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大有希望的一代
——上海先进青年剪影
编者按：常听到有些青年慨叹：“生不逢辰。”十年浩劫，确实耽误了青年们的大好时光。面对这种现实，是单纯地埋怨、懊恼，以至消沉呢；还是用一种热烈向上的情绪，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来弥补过去的损失呢？上海的先进青年坚定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五十年前，鲁迅先生说过：“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愿青年们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努力充实自己，为祖国发出更多的光和热。
我国九亿多人口中，青年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这一代青年人和新中国一起成长。他们是被十年浩劫耽误了的一代，同时又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一代。
他们意识到这“大任”的份量吗？他们能担当起这“大任”吗？社会应该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什么条件？让我们看一看上海青年一代矫健的身影，听一听他们心灵的呼声吧！
新时代新人辈出
1980年农历除夕，拂晓。在日本第二大港神户，来自上海的远洋轮“黎城”号，即将启航。目的港是门司。
两位老成持重的日本内海领航员，一跨进驾驶室，他们愣住了，指挥这艘远洋货轮的船长，竟是一个毛头小伙子。
他，陈永康，比新中国还小一岁。可是，小伙子已有两年的船长资历了。他独立指挥远洋货轮三次到日本，五次去朝鲜，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现在是陈永康第三次日本之行。
和风吹拂着桅杆上的五星红旗。浪花拍打着船舷。陈永康伫立在驾驶台前，目光警惕地观察着航道里的一切变化，不时用流利的英语，同日本领航员交换意见。从神户到门司长225海浬的日本内海航道，狭窄曲折，船舶密集；有些区域水流湍急，水面下还有隐伏的暗礁。“黎城”号在这九曲十八弯的航道里破浪前进。两位老资格的日本领航员惊异地发现，眼前这位年轻的中国船长，对航道的每一处暗礁，每一个转向点，对潮水的流向、流速，以及日本国的航海规则，竟是这样的熟悉！
日本领航员换了一班又一班，陈永康连续工作了20个小时，在门司港迎来了农历大年初一的黎明。
中国青年船长负责的工作精神，果断的指挥才能，给日本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船上的干部半数是“小字辈”。三十来岁的青年船长就有十多位。在“黎城”轮上，大副、二副、三副都比陈永康年轻，最小的只有26岁。
滔滔大江，后浪推前浪。新长征的时代新人辈出。上海青年中涌现的人才，又岂止陈永康一个？
1967年毕业的初中生沈幼棠，粉碎“四人帮”前夕，是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生理实验室的普通工作人员。时隔三年半，他已是中医学院的讲师了。沈幼棠大胆探索，对心脏血液循环进行了生理、药理和生物医学工程等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卫生部授予他乙级科学技术成果荣誉证。他还被邀参加设在美国的国际血管学学会的科学委员会。
中国有句老话：“大器晚成”。可今天，象陈永康、沈幼棠这样“大器早成”的青年人，在上海不断涌现。泥工方宇清，18岁就被选中担任大型引进工程的技术翻译。如今，连一些内行都称赞这个23岁的小伙子译意贴切，文笔老练。曾经当过木匠的郑伟安显示出特异的数学才能，被华东师范大学破格录取为研究生，破格提前一年在研究生班毕业。如今，他又被推荐，准备出国深造。
今天，上海的先进青年，在各行各业纷纷脱颖而出，他们有的被选为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厂长、经理，有的被破格录取为大学的讲师、研究生，有的被吸收为作家协会、科协的会员……
在逆境中不屈不挠
成功决不会对懦夫微笑。青年成长的道路往往是崎岖而又坎坷。有志气的青年，在顺境中长驱直进，在逆境中也不屈不挠。他们的经验证明了一个真谛：人才，要在奋斗中成长。
在“全国太阳能利用展览会”上，上海建工机械厂青年工人陈喜德的两项科研成果引人注目。一项是太阳能高温炉，它的聚焦点温度高达1，300度，曾经把一小块紫铜片熔化；另一项是太阳能干燥装置，它能把摄氏4度的冷空气加热并保持在六十度。可是谁能想到，陈喜德是在遭受政治迫害下濒于家破人亡的绝境中对祖国作出这些贡献的！
1969年，陈喜德被莫明其妙地打成“现行反革命”，先是“隔离审查”两年多，后又放回工厂监督劳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有一天在图书馆偶然看到几份材料，心情无法平静了：世界上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在利用太阳能，而中国在这方面却几乎还是空白。在祖国的土地上，平均每天有相当于三十多亿吨标准煤的太阳能白白浪费了，多可惜啊！陈喜德从此每天上图书馆，他阅读了几十本有关利用太阳能的书籍，白天挨批受训，晚间刻苦攻读，假日动手试验。他决心把太阳的能量摄取下来，献给祖国。
