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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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代表林丽韫、林德时等强调
  要重视职工代表大会克服衙门作风
林丽韫代表说:中央提出“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非常正确。河北省廊坊地区的社队企业中,近一年来实行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已有一千二百五十多个,其中与北京、天津两大城市联营的约占98%。联营的好处很多:(1)可以广开生产门路;(2)可以充分利用地产资源;(3)可以弥补资金、设备的不足,解决穷队办厂难的问题;(4)有利于培养技术人才,提高经营管理能力;(5)可以更好地为城市大工业服务。但在推动联营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行政区划的限制,如北京有机玻璃厂(现设在积水潭医院附近,因污染环境,北京市有关部门想把它迁至市郊)愿同固安县北马有机玻璃厂联合,但北京市主管工业局不予批准,这类问题需要根据兼顾双方经济利益的原则,协商解决。林丽韫代表还说,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促进外贸的发展确已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如有些地方口岸因竞争而产生矛盾,甚至关系紧张,建议中央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贸部在鼓励和保护竞争的同时,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林德时等代表在发言中强调,应重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代表们说,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搞好企业管理,促进生产,密切党委同职工群众的关系。但这个制度施行还不到两年,在有些企业还不健全。有的企业领导人因担心职工提出一大堆意见,不好处理,而至今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各级工会应该注意总结这方面的工作,使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完善。
一些代表说,我们有些机关干部官气十足,平日很少深入基层,主动接触群众。群众来访,他们态度又冷淡,使群众感到不便于反映情况和意见。有些单位办事拖沓,不讲效率,有时侨商来接洽贸易或合营企业等事宜,往往得不出什么结果,影响了他们为祖国经济建设作贡献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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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代表赵紫阳
谈搞技术改造节约能源问题
赵紫阳代表说:过去总认为,能源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工业总的增长速度,这两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一个带方向性的苗头,去年能源增长3.5%,工业总产值增长8.5%,今年预计能源增长1.5%左右,而工业总产值可以增长7%以上。这个变化很值得研究。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说明能源增长速度高于工业增长速度,不一定是个必然的规律。问题是要加快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变产品结构,转向集约经营。这涉及到今后的能源方针。开发能源,投资大、周期长,还要相应地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我们能否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主要靠节约能源来保持工业的一定的发展速度。如果这条路能走通,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大有希望。节约能源,这两年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还是挖管理方面的潜力,而更大的潜力在于技术改造。是把投资用于新建煤矿等增加能源,还是用于技术改造节约能源,哪个更合算?这要好好算算帐。看来搞技术改造节约能源更合算。我们要以节约能源为中心,进行技术改造和工业结构改革,这方面潜力大得很。我们的设备、技术落后,工业结构整个说来是消耗能源较大的结构,而不是节能的结构。在世界上日本节能最好。它一年消耗的能源,折合标准煤6亿吨,同我国差不多,而生产总值相当我们4倍。日本用于能源技术改造的投资,比欧美大两倍多。在资本主义世界能源危机的情况下,它还提出80年代工业增长要保持6%的速度,就是把宝押在节能上。为了节能,它采取了很多措施。在我们国家,节约能源的问题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一方面感到能源紧张,另一方面浪费很严重,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能源问题,中央要统一考虑,地方安排计划时,也要通盘考虑。不能只算工业发展的帐,不算能源平衡的帐。
赵紫阳说,现在不少科研、设计等事业单位“衙门化”,它的编制、设备、任务都取决于上级,本身没有承担任务的积极性。可不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使它向企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除了长远、基础研究仍由国家定项目、出经费外,对搞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和设计的单位,采取国家计划与合同制结合的办法,国家只给一定的补贴,也可以下达任务,但更多地是靠使用单位同它们签订合同,提供经费,使之转上为使用单位服务的轨道。服务得好,业务就兴旺,可以跨地区、跨行业地发展;搞得不好,就会被淘汰,科技人员会流动到别的单位去。这样,就可能改变现在一些科研、设计单位机构重复、架子大、效率低、经费平均分配、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况,使科技事业更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王淦昌、刘允中等代表都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赵紫阳说,我们搞经济建设有不少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我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体制问题,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旧的体制却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为什么有的人在国内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一出去好象就很吃香,变聪明了,这值得我们深思。二是基础结构太差,能源、交通、港口等等,当然还有教育、科技。我们把体制改革搞好,把基础结构搞好了,就可以提高经济效益,把巨大的潜力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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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代表陈雷说
