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该不该“恭喜发财”？
刘孟洪
最近，看到一篇题为《且慢“恭喜”》的杂文。文章开头写道：“今年元旦，有人振臂一呼：‘恭喜发财’。对此赞赏者颇不乏人。于是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真是生财有道。”接着，便举了若干“生财有道”的例子，象“自行车打气收费二分”啦，“剧团演戏用好戏搭配次戏要票价一元”啦，“‘马路法官’滥罚款，乱收费”啦，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对‘发财’还是且慢恭喜才好。”
关于“今年元旦，有人振臂一呼”，这个“有人”，文章没有明说，但我却记得，今年元旦，在一张报纸的副刊上，确是见过一篇杂文的，题目正是《恭喜发财》。
平心而论，《恭喜发财》是一篇不错的杂文。它讲的是“恭喜发社会主义之财”。因为长时期来，有些擅于搞“假、大、空”的人总是以为口不语财，心不思财才是最革命的。以至关心社会财富的增长便是“唯生产力论”，坚持经济核算便是“算经济账”，主张按劳分配便是“修正主义”。于是坐吃社会主义的现象出现了，大批社会财富被浪费掉了，另一批财富被坏蛋捞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经济崩溃的边缘”和“种种轻财的遗毒”。
《恭喜发财》那篇杂文，还明明白白地提出，我们发财靠社会主义，靠劳动的创造、技术的改进、管理的改善，靠大家同心同德。而绝对不许有人打着“发财”的幌子，混水摸鱼，损公肥私，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恭喜发财》说的那样“恭喜发财”，那样的“振臂一呼”，岂不是好得很！理应受到赞赏欢迎。奇怪的是，它怎么会由颇不乏人“赞赏”，而变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真是生财有道”了呢？难道那些“自行车打气收费二分”、“好戏搭配次戏要票价一元”……之类的做法，都是看了《恭喜发财》这篇短短的杂文的结果？！如果要从一个地区甚至全国去搜集不正当的生财有道的例子，大概不是一篇两篇文章说得完的。产生的原因，恐怕得做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单单去怪罪一篇立意清楚的文章，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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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欧陆风情
吴祖光
四、叶落归根
应法国教授班巴诺的邀请，参加他的家庭晚宴。热情的主人邀来了十多位客人，有剧作家、电影导演、高年的哲学家，还有就要去中国利用暑假两个月攻读中文的几位法国女学生。
主人事先告诉我，客人中还有一位中国画家司徒，以及他的老师——一位中年的法国画家。
司徒来得比较迟，差不多是客人当中最后的一个，同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士，是司徒的夫人。
在座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司徒坐到我的身边。他说：“看到刚从祖国来的人，我感到激动。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国家，可是我终于离开了，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
“我是被迫离开祖国的，当时我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这么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你也许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
其实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是被关起来的，不太知道外面的事情。这个年轻人——他总也在30岁以上了——说到这里就显得情绪低沉，关于他当时如何逃亡，如何越境，都没有说下去。也许他本来是想对我说说的。
他说：“日子不好过，但是都过来了；到处都是困难，但是到处也都有好心人。我的老师就对我很好，他愿意教我，帮助我。我已经多次开过画展，我的画已经进入巴黎的博物馆，象我这样年纪和类似经历的中国画家还不止我一个。
“我展览给法国人看的第一张画是：秋天里的一棵大树，树叶在秋风里飘落，落在地上。我的意思你理解，但是法国人不理解……。”
我说：“是叶落归根。”
他说：“就是叶落归根。我不能永远在异乡漂泊。但是我能回去吗？我能被允许回去吗？人们不会说这是个叛逃者吗？”
我说：“当然能够回来，也应当回来。为什么不被允许呢？”