陈喜德动手设计太阳能高温炉，是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那时，他的冤案还没有纠正，有人还要把他当“阶级敌人”揪。这迫使他不得不离厂向上级申诉。足足39天，他到处流浪，在医院急诊室过夜，在火葬场露宿，几乎走投无路。但是，陈喜德想：逆境总是有的，人生就是进击。祖国需要太阳能，我的研究说什么也不能停。就这样东跑西躲，他完成了一项利用太阳能切割钢板的设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陈喜德几乎是孤军作战。太阳能高温炉那1，096块扇面梯形的镜面托板，从落料、翻边、校正、锉薄到钻孔，每一块要用?头敲一千多下。他每天下班以后，再加一班，从1977年12月开始，整整干了五百六十多天。有几回，他累得昏倒在车间里。爱人病休在家，看到陈喜德日夜拚命，也要求“参战”。他们自己掏腰包买了一张月票，每天傍晚，她乘车到厂里做帮手，一连几百个夜晚，风雨无阻。托板做成了，上面要配1，096块玻璃，都是他们自己掏钱买旧镜子加工制成的。为了造这只炉子，他们有时不得不借债度日。陈喜德的精神，感动了木材加工一厂的青年女工周正芳和本厂的一些青工。后来，他们陆续参加了义务加班的行列。有人问周正芳：“你不怕同反革命接触？”周正芳回答：“我不相信天下有这样爱国的反革命！”
冤案终于得到平反。陈喜德和周正芳被吸收为上海市太阳能学会会员。不久前，他们已调到上海市能源利用技术研究所工作。“太阳能迷”沐浴在祖国温暖的阳光下。
在生活中，最能激发人们经久不衰的热情的是什么？是从事最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事业。
上海第一医学院外语教研室，有许多别具一格的录音节目，诸如医学英语对话、英语原声故事、英语医学等等，深受学员欢迎。在校园的走道上，挂着一块“有声黑板”，上面写着日常英语对话，只要按一下电钮，扬声器就传出对话的声音。说起录音节目的编排和“有声黑板”，老师们众口一词地赞扬在这里帮助工作的颜贻谋花了很多心血，但又为这个小伙子至今还是一个临时工而感到惋惜！
颜贻谋从少年时代就爱好无线电技术，又得到父兄长辈的指点，有一定的专长，但被分配在街道工场糊纸盒子。一年半以前，以“支援工”的名义被借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外语教研室，负责维修和协助管理电化教学设备。颜贻谋每天早出晚归，干得满头大汗。电化教室建成后，他想，往后，电化教学一定要从录音教学发展到录象教学，还要发展到电子计算机控制教学。为了适应新要求，这名“支援工”除了维修和管理电化教学设备外，又开始自学电视原理和维修电视机的技术。
我们的命运和祖国连在一起
前不久被破格提拔为助理工程师的青年工人赵乐说得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华，是历史赋予我们当代青年的重任。要对祖国有所作为，谁也限制不了。”
一代新人卓绝的奋斗精神，来自对社会主义祖国忠贞不渝的热爱。
赵乐是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电信工程师，1969年被诬陷为“特务”关进“土牢”，等到“查无实据”被放出来时，已经染上不治之症。父亲含冤病逝时，给16岁的赵乐留下的仅仅是一些无线电的专业书和一句话：“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赵乐牢记父亲的遗嘱，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1974年冬，赵乐被吸收参加中日海底电缆的建设工程。为了专业的需要，他决定主攻载波技术和英语。
在那段日子里，赵乐制订了一张争分夺秒的时间表：清晨五点半起床，朗读一小时半英语；七时许出门上班，利用途中在车上的20分钟背诵英语单词；午休一个小时，学习引进设备的技术说明；下午五点半下班，立即赶往上海图书馆科技阅览室，学习关于载波技术的专业书。晚上八点，赵乐总是在最后一批读者中恋恋不舍地离开图书馆。回到家中，还要看一个小时技术书。不管盛夏挥汗如雨，也不管严冬寒气袭人，赵乐对自己总是那么严格。
“知识的汲取同精力的付出成正比。”这是赵乐在长期的自学中得到的体会。他终于从门外汉变成了小专家。在测试引进设备的时候，他及时发现某些测试值超过技术指标，并当场指出，连日本专家也表示惊讶和佩服。当设备投入正常运行以后，他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引进设备成功地进行了大小五项技术改革。在机房里，赵乐能够用标准的英语，同远隔重洋的日本技术人员通过电话交谈工作。他和那几位日本同行彼此都很熟悉，可就是没见过面。
一天夜晚，中日双方联合测试刚结束，从大阪机房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ＺＬ先生，你能把年龄告诉我吗？”赵乐请对方猜猜看。对方说：“大概四十岁左右吧？”小赵禁不住笑了：“不，我今年23岁。”话筒里传来了赞赏的话语：“啊，真没想到。我搞了23年电讯，跟你的年龄一样。我真钦佩你。”
