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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热情讴歌勇于开创局面的新人
燕文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时代风貌，其中特别是创作了大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现广大干部、群众的命运与遭遇、愤懑与斗争的作品。它对于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与流毒，推动历史的前进起了很好的作用。文艺工作者对于革命事业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时代在前进，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也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实践表明，努力去完成党所提出的这个要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振奋起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同心同德，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朝着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在这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历史关头，我们多么需要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的新人啊！事实上，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各条战线上都有着许许多多这样的闯将。他们敢于面对艰难，激流勇进，努力去克服困难，开创新的局面。这样一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正是我们时代的脊梁。我们的文艺创作要大力去表现这些新人，要去表彰那些廉洁奉公的好干部，要去讴歌那些敢于扭转局面、开创局面的时代的英雄，歌颂他们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压倒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我们的文艺正是要通过生动感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他们积极进取、奋发图强。近两年来，我们不少作家艺术家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且作出了可贵的成绩。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出现的象乔光朴（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丁猛（短篇小说《三千万》）、车篷宽（中篇小说《开拓者》）、罗心刚（话剧《血总是热的》）以及宫本言（报告文学《励精图治》）等等，不就是这样一批新人形象吗？他们正是实际生活中成千上万勇于开创新局面的英雄们的写照。这是文艺创作可贵的成果，我们希望在社会主义文艺画廊里，描绘出更多这样的新人形象。
我们提倡塑造时代的新人的典型，同时也希望作家艺术家们根据实际生活，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以推动历史的前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历来主张人物应该多样化，反对“四人帮”只准写所谓“英雄人物”、不准写其他人物的荒谬主张。但是不管写什么人物，都应该表现出作家的进步的美学理想。在当前文艺创作中，确实也有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存在着某些不健康的东西。某些错误的创作倾向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胡耀邦同志去年二月《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反映我们国家、人民的精神火光，同时又作为精神的灯火，引导九亿多人民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理想，更高的革命品质、风格，推动我们的历史前进，这就是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文艺批评的武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进行引导，使文艺更好地肩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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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新人
努力开掘农村创业者的精神美
——评陈忠实的创作
刘建军
1979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信任》的作者陈忠实，对于不少读者来说或许还比较陌生，但是对于陕西地区的读者来说却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开始发表作品，后来走了一段弯路。吃一堑，长一智，他坚定了永远从生活出发，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决心。人民生活的沃土，党的新时期的方针、路线，充实、滋育、指引着他，使他的创作获得了新的活力。近两年来，他写出了不少具有一定的质量的作品，显示出他步伐稳健，前进在一条坚实地和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正确道路上。
陈忠实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实在的生活内容，昂扬向上的基调，明确的思想倾向，质朴的风格。这一切，归根结蒂，都是长期的农村生活的赐予。陈忠实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他和辛勤耕耘的庄稼人共同创建社会主义的家业，经历了坎坷艰难的道路，休戚与共，苦乐分尝，他深深为中国土地上这群默默无闻的朴实的劳动者的精神力量所感动，所振奋。当他提笔为文的时候，便自觉地要求自己为我国农民而歌唱。陈忠实一直写农村题材，不仅是他接触的生活范围决定了他，而且是自觉地为农民服务的崇高使命驱使着他。
