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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告文学
艰难的起飞
刘宾雁
至少近三十年来，在丹东市对一个人还没有引起过这样大的争议。一次又一次民意测验，无数次调查，外加大规模的“正式考核”。五个市级机关派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第二轻工业局，翻箱倒箧审阅各公司、各工厂的计划、表报和总结，反复核实事实与数字，并且把局长、党委书记李日升的历次讲话稿调往市委机关认真审查。这些事，都发生在五名新闻记者给省委书记写信，推荐重用“四化闯将”李日升以后。这就使二轻局机关那幢整洁明亮的小楼里，不免有点波动了。人们心里嘀咕：“李局长莫非犯了什么错误吗？”更深一层，还有一个疑虑：“早就有人预言李日升要倒大霉、翻大车，真叫他们说对了吗？……”
两个“不倒翁”
这是一场无声的争论，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两种人，两条路，让哪一个占上风呢？
从1963年起，丹东市机械仪表公司副经理李日升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白天黑夜和工人一起摸爬滚打，在“把丹东建设成东方瑞士”的口号下，短短三年里，他们在设备陈旧、技术力量薄弱的条件下，接连创建起五个崭新的仪器仪表工厂，生产出一批精密仪表，填补了中国工业的空白。
在东北的和全国性的会议上，李日升连续几个小时介绍经验的发言，他那充满自信、甚至有点洋洋自得的神气，引起了一位领导同志的注意，他问身旁的人：“那个小个子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
那时，在生活的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人以另一种形式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一些人腐化堕落了，省委不得不派人来整顿，改组市委。公安局的几名领导干部，撤换了。精选美女组成的女民警队，解散了。当时主管公安政法和组织工作的市委某书记，却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大约是由于陷得不深，兴趣限于看戏、饮酒和打牌吧。
“文革”开始，李日升的事业和某书记的“业余活动”一起嘎然中止，二人一道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不过他们很快又分道扬镳，各自返回到生活的两个不同极端上去了。
这场“革命”，从第一天起就“旗帜鲜明”：最早被揪出来、斗得最凶、整得死去活来的，大都是真正干事情的人。市民中威望很高的副市长吴斌，被整死以后还长时间曝尸街头。管工业的副书记孙建华，是熟悉业务、富于进取精神、工作刻苦深入的好同志，被整得差一点自杀身死。李日升本人呢，一个小小的机械仪表公司副经理，被斗二百多场，长期不准翻身，也是由于豁出命干，在建设现代仪器仪表工业基地中起了出色的作用。相反，那些不大干事的和以整人为业的人，有一些倒很早就被“结合”，官复原职或提升了。市委某书记自然也未被遗忘。当李日升等“罪人”没完没了地哈大腰和赎罪的时候，这位某书记早扔开大牌子和高帽子，成了军代表林元福的左右臂。
这本来是生活发出的信号，要人们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做人道路。不少人从此变聪明了。李日升却一直没开窍。
“文化大革命”整了他十年。十年当中，他一天也没“老实”过。林元福揪住他不放，宣称不打倒李日升，“丹东市就没有走资派可打了”。李日升也拽住林元福不撒手，不断写信和进京上访，揭他残酷迫害老干部，揭某些“支左”人员胡作非为。“李日升这小子非倒大霉不可！”——那时就有人给他算命了。的确，一个已被开除党籍、啥官也不是的人，怎么斗得过全市掌权的头号人物呢？
斗争会上，李日升从没有猥猥琐琐、低三下四过。头发总是梳得精光，小皮鞋擦得锃亮，气得造反派直骂：“瞧你这身打扮、这副神气，就活象个走资派！”后来，为了告状，李日升把家产变卖了。他的小书包里随时装着牙具、毛巾、复写纸和圆珠笔，成了一个随时准备入狱的职业上访家。够倒霉的了吧？可是看他那副神气，还会以为他是办人家专案，出来搞外调的呢！
