月，不但保住了武昌这块首义之区，而且拖住了清廷与袁世凯的手脚，使全国许多省份的革命党人都能从容起义，纷纷宣布独立，终于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尽管黄兴在阳夏战争中，终因力量悬殊和内部的分裂涣散而失败了，但是，他在推翻专制、建立民国方面所立下的功劳，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可是，在他的诗词中，却经常流露出一种自惭自疚的心情。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不居功，不骄傲，勇于自责的精神与美德，的确是很难得的。
三、陈去病诗哭宋教仁
辛亥革命象一股巨大的洪流，把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些文学家、艺术家都卷进它的波涛中来了。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当时就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并且曾在浙江绍兴联络会党，协助光复会员、浙江会党头领王金发等人起义，具体参加了革命的实践活动。鲁迅自称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时，同革命的强盗颇有往来”，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其它如岭南画家高剑文、著名京剧演员夏月珊兄弟和刘艺舟等，也都参加了革命活动。
南社社员陈去病也是被卷入了这股革命洪流的一名诗人。
陈去病，字巢南，江苏吴江人，1898年即在家乡组织雪耻会，鼓吹维新与革命。1903年在日本曾加入拒俄义勇队。1904年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与柳亚子等共同发起组织南社。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讨袁护法诸战役。晚年任中央大学教授。
1913年（民国二年），他写过一首《哭钝初》的诗：
柳残花谢宛三秋，雨阁云低风撼楼。
中酒恹恹人愈病，思君故故日增愁。
豺狼当道生何益，洛蜀纷争死岂休。
只恐中朝元气尽，极天烽火掩神州。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是同盟会重要领袖人物之一，曾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学多才，连素以高傲古怪著称的章太炎也称“钝初有总理之才”。清末，中日间发生间岛问题时，宋亲往朝鲜，搜求高丽古代的古迹遗史；又亲往间岛实地探查，写成《间岛问题》一书，使中国政府在谈判中终于获得胜利。片马交涉事起，宋又广泛搜集资料，自绘地图，使世界舆论为之震动。在中俄界约交涉中，宋又写出《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当时俄人要求增戍于撒拉时美，我国上下竟无一人能与之辩者，宋又旁征博引，作《承化寺说》，考证出撒拉时美即承化寺，自古即为中国领土，从而使中外舆论为之折服。广州起义失败后，宋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对武昌起义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后，宋赶到武昌，帮助武昌军政府制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约法《鄂州约法》。民国成立后，宋始终积极主张法治、全民选举、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并创立了中国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多数，因而遭到了袁世凯的忌恨，被暗杀而死，死时仅三十二岁。
陈去病的《哭钝初》这首诗，充分表露了当时许多革命党人所共有的幻灭、悲愁和痛苦的心情。
四、谭人凤诗中遗恨
谭人凤，号石屏，湖南新化人，与黄兴、宋教仁等同为华兴会员，后又一同参加了同盟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与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亲自起草宣言，并在湖北、湖南、长江一带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是武昌起义的播种人和组织者之一，1920年病死于上海。他也能诗，如：
大地无宁宇，龙蛇斗未央，
宋因和局误，唐以镇兵亡。
救世无雄杰，乘时悉虎狼。
劝君权偃息，冷眼看沧桑。
茫茫今世界，举国亦堪哀。
救国无长策，乘时尽莽才。
山河伤破碎，精力叹龙颓。
独立苍茫望，英雄安在哉。