千百年来，为了祖国的安宁，多少青年英雄驰骋沙场，血洒边疆。今天，在实现四化的新长征中，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又有多少青年人立志闯入科技“禁区”，攀登世界高峰！
那是1973年的一天，上海无线电二十厂接待一批外宾。当时，青年工人吴克东正在闷热的腐蚀工段操作。外宾参观走过时，用手捂着鼻子，皱起眉头。小吴的心被刺伤了：“是啊，我们落后，但不能永远落后下去。我们中国人决不比外国人笨！”
从此，这个在秋天夜晚还约着小伙伴到田野里捉蟋蟀的顽皮的大孩子，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把全部精力和聪明聚集在改革工艺上。
困难是不难想象的。这个在动乱年代毕业的初中生，刚进厂时写一份入团申请书，短短十几行就有好些错别字，现在要攻克这样的技术难关，谈何容易。他向厂里的工程师、技术员请教，向厂外一位大学副教授请教。实验室试验取得成功之前，他经历了数十次失败，顶住了某些人的不负责任的冷嘲热讽，终于解决了一些先进技术国家还没有解决的有关腐蚀工艺中的一个难题——通空气连续再生氯化铜腐蚀液。由于他的创新，地球上唾手可得、取之不尽的空气，变成了再生氯化铜腐蚀液的宝贵原料。海外有些企业家闻讯派人到上海，想尽办法要获得这项革新的技术资料。这时，吴克东心里油然升起的，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祖国呵，母亲！你的年轻一代的儿女胸中跳荡着赤子之心。他们想的是，让经过十年腥风血雨、大病初愈的母亲快快健壮起来；他们做的是，为了祖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请听一听“海鸥飞回来”的故事：
上海电视十四厂共青团员严海鸥，去年到香港探亲。消息传开，厂里议论纷纷。许多人预料，他这回肯定是要“飞”走了。他父亲居住香港，他是独子，只身在上海，托亲属在香港给找个职业，不就定居下来了吗？可是，谁也没有猜到，给假三个月，海鸥两个月就“飞”回来了。
在探亲的日子里，严海鸥看到，在香港这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泪；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掩饰下，人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空虚！人与人建筑在赤裸裸的金钱基础上的关系，是多么冷漠！他想，祖国现在虽然还比较穷，但将来终究是会富起来的。让祖国富强起来，正是我们这一代的神圣职责。海鸥展翅提前飞了回来。
翱翔吧，海鸥！翱翔吧，年青的一代！
被耽误了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本报记者 吴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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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子弟兵
解放军给山寨送来了“夜明珠”
人民解放军云南省西双版纳军分区指战员，帮助边境四十多个村寨建起了14座小型水电站，使这里的群众结束了世世代代“松明点灯、木碓舂米”的贫困历史。
在与邻国一江之隔的勐安山寨里，当水电站第一次把光明送进59户傣族、布朗族同胞的竹楼里时，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称赞亲人解放军给山寨送来了“夜明珠”。这个边寨早在1958年就着手建电站，并已买来了器材和设备。由于缺乏技术力量和设备不配套，多年来人们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解放军边防某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派人专程到外地请来技术人员，并协助他们采购了建筑材料，又派出一个连进山帮助施工。时值滇南雨季，指战员们冒雨攀登险峻的道路，靠人抬肩背，把五、六吨重的器材拆开运上山去。接着，他们又和群众一起挖管槽、平地基、盖机房，经过半个月努力，建成了一座发电量为7，000千瓦的水电站。
郑旋 王志耘
第3版()
专栏：人民子弟兵
“赵尔春班”新事
海军东海舰队某水警区电话守机班，是以“爱民模范”赵尔春的名字命名的荣誉单位。
