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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人好事
希望
编者按：根据这封46名患者的来信，本报派记者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证明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这个经验希望能引起卫生部门的重视，并予以鉴定。同时希望各地的患者千万不要涌到哈尔滨去，因为目前这个医院的人力和设备极其有限，根本无法收容住院治疗。如果盲目涌去，必将徒劳往返，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和浪费。
我们是哈尔滨爱民按摩所治瘫住院部的一群患者。
各种瘫痪病人全国有几百万。可是一般医院都不治这病。我们有的患者去过上海，更多的去过北京、长春。几乎每个人都到本地的大医院看过，但都是失望而归。
最后，我们辗转打听，找到了这个小医院。
各种瘫痪病人这里都收治。象小儿麻痹后遗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脑炎后遗症、先天性小脑发育不全、外伤或中毒造成的截瘫、脑血栓……各种病人，这儿都有。
我们这个医院属街道办事处管，只有三四间平房，座落在城边上。几十年的“老哈尔滨”，都没听说有这个医院。这里没有自来水。全院的人喝水、做饭、洗洗涮涮，水，全靠肩膀一担一担地挑。用小学校旧教室改的病房，开始只有两间——一间男病房，一间女病房。每间病房里光患者就有十多个；加上陪住的家属，到晚上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北京来了几个老同志，街道办事处腾出一间办公室，才又添了间“高干病房”。还有三十来个患者没地方，赁住在附近的民房里。至于每天几十个背着、抱着、搀着来门诊的和哭哭啼啼要求排上号给看看的病人（现在这种登记排队的已有八百多人），那就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们这些患者的家庭大都是普通劳动者，收入不高。家里有一个瘫痪病人，往往要陪上一个健康的人伺候。有病的本人更愁：这一辈子怎么办呢？老让别人养活吗？
为了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亲人费了多大劲，一年又一年、一处又一处去寻求一线希望啊！我们中间哪一个没有到处扑空的痛苦经历？
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希望。
雨虹今年17岁，落生8个月就得了小儿麻痹。来时右脚外翻，手扶着腿才能走很短的路。在程大夫这里治了7个多月，现在脚已放平，能走很长的路。再锻炼一个时期，让“跟腱”再拉长一寸（原来离地两寸多），就和好人一样了。她母亲是西医，看到女儿疗效这样显著，不由得真心信服了中医。雨虹本来自学英语、日语，准备考大学。现在决心跟程大夫学按摩，妈妈也热情支持。
周立军这17岁的小伙子，骄傲地捋起袖子来让别人看肌肉。他才来20天，就大变样了；昨天还两腿夹着板到街上去看电影。他是北京中医研究院骨科研究所介绍来的。他患的是先天性的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症，发作已三年多了。肌肉日益萎缩，肩胛变形，全身无力，不能翻身。许多医生会诊，一致的结论是：这是目前还没有征服的“不治之症”。可是，骨研所请程大夫按摩了4次，小周的腿就有劲了，于是骨研所把他介绍到这个不知名的小医院来。
王军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最乱的时候出生的。因为母亲怀孕时受刺激，那些年出生的孩子象小军这种小脑发育不全的很多。他才来三个月，已经从不能走变成在院里独自疾走，妈妈有时都撵不上了。
活生生的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所以，你到这个被戏称为“废品收购站”或“残废人修理厂”来，很少看到愁眉苦脸，听到叹息哭泣。大家都是乐呵呵的。
共同的痛苦和希望把大家捏在一起。健康的人搀扶有病的人，没有家属陪伴的托别人照顾，睡前帮着压沙袋，早起帮着倒尿盆、弄饭、洗脚。帮人的不嫌麻烦，被帮的也没有不好意思。
这不仅是患者与患者的关系，而是整个医院的气氛。年轻人叫上岁数的大夫“姨”、“大爷”。对年轻大夫，孩子们叫“哥”、“姐”。生人乍到这个医院来，弄不清谁是干什么的。就说今早上吧，把病人一个一个背到院里晒太阳的是护理员刘姐。一清早连挑十来担水的，是刚下夜班的小伟大夫。扫地的是街道党委郭书记。……
按摩不比针灸、处方，本身就是重体力劳动。大家亲眼看见大夫们从早到晚，不停地治完一个又一个，深夜还到散住在院外的重患者那里去挨门按摩，自己还好意思挑剔、懒散吗？
小陆大夫从前也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今年27岁了。治好了病就跟着程老师学艺，现在有9年了。她说：“我自己生过这种病，现在给别人治病更有说服力。”雨虹就说：“我的病和小陆大夫一样。我也要象她一样，一辈子给瘫痪人治病。”
小傅大夫在戴红领巾时听过程老师讲课。“四人帮”横行时，不能正正经经地上学，便跟着程老师给病人上门治病，当小徒弟。前几个月，听说程老师要领头成立这个专门治瘫的小医院，便不顾人们的挽留和劝阻，坚决辞去国营大工厂卫生所的“铁饭碗”，来捧这个一天干到黑，没有星期天，没有奖金的“泥饭碗”。跟工厂磨了两个月，她终于来到了这里。
