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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代表李恽和等说
人大常委会要抓好经济立法
李恽和说，现在我们工作的着重点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把经济工作搞好，人大常委会抓紧经济立法，尽快使国民经济建设有法可依，是完全必要的。结合宁夏的情况，提出以下意见：
一、要制订重要资源保护法。宁夏煤炭贮量很大，特别是汝箕沟矿区，无烟煤质量很好。国家准备在那里建一个年产200万吨的洗煤厂，向国外出口。现在汝箕沟矿区除国营煤矿外，县、社、队等开的小煤窑有一百多洞口，大部分没有合法手续，甚至有私人开的。回采率很低，煤矿资源破坏很厉害。国务院以前曾明文规定，不许在这矿区随便开采，后又在发展社队企业的文件中，允许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社队煤矿企业。今年初，自治区人民政府请示国务院办公室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答复是，由你们自治区确定。自治区先后发了6次文件也制止不了。建议人大常委会制定一个国家重要资源保护法。
二、要制订基本建设管理法。现在基本建设战线长、浪费大、收效慢。如宁夏钢厂投资1亿多元，现在1斤铁不出，1斤钢不出，造成很大浪费。如果把这些钱拿来发展轻工业、农业、畜牧业等，经济收效会更大。宁钢这样大的浪费谁来负责任？今后基本建设要很好地发挥投资效果，就要制订必要的法律。
三、建议制定征用土地和城市房屋拆迁法令。现在征用土地不但索要高价，而且要物，要劳动指标。
（马青年代表说，过去国务院有个法，现在都不执行了。）（马烈孙代表说，现在银川市拆迁一间破房要价1，400元。）这个问题不解决，影响基本建设速度。
四、刑事诉讼法去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已经通过，应当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尽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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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代表顾懋林、刘宪廷、谷桂兰等说
有法不依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许多代表认为，立法重要，执法更重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于没有法。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发将近一年了，但是，许多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至今仍没有认真执行。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经济主管部门，投资建厂有钱，按规定治理污染不拨款，许多防治污染和其他防治公害的必需设施，多次报批得不到解决，以致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潍坊市、淄博市地下200米深的水中，经过化验分析，都含有酚醛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不能饮用。顾懋林、刘宪廷、谷桂兰等代表说，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方面，确实作了大量工作，但在监督执法方面，作的不够，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抢占了别人的房子，到现在也不退还，包括一些国家机关和国营工厂。许多企业单位，明知污染严重，就是拖着不治理，特别是一些化工厂，工人成天受害，领导只顾抓生产赚钱。有的厂想采取些防治措施，但这也卡，那也卡，处处是关口，长期办不成。群众说，领导上是有钱买棺材，没有钱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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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代表汪锋强调
总结经验 加强法制
汪锋代表说，关于加强法制问题，从新疆情况看，需要强调这么几点：
一、要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是一句空话，不是粉饰门面之词。在封建社会里，刑不上大夫，法是专管老百姓的，管不着王公贵族。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法既管老百姓，也管领导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子女。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只要领导干部带头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袒护自己的子女、亲友，做执法和守法的模范，群众就会信任我们党和政府。宪法是根本大法，各民族必须共同遵守。新疆是民族自治地方，要根据宪法的原则，制订适合新疆特点的具体的法令法规，新疆各族人民也必须遵循。不仅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也要人人平等。只要触犯了法律，不管你是什么民族，都要按法律程序进行严肃处理。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各族人民的权益。当然，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也要有灵活性。如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什么时候该严一点，什么时候该宽一点，什么时候着重强调某一方面，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在制定法律时，要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但法律一经制定，人人都应遵守，任何人不得例外。当前，在新疆很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二、要立即着手起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自治条例。对于我们自治区来说，这是仅次于宪法的一个基本法。立法机关要用大力抓好这件事。
