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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登
汤德全委员说
经济建设一定要加强法制
汤德全委员说，在经济建设中，要加强法制观念，凡是造成严重浪费或重大经济损失的，就必须绳之以法，追究责任。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前几年工业锅炉烧煤改烧油，现在又由烧油改烧煤，浪费了大量资金；四川输气管线铺设好了，又没有气了；武钢1．7米轧机安装了发挥不了作用，开始说是电力紧张，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关键是原材料品种不对头。这么大的重要项目，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没有经济法规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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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柳志清委员谈
保护竞争 提高效率
柳志清委员说：要提高效率，就要保护竞争。现在我们说的竞争，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我认为竞争不仅是单位的，也可以是个人的。高等学校的教师，可以采取发聘书的办法；如果有的人不称职，可以不聘请，他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工作。我们现在的办法，还是“金交椅”、“铁饭碗”，这是不行的。有的华侨说，共产党人人都有饭吃，但就是吃不饱。打破“金交椅”、“铁饭碗”，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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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大荣委员要求
把基本建设费用压下来
张大荣委员说，基本建设战线长，年年提，年年压不下来，今年又占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兴建的项目不少，哪个也定不了。广安门中医院主楼用了几年时间好容易完工了，可是辅助建筑没盖，不配套，不能使用。三线建设该砍的也得下决心砍掉。不管任何工程，都得看经济效果。希望领导下大决心，责成有关部门花大力气，重新审查，统一规划，把调整工作做好，把基建费用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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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贤委员说
既要广开才路，也要广开财路
何贤委员说，搞四化建设，人才和资财都很需要。这几年华侨、港澳同胞响应政府的号召回来投资、搞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但协议很难订，不是这里不行就是那里不行。1950年至1957年，当时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整个国家生气勃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恢复也很快。现在搞四化建设应重温以前的经验。广东应从多方面积累资金。深圳市至广州的公路不要等修成高速公路才开放，在现在的基础上修好一点就可开放，允许港澳同胞游览的汽车直接开进来，估计每日有3千辆，每年可收养路费、换车牌费几亿元。国内发展旅游事业很好，但服务工作不理想，服务员积极性不高，这与工资待遇不高有关。建议收服务费，增加服务员的收入。世界各国都收，我们为什么不敢收呢？职工待遇好了，服务态度也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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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霍英东委员说
要认真改革体制
霍英东委员说，我国三十年来都用现在的体制，有许多体制是应该改革的，当然，要改革也不那么容易。以前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被怀疑是搞资本主义。我们社会主义本应使大家都富裕起来。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合适的体制，许多国家都按照自己的环境、条件来考虑适合自己国家情况的体制。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能吃苦耐劳。但现在人民的积极性不高，国家要从体制、制度上研究存在的问题，采取好办法，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现在办一件事很难，如在广州投资搞一个宾馆，谈判、设计、施工都遇到许多阻力，这都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关。要把四化搞上去，要从实践中改革体制，认真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教育，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科学技术和工商企业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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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黎夫、邓以纯委员说
桑树坪煤矿强行验收投产，后果严重
常黎夫委员说，陕西省桑树坪煤矿是煤炭部代国家投资，设计能力为年产原煤300万吨。从1970年动工建设到1979年底，投资总额是16，248万元。煤炭部强行验收投产，后果严重。
一期工程的平峒井，在工程质量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生产环节基本没有形成生产能力，于1977年匆忙宣告“竣工投产”。投产后，产量低，成本高，亏损严重。1979年仅出煤33．8万吨，为设计能力的37．56％，亏损达288万元，平均每吨煤亏损8．52元。
一期工程的斜井，继续采取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在基本不具备投产条件的情况下，于1979年11月，再次强行“验收投产”，又在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首先是由于基建遗留的缺漏工程很多，生产系统各个环节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其次是亏损严重。由于交付的工作面产量很低，而与之配套的动力、运输等系统都是300万吨生产能力的设备，形成大马拉小车，每吨煤的成本高达72元，比全省平均成本高出2．4倍，造成人力、物力的惊人浪费。据省煤炭局反映，斜井今年可出煤20万吨，亏损高达1，047万元，平均每吨煤吃国家补贴52．35元。这种严重的亏损状况，近三、四年之内根本无法扭转，这就给地方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妨碍“分灶吃饭”新财政体制的贯彻和巩固。
