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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开罗通讯
埃及国营企业的问题与改革途径
埃及许多国营企业经营不佳，亏损严重。为了改善经营管理，埃及正探索改革国营企业的办法。多数人主张成立“产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控股公司”，取代现行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给公司以完全的自主权
本报记者 林皎明
随便逛几家开罗商店，就不难区分哪家是国营，哪家是私营。私营的，窗明几净，门庭若市；官办的，橱窗里样品常年不变，顾客登不登门，满不在乎，商品质量也时常受到指责。其他国营企业管理不善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据埃及《十月》杂志透露，目前埃及拥有国营企业372家，其中116家是工业公司。其产值约占国民总产值的50％。总资产达275亿埃镑（1埃镑约合1．43美元）。国营企业起主导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国营企业从总体上来说，即使在最好的年头，利润率也不超过3％至5％，只相当于银行存款的最低利息。这是整个社会的巨大损失。”对国营企业的不满，促使萨达特总统不久前责成每一个国营公司经理向人民议会报告亏损和赢利的真实原因。埃及经济界人士则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是否要改革国营企业？改革的办法又是什么？”
一个多月来，埃及内阁部长、副部长、经济学家和公司经理三百多人围绕这个问题在展开辩论，准备草拟一份改革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核算制度的报告，提交10月初召开的埃及民族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将是继埃及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之后又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
埃及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从1956年起几经改变。初期，政府只制订生产计划和经营方针，企业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60年代末，实行按企业性质划归政府有关部直接管辖。1975年，又取消各部的直接领导，成立专业公司，直到如今。
在目前的辩论中，多数人认为，实行开放政策后，世界性的市场竞争和商品竞争进一步冲击埃及，国营企业正面临严重的挑战。经营管理体制非改不可。“现阶段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将国营企业的经营从政府的行政管理办法中真正地分离出来。”
埃及经济专家们分析，国营企业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繁琐的行政规章、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限制住企业，使它不能根据生产发展和市场需要迅速作出自己的经营对策。”据埃及国民银行报告，原属于工业部的108家国营公司，1975年有23家亏损，损失达1，880万埃镑，1976年有18家亏损，损失达2，300万埃镑。有些公司虽不亏损，赢利也不过1％。一位埃及机械公司的经理对记者说：“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一定会失败”。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家国营工厂要在计划外加工一枚特殊的螺丝钉，需要填写三、四十张报表，等上级批准下达，时间已经拖过去3个月。
亏损原因之二，是国营企业人浮于事。参加辩论的一些经理抱怨，由于企业无权决定生产定员，有关部门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将大批过剩劳力塞进工厂。工资开支增加，引起成本上升。据说有些国营单位由于人员严重过剩，竟私下每人轮休两个月。
亏损原因之三，是某些商品的成本与价格不一致。据透露，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政府硬性压低某些工业产品的市场价格。
当然，参加辩论的人还没有挑明另外一个影响企业赢利的因素，那便是利用职权行贿受贿，损公肥私。这是街谈巷议中常常听到的事。
国营企业的改革看来势在必行。但改革的办法却众说纷纭，各执己见。目前多数人主张组建“控股公司”，取代政府领导，实现“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种控股公司跨行业经营，它有权独立决定资本、设备、生产、劳力、产品定价和销售，实行全面彻底的自负盈亏。国营性质的标志只体现为政府在控股公司中占有一定数量的股份，而其余的股份则出售给本企业职工或其他资方。政府各部的职权只限于制定总的方针和监督作用，并派出一至二名代表参加控股公司董事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最高经济发展委员会。每家控股公司董事长是该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主席由总统或总理兼任。在这个委员会的年会上，政府作出总的经济发展计划，各公司据此自行经营。显然，改革的目的是将国营企业的管理权继续分散、下放，给企业广泛的自主权，以有利于筹集资金、扭转亏损，活跃经济。
也有另一种意见。政府经济顾问赛义德博士认为，“控股公司并不是解决国营企业缺陷的一根魔杖”。他分析，如果政府失去对控股公司的控制，物价问题、劳力过剩问题、社会福利问题、工资平衡问题都会更加严重。甚至有些经济专家担心由此会导致社会的“地震”。他们认为，目前的专业公司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主权。