在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条例时，要认真总结30年来的经验教训。1957年以前，我们党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工作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农业区搞和平土改，对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对各民族干部，实行有职、有权、有责政策。这一时期，民族地区的工作做得很好，有不少人说，这一段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黄金时代。实践证明，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当时的中央领导就不那么慎重了，反右派，反地方民族主义，城市五反，农村四清等，搞了一系列带反字的运动，都是反右，都搞了扩大化。新疆牧区划的牧主富牧平均占到6％以上。合作化刚搞了，又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搞主观主义的一套。十年文化革命，林彪、“四人帮”推行一条极左的路线，康生、陈伯达出了许多坏主意，干了许多坏事。伤了很多民族干部和群众，教训惨痛。粉碎“四人帮”以后，是第四段，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三、四、五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作风，陆续恢复党的正确的政策。我们新疆从1978年春开始，放宽城乡经济政策，搞五定一奖及包产到组等生产责任制，扩大自留地、自留果园，牧区搞包群到户，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农牧业生产逐年上升。实践证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说我们搞修正主义。把生产搞上去，让群众吃饱肚子，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在宗教问题上，也要纠正“左”的政策，要承认宗教的五性（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民族性、复杂性）。在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条例时，应当把30年的基本经验教训写进去，使过去的错误不致重犯。
三、任何时候都要搞好民族团结。中央正在解决民族问题，进一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且比过去区域自治条例有了发展和健全，这是正确的，少数民族对此是很高兴的。有些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过去挨了整，现在还有气，提意见时说了些过头话，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要允许受屈同志出气，不要一出气就顶回去。在处理一些民族纠纷事端时，要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然也要警惕苏联特务的捣乱破坏。新疆情况同西藏不完全一样，在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时，做法也不应该照搬。无论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都要多做民族团结工作。要把生产、民族团结、干部调整这三项工作搞好。
汪锋代表还说，我在工作中说错话、做错事的情况是常有的。错了就改，如果还有说错的话还没有改，欢迎代表们继续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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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代表王金陵、陈作山、李文信说
要重视经济立法反对瞎指挥
王金陵代表说，搞经济建设必须进行经济立法，否则经济关系就没有法律保证。比如搞农业，国外就有“种子法”。我买了你的种子，如果种出来的作物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你要负法律责任，要罚款，甚至坐牢。我们现在就没有这类法。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受到损失无处讲理、申诉，更得不到赔偿。
陈作山代表说，在经济上也不能以言代法。不能利用行政机构的权力来随意处理经济问题。比如粮食局，就应该只是个粮食收购公司，与农场、社队应该只是经济关系。现在却是政治关系，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定多少水分，定哪一个粮食等级，我们即使吃亏也无处讲理，更无另外途径出售。建议制定科学的检验粮食水分、等级的办法，不能允许把粮食用牙一咬，就说是多少水分。这种“金口玉牙”法实在害人。去年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但由于粮食部门压等压价等原因，全省每个农民的收入只增加了一元钱。
李文信代表说，对于因瞎指挥、说大话而造成经济损失的，要按经济法律制裁。长期以来，有些干部瞎指挥，搞了许多很不实用的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和工业项目，劳民伤财，经济效果很差。但对这种事最多是检讨了事。这几年，许多好典型大多是农民闷头干出来的，出了名，许多人就去“拔高”，瞎指挥，结果成名之日就是垮台之始。有的农民说，我们这里搞得好，就是因为上边来人少。我们在农村，只靠两招：一是调班子，“三类”就调整；二是派工作组。为什么不可以研究和制订一些经济办法，对人民公社进行经济管理。公社的体制建议加以改革，可以考虑政企分开，制止瞎指挥，切实把生产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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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代表陈诗纯、佟元贞建议
加强经济立法工作
陈诗纯等代表说，经济方面的法规要尽快制订，不然，浪费太严重，环境污染也解决不了。如上海，一无煤，二无铁，三无电，为什么要建那么多钢铁厂？把本溪、马鞍山等地的铁冷却后运到上海炼钢，这与就地炼钢相比，耗费热能就增加一倍。北京，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为什么要办那么多钢铁、石化等重工业工厂？不仅经济效果不好，而且严重污染环境。宝钢的建设问题很大，一些专家在建厂之前早就提过不同意见，但上边就是不采纳。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已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之后，有些领导人还要进一步扩大它的建设规模，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很困难，但有些部门的领导人却大手大脚乱花国家的钱，毫不心痛。他们不走群众路线，不听专家意见，搞主观主义、瞎指挥，不知浪费了国家多少钱财和外汇。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搞好经济立法工作。确定重大建设项目，一定要研究经济效果，必须经过专家们的多方考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选择最佳的方案。对于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滥用职权而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必须严肃处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佟元贞代表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过去虽有一些规定，但没有以法律形式定下来。开煤矿，不仅要建井，而且土地要塌陷，房屋、土地、树木等都要赔偿，往往产生纠纷，工农关系搞得比较紧张。有了法，就可以依法办事了。又如保护竞争和协作的问题，保护经济合同的执行问题，也应该有法律。再如，现在企业内部物资积压、资金浪费严重。年年清仓，年年积压很多；年年反对浪费，年年浪费很大，没有立法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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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代表刘湘兰、彭顺南等
