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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快跑与吃饱
康大民
要马跑得快，就要喂得饱、养得好。所谓“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没有优厚得法的养育，真正的千里驹也难以发挥千里之能。
自古以来，堪成大器者，“肚量”都不一般。司马迁面对浩繁的档案材料，尽力通览，飞笔成章，终于写成《史记》这部不朽巨著。这里讲的“肚量”是指人脑这个“加工厂”的加工能力。要一个人在科研、教学等方面拿出不寻常的成果，就必须为他的“加工厂”供应大量的原材料。比如，千方百计给予进行调查研究、典型考察、科学实验的条件，提供占有大量感性材料的机会，供应充分的图书资料，放宽必要的内部文件阅读范围，资助个人购置专业书刊的费用，照顾参加有关的专业会议，等等。
当然，不平衡是绝对的。由于环境、经历、社会的培育和个人的努力情况不同，不同的人其头脑加工能力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同样一些资料，有的人就啃不动，消化不了。有的人就不够吃，吃不饱。若只按通常的“食量”供应，也搞“一刀切”，有些人肯定会饿肚子。让那些头脑加工能力强的吃饱喝足，充分开工，那内在的千里之才，自然会外见于众。
要保证吃饱，必须懂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食性”。要分清：是擅长工艺技术还是基础理论？是喜欢抽象思维还是形象思维？不同的专业人才，有不同的需求。区别“食性”，供其所需，才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一点，对用人者来说，正是一个难点。不学无术，难有知人之明。以己之庸庸识佼佼者，是很难的。许多知人之所长者，自己也确有其长，即所谓英雄识俊杰。越是饱学博识的领导人，越有识人的慧眼，懂得如何按各人的特长，让他吃饱，日驰千里。为了发现四化所需的更多人才，无疑，要求我们在各行各业充实更多的有学识、有专长、有胆略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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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个事件”的真相
——答杨沫同志
9月6日，本报发表杨沫同志批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压制刘亚光同志的来信以后，引起了科技界的不同反应：有的来信对杨沫同志的批评提出了反批评，有的来信对杨沫同志的批评表示支持。今天发表的是微生物所对杨沫同志批评的答复。看来，现在双方的分歧还很大。
“生脉散”是我国疗效很好的中药古方，早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现在，他们的争论不是“生脉散”是否有效的问题，而是关于“生脉散”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展自由争鸣，但是，对待是否压制人才的问题，对待科学实验的真伪问题，只能尊重客观事实。只要有关部门和有关方面，本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原则，加强团结的态度，这个问题的是非是不难判明的。本报希望不久能够披露此事的真相。在此之前，不再发表对其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来信。——编者编辑同志：
杨沫同志于9月6日在贵报发表了《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的信件。这封信有可能在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中引起错觉，我们有责任向公众说明“这个事件”的真相。
刘亚光同志的“创造性”科研成果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科学管理的角度来看，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应该是用同行专家鉴定和科学实践检验的方法，而不能用行政的手段，更不能象杨沫同志这样用文学作品的褒贬来确定。
一年多来，杨沫同志通过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在人大提案和公开发表文章，一再宣扬刘亚光同志取得了“创造性”的、“极有价值”的、“国内外仅有”的“可喜”成果。这些成果“有可能在分子水平上统一中西医理论，创造出我国自己的新医学、新药学”。若果真如此，当然值得庆幸，也是我们的愿望。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刘亚光同志在我所期间，曾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宣称取得“突破性”科研成果（其中多数不是在我所进行的）。但经过调查和同行专家评议，都不是事实。现就以杨沫同志多次宣传的“生脉散对心肌DNA代谢的影响”和“海参粘多糖抑制癌细胞生长”两项为例，来作一简单的分析。
“生脉散”，是我国唐朝古方，一千多年来的临床实践都证明治心脏病有效，并早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并不象杨沫同志有时说的是刘“辛辛苦苦试验出来的”。刘与某部队医院协作试图用同位素示踪法研究生脉散对心肌DNA更新率的影响，这种想法本来是好的。但刘的实验尚无肯定结果，就急忙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声称有了“重大突破”。信件批转中国科学院后，由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筹备组进行调查，将刘的论文印发十几位有关科学家审查评议。我所学术委员会两次开会讨论，都认为：刘的论文，实验设计错误，方法粗糙，数据处理不严肃，结论不能成立。为慎重起见，中国科学院和卫生部商请中华医学会，邀请5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举行专题讨论会。会议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主持。发言者肯定了这一研究方向，同时也指出：刘的实验设计与其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所用提取DNA的方法，不能得到实验要求纯度的DNA，对实验数据的处理也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因此，从实验本身得不出“显著提高心肌DNA更新率”、“为根治冠心病提供了理论根据”的结论。经刘提名邀请到会的分子生物学家邹承鲁教授说：“用先进科学技术研究祖国医学，我非常赞成。问题是刘亚光同志的实验方法不能保证实验结果。如刘的对照实验，两个溶剂不同，温度和处理也不同的酶实验不能叫对照。同时，刘的实验结果也不能保证结论。例如同位素标记核苷的参入，只是合成的证据之一，却不是全部，因为DNA损伤的修复作用也会有参入。所以结论过于大胆。我赞成研究生脉散的作用机制，不过象刘亚光同志这样的实验是否还要做下去，请有关单位慎重考虑。”事后，中国科学院将上述调查结果专门发了简报增刊，报送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显然，我们从来没有否定和怀疑过生脉散的临床价值，也从来没有否定过生脉散有提高心肌DNA更新率的可能性，相反，我们愿意看到有关单位能够在改变原来不科学的实验设计以后，做出可靠的成果来。
