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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结经验 立志改革
——谈谈当前的戏曲改革工作
本报评论员
中国戏剧家协会、文化部艺术局和文学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不久前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主管戏曲工作的负责同志、戏曲工作者和理论家共聚一堂，总结戏曲剧目工作的经验，探讨当前戏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如何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戏曲事业，使戏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国戏曲界一次重要的集会，必将对今后戏曲工作的发展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于戏曲事业极为重视，戏曲改革工作尽管经过曲折的道路，但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验非常丰富。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正确方针指引下，产生于旧时代、绵延千百年的戏曲艺术，在新时代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放射出夺目的艺术光彩。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推行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对我国的戏曲进行了疯狂的摧残和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地方戏曲已经濒于灭绝的边缘。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戏曲工作者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振奋精神，克服困难，使我国古老的戏曲艺术又一次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三年多来，全国200多个剧种相继恢复，2，000多个剧团重建起来，10多万流离失所的艺人重返戏曲舞台，1，000多出传统剧目又与观众见面。同时，新编历史剧的工作和现代戏的创作也有所开展。我国戏曲舞台空前活跃，戏曲艺术重放异彩。曾经遭受严重摧残的戏曲，已经基本上得到恢复，目前戏曲艺术战线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对于这三年多来戏曲工作的巨大成绩，不可低估。
但是，在前进和发展中的戏曲事业，目前也还存在一些需要我们认真去解决的问题。比如：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的新作较少，剧团大量上演的还是传统剧目；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一些剧团的演出质量还不够高；电视和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使有些剧种演出的上座率有下降的趋势。这些问题表明，目前戏曲剧目的演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需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有关领导部门和广大戏曲工作者认真总结经验，解放思想，树立雄心，立志改革，使我们的戏曲迅速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们要立志改革，首先要正确解决继承传统和革新创造的关系。戏曲的发展不能脱离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的艺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革新和创造。对待传统的戏曲剧目，我们一定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的方针。30年来戏曲工作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百花齐放则兴，一花独放则衰。我国戏曲历史这样悠久，剧种这样众多，传统剧目又是这样丰富复杂，当着各种不同思想倾向、不同艺术特色、不同情趣格调的千百出戏曲剧目纷呈在观众面前时，思想和艺术上的优劣、美丑、高下，必将交织在一起，出现强烈的对比；伴随着那些优美健康、给人以精神营养的剧目，也将会有一些思想贫乏、艺术平庸的剧目，少数低劣的，甚至含有毒素的剧目同时出现在舞台上，这是必然的现象。对于戏曲舞台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对待和审慎处理的态度，既反对粗暴，也反对保守。整理传统剧目，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不断修改、反复琢磨，努力使大批产生在封建社会的旧剧目，成为具有反封建思想内容与健康艺术风格的新作品。对于传统剧目的审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审定标准，仍可帮助我们今天对传统剧目进行区分判断。那就是：“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对于某些有争议的作品，我们应当运用民主的方法，通过广大群众的评定，通过戏曲工作者的自由讨论，通过实事求是的、充分说理的文艺批评，加以正确的引导。对个别确实有害的剧目，必须采取禁演办法才能解决的，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不加分析，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或者轻易采用行政命令，都是有害的。
我们要立志改革，就要创作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新剧目，通过各种戏曲形式大力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新的表现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剧目。新时期赋予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以崇高的使命，社会主义戏曲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的重大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在加强传统戏的整理改编的同时，积极提倡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努力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戏曲剧目。在戏曲剧目工作中实行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者并举、不可偏废的方针。任何一个剧种，如果只能表现古代生活，而不能表现现代生活，它的发展必然受到很大的局限。