陕西省财政局、扭亏增盈办公室多次向有关领导部门作过反映，但都未得到解决。接着，《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广播电台、电视台不断地宣传报道了桑树坪煤矿所属斜井“胜利竣工投产”的消息，省财政局的一些同志又向《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报道严重失实，国务院财政大检查工作组来陕检查时，省上又作过汇报，但都石沉大海，毫无结果。
邓以纯委员说，桑树坪煤矿，投产前没有很好同铁道部门和销售部门研究煤的外运和接纳问题，致使只有2万吨能力的贮煤场，却堆了5万多吨，结构负荷超载，造成运煤栈桥的破坏，井下生产也处于半停顿状态。陕南镇巴的庙沟平峒和陕北的南家嘴、亲家坪煤矿，投产后也因为运输等问题而被迫停产，给国家的人力、物力造成很大损失。因此，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要严密细致，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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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国权、倪家玺、陈铭珊委员说
发展集体企业阻力很多
万国权委员说，天津市的民建和工商联按照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协助政府安置待业青年提案的精神，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发动成员参加创办和整顿街道集体企业的工作。截至今年7月底，已筹建起64户厂、店，其中工业36户，商业18户，饮食业5户，修配业4户，旅店1户。从业人员共有5，155人，其中青年3，145人。今年1—7月营业额约369万元，加工费70万元，共获利润约94万余元，占投资额的54％，有些厂已将投资额全部收回。
由于这些原工商业者对于本行业都有比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专长，总的说，这些集体企业一般具有投资少，收效快，精打细算，服务良好等特点，在增产节约，繁荣市场，满足人民需要，方便人民生活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这是动员退休原工商业者为四化服务的一种良好形式，是大有可为的。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如天津小白楼街青年售货点是劝业场退休原工商业者徐代传牵头筹建的。从拉小车摆摊开始，半年多盈利2万余元，安置待业青年20余人。街道党委看到这个点有发展前途，硬要并进一个经营水果的赔钱商业点，成立“社委会”，由街道党委副书记任一把手，把徐降为第五把手。从此，进货、售货、定价、管理等处处受卡，企业经营下降。徐代传反映这些问题时，难过得流了泪。最后徐代传退出了这个点。其他退休原工商业者对此反映强烈。和平机电厂是原工商业者孟少亭牵头筹建的。后来街道任命5位厂长，孟虽为厂长，但有职无权。街道派的会计竟对孟说，“我就是监督你来的。”南开区六合街保险柜厂，由原工商业者孙元印负责筹建，制出样品，质量很好，百货公司同意包销，利润较大。街道硬将一个不赚钱的黑白铁点并了进去，带进60多人，其中有40多位老大娘。以上情况，严重挫伤了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我们虽已向市委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反映，但这类问题还在继续发生。
倪家玺委员说，北京市民建和工商联成员在协助政府发展集体经济、安置待业青年工作中，也有类似情况和问题。如宣武区广内胶木厂，原管理人员不懂管理，不会经营，又不团结，资金短缺，企业亏赔。两会给予无息贷款3万元，又派原工商业者张纪尧去厂负责整顿。经过调整，取得一定成绩，但该厂原负责人却说张纪尧是来“摘桃子”的。崇文区崇外大街北口商亭，由原工商业者何子余筹建，几个月盈利数千元，刚有成绩，何即被调任有职无权的联社副主任。
陈铭珊说，上海市也有类似问题。在与街道集体合办的一些企业中，有“一平二调，硬塞硬派”的情况，影响了集体事业的发展，挫伤了退休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
万国权委员建议：1、在集体经济企业中，原工商业者能胜任领导工作的，可以担任正职，要有职有权有责。如果企业发展了，需要成立党团组织时，最好能够在企业内推举，或选派熟悉本行业务和统战政策的干部。2、贯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原则，不要任意并点或摊派其它费用。已经这样做的，应予纠正。3、在政企分家后，各级集体经济管理部门，也可以由两会推荐有管理经验的原工商业者参加部分领导工作。4、凡是符合集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企业，各级集体经济管理部门，应说服街道，在厂房和设备方面给予大力支持。5、各级行政部门和宣传部门应大力宣传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清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
陈铭珊委员建议：集体企业一经成立，应实行独立核算。街道应该尊重企业的自主权，更不能平调企业资金设备，也不能任意安插和增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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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子昂委员
谈民建、工商联在就业方面的意见
胡子昂委员说，去年10月，民建、工商联代表大会决定，把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劳动就业工作列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一年来，两会地方组织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积极推动两会成员协助有关部门和企业，在创办和整顿集体企业，开辟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就业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今后首先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党中央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方针、政策的重大意义，宣传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清除极左路线的思想影响，使人们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根据各自的条件和特点，协助发展集体经济，为待业青年广开就业门路。我们两会组织除了要继续推荐人才，协助地区街道，发展集体经济外，还要鼓励和推动成员从人力、财力等方面，积极帮助待业人员举办集体企业。