“海参粘多糖抑制癌细胞生长”，原是天津药物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项目，本来与刘无关。后来刘到天津“讲学”，借办训练班需要，插手这项研究。刘做了一个月的实验，就背着该所写成论文，算作自己的成果。杨沫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时，却称之为刘的
“重大科研成果”。对此，国家科委奉命组织专题调查，于1979年4月，在天津邀请了二十几位同行专家进行了座谈，杨沫同志也应邀到会。座谈会上，天津药物所的工作人员揭露了刘的剽窃和弄虚作假行为。调查组将这次调查结果书面报告了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调查报告的结论说：“此项实验仅是初步预试，且实验动物不多，所得数据不尽精确，只能做为进一步研究时参考。……刘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仅在三只小鼠身上做了实验。在实验中又未能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因此，所得数据不准确，不能做为实验结果”。
以上就是刘亚光同志在我所期间，与有关单位协作所做科研工作的部分情况。后来怎么样了呢？刘和杨再也不提粘多糖的“重大科研成果”了。而对“生脉散”，杨沫同志每次发表的文章都要宣扬一番。可是我们见到的刘亚光同志修改了4次的论文，都是引用同样一批实验数据，而设计、方法却改了又改，结论也随之变了又变。稍有科学常识的人，怎么能轻易相信它的科学价值？
上述情况表明，我所和有关科研领导机关，是按照正常的科研管理办法来处理有关刘亚光同志的研究工作的，根本谈不上对谁“压制”和“扼杀”。可是，杨沫同志却把中华医学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诬蔑为“科学界一次罕见的丑剧”；把50多位同行专家的评议意见说成是对刘亚光同志“说长道短，加以非议”，把专题调查组给国务院的调查报告说成是“歪曲了事实真相”。在杨沫同志看来，正常的科学管理全部是错误的，只有她的干预才是唯一正确的。
我们是怎样对待刘亚光同志的问题的？
杨沫同志多次说，我所迫使刘亚光同志“流浪搞科研”，散布刘有“政治问题”，“扣发刘亚光同志的工资”等等。这是毫无根据的。
刘亚光同志于1972年底来我所，不到两年的时间，在病毒研究方面主动要求换了五个研究课题，每次都是蜻蜓点水，没有获得肯定结果。1975年以后，他的兴趣又转到了肿瘤研究上，自己联系到北京市有关单位参加“协作”，先后跑了几个单位，没做出结果。1976年初，刘在探亲期间，又与上海有关单位挂上了钩，经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一位负责人同意，在上海参加肿瘤研究。因在工作中与人不和，同年8月又回到北京。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初为了给刘亚光同志的工作做出妥善安排，由院领导出面，召集北京市科技局和我所负责人一起研究，同意刘亚光同志的提议，借调刘到北京中医研究所从事肿瘤研究（工资关系仍在我所），期限暂定一年。但三个月后，刘又私自跑到几家解放军医院进行所谓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探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以后又去杭州、天津等地。在这期间，刘除了在我所领工资和粮票外，再没有别的联系，有时想找也无法找到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9年国家科委通知我们将刘调往浙江中医学院为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我们一直是尽量照顾刘的兴趣，设法安排刘的工作，希望他能安下心来搞出成绩，这怎么能说是我们“迫使”他“流浪搞科研”呢？
杨沫同志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中，说我们披上“组织的外衣，官方的外衣，有时还盖上大红的印章”，散布刘有“政治问题”。我们要问杨沫同志，你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听到我们那一位负责人散布过“刘亚光有政治问题”？在什么地方看到散布刘有政治问题并“盖有大红印章”的材料？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无根据地说说就算了的。
杨沫同志在信件和文章中，一再把“扣发刘的工资”作为我们迫害刘的证据。事实是，1978年连续几个月所领导不知刘的下落，但得知刘每月发工资时来所，领了工资就走。于是所领导通知财务部门，刘再来领工资，要他先找党委负责人。这样，刘才去找了党委副书记，在批评他之后即去领了工资。对于这种单位内的正常管理工作，杨沫同志却一再歪曲事实，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认为，在刘的问题上，杨沫同志不熟悉科学而又没弄清事实真相，也从来不到我所了解情况，就判定科学上的是非，利用人大常委委员的身分和名作家的声望，信呈党和国家领导，文载大小报纸，不断向各方面施加影响，致使我所和有关领导部门为了应付这些节外生枝的干预，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到头来，她反说“被封住嘴巴”，这就很不公平了。既然杨沫同志发起了争端，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为了有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我们呼吁科学界、文艺界以及其它有关方面关心一下“这个事件”，就怎样鉴定科学人才和成果的问题展开讨论。十多年来，广大科学工作者饱受行政干预学术争论之苦，我们希望从体制、政策、方法上，尽量保证不让类似事件再出现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和明天。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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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举办计算机软件专修班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最近举办计算机软件专修班，学制为两年。