就是在挨整的时候，只要给他一点机会，他照样一头钻到工作里头去，豁命干；钻进去，还非搞出点名堂不可。派他到电影电视办公室工作，他明明知道上边派了两个人监视着他，他还是把8．75厘米放映机、胶片洗印厂和丹东市电视台搞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在李日升身上留下三个痕迹：有人为了制止他写信揭发军代表，扭折了他的右腕；为了惩罚他进京上访，扭折了他一根指头；劳动中，摔折了一条右腿。
十年浩劫，把李日升造就成极左路线的死敌。“四人帮”垮台不久，他就又一次显露了锋芒。
丹东市鼎鼎大名的造反派，打砸抢分子车丕恩，开了多少次会，硬是批不倒。这个临时工出身的盗窃犯，只因为被军代表林元福看中，一步登天，成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丹东市革委会副主任兼计委副主任。此人作恶多端，单是他指挥的一次武斗，就死了24个人。但是到了1977年，这个车丕恩还大摇大摆，白天在市革委会进进出出，晚上活动于帮派骨干之间，密谋对策。批斗他，一触即跳。他的一群“小兄弟”还出来帮他打横炮，攻击清查运动和揭发他的人。他拒绝“讲清楚”，要求官复原职。打掉车丕恩威风的，不是长期和他共事的人，却是一直受压的李日升。李日升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有理有据，感情充沛，一层层剥掉车丕恩身上的画皮。全场鸦雀无声。车丕恩原先翘着个二郎腿，现在放下来了。也不再吸过滤香烟，朝空中吐烟圈了。
中国最沉重的一页历史翻过去了。李日升终日喜气洋洋，可是每当他和市委某书记碰面的时候，对方依然是连个笑脸也没有。李日升想：“林元福是通过你整我的。找不出我的把柄，就用最卑鄙的手段整我老婆。是你亲自决定停发我们工资，断了我们生路的。你哪怕嘴上认个错呢……”
从此，每当讨论到李日升的任用或提升时，市委常委会里就至少有两个人板起面孔。市委某书记是丹东的老人儿，数他手底下人多，影响大，他不点头，就通不过。
警醒
直到1978年2月，李日升才勉勉强强被落实了政策：到市二轻局当一个排行第五的局长。这简直有点象恶作剧：“你不是有能耐吗，不是擅长搞高精尖吗，这回你用菜刀、马勺、洋铁桶和锅盖去创世界纪录吧！”
李日升却乐滋滋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办公桌还没摆好，就到各家工厂巡视去了。
他主持清查工作。翻阅那五百多个有问题的人的档案时，他陷入了沉思：“他们仅仅是十年特殊时期的产物吗？”还在1959年至1960年“拔白旗”那阵子，他心中就出现过一个问题：“怎么踩着别人肩膀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了呢？”从那时起，他在与人接触时就注意识别这种特殊生物，心里不时闪过一种警觉：“这小子，他每爬上一个台阶都得蹬倒两个人！”
这种思绪，常常引出一个使他颇为不快的问题：这些年，怎么尽把能干的人给扒拉下来，能破坏的人倒上去了呢？“文革”前丹东市的工业产值只比常州市少8，000万元，现在却差上10个亿了。假如这些年来管经济的书记是孙建华而不是碌碌无为的那位市委某书记，情况就会好多了。但孙建华同志却始终得不到重用，最后被排挤出丹东。
1978年年底，一件事吸住了李日升的心。“大干快上”了一年，二轻局的工作成果是：产值增长了6．4％，利润却下降了15％。他心中一悸：怎么搞的，这不又是1958年走过的那条老路吗？！
1958年秋季，李日升从上海学习归来，丹东市一片漆黑。能源都用到大炼钢铁上去了。市郊挖了一个个大坑，把几千吨矿石和成万斤木柴放进去，要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结果是把同焦炭混为一体的铁渣埋掉，也埋掉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希望。
然而有人还不甘心。两年以后，又让李日升带领人挖起较小的坑来。这一次是填进大量铝粉、镁粉和硅矿石，然后点起火来。这火苗比大炼钢铁的时候还要光彩夺目：两丈多高的蓝色火柱，比焰火还美！但是结果呢？炼出的单晶硅纯度远远达不到“六个九”的技术要求。又是填坑，埋葬。这一年（已经进入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了！）单是经李日升的手报废的，就是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
接下来就是挨饿，抢救危机。李日升带着一个工作组，步行下乡。这时他的体重降到四十几公斤，走十里路，竟要歇上几歇。他们十个人一顿饭只能吃一斤粮食。走一户，丢下一点豆、糖和鱼，再拖着又软又酸的腿脚，走向另一户。
“力没少出，钱没少花，日夜苦战，怎么满腔热情干了坏事，搞出这么个局面呢？”李日升不断悻悻地想，“岂有此理，这是怎么搞的？”