发挥优势需要解决等价交换问题
陈雷代表说:姚副总理的报告,总结了两年来的经验,提出了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主要指标和措施。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完全拥护。
黑龙江省发展国民经济有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①资源丰富。土地多,荒地多,土质肥沃,适宜种粮食、大豆,有一部分适宜种甜菜等经济作物。现有耕地1.3亿亩,尚有宜农荒地五千多万亩,荒山草原七千多万亩。林地面积3.5亿亩,木材蓄积量16.2亿立米。能源充足,矿产资源,金、铜、钼、锌、铅等有色金属储量十分丰富。②工农业基础比较好。有一批设备齐全、技术较高的骨干企业,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机耕面积达70%以上。有规模很大、机械装备和管理水平较好的国营农场系统,现有耕地3,000万亩,占全国国营农场的一半。③劳力充足,科技力量比较雄厚。全省共有科技人员28万多人,有一些科技力量比较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④城乡购买力较高,工农业生产有广阔的市场。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达35亿元,居全国第二位。农村平均每个社员来自集体收入110元,家庭副业收入43元,今年全省社会购买力达平均每人294元。
三中全会以来,省委曾多次讨论研究怎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认为应当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充分利用我省的优势,继续认真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加速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五个基地”。就是,加快建成以商品粮为重点,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农业基地;建立以食品工业、纺织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基地;建立起以营林为基础,以木材综合利用为中心的林业基地;搞好煤炭、石油的开发和利用,建设能源和石油化工基地;建设好以机械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基地。
优势能不能发挥,首先在领导,看我们领导上能不能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能不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扬长避短,能不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其次要放宽政策,过去政策限制得太死,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今后要从各个方面放宽政策,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把经济工作搞活,把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第三,要解决不等价交换问题。刘少奇同志1961年来我省视察时,反复讲过“等价交换”,认为这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我们对此感触很深。长期以来,由于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对生产资料搞供给制,吃“大锅饭”,造成一些重要产品,如煤、木、农产品等物资的价格长期背离价值,不利于促进原材料生产,难以发挥优势。例如粮食,现在每上交万斤粮,国家只给经营费用135元,而实际费用为340元左右,即上交1亿斤,亏损200万元。从1971年到1979年,9年赔了41.4亿元,每年赔钱少则3亿元,多则6亿元以上,农业丰收了,财政应该充裕,但我省农业丰歉都对财政不利:丰收了,粮食征购增多,储运保管量加大,粮食企业亏损上升。歉收了,国营农场亏损增加。再如木材,也是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按现行价格计算,现在每斤木材卖不上3分钱,比1斤谷草的价钱还要低。木材平均每立方米销售价56元8角,而成本费即为55元1角。我省木材的材质好,但每立方米平均价格却比南方低30来元。木材价格过低,是造成林业企业经营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煤炭也是这样,由于价格过低,价格背离价值,三十年来我省煤炭工业净亏损六亿一千多万元。价格政策是否合理,应该看是否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得越多亏损越大,这怎么能调动积极性,充分发挥优势呢?最近,薛暮桥同志说,黑龙江的粮、木、煤、油是“四张王牌”。从上面情况看体现不了“王牌”的优势,省里不仅不能从发挥地方优势中得到好处,相反是越发挥优势越赔钱。另一方面,又从外省调进大量的利高税大的加工工业品,原材料廉价出去,加工工业产品高价进来。这是我省多年来过穷日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希望中央考虑解决生产资料的不等价交换问题,这样便于调动积极性,充分发挥我省的优势,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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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荣毅仁说
  要总结30年经济建设经验教训
荣毅仁代表说:建国30年来的经济建设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我的看法,有三件事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第一件事是搞大运动,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使生产下降。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是必要的。但后来的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经济遭受严重损害。第二件事是瞎指挥,不讲科学。大小“三线”、军工生产、基建拉得很长、小土群浪费严重。机械厂各部都有,机床很多,效率很低。国家投资究竟有多少?不知由谁管?第三件事是不讲经济效果,不算成本,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怎么能搞好建设?