这个医院有四个程老师的徒弟，都是辞了现有的职业来参加“创业”的。他们傻吗？不，用程老师的话说，他们看见瘫痪的人心就疼，看见哪个病人有进步就高兴。女电工甄洪华21岁时翻车成了截瘫，6年里，单位派人护理，住过上海、青岛的大医院，到这里以后才站起来。她说：“不讲疗效，单讲大夫的心。他们不是上班治病，下班回家。我们每个病人的情绪、生活、病情变化，他们都时时刻刻装在心里。那6年，我几乎天天哭，现在一点愁也没有了。大夫有了这颗心，才能把病治好，把医院办好。我病愈以后一定要改行，象程大夫他们那样，把心献给瘫痪的人。”
程大夫老说他理论水平不高，将来从理论上总结得有专家帮忙。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切身经历证明：瘫痪确实可以治，确实可以治好。前一阵我们放松了锻炼，程大夫一连开了三个会——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脑瘫患者、截瘫患者。他批评我们不好好锻炼，说治好病不光是为了自己，还是为给所有瘫痪人闯出一条路。
程大夫批评我们很厉害，但我们都不生气。会后，我们都积极配合治疗，抓紧锻炼起来。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和我们同病相怜的所有瘫痪的人！哈尔滨市爱民按摩所治瘫住院部46名患者
（签名，或家属代签，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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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汇报
探索
读者说这个医院的疗效十分显著，是真的吗？
记者实地考察了一下，和四十多个住院的患者及他们的家属面谈，询问了他们周围的病友，证实来信中讲的事例都是真实的。这个医院今年2月21日才成立，而有的患者病情又比较严重。如高位截瘫、先天性小脑疾患等，还有许多二十多岁的青年人，都是一岁左右就得了小儿麻痹，肢体早已畸形和萎缩，所以一般的还都在治疗过程中。不过，每个患者都从自身的进步中，坚信可以进一步好转。
记者也访问了大夫们。每个大夫都可以举出十来个早年亲手治好的病人的名字，他们现在早已上班了。
记者会见了其中的一个：陈喜禄同志。他现在本市一个粮库工作。1973年底，他因公负伤全瘫，先后住过两次大医院，经过各种治疗，并作了手术，全瘫毫无缓解。出院后，找到了程大夫和他的徒弟治疗，三个月后站了起来，八个月后生活基本自理。后来自己坚持锻炼，现在骑自行车、挑水、拉车都没问题，胳膊能提起一百多斤。
大夫们说：不能把疗效理解为每个瘫痪病人都能变成好人一样。因为病情、患病年限、年龄、治疗时间长短、锻炼和护理好坏不同，最后恢复程度也不同。除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坚持完成治疗的以外，一般说，原来拄拐的可以独立行走，脚内外翻的可以放平，肌肉萎缩的可以长肉，肢体畸形的可以基本上恢复常态，卧床不起的可以站起来。
这种成就听起来很了不起，甚至可以说有些“惊人”。但到这个医院一观察了解，事情很简单，一点也不神秘。
程大夫说：他们的经验首先是思想上打破禁区。他说，如果翻开医书查阅，许多病西医早已宣布为“不治之症”，中医医书上也很少有治“痿”有效的经验。如果照书上说的办，那就一步也不敢迈了。“医不治瘫”这句话流传已久，多少有点符合实际。但是，自己从多年的实践中体会到：瘫痪了的肢体是可以康复的，僵死了的神经、肌肉、韧带是可以再生的。认为瘫痪者就此定型，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基于这个看法和信念，程大夫什么瘫痪病人都敢治。有个病人是遗传性小脑病变，程大夫也收了下来，积极探索治疗。三个月后，证明“遗传因子”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的治疗方法的核心是“动”。就是使患者自身运动。一切手段都服从这个目的。
他们的治疗手段，一类是他们叫做“被动”的。在患者不能自己活动之前，完全或主要依靠这种手段——主要是按摩和针刺，还有中药包蒸和拔火罐等。这些由医生做。
另一类他们叫做“主动”的医疗手段。主要是体育疗法，由体疗大夫协助和指导患者自己做。在患者有活动能力之后，逐步转到以这种治疗手段为主。在这方面，有两种重要的辅助手段——绑夹板和压砂袋。夹板是用木条绑在患肢上，起矫形和支撑作用，等患肢康复，再把夹板撤除。砂袋是压在畸形的肢体上，帮助患者肢体正常地生长。
不吃药，不打针，不做手术，全部治疗方法如此而已。
用医生的话说，就是通过医生的疗技，加上患者按医嘱进行刻苦有恒的锻炼和认真的护理，使病人的神经、韧带、肌肉等功能康复过来，血液循环通畅起来，加强了新陈代谢等等，严格地说，医生只起帮助、引导的作用，最终依靠患者自身的运动来战胜瘫痪。
所以，他们特别重视患者的自我锻炼。往往同样的病情，由于锻炼好坏不同，恢复的快慢和恢复的程度差别很大。他们的体验是：城里的病儿不如农村的病儿好得快，娇生惯养的不如管教严的好得快，公费医疗的不如自费的好得快。
自我锻炼是一个人意志力的表现，是革命人生观的表现。有些患者常常容易自满，有了一定疗效就不再刻苦锻炼了，这都是站得不高想得不远的缘故。
所以，他们也特别重视对患者进行思想工作。施治的医生都要负这方面的责任。他们帮助患者树立为革命治瘫的思想，经常劝导患者要努力使自己恢复劳动能力，争取做对四化有用的人而不是累赘，争取解放护理自己的亲人去为四化出力，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为所有瘫痪病人的康复闯出一条路来。