他想起1947年那时候，解放大军开进他的家乡草市村时，穷人都流着泪跑上来，叫“救命的队伍”。可那是从国民党军和土匪制造的灾难里拯救人民哪，这一回怎么咱们自己干出了这种事情呢？省里主持经济工作的书记杨春甫提出的口号是：“一番两番不算翻，五番六番算上游！”他只是出于无知吗？那么为什么到1960年全国已经陷入饥荒时还执迷不悟呢？他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
一个问题使李日升睡不着觉：“人民跟着共产党走了几十年，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对不起人民！不应该干得好一些，使人民觉得社会主义有点意思，有点味道吗？……怎么还拚命追求空洞的产值，不顾实效呢？”
化险为夷
那几天夜里，妻子又听见李日升睡梦中叨叨咕咕。早晨，李日升照例是四时许起床，爬上锦江山，打打羽毛球，然后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来，俯瞰着从灰暗中逐渐现出色彩的丹东市景，默默地想着，计算着。李日升的工作照例是在日出中开始的。
在二轻局党委会议上，李日升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
“1979年的计划，我看非往下调不可，幅度还不能太小。咱们敢不敢？我主张砍它三刀。第一刀，砍去1，950万空头产值。这纯粹是虚的，完全是为凑出个数字。第二刀，砍去库里积压的，也就是不对路、市场本来不需要的那些产品。商业和外贸部门不收的产品有36种，805万元产值，全部砍掉。再一刀，砍去用量小、应该压缩的产品……”
二十多年来，从来是以“上”为荣，以“下”为耻，而且越多越快越大越好。不久前不还在喊“大干快上”和“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吗？因此对李日升的“砍三刀”主张，尽管他再三说“我有措施，肯定能把产值补上”，还是有不少人半信半疑。李日升心里也明白：今年是“三年大见成效”的最后一年，你李日升又干过二十年工业，怎么倒要把生产搞“下”来，是何居心？……可是李日升心里有底：就是给我定个什么错误，将来也得给我平反。
这次调整，李日升的视线首先投到粉末冶金厂。生产同一种产品的工厂全市有三家，家家都饿着三分之一的肚子。何不关掉局属这一处，喂饱一家呢？空出的厂房，交给纸箱厂，再把纸箱厂的厂房拨给塑料厂，腾出房子新办一座长征服装厂。这么一动，减去二十万产值，增加了五百万产值。……
李日升决定调整之后三个月，党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下来了。
一年下来，实行调整的结果，二轻局的产值非但没减，反而增长了6％，利润比上年增长17％。
这一年，二轻局的工作是一个突破接着一个突破。好心人替李日升担心：步子太大，可别跌交呀。另一些人，则用奇异的眼光盯着李日升的脚后跟：“李日升这小子，非倒大霉不可！”
二轻局的几个局长到农村调查市场，然后，一卡车又一卡车的库存商品运往农村供销社和边远工地。李日升跟车，冻得象根胡萝卜似的。下了车就卖货，了解群众需要，几十万元的积压产品迅速销光。“看吧，李日升又捅娄子了！”传来了冷言冷语。果然，商业部门出来干涉了。李日升说：“你不收购，又不叫我卖，想让二轻局的工厂都黄了不成？”不久，中央的政策允许了。
李日升把一个日本商人请到丹东，参观服装厂，同日商挂上了钩。通过一位到奥地利定居的人摸欧洲市场的情况。请一位香港商人来洽谈玉石加工生意……这样做，有时也不免小小地冒犯外贸方面的一些框框。但是不久，这些框框也突破了。
李日升起用受压几十年的有用之才，过去被轻蔑地称为“业务篓子”、“耧钱的耙子”、“装钱的匣子”的一些人，被委以重任，有的还发展入党。这又激怒了长期吃“突出政治”饭的人。可是，后来证实李日升也没有错。
李日升驾驶着二轻局这艘小船越过一个又一个险滩，是因为他认定一个目标：要治穷。“我就不相信中国人的肚子只能盛窝窝头和包米粥！”——这就是他的信条。
穷根在哪里呢？在于吃大锅饭和铁饭碗。“这口锅不把它砸烂，就休想治好二十多年的穷病！”
新风无线电厂连续亏损已经五年。这个厂，每月可以生产1，200台收音机机芯。但是40人的木工车间一个月却只能造400只木壳。怎么办？按历来的传统办法，又得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添工人和设备才能解决。李日升决定在木工车间来一个突破。