当前正在调整国民经济,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要把经济搞上去,一定要做好以下4个方面工作:
(1)政治要讲民主。要把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真正发扬起来,工作就好做了。
(2)社会要讲法治。生产秩序、人民生活都要有法制。不讲法治,社会秩序不正常,生产就上不去。
(3)经济要讲效果。不能不讲供需,不重质量,不计成本,把新产品当作展览品,不能只讲宏观经济,不讲微观经济。
(4)人才要讲培养。要抓紧培养人才,选拔中青年的优秀人才当接班人。不仅学校,而且工厂、企业、机关都应担负起培养人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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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代表郭述申、刘树生、庞然等
  谈经济立法和劳动财经纪律
郭述申代表说:基本建设投资占总收入的40%,甚至一半。多年来基本建设一直存在着战线过长,浪费惊人,投资效果差等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这说明我们的手太软了。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国家制定基本建设法,对违法者追究法律责任。
刘树生代表说:现在抚顺矿务局有的煤矿工人出勤率不高,对生产影响很大。有的工人在班上拿一份工资,下班后干临时工又拿一份钱。这种作法是不是合适?建议国家制定劳动法,以使大家有章可循。
庞然代表提出:去年以来,财政出了很大的赤字。据了解,除了其他原因外,和有些部门、单位违反财经纪律有关。有那么7个单位,截留的利润竟达2,500万元,用来盖楼堂馆所。有的人甚至指使财会人员销毁单据。建议国家对此类问题应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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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代表冀春光说
  青海要尽快调整为以牧为主方针
冀春光代表说:计划部门制定长远规划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省、区特点提出经济区域分工规划,才能真正做到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根据青海的自然、经济特点,我们要尽快调整为以牧为主的生产建设方针,发展以畜产品为主的加工工业,发挥牧业这个优势。这是因为:(1)青海全省土地总面积10.8亿亩,耕地面积只有八百多万亩,而可利用的草原达5亿亩,并且地处江河源头,海拔高,气温低,降雨少,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种植粮食不保收;(2)按经济规律办事,要讲经济效果,在一块土地上,畜牧业的产值高,劳动生产率高,对国家贡献大,每个劳动日得2元(而农业区最高只有1元),群众收入多,有的户年收入1万多元;(3)青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各族人民历来从事畜牧业,搞好畜牧业生产,是民族平等团结的经济基础。现在全省各类牲畜已由解放初的700万头,发展为二千二百多万头。1979年收购羊毛三千多万斤,各种牛、羊皮200万张,肉畜140万头。全省出售给国家的牛、羊及畜产品总额达1亿多元。因此,中央对各省区的经济建设方针要尽快确定,明确经济分工。各省方针不定,老是一般化,各省自己就不好调整。代表们认为,青海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定下来后,在计划安排和物资供应等方面就要照顾特点,重点支援,协助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牧区由于缺冷库,不能及时就地宰杀牲畜,造成掉膘,仅羊肉一年损失就达一千多万斤。过去有的部队在青海建了一些农、牧场,部队已调防多年,农、牧场还不撤除,群众草场又不够,对此反映很强烈,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协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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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李昌说
科教事业发展缓慢
