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薛暮桥委员说
要改变计划工作的指导方针
薛暮桥委员说，听了姚依林、王丙乾同志的报告，感到国民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国家计委对20年来经济计划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检查。过去的指导方针是急于求成，想把速度搞得快一些，因此，基本建设规模搞得很大，结果欲速不达。这次计划就是在改变这种指导方针情况下制定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计划是订得比较好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从1958年起头脑发热，钢产量要翻一番，基本建设搞得很大，三年内积累率搞到39％。由于高指标、高积累，以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结果增长速度掉了下来。从1961年开始调整，调整是成功的，但仍不敢批评大跃进，不敢批评高指标、高积累。粉碎“四人帮”后，工业生产发展很快，1977年增长14％多，1978年增长13％多。我们的头脑又有些热，加上外国人愿意借钱给我们，一下子签订了22项合同，基本建设又搞大了。三中全会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1979年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调整为8％。1980年又调整为6％，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一再压缩。有的同志觉得从13—14％调整到6％，脸上无光，怀疑调整对不对。
这6％比13—14％好。13—14％水分太多，由于追求速度，不管产品质量，不管成本，不管产品品种，不管是否适合市场需要。如钢产量迅速增加，但大量的钢材因为品种不合需要，库存积压不断增长。调整增长速度，就可以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省下的钱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个调整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职工生活也有改善。工业生产也改变过去统购包销，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还在大量生产的情况，开始考虑产销对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市场需要的品种。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增长10％以上，远远超过原定计划。调整已经得到了很大效果，但是还没有完成。
明年工业生产计划还是增产6％，宁可计划低一点，退够，这样留有余地好。如果调整得好，生产的效果会大大改善，生产的增长速度会逐渐快起来。
建议恢复过去的经济中心，代替现在的行政中心。现在是按行政区域划分成二十多个块块。经济中心是不受行政区划限制，按照自然的经济联系逐步形成的。全国有上海、天津、广州等几个大的经济中心，下面有许多中小经济中心互相联系起来。经济管理完全按行政划分不行，这样就切断了地区之间原有的经济联系。这是体制改革的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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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亮平委员谈
认真总结30年来的经验教训
吴亮平委员说，我国客观条件是好的，但主观上犯了错误。第一，在夺取政权后，全党的工作重点没有及时地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把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来批。第二，对阶级斗争的估计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搞成敌我不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三，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用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行政命令来领导经济建设，必然会遭到失败。我们还错误地批判马寅初先生。人口增长应当同生产结合起来，结果我们生产没有搞好，而人口增加了近一倍，造成我们前进中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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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冯勤为委员谈
发展社会生产力 改善经营管理
冯勤为委员说，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一是大幅度地提高产品质量。目前有的工厂企业的领导人，主要精力还用不到这方面来。二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是必要的，但也要相信我们自己，国内有的和能够解决的，就不要引进。例如：我们引进的500千伏超高压大型电力变压器和大型并联电抗器技术设备，花了200万美元左右的外汇。但这项技术设备，当时我们自己已经搞成功了，有些工艺很先进。这里涉及到引进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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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仲华委员谈
因地制宜发挥山区多种经营优势
江仲华委员说，湖北山区有28个县，基本上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破坏了多种经营，造成水土流失，现在除茶叶以外，土特产都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要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山区会很快富起来。如宜昌地区有个生产队长，自种柑桔树60多棵，去年收入700多元；有的生产队种黄连，人平均收入5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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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程容、周晦若委员说
注意综合平衡，不要一哄而起