戏曲应当在反映现实生活中发挥自己的长处，显示自身的艺术特色。但是，在三类剧目中，不应当硬性规定比例，不应当将现代戏和传统戏对立起来，提什么“为纲”、“为主”的口号。但各个剧种、各个剧团可以有所侧重，有所不同，发挥各自的优点，扬长避短，目的是丰富上演剧目，提高艺术质量，给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使我们的戏曲艺术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我们要立志改革，还要认真探索，进行舞台艺术的全面革新。反映新的思想与生活内容的新剧目，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这就要求在传统戏曲艺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陈出新。戏曲是综合艺术，仅仅有了新的剧目还不够，还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表演程式、音乐唱腔、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改革，这样，整个演出才能成为和谐、统一、完整的艺术。
我们要立志改革，还必须注意培养和提高戏曲队伍。戏曲的发展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培养和提高戏曲队伍问题。我们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戏曲艺术家，30年来也培养了一批很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和表演艺术家。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的戏曲队伍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当前确实存在着“青黄不接”的问题。许多剧团缺乏专业的编导人员，很多表演人员也缺乏基本功的训练。因此，有关领导部门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和提高编导人才，加强对演员的技巧的培训工作。同时，还要注意继续落实党对知识分子、对戏曲艺人的政策，制定出一些具体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还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成就和贡献，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
不断加强和切实改善党对戏曲工作的领导，是繁荣社会主义戏曲事业的重要保证。我们希望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要积极地加强与改善对戏曲工作的领导，把文艺事业包括戏曲改革工作搞活。要按艺术规律办事，既要反对粗暴简单的横加干涉，也要防止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对戏曲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依靠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我国的戏曲艺术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广大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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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前戏曲剧目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赵寻
戏曲工作的形势
三年多来戏曲战线形势大好。经过林彪、江青、康生一伙10年多的毁灭性的打击，戏曲能恢复、发展到现在的局面，是颇不容易的。三年多来，恢复了各地方戏曲200多种，10多万戏曲工作者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全国各地演出了数以千计的戏曲剧目。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对文艺工作作了估计，指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这当然包括戏曲工作在内。这三年多来戏曲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肯定三年多来的成绩，就是肯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和两条腿走路、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的正确性。肯定成绩，就是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戏曲战线的贯彻。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打开了戏曲剧目的一些禁区，促进了戏曲剧目的进一步繁荣。肯定成绩，也是肯定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积极性。
三年多来的戏曲工作，成绩是主流，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怎样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推陈出新的方针，怎样更快地提高戏曲的思想与艺术水平，更好地为今天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差距，还有不少需要解决与改进的问题。比如：一、新编历史剧、新创作的现代戏都比较少，舞台上演的剧目大量是传统剧目，虽然大多是经过整理的，但也有少数是未加认真整理、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封建糟粕的。二、在大量上演的戏曲剧目中，思想与艺术质量高的好戏比较少。当然坏戏也是个别的，多数剧目是平庸的，一般的，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三、观众面不宽。象京剧及有些老剧种，有些传统剧目，青年观众比较少。我们要完成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我们要使戏曲今后不断在群众中发展，不能争取青年进戏曲剧场是不行的。还有，戏曲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演出商业化倾向的问题，改革剧目管理、剧团体制的问题，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时代在前进，要求戏曲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假使我们不迎头赶上，形势越发展，我们的差距会越大。这就要求上演剧目要有更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戏、好戏，包括新整理的传统戏、新编的历史剧、新创作的现代戏，以争取更多新的观众。
放与收的问题