第三，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举办各种形式的职业训练班。现在许多劳动力没有事干，而许多事情又没有合格的劳动力去干。因此，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既是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一项根本措施。我们两会和成员有一些有利因素，比如，有一定财力，成员中有不少学有专长、有丰富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经验的人才，其中许多人，可以担任教师，等等。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密切协同有关部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积极举办各种职业学校或训练班，广开学路，为四化建设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也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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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克虎委员说
交通运输还是薄弱环节
黄克虎委员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正朝协调方向发展，但是就交通来讲，比例还没有改善，甚至严重失调。全国有载重汽车114万辆，其中交通部门只有16万辆，非交通部门98万辆。交通本应先行，如今是薄弱环节。主要原因是，机关厂矿汽车太多，运自己的货，载率不高，造成空驶。8月31日《人民日报》说西安市空驶率达75％左右，湖南也在50％以上。能源浪费很严重，人力也有浪费。这事国家计委要负责任。现在机关厂矿买载重汽车的越来越多，对交通部门的投资越来越少，这将会加重比例失调。国务院下达文件要“三统”（统一安排货源，统一平衡运力，统一管理运价），有些大单位不执行，有的省也开会研究放宽“三统”，一放就等于不统了。应重视汽车的更新换代。日本大、小车辆两年更新一次，我们的解放牌汽车，是苏联40年代的产品，耗油量大，“20年一贯制”，既不更新，又不换代。汽车的更新换代，是节约能源的一条措施，现在应该搞了。吉普车是军事越野用的，4个轮都能动，特别费油，现在大量用于城市，既不美观又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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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修德委员建议
国营华侨农场应扩大自主权
林修德委员说，国务院侨办所属的国营华侨农场有80多个。华侨农场有的产品由外贸部门运销国外。由于外贸部门在产品收购价格、加工制作等方面卡得太死，束缚了农场生产的发展，比如广东英德华侨农场的红茶，质量较好，畅销国外，但是中国茶叶公司将其他茶场的红茶混在一起包装，影响了“英德红茶”的质量和信誉。又如广东陆丰华侨农场生产的茶叶，只准茶场粗制，不准精制。因此，农场种植茶叶利润很少，甚至亏损。这种外贸体制很不合理，应该改革，允许生产单位加工农产品，订出合理收购价格，增加收入，调动生产单位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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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家驹委员说
既欢欣鼓舞，又忧心忡忡
千家驹委员说，听了姚依林、王丙乾同志的报告，既感到欢欣鼓舞，又有些忧心忡忡。一、1980年计划积累率30％左右，还是太高了。根据以往经验，积累率不能高于25％。现在降不下来，是前几年订计划过于庞大，没有充分考虑客观条件，上马的大家伙太多了。地方和企业用预算外资金安排的自筹基建增加了，基本建设规模仍然维持在500亿元的水平。这意味着各地还在搞计划外项目，这怎么行呢？二、据了解石油产量再过几年也上不去，原因是石油战线存在杀鸡取卵的现象，为追求一时的高产指标，不尊重客观规律。这方面的教训，石油部恐怕应该认真检查一下了。三、为了保证和平建设，多花点钱在国防上是必要的。但是，这方面的开支是否也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呢？相比之下，教育经费仍然是太少了。四、我国也有通货膨胀。去年我们向银行透支90．2亿元，就是发钞票，不能讲没有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生活的影响，每个人都是感觉得到的。在其他国家物价指数增加两位数字就是不得了的事。我们某些商品涨价20—30％却很平常。这次会议伙食费就提高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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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肖文玖等委员认为
要把反封建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肖文玖、潘峰、宋玉琳、叶青山等委员认为，我们的情况现在只能说比较好一些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还不小，没有过硬的措施，好的方针政策也还会落空。因此建议：（1）要把反封建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我们国家封建社会最长，流毒最深，影响最广。只有不断消除封建残余，才能更好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2）反对官僚主义。现在“土皇帝”还不少。哪里官僚主义严重，群众的积极性就发挥不出来，更谈不上当家作主。（3）中共中央纪委每年要有计划地下去大抓两次。不能老是等出了事再去检查，要吸取“渤2”事件的教训。（4）要煞住浪费的风。我们国家的浪费听了叫人害怕，不能老是宣传，要采取有力措施煞住这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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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志平委员说
出外考察、引进技术要讲实效
陈志平委员说，发展畜牧业，引进一些良种是必要的，但有些作法值得研究。我们外汇本来就很少，可是向国外买良种牛、羊，一买就是上百只，有的“良种”进来不久就病死了，连病症都查不出来，既浪费了外汇，又传染了疾病。日本人就聪明，引进良种只要一、二只，搞人工授精，充分利用，也就繁殖起来了。出外考察也不讲实效，去的人很多，有的不懂行，考察也没有具体项目，叫别人牵着鼻子走，关键地方又不让看，逛一趟也学不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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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四民委员说
注意防止人才外流