程容委员说，我们的经济是在十年浩劫的崩溃边缘恢复起来的，再也经不起折腾了。现在一些企业有了自主权，看见市场的短线商品，一拥而上，如电扇，四川就有上百家厂在搞；缫丝厂，县、社都在办。本来就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如不注意又会拉长，希望中央计划部门注意综合平衡。
周晦若委员说，现在到处办缫丝厂，生丝质量得不到保证，在国外市场没有竞争力。浙江由过去一百多家厂增加到四百多家，原料不够，连“杭丝联”也向四川要茧。最近，四川省一个考察组去江、浙、沪学习考察，回来写了个报告，也主张“大办”。金堂县转龙公社投资38万建了个缫丝厂，机器设备东拼西凑，技术人员一个没有，这个厂怎么办？怎么保证质量？南充丝绸厂产量占全省40％以上，质量也是好的，是四川的老丝绸基地，现在有人主张把这个厂分成几个小厂，进口设备。这样分散办厂没有技术力量，是要受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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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启汉委员说
物价必须严格管理
黄启汉委员说，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发给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都是为了改善群众生活，物价不稳定就达不到这个目的。目前随意提价和变相涨价的现象比较严重。议价议销范围太广，价格定得太高。广西议价黄豆6角钱1斤，绿豆9角钱1斤，发菜8元买进，20元卖出，最高有卖60元1斤的，甚至连钢材、木材也搞议价。集市贸易不管如何乱，“小鱼翻不起大浪”，要紧的是国营市场，如果物价不严格管理，就会影响群众的生活水平，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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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铁生委员希望
基本建设能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
严铁生委员说，政治上的不够民主，往往造成经济上的很大损失，基本建设如能听取科技人员意见就能节约很多钱。为解决宝钢的运煤问题，决定修淮南复线，需要花费10多亿元，实际上原有单线的运输能力就有900多万吨，目前只运四、五百万吨，而宝钢每年运煤不过200多万吨，完全可以解决。就是将来运输量增加了，加大机车牵引力，并在行车组织方面想办法，也是不难解决的。为此，有些科技人员把意见反映给铁道部，部里说是上面下达的任务，不能变。现在这项复线工程已全面铺开了，我们仍建议赶快下马，还可以节省五、六亿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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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培委员说
要听取专家意见 发扬技术民主
叶培委员说，民主问题至关重要。这两年我们尝到了民主的甜头。如“南水北调”问题，陈云同志要征求专家意见，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结果答不上来，所以陈云同志批示暂时不搞。宝钢选择厂址错误，地基土质太松，要打上万根桩，专家们研究后只打3千根桩就可以了，节省好几千万元。武钢的“07”工程缺电，不能正常投产，就是由于没有听取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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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冬花、吴永富委员说
农民卖粮、卖猪难亟待解决
龙冬花委员说，去年粮食丰收，粮食部门苦于仓库不足，拒不收购。社员卖粮要“走后门”。有些社队的粮食卖不出去，就用来喂鸭子。在当前国家粮食仍很紧张的情况下，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吴永富委员说，前一时期，肥猪调不出去，县里号召大家吃“爱国肉”。生产队宰了猪，不管社员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一律按人口派销，一般每人六、七斤，多的十几斤。有些社员一家五、六口，人多劳力少，本来经济就紧张，一下硬卖给他五、六十斤肉，真是哭笑不得。今年7月初，全县10个公社遭受严重雹灾，地区商业部门给予照顾，从该县调出肥猪5，600头，现在社员家里还有300斤以上的肥猪一万多头，不予收购。有些社员养了两头大肥猪，国家不收购，眼看着六、七百元收入拿不回来；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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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司徒愈旺委员希望
石油部领导能改变作风
司徒愈旺委员说，国务院对“渤海2号”翻沉事件的处理，我举双手赞成。这几年石油增长很慢，关键是后备资源搞不上去。四川要完成64亿立方米天然气都很困难，石油部领导不讲老实话，硬要搞300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算来算去达不到那个数字，基层干部想不通，石油部逼着大家“务虚”务上去。300亿是搞数字游戏搞出来的。石油部领导这个作风不改，下面就不敢讲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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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化东、曹言行、孙平化等委员提出批评
神多广设庙 庙多要烧香
张化东委员说，现在国务院机构有一百多个，世界各国少有。
曹言行委员说，原来一个部有的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层次多，周转和手续也就多了。有的委员说，这叫作“神多广设庙、庙多要烧香”。
孙平化委员说，领导干部兼职多，副职多也是世界少有。外国人说我们副总理干部长的事，部长干司长的事。省、地、县各有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副职一大堆。遇有出访任务需多方照顾，真需要出访的人反而出不去。
有的委员说，许多部有十几位副部长，照此下去，工作效率高不了。北京大学有8位副校长，该校师生讽刺这是“九龙治水天下旱”。
王炳南委员说，若下决心精兵简政，首先要从上面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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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喜旺徐、钟兆琳、尹明亮等委员说