在当前的戏曲工作中，首先要解决戏曲剧目问题，要在戏曲剧目工作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大家都主张采取放的方针。没有谁赞成收的。放是党中央一贯的方针，这方面不存在我们的政策会不会再变的问题。但对放与收的理解，以及我们应有的态度，这次我们的讨论更深入了。“双百”方针的放，不是为放而放，是有目的的放。就戏剧来说，目的是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戏剧，让戏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不怕放，甚至不怕放出毒草来，因为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放的过程中，我们要力争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这种优势不能靠行政命令方式，而要在竞赛、争论中才能取得。我们相信会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的文艺来自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文艺批判地吸取了人类一切文艺的精华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学、戏剧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应该胜过一些剥削阶级的文学和戏剧。但是，这只是说总的趋势，我们有这样的信念。至于一个时期或一个作品能不能在斗争中取胜，那还要在实践中去考验、去锻炼、去取得经验。所以在放的过程中，我们的头脑应该清醒，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不是放任自流地放。放的当中必然有竞赛和争论。在争论中既要允许批评，又允许反批评；在批评中既可以提肯定的意见，也可以提否定的意见。现在一个剧目演出了，如果评论中都是肯定的意见，那倒没有什么；如果有否定的意见，特别是专家、领导同志、或北京重要报刊上提了点批评，就认为是要收了。好象只许自由地放，只许对放出来的东西采取肯定的态度，如果对放出来的东西提了点批评就叫收了，这样，争鸣怎能展开呢？比如《文艺报》上有篇文章对连台本戏提了意见，有的地方就说连台本戏不能演了。《人民日报》有篇文章提到京剧要演现代戏才有前途，这又引起了一些同志的紧张。其实，既然要放，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某些中央报刊和专家、负责同志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可以争鸣的。今年初，我们召开了对《假如我是真的》等剧本的座谈会，大家用民主的方式，平等地商讨问题，会议开得很有收获，大部分地方反应很好，但也有的地方认为是要收了。开这样的讨论会是很正常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来讲讲话，讲话中也会对某些作品或某些问题提出意见，意见中可能有表扬也有批评，不能说一提意见就是要收了。对于有些作品提出意见供作者参考，这是对作者和作品的爱护。如果有的剧本有缺点，看到了也不提出来，演出效果不好，不是更不利于放了吗？批评某些现象，引起大家注意和讨论，不是收，而是为了更好地放。又比如，对传统戏问题现在意见也不一致，不能认为对传统戏提了意见就是收，也不能认为赞成都演传统戏就是放。对传统戏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正是因为这一时期传统戏演出较多，讨论中的意见自然就会多，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应该提出戏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以引起争鸣。应该有意识地注意对某些关系加以调整，如古与今的关系，中与外的关系，整旧与创新的关系等等。在放的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某些关系上会有某些不平衡，或出现某些具体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注意随时加以调整和解决。我们的政策在全国是统一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因时因地有所侧重。比如一个地区一个时期抓整理旧的多些，创新的工作落后了，就该多抓些创新的工作，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安排，切忌“一刀切”和“一窝风”。在放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坚持正确的东西，不敢于批评错误的东西，不敢于发言，怕发言影响了放，到头来使那些反对放、或不理解放的方针的人找到了“根据”，把某些缺点加以扩大，就更会影响放。当然，批评不要简单化，要充分说理，采取商量、讨论的态度，意见正确不正确还要在争论当中、实践当中去证明。在这方面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口头上赞成放，等放起来又怕乱，怕出问题，怕负责任。有的同志说这是“叶公好龙”。说是放，实际上放不起来。另一种态度是所谓放手，其实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不去做工作。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
关于戏曲剧目工作，应该肯定成绩，解放思想，立志改革。我们不能安于现状，一定要改革。解放思想就是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思想禁锢中，从资产阶级思想中，从封建思想中，从一切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我们的革新就是要使戏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方向下改革一切不能适应新时期要求的东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都要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通过民主的方式，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得到发展。在开展剧目工作中，看是不是符合新时期的要求，适应的就加以发展，不适应的就加以改革，或一个时期适应，后来停滞不前了，我们就应该赶上去，努力提高。不能认为一个时期适应就永远适应，而要随着人民的要求不断地前进。
关于传统戏、历史剧、现代戏等问题
在戏曲剧目工作中，要坚持整理旧剧目和创作新剧目“两条腿走路”（或整理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创作现代戏“三者并举”）的政策。在执行剧目政策中，我们在认识上曾经遇到过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传统戏的性质问题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封建时代产生的传统戏，大多数或深或浅地会打上封建思想的烙印，有的是封建思想与民主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的工作。问题在于今天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是否都是社会主义文化？这要对具体剧目具体分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整理改编的，这样的戏虽然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生活，描写的是封建社会的人物，但从整个作品的倾向来看是具有进步的思想的，这样的戏应该属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如《十五贯》、《春草闯堂》、《唐知县审诰命》等都应该算这一类的剧目。