目前，改革方案还在酝酿之中，但是解散国营企业的流言已经不胫而走。为了阐明改革的基本方向，萨达特总统9月2日在亚历山大宣布：“只有10亿埃镑资本的私营企业绝不能替代拥有二百多亿资本的国营企业的领导作用”，“私营企业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埃及经济的主导力量。”埃及1980年至1981年度的总投资计划也表明，政府将把总额为40亿埃镑的投资中的32亿拨给国营企业，继续维持国营部门的支配作用。
旅居开罗的外国人士对埃及的经济改革也颇为关切。一位长年呆在中东的美国专家对埃及近两年经济好转有这样的评价：“国家在走向繁荣，人民显得较以前快活，但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增长。”今年头6个月，埃及经济继续显示出发展的活力，仅石油净收入就达13亿美元，经常性帐目赤字进一步下降。但是，物价在不断上涨，肉、鱼等主要食品短缺，通货膨胀率达到30％，反对派活动也时有所闻。政府正竭力稳定物价，保证基本生活品的供应。（附图片）
埃及国营商店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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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最近召开的我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有人提议人大和政协建立一个图书馆，并提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现根据有关资料，把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一简单介绍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为国会提供必需的图书资料而于1800年开始创办的。早期它曾遭受两次火灾，一次在1814年，国会图书馆全部藏书三千多卷全被烧毁。另一次在1851年，一场大火毁坏了大约35，000卷藏书。自此以后，国会图书馆重新建立起来，1866年，史密森学院图书馆移交给国会图书馆，使国会图书馆增加一百多万册书籍。国会也曾多次投资并给予国会图书馆与版权有关的一切权益。
至1978年，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图书资料已超过七千三百多万件，其中有一千八百多万本书，七万四千多册报刊合订本，二十五万二千多盘电影胶片，九十一万二千多卷微缩胶片以及三千二百多万份有关美国历史和文明的手稿。在这浩瀚的书海中，最有价值的搜集就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些珍贵文件，如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草稿、《人权法案》最早的版本之一和林肯亲笔写的两份葛底斯堡演讲稿。它收藏的有关日本、中国和苏联的资料，在欧美是数一数二的。
国会图书馆的首要任务是为美国国会服务，随时为国会提供它所需材料。国会议员不但可以借阅各种书籍和文件，而且还可以请在图书馆工作的专家代为他们摘录，标出重点或整理分析。国会图书馆还设有一个独立的部门——国会研究机构，协助美国国会进行研究工作。目前这个机构已有八百多名工作人员，包括法律、经济、自然科学、国际关系和历史等方面的专家。他们中间的高级专家还经常被国会的各委员会聘为顾问。在国会举行会议期间，这个机构还负责从事各种准备工作和服务性工作。国会图书馆除了为国会服务外，还向政府机构、学校和公众提供服务，因此，它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图书馆了。
国会图书馆设有经营项目。在1978财政年度，仅向其他图书馆出售目录卡片和书目技术提要资料一项，国会图书馆就盈利6，998，651美元。同年它从出版权注册费中也获利3，495，681美元。
此外，国会图书馆也是一个文化中心，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演讲会。
·杨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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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日本通讯
一夕自由谈
本报记者 陈泊微
不久前，记者从东京到M市采访。第二天傍晚，我刚从外面回到旅馆，一位友好人士川先生就邀我去他家谈天。川先生年近70，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已经30年，以前我们并不认识，只是这天早晨才匆匆见过一面，没想到晚上他就邀我去他家作客。殷殷盛情，却之不恭，只好从命了。
来到川先生家时，小客室里已坐上几个人，都是陌生面孔。经过川先生一一介绍，才知道他们都是当地日中友协的领导人和活动家，听说我从东京来到M市，特地相约到川先生家聚会，说是在一起叙谈叙谈。
刚刚落座，好客的东道主就摆出在日本很稀罕的茅台酒以及鲜美的生鱼片、火腿肉之类的下酒菜，杯觞相碰，气氛十分融洽而轻松。在座人士都不止一次访问过我国，对我国风土人情比一般日本人更为了解。因此，话匣子一打开，话题就接二连三地涌了出来。谈话诚恳坦率，无拘无束，少有通常外交场合习见的那种客套话。谈话中涉及的问题，互不连续，却反映出谈话的自然来。
谈话是从我国出版的日文《人民中国》杂志的变化开始，在座的朋友显然都是这家杂志长期的忠实读者。
雄（一位谈话者只用一字代表，以下同）：近年来，《人民中国》越来越有意思啦！
井：真的，《人民中国》终于有了很大的进步哩！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吗？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