文艺创作，最主要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立起来了，整个作品就会气韵生动，感染读者。陈忠实的创作，在这方面是得了一些门径的。他惯用的手法是，在对比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南北寨》中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一个沉着，一个急躁；《心事重重》中的两亲家，思想风貌迥异；《幸福》中的几个青年年龄相仿，思想境界却不同；《徐家园三老汉》中的三个务菜老农，对人对事口气声色大异其趣。对比手法的运用，也有高明和一般之别。只着眼于外在特征的对比，就失之浅显。高明的对比手法，着眼于人物的内在心灵和事物的各种本质差异，似无意于对比，却无时不在相较，自然天成中显物无类同的大千世界。所以，着眼于对比，倒不如着眼于研究事物的独特个性、事物的丰富差异。手法在其次，观察、体验、研究的细致、深入，是刻画人物不同性格的要害。陈忠实的《信任》，在这方面有着可喜的收获。
《信任》写的是一位重新上任的大队支部书记，在新长征中胸襟开阔，不记前怨，把互相防备的人心捏到一起，创造安定团结的局面，团结群众一致向前看的故事。这类主题的作品，作者写过好几篇，《信任》可以说是其中最精彩、最深刻的一篇。同类的其它几篇，也有作者的良好动机和对农村新的创业者的赞美，但由于对人物灵魂开掘不足，给人的印象不很深。《信任》却把作者的思想，基本溶化在人物性格之中，通过结构得非常集中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主人公罗坤的共产党人的坚强精神和宽阔胸怀，热腾腾地向前奔的劲头。
罗坤的性格是在矛盾冲突中展现的。重新上任的支部书记罗坤面对受了内伤、人心不齐的罗村，正在想法消除人们之间的隔阂，引导群众向前的时候，他的儿子罗虎却寻衅闹事，打伤了“四清”运动时的积极分子、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派性还未消除的两方面的群众，都把眼睛盯着罗坤，看这个“四清”中经罗梦田手错定为地主分子，现在平反重新上台的书记如何处理。他被推进了矛盾冲突的漩涡。作者很朴实又极得法地把矛盾层层展开，逐次渐进地推向高潮，中心人物始终是罗坤。儿子的报复事出有因，但是，一个共产党员能不顾大局，纠缠于历史的老帐，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吗？不能呵！罗坤主动找梦田老汉道歉，他服侍大顺，支持政法部门对儿子绳之以法。罗坤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消除了一切误会和不理解，社员报他以绝对的信任。整个矛盾过程的开展，说朴实，是指作品描写的矛盾冲突完全来自于现实生活，如同忠实记录，并不是适应主观需要而虚构的奇思异想；说极得法，是指作者忠实记录中也颇含匠心，矛盾冲突的展开符合生活的内在逻辑，并不是轻意为之，随意拾凑。在这种极朴实又极得法的矛盾冲突展开过程中，罗坤的思想性格，象受到碰击的火石，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灼目的火花，把他的灵魂照得透亮，也把周围人灵魂中的阴影驱逐干净。
作者是被罗坤这样的农村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所深深感动了。他在生活中碰见许多与罗坤相似的普通农村共产党员，他遏止不住要为他们歌唱。《南北寨》、《七爷》、《小河边》、《忠诚》，歌颂的都是罗坤式的共产党人。他们虽经各种磨难，却始终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无怨言，不懈怠，胸怀坦荡，积极进取。他们的精神是朴实的，又是博大的，他们是建设新农村的带头人。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多么迫切地需要这种精神啊！
农村新的创业者的精神美，不仅突出地体现在一些带头人身上，而且它也深蕴在一些普通农民身上。作者只要肯于深入开掘，就会有闪光的东西出现。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猪的喜剧》。这篇作品显示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开掘人物灵魂的潜力。假若说，陈忠实的大部分作品，还着重于矛盾的集中却是粗线条的勾勒，人物多是性格差异明显却不丰满的轮廓式的描绘，那么，《猪的喜剧》在描写的细致上和人物性格的丰富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窝瓜脸、瓢儿嘴、老实巴交的来福老汉，是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色，但是经作者将其灵魂展现，其中的每一微细波动，都闪现着农民的朴实勤勉、自我牺牲精神力量的光彩。来福老汉在贫困的生活中，执着、富有牺牲精神地对待劳动事业，追求着生活中的希望。在琐碎平凡的生活中，农民朴实的灵魂，仍闪现着光彩。作品以极简单的笔墨，把劳动人民朴实宽厚心肠写了出来，使人在多艰人生中看到了力量和希望。
统观陈忠实的作品，可以看到，他总在寻觅和赞美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开掘农民的精神美。这无疑是值得一个作家毕生追求的崇高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写这类作品不要回避生活中的尖锐的矛盾和阴暗面，更不可将人的复杂的精神世界简单化。单线条、单色彩的描绘，是不会有多大的艺术生命力的。
我感到，陈忠实走在一条坚实的创作道路上。当然，他还需要开阔自己的眼界和道路，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既保持自己明确的目标，又不拒绝向一切有益的方面学习借鉴。可以预料，他在生活中已经形成的艺术创造的潜力，是会得到新的更大的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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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理解“无为而治”
基凯
近一时期，人们很关心文艺领导体制的改革。不少同志围绕如何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出了许多主意。不论这些看法和主意如何，这种讨论的空气是很好的。这是党群一起、同心同德决心把文艺搞上去的表现。