传统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应该推陈出新，经过整理、改编，真正好的东西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全盘否定是不行的。全盘否定不是没做过，林彪、江青一伙搞了十年，也没有把它消灭掉。我们的戏曲生存在群众之中，群众需要它，是否定不掉的。但是全盘接过来也是不行的，1957年戏曲工作会议提出大开放，所有的旧戏，包括禁戏都开放了，结果适得其反，人民也不同意，得了个相反的结果——来了个“现代戏为纲”，这也行不通。这两种做法都是有经验教训的。关于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我们既反对粗暴，又反对保守。粗暴的态度以为改得越多越彻底，越具有进步性，其实是破坏了优秀的传统。有的传统剧目，只要改得是地方，就可以点石成金。保守的态度是生怕破坏了传统剧目的完整性，以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由于一个斑点而放弃了整个剧目。这都是不对的。
传统戏是不是传播封建思想的渠道？封建糟粕比较多而没有经过整理的，应该说是传播封建思想的一个渠道。经过整理又整理得好的，就不但不是传播封建思想的渠道，反而是反封建的武器。我们做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也就是做反封建的工作，我们戏改工作的意义就在这里。大量的传统戏经过整理，成为反封建的武器，这意义是相当大的。
（二）关于继承（抢救）与革新的关系问题
没有继承就没有革新的基础，就无从出新，从这一点说继承传统应该包括在推陈出新的方针中。推陈出新是为了解决陈与新的关系，针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适应今天新时代的发展而提出来的。继承与革新是辩证的统一，不是互相排斥的。30年来戏曲工作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是适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的。这一方针是我们剧目工作的全面指导方针，要长期贯彻下去。至于有的时候、有些地区是否要以继承或抢救为主，这要看具体情况。对某个地区，某个剧种，以及某个演员，不立即抢救就会使我们的传统艺术遭受重大损失，这时可以以抢救（继承）为主。如藏剧或有些少数民族的或古老剧种的剧目，有些老艺人的绝技，不抢救（继承）就将失传，当然应该抢救，这要在工作计划中适当安排。我们抢救出来的遗产作什么用，也要区别对待，有的作为教学用，有的作为研究用，有的作为资料保存，有些经过整理可以上演。不能把所有继承下来的剧目都搬上舞台，那样做是对观众不负责任的态度。我看，还是提“推陈出新”为好，如果提出全面抢救遗产，那就会造成演现代戏很有成就的剧团，也去抢演传统戏，全国都演传统戏的局面。各地剧种情况不同，各有所长，应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所长，还是传统戏、历史剧、现代戏三者并举。
（三）关于历史剧古为今用与影射的问题
在新编历史剧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古为今用与影射如何区别。一提影射，有的作者还是心有余悸。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横行时期，它是打人的一根棍子。他们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硬说你的作品是影射，就可以给作者定罪。他们心里有鬼，神经衰弱，总觉得有人在反对他们，以为你一影射就是攻击他们的。
任何时代当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时候，就会有影射。为什么鲁迅写《故事新编》，郭沫若写《屈原》？因为那时国统区没有民主自由，他们只有用影射的手法，进行曲折的战斗。鲁迅说得很清楚，他不是按历史来写的，就是要影射。今天我们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就没有影射的必要。如有的地方没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出了影射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影射不仅是艺术上的问题，更是在一定历史时期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作者用以表达自己想要发表的意见的一种手段。我们不赞成今天还用影射的手段，但如果作者愿意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思想，也不应该给作者戴什么帽子。
古为今用，就是以历史作为借鉴，用历史人物的典型性、历史事件的规律性来给今天的观众以启发和教育，而不是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现代化。牵强附会，今昔类比，这样的作法不是歪曲历史就是歪曲现实。虽然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决不会简单重复。
我们写的是历史剧，不是历史，要注意大的历史真实，而不必拘泥于史实的细节。要重视正史的记载，但也可采用野史、传说、演义之类的材料。历史剧是戏剧，没有虚构是不能成戏的。传统剧目中好多情节都没有史实可考，因而有的同志说，我们的历史剧可以称为历史故事剧，或历史传奇剧，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故事、传奇就必然有虚构，但是，这种虚构不能违背这样三条：一、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典型环境）必须真实，不能虚构。二、主要历史人物的基本思想性格特征必须合乎历史真实，不能虚构。三、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必须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不能虚构。只要在这三点要求下，可以任凭作家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但如果连这三条也不考虑，那就会使作品所写的历史环境面貌全非，历史人物正反不清，也就根本不是历史剧了。
（四）关于繁荣现代戏的问题