这两首五律虽系一般伤时之作，但却深刻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悲痛教训，感情是沉重的。“宋因和局误”，是批评孙中山、黄兴等在武昌起义，民军攻占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后，不应该轻信袁世凯，与他讲和，结果是葬送了革命的成果。“唐以镇兵亡”，则指明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痼疾，即武人干政、军阀横行，而这种痼疾也正是使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们所希图建立的民主政治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缺少象美国独立时期的华盛顿那样有力的人物。孙中山、黄兴有华盛顿的思想、胸襟与品质，却没有他那样的实力与威望；袁世凯有华盛顿那样的实力地位，却又没有他那样的品格和思想，结果弄成了一个帝制复辟和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虽然号称民国，却从未曾有过一届真正民选的政府。这就无怪老同盟会员谭人凤要在他的诗中浩叹“救世无雄杰，乘时悉虎狼”和“英雄安在哉”、“乘时尽莽才”了。
五、宁调元狱中悲吟
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
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
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
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
这是辛亥革命党人宁调元的狱中诗：《武昌狱中书感》。
宁调元是黄兴的学生，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人，曾在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归国后在上海创办《洞庭波》杂志，鼓吹革命排满，后因回湘参加醴萍浏武装起义，被系狱三年。在狱中参加南社，写了不少诗词，成为南社的重要诗人。出狱后，他曾被聘为北京《帝国日报》总编辑。辛亥革命后，他就任湖南都督谭延闿秘书，组织民军援鄂，出力甚多。民国二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后，全国震惊。孙中山、黄兴等看清了袁世凯的嘴脸，在东南发起讨袁运动，推黄兴主持军事，任宁调元为秘书长。武昌的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大肆杀害革命党人。为解决武汉问题，宁自请去湖北，住汉口租界中，暗中联络同志，准备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不幸事败，被捕遇害，死时年仅三十一岁。一位为辛亥革命奔走多年的革命党人，未死于清廷酷吏之手，却死于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所谓革命党人的牢狱之中，的确是一场悲剧。赶走清王朝那样一头狼，换来袁世凯这样一只虎，辛亥革命“十年奔走”，所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下场”，怎能不令诗人含悲，志士扼腕！“ 死如嫉恶当为厉”，七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来读这诗句，好象还能听到这一位老辈民主革命诗人在狱中悲愤切齿的恨恨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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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的风〔中国画〕梁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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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秋瑾墓
韩少华
西子湖边，多历代名人墓。那栖霞岭口的岳飞墓，三台山麓的于谦墓，南屏荔子峰下的张苍水墓，西泠桥畔的秋瑾墓……小时候是都曾造访了的。说到印象，最深的当是岳墓——殿堂碑冢虽荒凉了，气度却毕竟不凡。至于秋瑾墓，只记得仿佛是座六角亭模样的，碑表立于亭中，亭基印着苍苔，半没于凄迷的蒿莱间……
其后，关于秋瑾，知道了些她做为民主革命先驱者之一的事迹，也读了她的“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豪语。于是，深悔当初在烈士墓前，竟不曾虔心瞻仰。