雄：要而言之，我们日本人读起来觉得很有味道。实在地、生动地介绍关于中国的知识和各方面的新气象，语言也进步啦，不再是生硬、枯燥的老一套。
川：不错，不错。连细小的地方也开始注意啦，比如最近还使用了一般日本人习惯了的“国民”这个词儿，过去总是“人民”、“人民”。
雄：不过，我对《人民中国》杂志还有一点儿不理解。长时期来，你不管给编辑部去过多少次信，他们却不给个回信，这一点，我们日本人还是不习惯。
井：提起通信，我也有点儿意见。不仅《人民中国》杂志不给读者回信。我们日本人给中国朋友去信，多半是有去无回。日中两国，两个友好伙伴嘛，通信往来，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何况是往中国朋友、熟人那里去信。我听到日本人中间一种说法，也可能是一种猜测，说是在中国，为了节省外汇，限制一般国民往国外寄信。真有这样的事吗？
记：我没有听说过。也许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在这方面不太认真吧。
井：不能这么说。我认为，中国人并不是处事不认真的民族，只是——，只是通信这件事，多少有点儿奇怪。
雄：的确，不能说中国人不认真。我想起来啦，不久前，我给中国旅游局一位姓龚的朋友寄了封信去，很快得到了他的回信。这不是很认真吗？
井：雄先生提到中国的旅游局，倒使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近来在中国旅行的日本人回来后都说，中国的旅游服务业对外国客人收费偏高，而且与服务的水平也不大相称。我听到有些日本人在议论：用同样的时间，到欧洲去旅行，费用可能比到中国还要省一点儿。
井：为了实现“现代化”，想通过旅游业多赚些外汇，这点我们很理解。不过，我认为，旅游服务业收费实惠一点，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旅行；如果收费高昂，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总的收入不会增多。
雄：到国外去的日本旅行者中间，为数最多的还是以观光、娱乐为目的的一般游客，政治家和企业人员只占少数。费用太高，一般游客中很多人就可能不去中国，转而选择其他地方了。
井：我想换一个话题。近来去中国的日本旅行者回来以后说，中国国内的社会风气确实在发生某些变化。比如说妇女的服装……
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曾两次访问过中国，看到中国的妇女们都穿一种式样的衣服，总觉得这不自然。听说近年来有了一点变化，妇女穿着比较讲究一点了。
井：我觉得，中国妇女服装保持朴素，是个好事。讲究穿着，没有什么好处……
（记者按：看来这位井先生有些担心中国社会风气的变化）。
里：我不同意你这个意见。千千万万人的服装都是一式一样，这并不等于朴素。不论哪国妇女都喜欢穿着美一点嘛！
雄：让我这个医生说句爽快的话吧！男女相爱，妇女爱穿漂亮衣服，这是人的本性。男女恋爱有自由，妇女穿衣服，也有她们的自由，政治不应该去强行压抑这种自由。
井：（对记者）我们都是中国的老朋友，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所以说起话来就不大客气，请不要介意才好！
记：今晚上大家一见如故，畅抒己见，这样无拘无束的自由交谈，正反映了老朋友的特点。可惜时间不够了，不然的话，我还想更多地听听朋友们的意见。
回旅馆的途中我在想：这“一夕自由谈”说明，那些长期为日中友好而努力的日本朋友对中国今天的改革和变化，是多么敏感地关心着，观察着。他们为我们取得的进步高兴，也为我们某些事情没有办好而有所批评。国内的人们听听这些国外老朋友的不加虚饰的谈论和善意的批评，该是不无裨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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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名画历险记
连载
（二）失之交臂
在巴荣讷北面约460英里的巴黎，雷贝克在女友的公寓里考虑着下一步怎么办，他不知道同黑社会中的什么人联系，但却十分清楚应该等到风声过去后再行动。
次日晨，雷贝克带着油画乘火车去找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贾各斯·菲迪特。菲迪特只有25岁，却是个交游广阔、生意兴隆的毒品贩子，他甚至向远在加拿大的主顾供应毒品。
下午4点左右，雷贝克到了阿姆斯特丹贫民区一家公寓里。菲迪特高兴地接待了他。菲迪特对于怎样处理贼赃艺术品确实不比雷贝克知道得多。他也主张暂时不把这些画投入市场。他俩一起把油画用塑料薄膜小心地包起来，放进一个大皮箱的底部。菲迪特又把这个皮箱贮藏在顶楼上。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所房子离伦勃朗·冯·里金的工作室，也就是三百多年前创作“拉比”的地方，不过一箭之遥。
7月10日上午，在法兰克福《图片报》办事处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德国人来访。他自称是个自由记者，有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出卖：3张从法国巴荣讷的鲍纳特博物馆偷出来的伦勃朗著名油画的第一手材料。他还说，其中两张就在楼下他的车子里。编辑解释说，在商谈价钱之前这些画先得经过鉴定，他第二天得再来一趟。
翌日上午11点30分，当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践约而至时，他被逮捕了。当天中午，油画“十字架上的基督”和肖像画“第六市长”就到了法兰克福的警察手中。他供出自己名叫米切尔·左根·克劳茨科，是法兰克福居民。警察了解到了他的同伙的名字：罗伯特·雷贝克。
雷贝克在碰到克劳茨科以前，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6月18日，他把画放进阿姆斯特丹阿莫洛银行的贵重物品保险箱里。但到6月底，雷贝克接到他在巴黎的女友的电话，说是她结识了一个与艺术界联系甚广的德国人可以为伦勃朗的作品觅到一个主顾，但要求拿50％的收入作为报酬。当时，菲迪特正在伦敦，雷贝克决定冒险。但他只做两张画的买卖，而“拉比”还得放放再说。