应精兵简政 改变领导作风
扎喜旺徐委员说，国务院要下决心精兵简政，加强生产战线，不能要求上下对口。青海省“文革”前只有18个厅、局，现在增加到70多个，扯皮多，效率低。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同志，特别是粮食部、财政部、公安部、农垦部的领导同志应到边远省份检查工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如青海省委决定给职工发缺氧补贴和增加烤火费、装备费，是因为青海同内地的气候差别很大。情况了解了，便于解决问题。
钟兆琳委员说，很多问题的关键在领导。中国有句古话：“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希望领导干部谦虚谨慎，言行一致，不搞“一言堂”，不强加于人。
尹明亮、刘文学委员说，干部问题宣传有片面性，只讲专业化，年轻化，不讲老干部的作用。老干部都退下来不行，还要老中青三结合。刘文学委员还说，现在有很多老干部放在一边没人管，有不少还是红军时代的，组织上要把老干部管起来，安置好。他说，领导作风仍存在很多问题：讲空话、讲大话的太多，官僚主义严重，甚至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严重地影响了共产党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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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侠文委员建议
从法律上规定各级领导的权力
李侠文委员说，现在有些问题靠报纸揭发，舆论意见很大了才作处理。人们现在把报纸作为“青天大人”，但据说报纸揭露问题要经过层层审批。法律本身就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何必再层层审批呢？现在从上到下都有滥用权力现象，法律应对此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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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荫委员建议
干部制度要向选举制过渡
成荫委员说，我们的干部制度不能适应四化要求。不论谁当上干部，不论称职不称职，只要不犯错误就下不来。这样，不称职的干部越来越多，如何能领导好我们的事业呢？我们的干部制度要由提名任命制向选举制过渡，这样才能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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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汲清、朱锦多等委员说
提拔中青年科技人才有阻力
黄汲清委员说：邓小平主席强调了人才问题，但目前提拔中青年科技人才仍有一些阻力，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名单中，中青年很少，还是老年人居多。自己和其他同志也曾推荐过中青年人才，但结果还是提不上来。报刊宣传人物也有些偏向，越有名越宣传，有成就而无名的人才却排不上队，这种情况亟应改善。
朱锦多委员说，应该让中青年优秀人才进入人大、政协。去年文代会3，200名代表，25岁左右的青年代表只有三、五个人，会议开得很沉闷。国外有的国家，文艺、科技队伍和管理国家的人才越来越年轻。而我国管理国家的机构却仍然没有多少青年人。为更好地促进青年演员的成长，文艺界是不是可以实行聘请制？有的老演员为自己争名利，不肯做铺路石子，象“武大郎开店”那样，我矮，你们也别想超过我。艺术家的头衔都戴在老演员头上，青年即使有作为，也不能称为什么“家”。
李海峰委员说，山西有个25岁的研究西红柿大王。他培育栽种的西红柿亩产32，000斤，今年计划达36，000斤。外国人说，这样的人在他们国家能成为博士。这样的青年应允许他出国讲学。
段元星委员说，当前埋没人才、压制人才的现象相当普遍，不是论资排辈，就是求全责备。例如，温元凯在化学研究上有成就，被法国某大学邀请合作研究两年。中国科学院建议提他为副教授，科技大学有的人不同意，经再三做工作，才得到提拔。
孙家昶委员说，在我国，青年只起“点缀”作用，不起骨干作用。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应该公布一下各部部长平均年龄是多少。中国科学院所一级领导平均年龄67岁。中青年社会地位问题如再有五、七年不解决，就要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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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子诵、陈丕扬委员说
要建设之才 也要治国之才
李子诵委员说，当前国家亟需建设之才，也亟需治国之才。两种人才都需要发现、培养和提拔。要使野无遗贤，就得广开言路，鼓励有治国才能的人，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治国之才被发现，不一定都让他们做大官，可以让他们做顾问，或类似“智囊团”一类的职务。要千万注意，不要让空谈“革命”的人即乱国之才再冒升。建国之才、治国之才大量涌现了，乱国之才、奸邪之才就没有市场了。
陈丕扬委员说，选拔人才不应规定指标。珠江造纸厂有60多个技术人员，但因为受到指标的限制，只提拔了4名。只要是人才就应提拔，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就提多少，没有就一个也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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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施履吉委员说
科研单位在行政上要精官简政
施履吉委员说，有个很矛盾的现象，一面领导干部兼职多，一面单位领导干部多。院长兼所长，还要兼室主任，甚至兼到课题组长，这是纵的兼职。还有横的兼职，一个人兼两三个所的所长。好多中年干部只要花点时间培养一下，就可以补充进领导班子，但是大家不注意。去年我给方毅同志写了个报告，5个月后去看看，报告上划了5个圈圈。中国科学院有20多位院领导成员，这样划下去划到何年何月！我说体制问题固然重要，若不解决精官简政问题，改变结构、体制，也不能解决问题。上海冶金所搞大规模集成电路，选了12个人，3个月成功了。这说明现在搞“稀释效应”不行，要提高浓度，搞“晶体生长”才行。所以在业务队伍中也有精兵简政问题。不是所有老先生都爱乌纱帽，但是没有乌纱帽，工作就困难重重。譬如工作所需的外汇，有些所中几个所长一分就光了，没乌纱帽的望之兴叹，令人感到不是按工作需要，而是按纱帽大小。有些老先生身体不好，没有纱帽，有时安排小车也困难，开会外出只好挤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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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大观、俞惟乐委员