后来听说，岳坟和秋墓，都由人民政府修缮得风貌一新；连苏小小，也不因其沦落风尘而遭鄙弃——她那墓边，花木扶疏，洁雅可人。这些消息，曾触动我再游西湖的兴头。进入六十年代后期，风闻岳坟被毁时，我的痛惜多于惊诧。但念及秋墓，总以为它会无恙的，因为，秋瑾毕竟属“人民英雄”之列，且有天安门前纪念碑上铭刻着的金字碑文为据……
可是，内乱初定，当我又来到西子湖滨，寻访那座六角墓亭的时候，我，茫然了。
那是个艳阳朗照的午后。杭州饭店正炫然于湖光山色间。而脚边这片供宾客们游赏的草坪，就是我记忆中的秋墓所在地。可那墓亭，碑表，连同墓前石祭案，都已荡然无存……
傍晚，落了阵细雨。我怅怅地来到湖滨路，进了一家小餐馆，边避雨，边尝着湖州千章包。忽见同桌一位老者，正笑眯眯望着我。闲谈中，我不免把日间访秋墓而不得的情形向老人提及了。
老人听了，轻轻放下汤匙，喟然长叹，缓缓地说：“慕鉴湖女侠的英名而来此地的，这些年里，极少了……她的墓么，一夜之间，平掉了；灵柩也草草弄到了鸡笼山，离‘双峰插云’御碑亭址不远的一片林子后面去了……”
刚说到这里，忽听店门口有人娇生生地喊了声“阿爷”。哦，一个小女孩，六七岁模样，匆匆向老人说了几句本地土话。老人起身对我歉然一笑，说：“请慢慢用，家里有点小事，去去就来的……”
次日大早，我按照老人的指点，去鸡笼山寻觅烈士移葬处。过洪春桥址，穿九里松，登上了鸡笼山侧的小丘。就在我踌躇不前的时候，觉得背后有人轻轻拍我的肩头。一转身，竟是昨晚偶遇的那位老者。不远处，还跟着他那个小孙女。
“对你同志不起，”老人陪笑说，“我不该只说一半话就告辞的。等我赶回到餐桌边，你已经走了。”
我迷惑了，只好恭听着。
“秋姑的灵柩确实迁到这里来过，可是不久，又掘出来，弄走了……我那半句话打发你到了这里，我是理当陪你走一趟的；况且，我还是秋姑的同乡……”说罢，老人领上小孙女，径自在前边带路。
山，渐渐深了。小路曲曲折折，被野草遮掩得似有若无。林荫浓了，竹影重了，野雾滞留在涧底。一路很有些冷翠袭人的情味。
老人止步了。面前一片荒芜，掩映着半垄荒坟。望着坟边几朵蓝幽幽的野花，老人喃喃地叙述起来：
“我外祖家，久居绍兴。大姨妈嫁到南门，同秋姑的母家住邻居。秋姑婚姻不如意。只爱读书写字。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她正在京里。三年后，她送两个小囝到绍兴，住了些日子。见了邻居，虽在把手寒温的时候，也还是愁容不解的模样。人们都说她心胸大，绝不是等闲女子。果然，不多久就别子抛家，出洋留学，参加了革命党……丁未年六月初六，在绍兴古轩亭口就义。当时我大姨夫正在轩亭口一家酒楼上做伙计，他亲眼看见秋姑她穿着白布衫，玄纱长裤，黑皮鞋……她面不改色，把一腔子热血就……”
沉默片时，老人缓缓昂起头，朗声吟诵着：
“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我呢，只叹道：“不来西湖，我怎能想到……”
老人面对那片荒芜，却释然了：“这身后的事，秋姑原也看得很淡；她的《绝命词》里就有‘不须三尺孤坟’的话。只是曾对挚友说过，自己素仰岳武穆，身后如能有幸埋骨于岳坟近处，就于愿足矣。就义后，因她的‘罪名’是‘谋反朝廷’——秋姑曾据守绍兴大通学堂，面对来搜捕的官兵，手持‘六轮子’，鸣枪抗争到最后……听说，这案子连刚到颐和园避暑的慈禧都惊动了。按《大清律》，家属会遭株连的，所以族中一时无人敢收殓遗体。
“多亏秋姑两位好友徐自华和吴芝瑛，借助‘同善堂’的慈善机构名义，出面收殓了尸体，还多亏当地凤林寺一位老住持僧，因崇敬烈士风骨，捐庙产将她安葬在岳坟附近。移灵那天，杭州城万人送殡。
“后来，烈士的同志们在她的墓旁办起了‘秋社’。论时事，写诗文，祭奠先烈，往往义愤填膺，悲歌扼腕。小小庭院，成了朝廷的眼中钉，几次想把它除掉，又怕激起民变，才暗中促秋姑长兄暂且迁柩于绍兴，随后又由秋姑夫家把棺木运回湖南，与其夫合葬……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又由徐、吴两位好友操持，将烈士灵柩迁回西泠故穴。”
空山寂寂。我正不知怎样告别这圹底忠骨的时候，老人的小孙女跑来，怀里抱着好多鲜花。那些不知名的花朵，引得老人眼睛一亮，立即把它献给了烈士坟上。猛地，我想起鲁迅先生名作《药》里凛然就义的“夏瑜”那个隐喻“秋瑾”的命名；也想起先生所自述的“在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了一个花环”——那仿佛蕴含着希望的命意……
告别那祖孙俩，至今又几度春秋了。日前，偶然读到一条题为《秋瑾雕像自京运往杭州》的消息，其中说：
我国近代巾帼英雄秋瑾烈士的陵墓，
原建于1912年，但在十年内乱期间被毁。
8月27日，新的陵墓在杭州西子湖畔著名
风景区西泠桥东堍动工重建……
哦，当那尊素洁的汉白玉的烈士雕像到达西子湖边的时候，当烈士的陵墓又如她生前所愿那样，重新建立在岳坟近处的时候，我想，那位曾与我邂逅于湖畔、又同行于山中的老人家，该会领着他的小孙女，过断桥，经西泠，给烈士墓前再献上一束新鲜的花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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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石琴娥