我这样回答未经思索。但是我马上想到一些人的悲剧性的遭遇。把自家的亲人、好人、有用的人赶尽杀绝，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时代，可谓登峰造极之至了。查遍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也没有一个人敢于这么干的！如今海外飘零的游子想要回到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生身故国，正说明这个祖国又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声容，恢复了吸引孤雁归来的魅力。这是何等令人可喜、使人振奋的景象。但是偏偏还有这样刻薄寡恩、皂白不分的铁石心肠……。因此，我该怎样回答司徒提出的问题呢？我该如何正视司徒、这个出走国外的青年画家殷殷期待的目光呢？
吃过晚饭，当我掏出衣袋里的手帕擦手的时候，司徒忽然看见了什么，眼睛闪出异样的光彩，一下扑下身去，从我的座椅下拾起一样东西，紧紧捏在手里。他拾起了什么呢？原来是从我衣袋里落在地上的一枚中国镍币。司徒激动地盯住看，口里说：“中国的！十多年没有看到了！可以给我吗？”我说：“当然可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漾出了泪花。
司徒告诉我，他生活得很好。这我能理解，从他的美丽温柔的夫人幸福快乐的神色中就感受到了。他告诉我，工作就是画画，每天一早走出家门去画街头、大自然的形形色色，在外面吃简单的午饭……工作是很辛勤的，题材尽有，画它不完，但是只由于身在异国，总觉得有劲使不上，无能为力。
宴会结束时，是司徒送我回到住处的，由他的夫人开车，夫人总是甜甜地笑，没有多话，这种性格倒象我们中国的媳妇。司徒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对我说：“我们的车可以为你服务，需要的话打个电话给我，我们就来接你。”
我向年轻的夫妇告别，祝他们幸福。我希望司徒能偕同他的法国妻子一起回来。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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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让水
福州部队某部 冯 彪 杨国栋
凌晨四点，月色朦胧。挑水的队伍上路了，一排排，一行行，你追我赶，好似海中的蛟龙在游动……
这支挑水队伍是驻扎在东海前哨某岛湖西村二连的指战员。他们是前往二里多外的十六湾挑水饮用。原来，前不久的一天清晨，指导员赵德华去村里井边挑水，发现渔村的群众比过去增加了，后面还排着一列长长的队伍，他走到井口往下一瞧，发现水位比往日下降了二米多，心里马上想到：入夏以来，岛上两个多月滴水不下，炎炎烈日晒得沙土直冒烟。这口十米多深的水井，本身出水量就不多，加上这样严重的干旱，哪里能满足渔村七十多户群众和一个连队用水、吃水的需要呢？赵指导员回去后，立刻找来几个支委研究，做出了让水决定。于是，每天凌晨四点多，挑水的队伍披星戴月，由赵指导员带队，翻山越岭，到二里多外的十六湾挑水饮用。
二连的这种高尚风格，深深感动着驻地群众，他们来找子弟兵，决定把水让给部队，自己另打一口井。于是，渔村附近的小水潭边响起了欢乐的笑声和叮当的打石声。
半个月后，一口八米多深的水井打出来了，清泉喷喷，乐坏了老人小孩，可是舀一瓢尝尝，却是又苦又涩，根本不能吃。没多久，不但新开的井水不能饮，就是老水井的水也渐渐枯竭了。
赵指导员又找来支委们研究，决定再让水，把十六湾的水让给群众挑，自己到更远的地方找水。他们四处侦察，终于在离连队五里外的荒山坡找到了水井。于是发动干部战士早晚突击挑水，始终把驻地那口井和十六湾的水让给渔民群众用，即使是训练最紧张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战士到村边水井打水。他们精打细算，尽量节约，三人共用一盆水，五人同饮一壶茶。生活虽然艰苦，但看到渔民群众能喝到水，心里都很高兴。驻地渔民群众每当看到二连挑水的队伍出发时，无不热情地赞扬说：“真是人民的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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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戴河抒情
陈泉璧今夜海空月朗风清，银色的海面风平浪静，仿佛听到大海在轻轻呼吸，夏夜的海滨是这般迷人。是谁在拨弄她的琴弦？那柔和的乐章多么动听。是谁在啭动她的歌喉？那优美的旋律满寓深情。笑语阵阵，是垂钓者丰收的欢欣；荡桨声声，是出海渔舟放棹起碇。海滩上双双倩影，是情侣为幸福的未来互诉衷情。你是一首抒情诗，抒发了大海博大的胸襟。你敞开宽广无比的胸怀，把万千为四化勤劳的人们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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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牧 歌〔版画〕 樊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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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了解过去，为了未来
——推荐《巴金选集》