谈改善科技人员生活待遇问题
吴大观委员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应进一步改善。国家现在对科研部门的研究人员比较重视，对工厂企业的技术人员重视不够。有的省在评工资中，把技术人员分为国家级和企业级两种，前者工资级别高于后者。这样做，不利于调动积极性。有些工厂的技术人员生活待遇低，忙于柴米油盐；有的住房紧张，想学习和研究点东西还得同孩子抢灯抢桌子。
俞惟乐委员说，现在有的科研单位担负的社会工作太多，使领导、人力、物力都不能集中为科研服务。我们所7位副所长，三分之二抓吃、住、安排待业青年等工作。我建议由社会把这类问题包下来，让科研单位专心搞业务。最近，我省对提为工程师、助理研究员的，粮食定量从31斤降到28斤，这些同志意见很大，让我向上反映，不知这是全国性的，还是甘肃自己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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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饶钦止委员说
科学、教育的国际交往要讲究实效
饶钦止委员说，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国际交往，计划性不够，浪费很大。有时同一性质的代表团同时到同一个国家，弄得对方接待困难，影响也不好。回国后写个报告完事，不传达，不宣传，看不出效果。派留学生出国，有的外语很差，甚至走后门出国，起什么作用？请进来也有问题。我有个同学叫刘明君，是研究细胞遗传的美籍华人，愿意自费来武汉讲学或工作，结果只安排他在北京、杭州等地参观，不让来武汉，他给我写信非常不满。去年美国有个植物学家代表团来华，其中有一位教授和我的专业对口，事先说明要来武汉找我。来的时候带了他已发表的论文、纯培养的藻类和有关藻类的影片，又只安排他到广州、昆明、青岛、北京等地参观，就是不让他来武汉，说路线是早就安排好的，不能改变。在广州，他把纯培养的藻类交给科委叫转给我，科委把它交给了水产所，水产所不知道是纯培养的藻类，打开一看，把这些培养的藻类都报废了，非常可惜。还有一个美国海洋湖泊学代表团来汉口访问，有10篇专题报告可宣读，但只安排了半天时间座谈，这样好的机会，竟未能充分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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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克如委员
提出搞好教育工作的建议
李克如委员说，首先要搞好学校领导班子建设。要挑选懂业务、事业心强的内行组成学校的领导班子，才能充分发挥专家、教授、教师的作用。
要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现在我国有一支一千多万人的教师队伍，但是数量很不够，尤其质量要提高。教师队伍的培养，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选择现有的学勤业精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使之成为大专院校教师的后继人；另一条是采取办短期进修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等方法，让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有培养前途而尚不称职的教师进修，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教学能力。对那些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教师，要大胆选拔，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必须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目前在教育战线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有所忽视，直接影响社会风尚和社会治安。要采取从幼儿园开始的一条龙的教育方法，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密切配合，对青少年进行革命理想、前途和光荣传统的教育。在文艺作品、电影、电视方面要作适当的扬弃选择。要呼吁社会，加强对青少年的家庭教育。
提高必须与普及相结合。“文革”十年，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新的文盲，需要认真解决。当前既要重视大学教育，更要重视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提高必须和普及相结合。校舍问题、民办小学问题、农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待遇问题，建议教育部要认真考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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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祖祥委员认为
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择优扶持
朱祖祥委员说：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择优扶持。大寨农学院，没有基础，硬作重点。北京农学院条件很好，应让它发展得快点。浙江农大没有列为全国重点，但任务压得很重，要培养外国留学生，经费太少，应给予优先照顾。有些农学院的某个专业是很好的，也应扶持发展这个专业。教育部认为全国重点农业大学七个太多了，我认为与理工科相比，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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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元委员认为
高等学校招生要扩大名额
沈元委员说，今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仅30万左右，这跟我国的地位及为四化培养人才很不相称。现在，很多院校开始招走读生，说明增加招生名额、广开才路的潜力还很大。教育经费的问题也很突出。工业方面少浪费些，用在教育发展上就用不完。“渤海2号”事故，如果不是有72条人命，那么，浪费3，000多万元，在工业方面根本不算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