今年5月，我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首届国际斯特林堡戏剧节和学术讨论会，在那里呆了15天，感触颇多。
离开瑞典二十年了。如今重来旧地，发现这个我所熟悉的城市竟已变得那么陌生：昔日的市中心已翻拆一新；豪华的高楼大厦栉比鳞次；立体式高速公路上，长串成行的小卧车不见首尾；街上整洁美观；行人大多服饰鲜明……显然，这个国家是更加繁荣富足了。然而，使我感受最深的却莫过于中国人的形象在瑞典人民心目中的巨大变化。记得二十年前我踏上这个城市的时候，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已好几个年头了，但是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常常有孩子们跟在身后叫喊着“日本人，日本人”。有时也有些成年人走上来打招呼：“您是日本人吗？”有些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客气而又好奇地问长问短：“中国妇女如今还裹足吗？”“中国男人是不是都不留辫子啦？”“中国男人还可以纳妾吗？”……这些往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我至今还分明感到当时面对这类问题所引起的窘困、尴尬。是的，问者并不都心存恶意，多半是出于不了解，可我象是被人往正在结痂的伤疤里撒了把盐一样地渍得钻心疼痛……我还在欧洲的一些大博物馆里看到过陈列着的各色大烟枪、绣花小脚女鞋，以及许多来路不明的我国珍贵文物，大到一人多高的石碑，小到珠宝金玉。这些镌刻着我们民族深重苦难和耻辱的实物，也曾经使我痛心疾首……。
这回一到斯德哥尔摩，我就去会朋友。途中在露天咖啡馆憩息时，有位老人笑呵呵地凑上来问道：
“您是中国人吧？”随后一些年纪较轻的男女也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谈论起来。有的说他全家参观过圣·爱立克斯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对中国工农业发展印象很深刻；有的说为了看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会和艺术团体的演出，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票；有位年轻女护士说她正在攒钱，争取明年到中国旅行，亲眼看看中国在医护工作方面的成就……在我的印象里，瑞典人沉默、内向，不喜欢同陌生人畅谈的，可是在这次邂逅中，他们却象遇到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亲切，谈得很多。
几天后，我那肠胃渐渐不能适应每天丰盛的黄油、面包了，多么想吃一顿家乡饭菜啊，哪怕吃几块咸菜也舒服。于是我到街上一家中餐馆去晚餐。这家餐馆二十年前我来过多次，如今面目依旧：门口几个硕大的宫灯，两旁朱红泥金的中文对联，居中一块黑底金字的中文招牌；饭厅里铺着大红地毯，四周墙上挂着中国字画，显得雅致、舒适。我坐定点菜，餐馆的朱老板从柜台上迎了出来。二十年不见，他竟一眼认出了我，彼此都很兴奋，少不得添菜斟酒、叙谈起来。他讲到，二十年前整个斯德哥尔摩只有两三家中国餐馆，现在已增加到二三十家，仍然生意兴隆，每餐席满。他乐呵呵地说：“瑞典人如今也挺想了解中国，到中国旅游成了热门，往往要一年半载之前预订票子。要是同我当年到欧洲来做工谋生那阵子相比，中国人的地位真是天上地下，没法说，就是同你当年来此地的光景比较也大不相同啦。那都是托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强大！”
我凝神听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倾吐，不禁浮想联翩……
中国人在国际上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确是由于我们祖国的日益繁荣和强大所赢得的。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被称为“支那佬”（Chinaman），是“苦力”的同义词。而今呢？有位瑞典朋友以十分钦佩的口气告诉我，中国留学生都很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在北欧一所名牌大学的某个系，前十几名全都是中国留学生。她说：“你应该为这些年轻人感到骄傲。”的确，我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远在灯红酒绿的异国他乡，不忘祖国赋予的重任，“三年不窥园”，心无二致地专注于学业，为祖国、为中国人争气。我还应该为我们老一辈的学者、作家感到自豪。瑞典文、史、考古科学院副院长尤让·马尔姆奎斯特教授（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马悦然）谈到去年巴金、夏鼐、冯至和夫人姚可昆教授等访问瑞典时，在瑞典的文艺界和学术界中引起巨大反响。这位精通中文的瑞典汉学家对冯至的十四行诗大为赞誉，说他曾反复吟哦，逐字揣摩，颖悟出原诗的意境，觉得诗品很高。如今，巴金的《家》、《寒夜》和冯至的十四行诗选都已译成了瑞典文。我们的老前辈们以自己的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为中国人争了光。