但是，也有另外的看法。比如有人说，不要再提坚持或者加强党的领导了；党领导不了文艺；在文艺上要实行“无为而治”，并且说，陈毅同志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嘛！还有人说，“四个坚持”是阻碍文艺发展的框框，要突破这个框框，要把“四个坚持”变成“无为而治”。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很值得研究的。
是的，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陈毅同志确曾说过“无为而治”的话。他说：“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从他的全篇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说党不要领导文艺、党领导不了文艺，而是说，党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要分清在哪些问题上要去领导，在哪些问题上不去领导。例如，在具体的创作问题上，他认为，党就不要事无巨细地什么都去领导，“不要去干涉作家的创作”，这类问题是可以“无为而治”的。他说：“现在领导这两个字，要加以正确的解释。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把几万个行业纳入国家计划，把他们加以安排、调整，我们起的是这个作用。至于专业问题，最好不要乱干涉”。很清楚，陈毅同志所说的“无为而治”，完全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对具体的创作问题来说的。如果把他说的“无为而治”说成是党对整个文艺战线都不要进行领导了，可以撒手不管、放任自流了，这显然是不符合陈毅同志的原意的。
所谓“无为而治”，原是道家的哲学思想，意思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人不必有所作为。在老子看来，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应以“无为”为主。他的名言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就是说，一切听其自然就行了。今天我们使用“无为而治”这个词，显然不能取其消极思想的一面。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都需要有主观能动性。艺术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不会自动地跑到人们的脑子里来，它要人们通过实践去发现、去认识、去总结，然后再运用这些规律反转来指导艺术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有责任组织人们做好这件事，自觉地总结人们的经验，制订出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来指导人们的行动。如果一切都可听其自然，无所作为，还要党干什么？
我们的文艺事业，不是少数几个文艺家个人的事。它是党和人民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这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方向、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就会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过去党在文艺上的失误，一是因为方针政策和制度本身的某些部分还不太完善、不太符合艺术规律造成的；一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在实施的过程中，偏离或违反了党的正确方针政策造成的，而不是党的领导本身造成的。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协助党使那些还不太完善的方针政策乃至某些制度更加完善和正确，同时又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办事。这就是说，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二者不可偏废。
有的同志，只爱听“坚持党的领导”这句话，不爱听“改善党的领导”这句话。这是不对的。事物在不断发展，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的认识也要不断地深化，这就需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不断地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
有的同志，一听“改善”党的领导就高兴，一听“坚持”党的领导就反感。这也不对。党的领导这个框框是不能突破的，“四个坚持”是要维护的。突破了，你的“改善”就变质了，就成为“改掉”了，这是不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
既坚持，又改善，就可以使党的领导更加强。在这个前提下，讨论究竟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内来实行“无为而治”：不要横加干涉，不要包办代替，不要什么都管，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连这个前提都不承认，那种“无为而治”，就不是我们所欢迎的了。
有人说整个文艺要“无为而治”，其根据是“党领导不了文艺”。这话与事实不符。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取得了很大成绩，这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之外，同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这不仅表现在党提出了正确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上，也表现在某些工作的具体指导上。当然，也犯了许多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错误的一面，就把党的领导全部否定、全部掀掉。正确的态度是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使错误不再重犯。