学生入学后，按北京市部分高等学校所办走读夜大学班同一要求，交纳学费，交通、食宿、教材、医疗等费用全部自理。毕业后，经考核成绩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承认学历。办学单位不负责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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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选拔专业技术人员担任领导工作要因人而宜
最近，胜利油田钻井采油工艺研究院副院长顾心怿提出，提拔专业人员担任党政领导职务，要因人而宜，避免“一刀切”。在这方面，他谈到了自己的亲身体会。
顾心怿现年44岁。建国初期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过石油机械，以后又在山东工学院上了两年夜大学。胜利油田开发初期，他在改革钻头、取芯工具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果。1966年后，他和其他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用10年时间，发明了具有我国独特风格的先进抽油设备——链条抽油机，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二等发明奖。1975年后，他又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艘座底式浅海钻井船，已投入钻井生产。顾心怿今年开始搞另一项发明。这个项目原计划6月份画出设计图，可是，实际上8月底才完成。为什么计划推迟了呢？主要是行政事务工作分散了他的精力。
顾心怿是主管生产业务的副院长，院里每两天开一次领导人碰头会，每次半小时到一小时；每周一次领导成员办公会、一次生产运行会、一次政治学习，各占用半天；还有经常开的党委会议，等等。每会都要准备意见。另外是行政事务缠身。顾心怿拿出工作日志给我看。他随便翻到4月23日这天，记下了9项要办的事情：①布置组织防汛劳动；②布置机关蒸汽管线设计；③对设备检查提出意见；④安排加工插销；⑤考虑半年总结；⑥企业管理要哪些人参加；⑦工会库房搬家要定下来；⑧对技术干部技术考核准备意见；⑨钻头焊接，通知加工车间作好准备工作。这里固然有个改进工作方法，减少行政事务，精简会议的问题。但是，既然担任了行政领导职务，很难摆脱行政事务工作，再想专心致志地搞些科研，是相当困难的。
他认为，对那些专搞科研，并在某个方面有成就的人员，还是不脱离科研岗位好。搞科研有它的连续性，刚刚探索到科研规律，就转为搞管理，对人才是个浪费。顾心怿希望上级免去他的领导职务，让他回到科研岗位上去，专心致志搞科学研究；或者“挂职下放”，除参与重大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组织、研究外，不再参与行政领导工作。
顾心怿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在使用人才上不能搞“一刀切”。对那些在技术上有专长，而不善于做组织管理工作的，就应该扬其技术之长，避其组织能力差之短，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科学技术上有成就并有发展前途的优秀人才，就更应该让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这样会更有利于出成果。这才叫人尽其才。对于那些有专业技术成就，但不宜担任领导管理职务的科技人员，可授予一定技术职称，在科学技术上给他们一定权力；领导要真心实意地依靠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在各方面给予支持，保证科研快出成果。对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专业人员，也应该减少他们的行政事务，兼职不要过多，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特长。不然，时间一长，职务升了，技术丢了，还会由内行变成外行。
《大众日报》记者 张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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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解放思想 广开学路
陕西广开学路扩大招收高考学生
内江市积极为未能升学的青少年创造学习条件
据新华社西安电 陕西省人民政府最近批准扩大招收符合条件的高校考生1，700多名。陕西省今年扩大招生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西安基础大学扩大招收走读生300名，分别由西安外语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代管，毕业后面向全省分配；
——陕西电视大学扩大招收今年参加高考、成绩较好的待业青年和应届毕业生1，000人。除适当向学生收取学杂费外，其余费用由主办单位负责解决。学制3年。学习期满、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不负责分配工作，但可根据当年需要与可能，择优选用，或自谋职业；
西安市新试办一所走读的西安大学，设财经、中文、外语等专业，从家住城区、具备走读条件的考生中招收400到500名。学制二年、四年、五年不等。学生每月交纳一定学费。学习期满成绩合格者学历按同等普通大学对待，但国家不负责分配工作，由学校向有关部门推荐选用。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内江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发动机关、团体、厂矿企业、街道等有办学条件的单位，为未能继续升学和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举办各种文化补习班和技工训练班，为他们创造继续学习的条件。据统计，内江市今年有36％的城镇高中毕业留城待业青年和49％的未升入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可以参加这些补习班和训练班学习。