一天，我抽空去逛了繁华的商业区国王街，看到好些商店的货架上陈列着不少中国出产的日用品，如热水瓶、闹钟、玩具、童鞋、服装和罐头食品等等。我油然想起五十年代我第一次在斯德哥尔摩买到从祖国来的商品的那种狂喜的心情。那是装在一个玻璃纸袋里的五块上海产的高级香皂。可当时也带着一丝憾意，因为它的价格低得出奇，这么一口袋香皂还抵不上别国生产的一块低档肥皂。非但如此，这些香皂是堆放在杂货店大门的箩筐里听凭顾客自拣自取的。箩筐里的那些商品，只是店主为了招徕顾客而连卖带送的“广告商品”。后来，我在一家百货店里又买到了一件上海生产的羊绒衫，也是从堆放在门口的“广告商品”中挑选出来的，价格同样低得出奇。
使人高兴的是，今天中国货已经登堂入室，整齐地码放在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同瑞典本国货和其他国家的进口货并列在一起了。我拿起这些中国产的日用品同其他商品细细作了比较，它们在价格上仍是比别国产品便宜得多，在质量上也相差无几，只是款式的新型、色彩的鲜艳，尤其是包装的精美方面相形见绌。我在欣喜之余，不免带有一丝憾意。而且除了瓷器、地毯和手工艺品之外，大多数中国货差不多都是夹杂在低、中档商品之中，高档商品里很难见到。至于电视机、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和照像机、手表等高级耐用消费品，除了瑞典本国货之外，大多是日本、西德、荷兰的，尤其以日本货为最多，中国货根本见不到。感慨之余，我不禁想：什么时候我们中国货才能够不但远销国外，而且不论是产量、质量、款式等各方面，能够真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同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国家相称的地位和竞争能力，为中国人争气争光呢？
回国之前，我参加了瑞中友好联合会组织的一次联欢晚会。记得这个对华友好组织，五十年代初草创时期只有三十来个会员，连个固定的会址都没有。二十年后，它面目一新：不仅在全国各地拥有几十个分会和数量可观的会员，而且出版有彩色的《中国报导》会刊，拥有一家业务蒸蒸日上的旅行社，并且在国王街上开办了一家很有气派的商店，专门出售中国商品和书画。在这次友好气氛浓郁的晚会上，我听到了朋友们不少好心的建议。有位朋友直率地说道：“你们不会做生意，也不去钻研怎么做生意。去年中国女布鞋在欧洲流行一时，姑娘们竞相争购，有的女学生买不到还哭鼻子。各家商店全都脱销，急得打电报到中国去催要。可是左催右盼，杳无音信。很久以后收到回音时，这股时兴的热劲已经过去了。”有位朋友说：“中国的自行车质量好而价格低，很容易打开销路，可惜欧洲都是惯用脚闸，而中国的自行车都是手闸。好几年来，我们一直提出意见，希望中国生产和出口一些高质量的自行车，至今不见回音。其实这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筋搞出来，也好给实现四个现代化多积累一些外汇呢？”从晚会上出来，走在5月的斯德哥尔摩的街上，我思绪万千，不能自已。
记得有些外国历史书往往把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称之为“重商主义”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注重做生意和会做生意的吧。难道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反而不如祖先了吗？在法语中，“中国人”这个名词有个派生词叫“Chinoisere”，意思是具有中国艺术特色和风格的。不过，它有时也可以转意引伸为官场的繁文缛礼，或是拖拉作风。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人，这个值得我们自豪的称号，以后会怎样呢？有句俗语说：“张家的金褥子，李家的银褥子，总不如自家的破褥子。”不眼红他人财物的品德和热爱自己故土固然足以称道，但是，如果能凭着我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把自己家里的那床破褥子换成一床银褥子甚至是金褥子，不是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