希望加快立法步伐
刘湘兰、彭顺南、邝丁圣、王方寿、陈玉明、黄仲藩、张华等许多代表，都表示迫切希望进一步加快立法的步伐。一是计划生育法，这次还不能提交大会审议，代表们感到很遗憾。现在计划生育的任务很重，却又无法可依，结果许多基层单位就纷纷自立章程，成为“土政策”，带来了强迫命令，基层干部感到最难办。二是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代表们反映，诸如山林纠纷、房屋地产纠纷、赌博、小偷小摸、损公肥私、扯皮打架之类的事，各地经常发生，基层干部忙于应付，农村、工厂的调解员无能为力，法院一般又不予受理，大家希望定出有关法规，依法办事。三是经济立法，已经和正在起草的七十多个法规，希望尽快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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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陈景润、何炳林说
要为科学家创造工作条件
陈景润、何炳林代表说，现在对科学工作者的干扰太多，使他们不能集中精力搞科研和教学。要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
陈景润代表说，中国科学院有几十个研究所在中关村，1966年以前，这里环境优美整洁，可是现在弄得又脏又乱。在这个号称“科学城”的中心，盖起了一个工厂，白天夜间敲敲打打，闹得四邻不得安宁。为此，工厂工人和科学院的同志打起架来。现在这个工厂还在扩建，也没人管得了。这个问题，在去年人大二次会议上我就提过，没起作用，这次来开会前，科学院的同志们，特别是我居住的八十七楼的同志强烈要求我转达他们的意见，希望领导上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何炳林代表说，由于机构多，会议就多。过去南开大学只有两三个处，现在十几个处，都让开会，都让填报表，占时间很多，六分之五时间搞教学科研保证不了。机构一定要精简。要少让教学、科研人员参加不必要的会议。
何炳林说，要为年纪大的专家教授配备秘书。老专家业务工作忙，社会工作多，来找的人多，应接不暇。如果配备一个秘书，代为处理一些事情，就可以使老专家们把精力用在教学、科研上。外国的专家教授一般都配备有秘书，有事要通过秘书才能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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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代表谭庆麟等希望
坚决制止乱涨价歪风
谭庆麟、吴征镒、黄素珍等代表认为，去年到现在正进行的工资调整是件好事，但没有完全办好。以前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这次调整工资本来不是个运动，但有的地方好象搞了一次工资运动，关系搞得很紧张，群众意见很多，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究其原因，一是对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估计不足，二是对建国以来工资制度的复杂性认识不够，三是没有把工资问题看作一门科学，因而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处理，现在还在用或者主要是用行政方法处理。希望抓紧搞工资改革。
许多代表反映，去年人代会以后，物价波动非常突出，面很大，远远不止规定的那几个品种，影响了群众生活，反映很不好。有些地方前不久搞的物价大检查，虽然大轰大嗡地搞了一下，但不够踏实，作用不很大，不该涨价的东西仍然在涨价。物价问题很复杂，是门大学问，党中央、国务院确实下了力气。希望从各方面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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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代表李继明、杭惠兰认为
关于宝钢建设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
李继明代表说，关于宝钢的建设问题，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时有的代表就提出了提案，但在提案办理情况报告中，有关部门的答复，却回避存在的问题，说宝钢工程“经济上是合算的”，“对于迅速提高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品种质量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增强自力更生能力都有着重要意义”。这种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对代表提案的一种不负责的态度。
杭惠兰代表说，为什么生产形势很好，财政会有赤字？姚依林、王丙乾同志的报告中都没有讲清楚。薛暮桥同志的文章以非官方的名义把问题讲透了，主要是粉碎“四人帮”后，在经济工作指导上，头脑有些发热，要求过急，基建投资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宝钢工程盲目上马，现在骑虎难下，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造成的。在政府的报告中应认真总结经验，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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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代表郭可信、崔德志等
对大会提出一些意见
郭可信代表提出，在去年和今年的这两次会议上，许多代表都提出宝钢问题，但至今没有向代表讲清楚。要求冶金部出面向代表作出回答，起码也要有个书面答复。崔德志代表提出，希望在国务院机关工作的领导同志，到代表中来，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样有利于沟通情况。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件小事也值得一提。会议期间，有天晚间，代表们到警卫局礼堂看话剧，因为有一位国务院领导同志去晚了，开演时间推迟了15分钟。可能这位领导同志本人不知道，但这也反映出我们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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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郝德青
谈派留学生和出国考察等问题