内江市举办的文化补习班和技工训练班形式多样。内江市政协开办的业余补习学校，利用机关会议室作教室，晚上和星期天上课，有4所中学，在保证完成本校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办了高中复习班，市属各中学和各厂矿子弟学校都吸收部分初中毕业生回校补习，有些街道办事处还办起了会计、烹调、剪裁等训练班，市劳动局还委托有关厂矿企业办了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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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凤城举行“招贤”考试
据新华社沈阳电 前不久，辽宁省凤城县举行“招贤”考试，九百二十多名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应试。这些“考生”，都具有中专以上的文化水平，所学的专业有43种；不少人基础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有的还获得过技术职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离开了工作单位和学校，流散在社会上。经过考试，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成绩比较好。目前，县里正对应试人员作进一步考核，待考核清楚，准备将一部分确有真才实学的人，分批安排到国家各个部门和集体企业中去，以便发挥他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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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中医学院创办中医业余大学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州中医学院创办了一所中医业余大学，今年已招收650多名新生，于9月上旬正式开学。
今年初，广州中医学院了解到广州市基层医疗机构的1，800多名中医人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是高等和中等医科学校毕业生；1，300多名中药人员中，70％没有经过专业学习，基础知识差，技术水平低，严重地影响了医疗质量。于是，决定创办以培训在职中医中药人员为主的中医业余大学。
广州中医学院中医业余大学学制为3年半，主要是晚上和星期天上课。学习内容包括中医学院普通班中医部分的主要课程。学员学习期满，成绩合格，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中医业余大学从广州中医学院300多名教师中择优聘请了40多人任各课主讲老师。同时聘请学院的名老中医、正副教授作学术讲座，并有青年教师作辅导。
广州中医学院中医业余大学还开设了中医基础理论、针灸、正骨等短期进修班。目前，在短期进修班结业的已有320多人，在学学员还有27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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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积极发展职工教育
据新华社杭州电 目前，浙江省县以上工厂企业已有20多万名在职职工参加各种类型的大、中业余学校的文化、技术学习。
近几年来，浙江省各部门、各单位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发展职工教育。仅职工高等教育，就有职工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等，共招收了近3万名职工参加学习。这些学校有主管部门的局办、厂办或几厂联办，也有科协、工会等部门举办。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办起了夜大学，积极承担职工业余教育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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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
江门市职业中学形式多样
据新华社广州电 中共广东省江门市委重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创办了四所职业中学，最近已录取新生四百一十二名，为今年暑期全市高中招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今年六月，江门市委专门召开了有各条战线负责人参加的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会议，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根据江门市的实际情况，讨论和确定了办学形式以及今年的办学方案。会后，各条战线积极兴办了有教育部门与业务部门联办、业务部门自办、普通中学改办和普通中学附设职业班四种形式的职业中学（班）。
兴办的各职业中学的经费、师资、校舍等问题都本着自力更生的办法自行解决。联办的职业学校，经费主要由业务部门担负，技术课教师由业务部门派出专任或聘请技术员兼任，或从教育部门抽调人员由业务部门负责培训为专职教师，校舍、基本教学设备和基础课教师由教育部门提供；业务部门自办的职业学校，经费、师资、校舍都由业务部门解决，教育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支持；教育部门改办或增设的，经费、师资、校舍都由教育部门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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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学从内蒙古招收一个少数民族班
本报讯 在今年的高等院校招生中，北京大学从内蒙古自治区招收了一个少数民族班。
这个少数民族班，是为帮助内蒙古自治区培养蒙古族高等院校师资和各种专门人才而招收的。在择优录取的前提下，注意在各盟都有招生名额，共招收蒙古族学生31人，其中男生20名，女生11名。这些新生绝大多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在职工人和干部。他们考试成绩优良，最高分数为438分。他们将分别在法律、经济法、国际法、哲学、汉语、文学、国民经济、中国历史、英语、数学、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等12个专业学习。学制4年。为了照顾这些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习惯，学校安排他们集中住宿。
北京大学中文系
新闻专业77级
彭波 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