繁荣现代戏首先要从认识上重视现代戏。戏曲要大力提倡现代戏，我想至少有四个原因。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更直接起到宣传教育作用。现代戏反映的是当代社会生活，是群众关心的主题与题材，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更容易交流。二、戏曲演现代戏，能促使这个剧种更具有生命力，能推动戏曲艺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三、戏曲演现代戏能争取更多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四、别忘了刚过去的历史经验，“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我们对现代戏抓得不力，这方面也是有教训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搞现代戏，只演传统戏，戏曲战线就会留下一个大缺口，就是个很大的缺陷。大力扶植现代戏，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戏曲艺术本身的需要。
发展现代戏关键在质量。戏曲的形式是封建社会产生的，表现历史内容轻而易举，有一套固定的程式，而要表现新时代的内容，就得突破旧的形式，有更多的创新，因此就比较困难，要有时间，要下功夫。现代生活用戏曲程式表现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试验，需要革新，包括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各方面的革新。比如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大多是采用虚拟的手法，现代生活中的动作如何虚拟化、程式化，又如何与写实的布景相协调，这都是我们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因为现代戏创作中困难多，但又很需要，所以我们要大力支持，加强实验。各省哪怕拿一个剧团出来，多演现代戏，作为实验剧团，就可以从中取得经验，不断提高。目前现代戏的剧目还不多，经过一段努力，积累一批现代戏的保留节目，才能打开局面。过去曾有一些演现代戏很有成绩的剧团，希望他们继续发挥长处。在这方面要有具体措施，包括在经济上的支持，靠现代戏赚钱一时还不容易。在创作上要帮助。对现代戏要宽，不是对思想、艺术上要求宽，而是要更多的给予帮助，创造更多的条件，开拓更宽广的道路。关于现代戏会演，我赞成同志们提的意见，不要流于形式，要有充分准备，要有水平较高的现代戏。不然，只是为了应付会演，匆匆忙忙搞出来的剧目，会演完了也就扔了，劳民伤财，反而败坏了现代戏的名誉。
关于社会效果问题，不仅是对现代戏的要求，任何戏的演出都要重视社会效果，这是对人民负责的艺术家自觉的要求。社会效果好不好，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什么作用，对社会主义有利，还是有害？对四化建设有利，还是有害？对今天社会主义风尚是起到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对人民的思想起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并不是不可分辨的，是可以作具体分析的。把对演出社会效果的要求作为棍子，当然是不对的，如果这个戏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真正有利，就是用它作棍子也是打不掉的。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坚持两条腿走路、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戏曲工作一定会进一步发展繁荣起来。
（本文是作者在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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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赵树理文集》出版
《赵树理文集》最近已由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同志在为《文集》作的序中说：“我每读他的作品总有一种亲切之感。文如其人。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象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象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我喜爱他的为人，甚至对他的某些偏见，也能谅解。他公正无私，对人民忠心耿耿。这是最可贵的。”谈到对赵树理作品的评价时，周扬同志强调指出，他“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康濯同志在为《文集》写的跋中，对赵树理同志的为人和作品做了高度的评价。《跋》的最后部分指出，《赵树理文集》的出版，对于作家们在目前深入我国广阔的农村，深入到对革命贡献巨大和在现代化建设中位置极其重要的农村，继承我国新文学历来重视反映农村、也善于描写农村的优良传统，更多地反映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农村在党的一系列政策鼓舞下的急剧变化，从而克服当前文学中反映农村生活较少的不正常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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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河南日报》发表对豫剧《谎祸》的来稿综述
九月四日《河南日报》第三版，发表了《关于豫剧〈谎祸〉的来稿综述》。《综述》说：豫剧《谎祸》演出以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关注，他们既充分地肯定了这个戏的优点，也热情地指出了这个戏的不足，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综述》说，许多来稿认为，这个戏“描写的五十年代末期我们工作中‘左’的错误以及在农村造成的严重恶果是完全真实的”，“作者解放思想，说了真话，向新的创作领域进行了探索”。这个戏“批判了主观随意性，批判左倾蛮干、不顾客观条件的形而上学作风，有助于我们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上，这个戏“是有分寸的”，“虽然写的是悲惨的事，但表现的却是一种悲壮的悲。”“给我们的不是悲观、消沉”，而是“使人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谈到这个戏的不足时，《综述》指出：有些来稿认为这出戏“在思想上缺乏深入的发掘”，“把五十年代末期我国出现的严重问题仅仅归结为说谎，那吹牛撒谎的根源又何在？剧本没有讲到要害处。”“现在剧本中有揭露，有批判，但也有掩盖、有粉饰”，“戏里写了一个生产队的斗争，好象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和当时的总局势、总思潮联系不紧。”关于剧中的崔书记，一些来稿认为，“把问题的焦点、根子集中到崔书记一个人身上，是不妥当的。”也有的同志认为，“对当时的‘五风’，大多数干部是顶不住的，因此把崔书记当成坏干部就缺乏普遍的意义。”关于悲剧效果问题，一些同志认为，“不能老用泪水和哭来表现悲哀，有时没有眼泪，没有哭声，更使人感到压抑和难受。”一些县、社同志的来信认为，“这个戏一开始就悲，一悲到底，看着不带劲。”谈到戏的结尾，一些同志建议，可以写中央发现和解决问题；中央检查团来了，要有所作为，要带些救灾物资，表扬好干部，处理坏干部。现在，剧本结尾清不清、混不混的，群众看了不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