边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两卷本《巴金选集》，是作者从30年代到60年代作品中编选出来的。上卷辑收短篇小说26篇；下卷除辑收散文和谈创作的文章外，还有一篇《后记》。
选集中的有些作品，虽是40余年前写的，但今天读来，还是具有浓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1931年的小说《狗》，构思新颖，独具一格。以第一人称将主人公“我”当作“狗”来写，写了在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内外压榨下的一个中国老百姓的悲惨境遇。作者在《谈我的短篇小说》中曾说：“几十年前上海租界公园门口就挂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帝国主义者把普通的中国人当作‘狗’看待”，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感迫使作者通过小说大声呐喊，极为沉痛地抨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又如1937年的散文《醉》，写的不是“与尔同消万古愁”的酒醉。作者说：“我不会喝酒，但我有时也尝到醉的滋味。”什么是醉？作者举了青年朋友的实例：在学校开营火晚会，火舌光亮下，大家纵情放唱革命歌曲，兴奋得“醉”了；在行军中，进行战斗演习，归途高声唱歌呼口号，兴奋得令人“沉醉”。……“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这就是我的所谓‘醉’”。作者把“醉”写得十分生动！写出了青年人的追求和出路。
书末作者在《后记》中，坦率地将自己年轻时思想上的苦闷摊了出来，回顾了寻找出路的曲折过程。作者坚定地相信：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的。因此作者希望读者拿旧社会跟新社会比较，“或者可以得到一点点并非消极的东西”。《后记》语重心长，读后使人进一步体会到作者编选《选集》的愿望。
这部《选集》反映了旧中国的苦难，写出了30年代的“伤痕”。此外，还有60年代写抗美援朝中英雄人物的小说，如《军长的心》和《团圆》等，都是感人至深、情文并茂的作品。生长在新社会的读者们，请勿辜负作者期望，了解一些旧社会，咀嚼其味，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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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鳞羽文化
《萨拉丁》及其导演
黎赞光
最近在我国上映的彩色宽银幕故事影片《萨拉丁》是埃及著名导演尤素福·沙欣的作品。萨拉丁（1138—1193年）为库尔迪（伊朗西北部）人，是抵抗十字军侵略的著名英雄，是埃及“安郁比王朝”的建立者，有“胜利的国王”之称。沙欣在把萨拉丁的形象搬上银幕时曾表示，他希望此片能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以纪念1956年阿拉伯人民、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带领下，并肩英勇反对英、法纠合以色列侵略苏伊士运河的战争，以及之后的多次反侵略战争。影片公映后，反响甚大。一些埃及评论认为：“《萨拉丁》是一部反映埃及历史的最佳影片。”
沙欣作为电影导演，是在1950年，自己只有25岁时一举成名的。他拍摄的《尼罗河的儿子》，在国内外，尤其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节和法国的戛纳电影节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他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功，努力地探求新的表现方法。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我所拍摄的每一部影片里都学到些新的东西”。因此埃及电影界把沙欣的名字与“永远更新”一词连在一起。他从1950年到1978年拍摄了近30部影片，成为阿拉伯国家中最多产的导演之一，他拍片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好，题材也是多样化的。因此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如：1970年拍摄的《选择》描写了城市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混乱状态，获当年突尼斯迦太基电影节金塔妮奖（大奖）。1973年拍摄的《麻雀》获得了黎巴嫩的贝鲁特电影节金雪松奖。最近拍摄的主要描写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题材影片《亚历山大为什么》获1979年柏林电影节特别奖。
沙欣的艺术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位严肃的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优秀电影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