6月29日上午，雷贝克从银行保险箱里取出那三张画，同前一天从法兰克福赶来的克劳茨科一起驱车驶往一个名叫布萨姆的阿姆斯特丹郊区小镇。他把“拉比”留在那里菲迪特的一个贩毒熟人（人们叫他“文森特”）的家里，然后在深夜赶到法兰克福。那个德国人向他解释了向《图片报》卖新闻的设想。雷贝克勉勉强强地同意冒险去干。
克劳茨科被捕后两天，雷贝克也被拘留了。但是，雷贝克矢口否认与伦勃朗的画有关，警方除了克劳茨科的口供外别无旁证，雷贝克获释了。一天以后，由于克劳茨科一口咬定雷贝克有罪，荷兰警方也证实了他所提供的部分情况，法兰克福方面才意识到犯了大错。他们重新逮捕了这个法国人。
但这为时已晚。雷贝克已给布萨姆打过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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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体坛
体育立法在国外
世界上不少国家十分重视体育发展，把关系到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和运动技术水平的重大问题，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保体育事业的顺利发展。体育立法较完备的国家，例如法国，颁布体育法令可追溯到1901年。
体育法首先规定该国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任务、领导体制和机构职能。例如，《法国发展体育运动法》宣布：“发展作为文化事业基本成分的体育运动，是国家必尽的责任”；“体育运动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培养人才的计划中都包括体育运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展体育运动法》规定：“各体育部门和体育组织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劳动群众特别是青年有计划地参加体育活动，发展群众体育，培养有才能的运动员和提高运动成绩。”法国、西班牙、美国体育法都承认他们的单项运动协会具有法人地位，负责举办比赛甚至选拔国家队。
有些国家的体育法，对体育工作者、运动员的劳动性质、社会地位及其奖励、纪律等，特别作了明文规定。例如，1979年通过的《西班牙新体育法》就是这样的。法国体育法专有“体育教育”一章，规定了初、中、高等教育中体育的位置，教育部门在体育方面的职责，体育教师的培养、使用及其权利与义务。它规定“政府要注意保证高水平运动员的社会地位。这种保证主要表现为给予各种帮助，和为了训练、比赛的需要而调整和缩短工作时间，以及采取措施安排其工作或重新安排其工作。”至于场地设施的修建、维护与使用，以及体育经费的来源和用途等，也是一般体育法不可缺少的内容。例如法国、西班牙等国规定规划工业区或居民区时，必须包括体育运动设施。罗马尼亚体育法明确载有：“未经国家体委同意，不得任意修改体育设施的使用规定。”
日本体育法还具体确定了国家对修建各类体育设施实行费用补助的原则。美国业余体育法规定了美国奥委会接受国会拨款、筹集资金以及资助所属协会的权利、义务等。·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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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体坛
略谈世界男子跳高
世界田径运动技术水平迅速发展，纪录不断被刷新，男子跳高尤其如此，70年代初期，当时世界纪录才2．29米，而近年来世界上室外跳过2．30米以上的运动员已有13名。今年就有3人打破了世界纪录。5月25—26日，波兰运动员弗绍拉和西德运动员默根堡均以2．35米打破世界纪录，平分秋色。8月1日，东德运动员韦西希又以2．36米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跳高成绩如此迅速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一些体育发达的国家都非常重视选材工作。例如，在13名跳过2．30米以上的运动员中8名是东、西德运动员。有人认为“多年来系统进行的、有科学基础的选材工作是东德运动员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西德把选材作为全国体育科研的重点课题。从下面列举的5名打破世界纪录运动员的身高、体重来看，他们具备了跳高运动员的形态特征：身材高，均在1．90米以上，最高的达到2米以上，另外相对体重（体重／身高）小（见附表）。
身材高的运动员使跳高离地瞬间时的身体重心处于较高的位置，这是决定跳高成绩的一个有利因素。当前要赶超世界水平，跳高运动员身高不超过1．90米是很困难的。这是确定跳高运动员发展前途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唐 礼·
姓名 国家 成绩 身高 体重
韦西希 东德 2．36米 2米 88公斤
弗绍拉 波兰 2．35米 1．90米 75公斤
默根堡 西德 2．35米 2．01米 74公斤
雅辛科 苏联 2．34米 1．93米 82公斤
斯通斯 美国 2．32米 1．96米 7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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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体坛
瑞士运动员菲利普·伯纳德在瑞士西部诺因比格湖表演一项新的滑水运动。他用降落伞代替风帆作动力。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