郝德青代表说，（一）近一二年来出现了走“洋后门”之风，值得注意。国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是必要的，但不能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子女派到国外。特别是高干子女，外国都知道他的父母是谁，政治上带有很大的危险性。我大声疾呼：可不能走“洋后门”！（二）出国考察有必要，但应有个计划，人员要精干。现在出国的人外行多，内行少；考察回来也不通报学习。有的人是为了游山玩水。还有的出去摆阔气，要住东京的最高级旅馆，即使住一天也要住。今年上半年我国有一个去美国的代表团，人员竟达103个之多。有的人出国连必要的纪律、礼貌也不懂，到那里去丢人。（三）不要发外汇券，一个国家不能有两种货币。（四）高级知识分子不断外流，为什么？一是未重用他，所学非所用。二是政治上不信任，歧视他们。（五）对外国人要有礼遇，但不能过分。应当是不亢不卑，现在是“卑”，好象外国人处处高人一等。如外国人吃饭的地方不让中国人去吃；甚至外国人用的厕所也不让中国人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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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代表吴应槐、李荣梦等
谈劳动就业和教育工作问题
吴应槐等代表说，现在待业人员数字相当大，国家开了劳动就业会议，也采取了一些办法，但矛盾仍很突出，这是关系到社会安定、国家繁荣昌盛的大问题，政府应该加强领导，加快步伐，采取坚决措施加以解决。
李荣梦、王少岩等代表认为，教育工作中问题很多，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更不能忽视。今年，昆明市15％的小学生不能升初中，30％的初中生不能升高中，高中生能升大学的更少。小学升中学的才十二、三岁，升不了学的又不可能就业，成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初中升不了高中的也如此。据说上边规定升学人数要控制在这个比例以内，理由是校舍不足，经费不足，教师不足。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教育经费太少了，教师待遇也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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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代表黄荣、杜易等
要求国家支持治理桂林的污染
黄荣、杜易等代表说，桂林市由过去八、九万人口的小城市发展到现在将近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桂林山青水秀，自然风光很优美，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中外。桂林不但风景美，而且历史悠久，文物丰富，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文化城”之称。气候也很宜人，是国内外旅游者所向往的地方，成为我国发展旅游事业的重点之一。1979年接待了国外旅游者8万多人，今年预计将超过10万人。解放30年来，桂林市的工农业生产、风景园林和城市建设都取得一定成绩，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加之布局、结构不合理，造成污染越来越严重。这不但危害了人民的健康，也损害风景区的美化，这是工业建设中的严重教训。
去年以来，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对治理环境污染采取了某些措施，将污染严重而又难以就地治理的12个工厂、单位停产，对3个印染工厂的污水作一级处理，7个厂的煤灰作沉淀处理，19个工厂30个单项以及部分锅炉也作了消烟除尘处理。同时发动群众消除公害，清理了历年积存的一大批粉煤灰、垃圾。重新修订和制订了有关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管理、市政公用设施管理、风景名胜古迹保护等管理条例，并逐步公布施行。通过以上工作，桂林市环境已有初步改善。但由于桂林风景区点多面广，其污染又是多年积累遗留下来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好，工作任务还很艰巨。一是要搬一大批工厂和单位；二是关停的工厂需要转产以及安排职工；三是能就地治理的还需要投资。目前自治区还很穷，确实无能为力。
1978年底和1979年初，自治区和桂林地市曾派专人来京汇报，按照当时提出的治理方案，共需投资4，565万元（包括17个厂搬迁），其中1979年需2，401万元。由于计划盘子已定，国家计委虽予照顾，允拨500万元（实际拨款485万元），但直到去年6月才下达计划，也未拨给相应的三材，影响了治理工程的进行。为了加快治理桂林风景区的环境污染，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已向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请国务院有关部门把桂林风景区污染治理列入计划，专款专用及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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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代表谭学建议
先建东风电站缓建天生桥电站
谭学代表说，我省水电资源丰富，这个优势应当发挥，但一定要讲究经济效果，开发资源要选择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最佳方案。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在我省与广西交界的南盘江天生桥建设水电站，近期工程装机88万千瓦，远期工程240万千瓦，但近期工程需投资7亿元（还不包括输电投资），施工期要七、八年。我们自己在技术、资金上都有困难，需要进口外国技术和设备，输电里程又远。而地处我省中部的乌江，水电资源丰富，乌江渡水电站已经投产，如果对乌江水电资源实行梯级开发，再上东风电站（已经作过初步设计），只需投资约3亿元，加上梯级径流调节，发电40余万千瓦，原设计安排工期4年多一点，建成后，两三年可以全部收回投资，而且自己完全可以搞。两相比较，近期是搞天生桥电站划算，还是搞东风电站划算？我建议优先开发东风电站，请国家有关部门慎重考虑。至于天生桥电站已花去五、六百万元，正在作准备工作，困难较多，建议缓建，以免造成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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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吴作人、溥杰等
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问题
吴作人代表说：过去人大代表开会前都组织代表视察。第三届人大以后没有了。这次恢复了过去的做法，会前组织人大常委委员进行视察很好。人大常委委员和人大代表视察工作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是人民代表的责任，不是为了开会进行视察。今后可以经常进行就地视察，遇到情况和问题随时反映，真正做到下情上达。代表在所在地，可以不需要为视察而动用专款。下去视察工作，地方和单位接待时不要花钱招待。
爱新觉罗·溥杰代表和祝公健代表说，组织公开的视察和参观是好的，但也有不足，下面单位一般都是做好准备，不容易发现问题。有的群众对代表说，你们不了解真正情况。除了有组织的公开视察外，是否也可以做一些“私巡察访”，事先不要通知有关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