那是1963年12月27日晚上，浙江省温州市东门上岸街发生了一场火灾。年仅22岁的电话守机员赵尔春，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英勇献身。1964年4月16日，国防部追授赵尔春以“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将他生前所在班命名为“赵尔春班”。16年过去了，班里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赵尔春的爱民精神却在班里开花结果，代代相传。当台风海潮袭来时，他们和群众一起抗风浪护堤护田；当山洪冲击木材场时，他们奋不顾身跳进洪流抢救国家财产；当居民的房屋和江河里的油船不慎失火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投入扑灭烈火的战斗。1979年3月31日凌晨，温州港务局第一装卸区的一个露天货场失火，战士杨金华、费建国全力救火，直到大火被扑灭。
金海龙 童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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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子弟兵
某红军团支援地方建设受赞扬
去年以来，杭州市一些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先后给南京部队某红军团送来了27面锦旗、镜框和上百封感谢信，热情赞扬他们积极支援地方四化建设，尽心尽力为人民谋利益的可贵精神。
这个团是贺龙同志1927年在湘鄂西创建的一支红军团队。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团把支援地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看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实际行动。去年初，团的领导同志得知驻地公社在修建一个三级排灌站和一条800米长的引水渠时缺乏劳力，就及时带领指战员同社员一起奋战四天，使工程提前20天竣工。
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落实以后，这个团驻地两个大队养猪事业发展了，猪饲料一时非常缺乏。团的领导同志决定把本团淀粉厂生产的23，000斤优等猪饲料分期分批供给群众。尔后，发动各连干部战士养水浮莲、割青草喂部队饲养的生猪。
张培才 钱锋 白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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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永久的纪念
——记怀恩编撰《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等书的事迹
1979年4月，一本署名怀恩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文学传记出版了。全书共计16万字，材料扎实。新华书店发行23．5万册，不到三个月，就被读者争购一空。或许有人认为：作者怀恩是个具有文学修养的作家。最近，记者访问了作者怀恩（刘五全）同志，才知道他是化工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他是怎样写出这本书的呢？下面记述的就是这本书的创作经过。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不幸逝世了。当时刘五全正在四川省化工研究所工作，平时他性情开朗，爱说爱笑；但从总理去世后，他竟几天不说话，只是伏案疾书，不时叹息。几天后，他将连夜赶写的《敬爱的周总理大事年表》，双手捧给党支部书记刘芝民，哽咽地说：“此件可作领导写周总理悼词时参考。”
“小刘啊，连追悼会也不让开，要这年表有什么用？！还是你留着吧！”老支书悲愤而恳挚地说。但是，“四人帮”蹂躏人民悼念总理感情的种种行径，更加进一步激起了小刘的悲愤。在席卷全国的“四五”运动中，他和许多人一起手持笔记本，跑遍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搜集有关纪念总理的材料。
人民悼念总理的深沉感情感染和教育了小刘，不久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应该写一部记载周总理生平业绩的书”。小刘认定该做的事，困难再大也敢于坚持。他通过图书馆、报社、书店、邮局，只要是能够找到的有关总理的材料，都千方百计搜集到手，有时一本厚书中，只有一小段是记载着有关总理的事迹，他不惜付出重金把书购到手。为了在写作上作好准备，他阅读了许多中外名人传记；还认真学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国际共运史》、《日本近代史》等书；还粗读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书籍。周总理早期写的文章有的是文言文，小刘不能完全读懂，他就自学古代汉语；他听说日本出版了周恩来传记，为阅读此书，他又自修了日文，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业余时间暗中进行的。