从近处说，打倒“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文艺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绩，这是党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拨乱反正、坚决贯彻“二为”、“二百”方针的必然结果，是党在文艺战线上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生动表现。没有这些，怎么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搞那种不要党领导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能出现今天的文艺盛况吗？当然，今天党的领导工作中也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和不足，这些完全可以通过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认真总结经验来纠正和克服。
我们所说的党对文艺的领导，主要是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指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指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并不是指某个党员的某几句话。党员个人，不论他的职位高低，只有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义务，没有凌驾于党的方针政策之上、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的权利。领导同志个人可以对创作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这不是法律，作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在创作问题上，不能由某个负责人作决定来解决问题，而要通过社会方式，即自由讨论、自由竞赛的方式来解决，这才能真正体现党的领导。这不是说领导者都不行。有些领导者，本身就是文艺专家，是内行，对文艺创作有精辟的见解；不是专家的领导者，也不能说每句话都不正确，他们也有他们的长处。即使这样，也要采取谦虚谨慎、同作家进行共同研究、共同商量的平等态度来处理问题。而作家艺术家也要自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领导上的正确意见，也要采取尊重的态度。这样，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党的领导一定会得到加强，横加干涉和放任自流的做法，就会日渐减少，社会主义文艺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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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是领导，又是“搭戏台”的人
——四川美术界领导工作印象
到过四川的美术工作者，许多人有这样的印象：四川美术界负责人既是领导，又有点象“搭戏台的人”。他们努力创造条件，为艺术家提供活动的舞台。近几年，他们组织全省美术工作者开展了许多创作活动。为参加建国三十周年献礼全国美展，他们召开了大小几十次创作会，草图观摩会；举办了一些地区性的联展和二十多名老中青画家的个人展览会。最近，又开展了一个参加全国青年美展的创作活动。
四川美术界的一位负责人说：“文艺单位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就是创作和演出艺术作品。这正和工厂的任务是出产品一样，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在这里。”
十年动乱期间，四川的老一代和大多数中年美术工作者被迫停笔，青年一代作品虽然也有一些，但能保留下来的却寥寥无几。打倒“四人帮”以后，美术界领导同志们感到，领导美术就要抓创作，拨乱反正必须从这一工作开始。他们做出决定：把抓创作列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其他工作，如思想工作，培养人才工作，后勤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个中心进行；要努力为美术工作提供创作条件。
省美术界负责人还注意到，艺术作品是个人的精神产品。一幅画是作者对生活的认识的表现，和作者的个人经历、艺术修养、气质和爱好紧密相连的。做领导工作，要尊重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四人帮”那套从题材、构思到造型以至色彩的运用，层层设卡，处处干涉，甚至以审查为名扼杀作品的专制主义作法再也不能重复了。画什么，怎么画，需要艺术家发挥创造性，只要有益于提高人民的思想，使人得到美的享受，就不应该去干预，更不应该把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强加于艺术家。
在四川美术界，有许多帮助美术工作者发挥艺术创造性的事。简崇志是四川青年画家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个。他致力于水粉画，刻画人物很有感染力，和别的同志合作，创作了受到广泛称赞的《战沼泽》组画。近几年，他深入雪山草地，画了许多出色的风景写生画。省美术界的负责人并未因缺少人物画家而干预他，相反十分热情地鼓励他，建议他尝试把中国山水画的某些技法融会于水粉画中，画出自己的艺术风格，还为他请创作假，多方提供创作条件。最近，简崇志的山水画个人展览在成都展出，吸引了广大观众。
“有的事要去管，有的事不要去管，管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关心和帮助。”这是四川美术界负责人领导工作中一条重要的思想原则。
除了组织创作之外，他们还管了些什么呢？
1977年，他们支持七位专业美术工作者，带上背囊和画箱，到藏族地区去体验生活。回来以后为他们组织了多次报告会，广为传播和介绍他们深入生活的体会，鼓励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在他们的支持和提倡下，许多人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取得良好的成效。到藏区去的画家，许多人创作出了优秀作品。
他们积极帮助美术工作者解决政治思想和创作思想上的问题，克服妨碍创作的种种倾向。他们十分注意不搞行政命令，不压制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创作思想上，让实践去检验，作出结论。例如，他们曾提出，美术工作者要较长时间深入生活，在基层建立生活基地。有些美术工作者有不同看法，认为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发掘题材，也同样可以出作品。省美术界负责人没有强求一致。实践的结果，两种做法都出了优秀的作品。他们对这两种方法都作了肯定。