原来的产量是每月400个。制定了一个定额：每月600个。每超产一个收音机木壳，给1元2角钱计件工资，而且没有限额。实行一个月，产量达到1，100！三个月以后，把定额调整为700。工人说：同意！这个月下来，产量达到1，400个。消息传到二轻局工资科和市劳动局，说超出了上级规定，工资科长赶忙下手，要把定额提高到950个。工人一看，得，拉倒吧！7月份到了21号，才造出五百多个木壳。李日升得知，火了，问工资科长：“这么大事，你请示谁了？已经对工人说好三个月调一次定额，一个月调两次，还讲信用吗？我是局长，错了我负责！”
工人一听，来劲了。那时候正是阴雨天。木壳要喷漆，很难干燥。工人们把窗子关严，连窗缝儿都糊上。又生起暖气，室温达到四十度，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干。到月底只差九天了，九天就干出了900个木壳！
这年11月，市劳动局发出通知：只要生产正常，定额先进，可以实行无限额计件制。过了八个月，传达了国务院的通知。李日升又没有错。
为了把所有职工的积极性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李日升又委托二十余年来被“内控”的大学毕业生、现在主持二轻局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周珩设计出“两定一包加薪法”，后来又实行了浮动工资。这就用利润为杠杆，使所有职工的收入多少都同企业工作的好坏挂起钩来。
不是为了穷和苦
有一天李日升走进家门，他妻子好奇地问他：“听说你们二轻局的很多工人，一个月拿的钱比你这个十六级干部还多？”
李日升白了她一眼，说：“怎么你也得了红眼病啦？我看还少，拿二百块才好呢！……跟闯王，不纳粮。革命几十年，目的是什么？要是永远啃窝窝头，这个命不革也可以。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能老是写在纸上！”
他喜欢辩论，也爱抒发。走进饭馆，触景生情，就和同伴说：“建国30年了，吃饭还得要粮票。你看吧，总有一天不要粮票，不然就是咱们共产党没本事！”见有的工人一家人挤在一个炕上，他又有感触了：“一人二米多房子……你看吧，中国人也有住二十米三十米的时候，不然就是咱们共产党没本事！”
当没有谈话对手的时候，他就自我辩论——他心中随时有一个假想敌人：“无产阶级为什么就不能讲点舒适呢？中国人就命定只能坐炕沿儿和硬板凳？不然就‘修’了？”“ 中国人就只能穿大蓝大灰？人体美也是一种犯罪？没有的事！”
想着想着，就变成了行动。车辆厂生产的汽车减速器卖不出去，把路都给占了。李日升再三劝说，改行造铁木家具。钢管沙发在丹东销不出去，李日升就说：“别急！丹东不等于全国。北方不要还有南方呢！”他亲自到北京菜市口商店站柜台，笑容可掬地推销沙发，了解顾客的需要。两次被外地产品给顶了，经过改进，重新占领了阵地。现在供不应求，1981年的产品都订购完了。
把他放到人人瞧不起的二轻局，意在贬低他的人，失算了。二轻局主要是为人们的生活服务的。李日升热爱生活，频繁而剧烈的阶级斗争和十年挨整，并没有榨干他生活的情趣。他的神经细胞和感情纤维依然象一个年轻人一样汁液饱满。
他的胃口不赖，这就启发他给薄铁搪瓷工厂的厂长出了个主意：“现在肉多了，生产点火锅怎么样？冬天弄点酸菜汆白肉，热烘烘的，啊？”过了些日子，那边没动静。他临上北京，对那个厂长说：“我可在北京等你们的火锅展销啊。……对了，别忘配点木炭，五斤一包，用塑料口袋，干干净净的。”
他爱美。丹东的姑娘身材修长而美丽。李日升走在街上，望着妇女的背影就想：
“这种身材，穿上旗袍和高跟鞋，线条就全出来了。裙子也行。筒裤也很好。腰身和裤脚的尺寸不会起政治颠覆作用吧？”……这时，他无意中又重犯了“文革”时期列举的“李日升修正主义罪行246例”中的一例，即他十几年前主张过“应该把中国妇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丹东人瞧不起丹东生产的衣料，眼睛盯着上海。连服装厂的人都说：“做出来卖给谁？反正我不要，做做衬里还可以……”这个障碍不突破，服装工业休想发展。李日升把服装厂的干部和设计师带到绢绸厂和印染厂参观，当场选定衣料，一次定了16，000元的货。他请老裁缝朱彬贤设计出四百多种式样，选出五十多种。他请来讲究和懂得穿着的演员、护士、教师和女工，请他们任选一种衣料和式样，当场给每人裁剪一套，只收料钱，不要加工费。不久，这些人上了街，就成了丹东市服装改革的“标兵”，又是丹东衣料和服装工业的活广告。
李日升自己也不甘寂寞。他选定一种茶绿色的粘涤合成衣料，做了一身制服。在会场，在街上，他常常弹弹衣襟，不无傲气地向众人说：“这是咱们丹东市的衣料，才七块多钱一米，还是宽幅的。怎么样？……”他抿着嘴笑。这个人总是信心十足。这回他又没错。不久，茶绿色服装就在丹东人身上推开了。
突破，突破！
有一个“鬼打墙”的故事。一个人半夜迷了路，荒郊野外，四周一片空荡荡，可是不管朝哪个方向走，都碰到一面无形的墙壁。