李昌代表说: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经济进展很快,科教事业相比之下进展缓慢,显得落后了。看来有实际问题,也有认识问题。虽然党中央指出:实现四化科技现代化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对象。但要真正贯彻执行这个精神很不容易。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有的同志还不承认科学、教育对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就以小学教育来说,全国逐步普及,只好如此;但如上海郊区,农民人均收入200元以上,象这样的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小学教育似应强调普及,否则将来是要吃亏的。我觉得还应该多挤出点钱搞科学教育。再是,按劳分配的政策不兑现。现在,同龄的就业科技人员与工人的收入相比,每人每月相差20元左右,科技人员生活十分困苦。这种收入差别倒挂的情况,说明科学技术不值钱,而实际上无论发展农业或工业,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都要靠方针、政策和科学技术。我们希望科技的比例失调和科技人员待遇的不合理这方面的调整、改革能够搞快点,和政治、经济的发展进度能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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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代表刘达、白介夫等说
科研工作要有一个机关统筹协调
刘达等代表说:目前我国科研体制很值得研究,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中央各经济部门和高等院校都设有各类研究机构,但没有一个机关统筹协调,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白介夫等代表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不能影响和打击我们自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比如,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的超微粒乾版,单晶炉,我们自己的水平与国外差不多,可以搞上去,但得不到支持,有的部门总想进口外国装置。北京地区就有4个部门花了很多外汇进口4条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备,但4家都不能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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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代表杨树棠、王建佳等
谈国家资金使用问题
杨树棠代表说:在调整时期,国家应把有限的资金重点投放在挖潜、革新、改造上,特别是投放在老企业的改造上。近两年来,鞍钢改造了第二炼钢厂,能增产55万吨钢,投资仅相当于建新厂的一半。国家这几年的经济计划安排,对挖潜、革新、改造的投资却在减少,而基本建设的投资还在增加,这是值得研究的。另外,对企业基金和利润的提取比例,也应进行调整。按现行财务体制规定,留给企业的专用基金太少,甚至保证不了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费用,更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王建佳代表说:发展海运事业应充分利用旧港口。从大连港看,只要稍加改造,就会挖掘出很大潜力。我们打了报告要求搞集装箱运输,但国家一直不批准。
郭和夫代表说,国家对于教育经费的安排,我是不满意的。建议国家应当尽量把工业、基建、农业的投资节省下来一些办教育。日本明治维新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用了三分之一的财力办教育。这是很有远见的。日本名古屋大学校长对我说,有6名中国学生在这个大学里留学,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基础知识差,二是外文水平低。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水平,必须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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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代表周洪全、马世英说
尽快改革工资制度
周洪全代表说:职工对今年调资的一些规定意见很大。前两次调资还有个杠杠,这次是按劳动好、技术好、贡献大,下边不好掌握。长了的人认为应该,没长的人有怨气,还影响了团结,有的关系搞得很僵,没有起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作用。
马世英代表说:这次调资效果不好,可以说是失败的。国家规定调资面40%,是人为地制造矛盾。为什么不可以在调资中给全体职工按40%的平均数都增加一点,给贡献大的职工再多增加一些呢?同时,工资制度本身也有很多不合理。如我厂(红旗机械厂)的大学生,58年、59年毕业做技术工作的按企业级,61年毕业做技术工作的按技术级,这次调资后,58年、59年毕业的反而比61年毕业的同级工资低5元多,早毕业的大学生有意见。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尽快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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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代表齐寿良、张福财说