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美展得奖作品中，四川作品占了五分之一。这当然主要取决于作者本人的才能和努力，但与四川美术界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当然，四川美术领导工作也有其不足之处，但只要进一步加以改善，一定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绩。
本报记者 于竞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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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关于“朦胧诗”的争鸣
最近，在昆明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同志就“朦胧诗”的问题展开了争鸣。现将几位同志的意见摘要如下：
丁力认为：晦涩是诗的
也是文学的癌症
一、古今中外，都把朦胧视为一种艺术风格。即便是比较朦胧的诗，只要有诗意，有思想内容，也不失为饶有兴味的篇什。但若“很朦胧”，那就近乎晦涩，而“让人不懂”的诗，就更是有意晦涩了。晦涩是诗的也是文学的癌症。晦涩是破坏诗的艺术性，破坏诗的社会功能和艺术效果的。然而，有的同志却把这种晦涩难懂的“古怪诗”称颂为“新的崛起”。这种诗论极力鼓吹和纵容晦涩诗风，只会使缺乏阅历而又热情、有一定才华的青年作者越走越远。
诗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应该是讨论问题的共同出发点。使人读得懂和读不懂，不但是衡量诗的标准之一，而且是衡量一个诗人是不是人民诗人的标准之一。那种“很朦胧”和“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是没有谜底的谜。“让人不懂”的，因而也就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欣赏的诗，是不好的诗或根本不是诗。
二、有的同志认为“古怪诗”“是‘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而“传统的东西，往往是凝固的、不变的、僵死的，同时又是与外界隔绝而自足自立的。”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传统是发展的、变化的，并且不断吸收外民族和外国好的影响的。我们主张继承的是诗歌的民族优良传统，是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人民性的战斗性传统。我们的继承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造。
诚然，借鉴和吸收外国诗歌有益的艺术表现方式是必要的，但“古怪诗”吸收的是专搞象征法、暗示法、隐喻法、愚想法、串珠法等东西，以晦涩难懂为其总特征。它把“表现我”的个人内心世界包裹起来，追求多层折射，专门捕捉一瞬间的幻觉，一闪念的想象，一忽儿的感受，一点飘忽渺茫的意念。其结果便是诗的形象模糊不清，意境支离破碎。这种表现了所谓主题的“某种不确定性”的东西，与“无限深情地唱出亿万人民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声”，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
方冰认为：朦胧诗决不是
中国新诗发展的前途
对“朦胧诗”要加以区别：有的并不太朦胧，只是写得曲折一些，只要多想一想就知道诗的含义；有的朦胧得厉害些，经过苦思苦想，才能猜到作者一点意图，还不知道猜得对不对；有的则怎么读也猜不透作者写的是什么，如堕五里雾中。其实，朦胧诗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外国早就有了，中国也早就输入了，它不过借着现在中国新的历史机缘又重新生长起来罢了。当然和过去比会有新的特点。
值得研究的是，朦胧诗的兴起，为什么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什么写朦胧诗、喜爱朦胧诗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我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严酷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一遇到难堪的现实，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怀疑了，迷惑了，甚至失望了，眼睛看不清了。他们要寻求、要探索是很好的，但他们又看不清前途究竟怎么样，于是便朦胧起来，写出的诗便是朦胧诗。朦胧诗并不只是语言形式的朦拢，首先是思想认识上的朦胧，内容上的朦胧。朦胧诗决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前途。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诗歌总要鼓舞大家前进。或者是使群众爱好它，得到美的享受，为中国的现代化尽一份力。
谢冕认为：朦胧美
是一种规律性现象
1980年是新诗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期，这种形势，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乱”和“怪”。乱，就是乱糟糟，旧日的规范已经不能约束它，诗歌失去了统一的理论准绳，从诗歌队伍的组成，诗的内容和艺术，都出现了一系列纷陈驳杂的现象……；怪，就是超出常规的“古怪”诗的出现，这主要是一些青年人的作品，他们无视“传统”，蔑视“权威”，不拘一格地自由创造，造出了使某些人感到气闷的“朦胧诗”，也造出了使某些人感到“吃惊”的“读不懂”的诗。而文学上的变革，总是对于平衡和平静的破坏。一潭死水，最平静不过，也最不乱，但是不会有变革，只是死水一潭。
看来，古怪的并不是“古怪诗”本身，而是那些不加分析、不加区别一律把新的探索斥之为古怪的批评家。他们对延续了那么长时期的僵死的诗丝毫不气闷，一旦看到了自己一时不习惯的，看来也并非坏东西的诗篇就冒火，这倒是古怪的。用古怪诗或朦胧诗来概括当前青年诗人的创作是明显的偏见。
朦胧是对“太明白”的反动，朦胧是一种美，对于诗，朦胧美尤其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是诗表现生活的重要的特征。我们不责备李商隐、李贺，而斥责青年，这是不公平的，这是偏见。
诗的民族化好，即便有些诗并不民族化，为什么就不能允许？民族化不应成为拒绝接受“外物”的借口。
（边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