我们不承认有鬼，然而无形的墙倒确实有。李日升一举手一提足，都会碰到坚实的墙壁。
“明明办的是好事，大好事，可为什么人们往往要迟迟疑疑甚至战战兢兢，左顾右盼呢？”李日升发现人们头脑中也有一面高墙。判断是非不是着眼于事情的效果，而是谁谁说过没有，批过没有。这面墙还是各种无形的壁垒中最森严可畏的一面。等着时间和实践的风雨慢慢地侵蚀它，让它倒塌吗？太慢了。那个无比巨大的身影，几乎无往而不在。李日升几乎在每推行一项工作时都能摸到它作为一种威胁和一种障碍的存在。
李日升在局党委会议上建议全局上下展开一次大讨论，认清二十多年来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1979年5月起，从各个车间到局机关，热气腾腾的讨论展开了。
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活经历的曲曲折折道路，又在人们面前重演了一遍。很多个“为什么？”被提了出来。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时，4，400户组织起来了。那时候每100元资金一年获利195元，到了1978年，投资、设备增加了很多，为什么每100元资金得到的利润下降到28元多了呢？社会主义不是挺优越吗？怎么“张公养鸟，越养越小”了呢？那些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高尚、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倒熄灭了人们内在的向上动力呢？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几十年，不就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吗？怎么又怕了，自由、幸福又变成可怕的怪物或万恶之源了呢？怎么“一富就修”，大寨人穿件花衣服党支部还要讨论不休呢？难道中国人只能吃粗茶淡饭穿粗衣？房子住得越挤越好？千方百计让人穷，这是社会主义吗？……
有人说，李日升放了把火，这场火从车间到机关，烧了几个月。人们多少年埋在心里的问题，亮出来了。只许讲一面话、只许唱喜歌和催眠曲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一个不敢思考、不准讲话的社会，经济也是上不去的。在二轻局的文化馆里，摆下几个扩音机，几百人大讨论。一个人发言，别人可以插话，可以反驳，可以交锋。这场面可真新鲜！
李日升作总结发言那天，大家见这位局长不写讲稿，口若悬河，一讲几小时，觉得新奇得很。他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他敢于用自己的语言讲话。他不回避最尖锐的问题，直抒己见。李日升就是要造成一种新风气，一种心无戒备、畅所欲言的气氛和习惯。
李日升知道有人会抓他辫子，他不怕，心想：“这辈子，除了‘里通外国’，什么帽子都戴过了。靠边站了十来年。无非是再来一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问题不搞清，调整和改革寸步难行呀！”
从此，二轻局的人成了最敢讲话的人。生产更加热气腾腾了。
较量
随着报纸上关于二轻局和李日升的报道的增多，空气里不祥的气味逐渐浓厚起来了。
象很多实干家一样，李日升无意之中得罪了不少人。“双突”上来的“吹喇叭书记”、“唱喜歌书记”，被他拿下来了。不称职的干部，他给调换了。原来是党委常委的，现在不是了。这些人里不服气的，就盼着李日升“现眼”。
他又无意之中激恼了他没有得罪的人。长年靠政治术语过日子的，只图清闲、不干实事的，都看着李日升“隔路”（意即“特别”，跟自己不一样），别扭，刺激自己，是个不安定因素。报纸上报道一次李日升，他们就觉着挨了一次批评。至于当年整过李日升，而又不肯认错和改正的人，则把他的每一步上升，看作对自己的威胁。
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汇集起来。他们有个天然优势：有的是时间！退居二线的二轻局一位不老的老干部，在大吃贵重药品的同时，常到市委遛达遛达，提供二轻局“内部情况”。长期住院，又随时可以四处活动的一位副市长，同五年不上工的二轻局女工交头接耳，研究如何压李日升，给她因殴打民警而遭到的处分“平反”，若不同意，就是“骄傲，顶着不办”。一个“文革”期间造反上来、新近被任命为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人，在市委门前正看热闹散心呢，见本市一位作家走过，便叫住他，用他高贵的“造反派”语言问道：“听说你给李日升溜沟子溜得不赖呀，赚了多少钱？”——这是指这位作家写了一篇以李日升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