徐四民委员说，华侨“来去自由”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国内对归侨知识分子的政策不落实，解放后归国的知识分子和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人出国了。据不完全统计，在香港约有20，000技术人员，他们绝大部分转了业。最近我在香港碰到友谊医院泌尿科副主任，由于工资低（69元），1977年工资没有调整，申请出国了。他失业在香港，流浪街头，境况狼狈。我看到祖国培养的技术人员流落香港很痛心。防止人才外流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认真落实政策，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做好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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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光斗、安朝俊委员认为
重理轻文不妥，高校中专比例不当
张光斗委员说，现在我国文科学校、文科专业太少。搞四化没有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是不行的。去年我去美国，一所大学有三、四万学生，其中理工科学生一般只几千人，其余都是文科的。现在有一股风，都要学理工科，而理工科主要是奔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象矿业、农业、水利、机械、电力、化工等专业则不愿学。这不怪年青人，关键还在怎样引导。我们要呼吁一下，有些宣传就有问题，说什么第一流学校培养科学家，第二流学校培养工程师，第三流学校培养工艺师。这股风气不简单，很多同志不愿自己的子女去搞农业、矿山、工厂、工地等工作，而想办法留在城市搞科研。
现在中技学校太少，要大量增加，与大学要形成3∶1或4∶1，现在是1∶1。教育体制要多样化，人才要靠各式各样的学校培养。
安朝俊委员说，要多培养中专生，还要解决中专生的生活待遇问题。他们的工资太低，比不上一个工人。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妈妈说：不考大学就当工人，绝不让孩子上中专。中专生才四十几元，这属于政策问题，要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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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健生、严镜清、李振麟委员说
不要片面追求升学率
李健生委员认为，从小学到中学，语文教学一定要加强。现在的中学生，写文章错别字很多，而且知识也很不全面。过去小学有地理课，从小就知道我国有哪些江河湖泊，某省的省会在哪里；上中学后，又增加了历史和外国地理。教育改革把许多课程都砍掉了，我建议应该恢复。
严镜清委员说，现在许多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的作业布置一大堆，结果小学毕业后，体质普遍下降。中学也是这样，几个重点学校互相比升学率，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干脆停课复习；大学试题的参考书越出越多，题目越来越难，学生的精力集中搞数理化。
李振麟委员说，上海这次高考体检，就有4，000人不及格。这种加重学生负担，重理轻文的做法，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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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毅委员说
教育经费要增加
孙毅委员说，《光明日报》今年2月15日有3篇文章，指出科学技术是实现四化的关键，而教育又是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面还列了一张表，说明教育经费各个国家每人平均多少。我们国家每人平均才2．7美元，哪个国家也比我们多。按王丙乾部长的报告，1980年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总共才148．3亿元，明年才169亿多一点。尽管国家困难不少，还是应该尽可能再增加一些教育经费。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四化就是空的！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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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妚东委员
谈少数民族当家做主问题
王妚东委员说，贯彻民族政策方面，在北京听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心里热乎乎的，回到海南州却变了样，得不到贯彻。特别是在组织路线方面，不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不仅忽视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培养，而且少数民族工人、售货员都很少。在“文革”中上来的一些汉族干部可不得了。他们不懂民族政策，也不讲民族政策，以“造反派”打天下自居。一些地区和部门派性掌权的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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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朴初、丁光训委员
谈落实宗教政策问题
赵朴初委员说，现在寺庙管理体制严重混乱，很多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重点开放寺庙，文物、园林、外事和旅游部门都争着要管。如扬州大明寺，为迎接鉴真像回国巡展进行了维修，但鉴真像刚走，就借口进行维修又把该寺关闭了。省里指示开放，地区有关部门却顶着不办，使信教群众无法进行宗教活动。洛阳白马寺是中国第一个佛庙，驻寺文管所一切包揽，不准寺内僧众插手，没有一点宗教气氛。河南少林寺也存在类似问题。管理体制的混乱是“四人帮”造成的，但根本问题在于思想认识。因此，在澄清思想的同时，也要制定一些条例，明确规定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庙应在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下，由和尚自己来管。
丁光训委员说，落实宗教政策阻力很大。“文革”中基督教礼拜堂全部关掉，现在开放的教堂很少，绝大多数教徒在家庭里聚会。我们三自爱国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的基督徒，不能把参加家庭聚会的教徒列入另册。说他们不合法，我作为三自爱国会的领袖之一说不出口来。解释宪法不能说在堂内有信仰自由，在家里没有信仰自由。我们不能只在少数人中搞三自爱国运动，应该把上百万的教徒团结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