日子久了，没有不透风的墙。第一个识破他秘密的是未婚妻张大美。大美虽然担心他有因此而坐牢的危险，但完全懂得自己对这种正义行动应该支持。白天她利用工作间隙帮助他找材料，晚上就代他抄摘资料。女友们不见这对恋人看电影，逛公园，有人怀疑他们是否吵了架。每问及此，大美总是笑而不答。
接着，与小刘同搞一个科研课题的技术员倪德宣也识破秘密。小倪对周总理的怀念不亚于小刘，他主动多分担科研工作，让小刘有更多时间思考著书。后来，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常在一起修改稿件，小刘已出版的书籍稿本，几乎全是小倪誊写的，小刘熬了多少夜，小倪也几乎同样熬了多少夜。
后来，小刘将这件事向研究所支部书记刘芝民同志说了，刘芝民听后不但很赞成，还答应尽量给他提供方便条件。那时正巧有个出差到东北的机会，刘芝民同志决定派小刘去，以便他路过天津，能到总理少年求学的学校搜集材料。粉碎“四人帮”以后，研究所还派小刘到过北京、上海、沈阳、淮安等地，访问了周总理的革命战友、亲属、同学、同乡、秘书、警卫员，以及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参观了有关总理的故居；走访了国内有关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小刘所到之处都得到热情接待，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为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化工部科技情报所的同志们还帮助小刘复制了周总理的著作和资料上千张。老一辈的著名作家沈雁冰、艾芜等同志尤为热心，沈雁冰同志还为书的封面题了字；艾芜同志亲自指导这位年轻业余作者，给他出主意，看稿件。
1977年冬天，小刘身背着由四川省化工研究所帮助印刷的两旅行袋《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的样本书，冒着风雪，专程到北京请中央有关的领导同志、以及周总理的亲属和同学审阅。在京的二十多天里，小刘每天天一亮就外出走访，晚上回去又工作到深夜。许多当年和总理共事的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总理的亲友，见到小刘送去的样本书都很激动。邓小平、邓颖超、康克清、钱之光、夏之栩、何长工、李强、廖承志等同志，或亲自接见，或托人转告，都鼓励和帮助小刘把这部书进一步写好。同周总理一道旅法勤工俭学的何长工同志，正患病住在医院，他一边输着氧气，一边倾听小刘汇报写书经过，他紧紧握住这位年轻人的手说：“继续干，有什么问题，以后还和我联系。”
1978年4月，以怀恩署名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出版发行了。读者纷纷给小刘和出版社来信，赞扬他们为人民做了件好事，鼓励小刘将周总理传记继续写下去。北京有位同志在信中说：“您是以巨大的毅力，坚韧不拔的精神，对总理的无限深厚的感情，写出这本传记的……”
情况确是如此。自从1976年以来，小刘放弃了一切节假日休息，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将全部时间用在写书上。几年来，他陆续取出了多年积存的900元存款，购买写作用的参考书籍和资料，以及补贴采访活动经费。他身上的棉衣还是1962年缝制的，已经不那么保暖了，大美想给他做件新的，小刘无论如何也没有同意；他没有烟、酒、茶嗜好，大美见他长期熬夜，有时就悄悄煮两枚鸡蛋，放在保温杯里，压上字条，要他在半夜饿了时吃，但他在第二天总要说服爱人不必花这笔钱，晚上饿时吃个馒头或烧饼就可以了。有一位老干部听说他在写周总理的传记，便主动赠送100元钱，要他买点营养品，滋补身体，小刘再三推谢。无奈这位老人执意要给，小刘只好接受了，但他并没有花在吃上，仍然是为写作购置了参考书籍。
继《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出版以后，小刘编选的《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下卷，也先后出版发行，深受读者欢迎。目前，作者正在继续撰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周总理》一书，同时编选《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文选》。在作者的写作计划中，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周总理》、《十年内战时期的周总理》、《新中国时期的周总理》等书。为了永久纪念周恩来同志的名字，作者自取笔名怀恩。但是，从《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一书诞生过程中，人们看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如此不畏艰难，不怕风险，不图名利的怀恩，何止是刘五全一个人呢？！
本报记者 林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