关于二轻局和李日升的各种谣言，在二轻局和市委机关之间，又从这两处向社会上流传开来了。二轻局的成绩是假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者是吃了李日升的“大盘子”才吹捧他的。
在部、局长中进行的两次民意测验结果，大多数人认为李日升应提升到副书记、副市长或省二轻局的领导岗位。二轻局的470余名各级干部中有420余票支持李日升。也指出了李日升的缺点和问题。他有些傲气，他急躁，对于持不同意见的或能力较差的同志不那么尊重。他自己也承认，非改不可。但是民意测验表上也写了一些并不存在的问题。有的是由于对李日升缺乏了解，有的则不掩饰真实的情绪，目的在于把李日升搞臭。
李日升的优点、缺点、各种揣测和谣传被十分客观地等量并列，再三调查，反复斟酌，仍然拿不出一个使用方案。这时，二轻局的经验已在辽宁省推开，它试行的工资奖励制度，人才选拔和老干部安置的作法以及自力解决本系统全部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经验，都受到中央几个有关部门的重视。二轻局1980年的产值和利润计划都已提前六七十天完成了。
变了，中国！
中国毕竟变了。1980年秋冬，当不攻自破的谣言缠扰着李日升时，在生活的另一极端，真实的传说却围困着市委某书记。他的日子，看来比李日升要难过得多，也不如六十年代那么轻松了。两件事：一位访日归来的某局长，送给市委某书记一台彩色电视机。事发，局长不得不承认是用向一位华侨索取的钱买来的。他如实坦白了：这是市委某书记给出的主意。另一件事，是市委某书记的公子占用了本来分配给税务局一位工作人员的住房，致使长年分居的一家人不能团聚。那位同志的妻子，失望之余，服毒自杀。丹东市街谈巷议，众怒难息。
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关于李日升的流言蜚语不断扩散，人们却越来越多地向李日升聚拢过来……
愿意到二轻局来工作的人很多，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都有。他们说：“在李日升这样的局长领导下，有用武之地。”冶金局的一个技术员过去整过李日升，也要求到二轻局来，他说：“我过去整过李日升，愿在他领导下将功折罪！”
支持二轻局，为它出谋划策的人，或愿意为它出力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个税务工作人员给李日升写信说：“常常听到你的名字和二轻局生产的发展情况，使我十分敬佩。但我也知道你们各个企业的资金很紧张……”他给二轻局出了一个主意：充分利用国家照顾知青的税收优惠政策，从免税中取得发展生产的资金。他精心计算了二轻局几种类型的工厂职工的年龄结构，提出了多收知青的方案……
这时，李日升正在深圳，隔江遥望灯火辉煌、拥挤嘈杂的香港，一个占领这块市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正在他心里形成。但不时有一个疑问扰乱他的思路，那就是：“我无非是想弄几个钱，填补一下咱们国家的财政赤字罢了，这就叫为国分忧吧，怎么就惹恼了那么多人呢？都是中国人，还都是共产党，这是为什么呢？”
环绕李日升的争议，已接近尾声。中共丹东市委和辽宁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李日升是了解和信任的。中国毕竟没有白白送走二十几个年头。人民已经选定一条正确的路，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这是丹东市继1958年、1963年之后的第三次经济起飞。“难是难，”李日升想道，“但是，这一回中央的方针实实在在。看吧，只要把调整搞好，往后就是真正的‘上’，每朵花都得叫它结出一个果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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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年画〕
（选自《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刘喜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