经济宣传要注意稳妥
湖南代表齐寿良、张福财说:对于经济方面的宣传要注意稳妥,如报纸宣传“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就要讲清政策界限。最近,有些社员从湖南贩货到外省高价出售,不参加集体生产,干部也不敢管。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市场管理,加以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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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代表刘达、王惠德等
就宝钢问题质询冶金部
(9月4日上午,北京代表团就宝钢建设问题召开了质询会。参加会议的代表一百七十多人,冶金部负责人唐克、叶志强、周传典到会听取代表的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外贸部有关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北京代表团团长贾庭三主持。)
刘达代表说,宝钢工程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工程,据说投资几百亿元,人民群众都很关心,经常问到我,我不很了解情况,难以回答。作为人民代表有责任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解。宝钢投资这么大,原料立足于国外,如果有关国家不供应或价格提得很高怎么办?矿石运输量很大,10万吨以上的船进不了港,还要倒运一次,为什么非要建在上海?经济合理性如何,到现在究竟花了多少钱,总投资需要多少?贷款利钱很大,我们要用美元计算,日本要用日元计算,谈的结果如何?宝钢用的煤炭灰分要15%,国内供应不了,怎么解决?从经济上看,改造现有的钢铁企业比新建钢铁企业快,即便新建企业是否要最现代化的?我们的劳动力多,工资低,怎样做才合理,很值得研究。很多人担心宝钢建设因为考虑不周成了无底洞,希望总结经验,是否有办法减少一点损失。现在传说很多,请冶金部讲清楚,我们也好向群众作解释。
王惠德代表说:一、借款金额究竟是多少?全部建成投产后,每年连本带息要偿还多少钱?借款到什么时候还完,用什么东西偿还?如用产品偿还,我们自己能拿到多少钢材?产品成本比鞍钢是高还是低?二、据说高炉是日本设计的,按照他们的配料标准,主要用澳大利亚的矿石,还要用5个国家的配料,是否事实?用外国的矿石是否签订了长期供应合同,如果他们要涨价或停止供应,我们有什么对策?不能把我们的大企业命运交给外国人控制。三、为什么一定要建在上海,而不建在镇海、连云港或其他合适的地方?听说5,000立米的大高炉建在沙滩上,打下40万根钢管桩,底下已经移位,将来怎样?上海是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污染问题怎么解决?听说原规划的防护林带不搞了,要搞,需占一部分高产良田,会影响上海的蔬菜供应。四、据说日本经济学界和工业界议论,中国对日本太宽厚了,没有要战争赔款,而日本用宝钢坑中国人很不合适,不知冶金部如何看法?
钱钟泰代表说:去年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后,冶金部同志曾向我们作过解释。当时冶金部和财政部计算数字不一致。一年过去了,去年的回答还有效没有效?这次回答要有案可查,要负法律的责任。去年国家财政赤字170亿元,宝钢投资这么大,是否还要继续投?能否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缩小规模,缩小到有利可图的地步?
李瑞环代表说:一、全部工程投资究竟是多少,外资和国内投资各占多少,利息多少,是单利还是复利,到全部投产时本加利总数是多少?二、工程正式投产后,每年净产值究竟是多少?三、设备保险寿命多少年?设备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如果到还清借款本息时,设备的寿命也已到期,那就是上了日本人的当。四、这件事情的形成,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果前半截上当,后半截有没有少上当的办法,停下来是不可能了,但可以搞得好一点。
刘达代表说:冶金部同志的说明,都是按最好的条件讲的。武钢1.7米轧机过去计划设想得不是很好吗?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很多问题,与计划设想出入很大,直到现在仍有不少问题。宝钢建设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建成投产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现代化的设备投产后能否管理好,使用好,保证正常运转?对这些问题,很值得认真考虑对待。
许多代表认为,象这样的质询会过去从来没有开过,它是发扬民主,行使人民代表职权,了解和监督政府工作的一种好形式,也是政府和人民代表之间沟通情况、交换意见的一种好办法。许多代表认为,从冶金部负责同志的说明中,知道了不少宝钢建设的情况。有些代表认为,冶金部负责同志对提出的问题,说明中有的没有回答,有的说得不清楚,特别是经验教训讲得不充分,不深刻,有点轻描淡写。有的代表说,听起来象评功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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