所以，他们对每个病人的情绪、生活、思想的变化都非常关心，帮助病人排除干扰，坚定信心，加强毅力。有的病人娇、懒，有的护理人员对病人迁就或者放手不管，他们就及时批评教育。
他们也注意患者锻炼和家属护理的正确性。有些患者和家属往往不听医生的话。有的成年患者自作主张，有些病儿的家长急于求成，乱按摩或让孩子乱锻炼，结果收不到理想的疗效，甚至获致相反的恶果。
程志仁同志原来不是医生，是体育队的教练；后来因为他能治疗运动员的各种创伤和劳损，便专任了体育队的按摩医生。在此期间，他因偶然的机会治好了几个因外伤、脑栓塞和小儿麻痹造成瘫痪的熟人，这才使他打开了思路：瘫痪可以治，神经、韧带、肌肉等失去功能，并不等于坏死，治瘫不是不可逾越的禁区。“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因为爱人的家庭成份问题，全家一度被下放到农村。在民间的十多年，他不间断地给各种瘫痪病人治疗。从实践中，逐渐丰富了经验，也日益增强了信念，壮大了胆量。
今年初，街道办事处作为服务性的社队企业，把程大夫和他的熟稔针灸的妻子、会按摩的儿子和徒弟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按摩所。开始时还只有过去被治好的患者辗转介绍病人来要求入院，后来因为疗效显著，而且收病人不讲条件，只要不呆不痴能配合治疗就行；于是，各地无处投医、慕名而来恳求施诊的每天有一二十个，络绎不绝。
这个小医院也给我们另一个启示：能不能办集体所有制的专科医院？这个医院有很多特点：医务人员（包括担任所长的程大夫）没有脱产的。7个大夫（一个针灸、一个体疗、五个按摩）每天接治二百多人次。因为医疗不能间断，星期日也只有半天休息。病人的诊费和住院费比全民所有制的同类医院低，门诊不收挂号费；个别特殊困难的患者还可少收或不收诊费。医院全部经费自给有余。刚开办时，只有私人借出的一张床、一条被子、一条床单。现已逐步购置了几十张床、几十条崭新的被褥。
但是，如何办集体所有制的带住院的专科医院，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相信勇敢的实践者们，也会象他们在医疗领域一样，闯出一条新的路来。
本报记者 聂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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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抢救丰台芍药
我国人民喜爱牡丹、芍药这些艳丽芬芳的花卉。秦汉以后，芍药普遍被人们栽培在庭院中。唐末宋初，扬州的芍药闻名天下。而到了明、清两代，北京丰台芍药异军崛起，其声誉远远超过了扬州。明朝《帝京景物略》、清朝乾隆时《帝京岁时纪胜》都有关于丰台芍药“甲于天下”的记载。当时有名品“宫锦红”、“醉仙颜”、“白玉带”、“醉杨妃”等。丰台芍药的产地是草桥、黄土岗、樊家村等18村。四、五月间，万顷灼灼，游人观赏，诗人吟咏，热闹非凡。芍药又是一种药用植物，有镇静、止痛、解毒、补阴的功能。
北京解放以后，丰台18村一直还保留着大面积的芍药。自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后，面积逐渐减少，又经十年动乱，芍药消失殆尽。现在丰台只有黄土岗公社郭公庄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里还仅存7亩，这就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丰台芍药的最后一点遗迹。
现在丰台社员家里还保存了不少名贵品种，如果搜集起来，在丰台建立保存圃，既可满足观赏，又可进行科研，还能保存传统名花的种质和品种资源。我呼吁抢救丰台芍药。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叶祖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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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为什么否认他是技术人员？
广州市环境保护办公室下属的广州市环境监测站、研究所主管站、所技术业务工作的副站长、副所长黄泮光同志对我说：因广州市环办一些领导同志否认他是技术干部，感到非常苦恼。
他说：我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4年到广州水泥厂工作。1958年到大学读书，1962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化工系硅酸盐专业。毕业后任广州水泥厂化验室主任，主管全厂工艺技术。1973年调到槎头水泥厂任厂的领导，仍然主要抓生产技术。1978年全国科技人员普查中，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我被登记列为科技干部。1979年1月调到广州市环境监测站、所工作。在去年底，国家科委、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联合发出“关于建立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年报统计制度的通知”后，我也是被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列入表册上报的。但今年3月间，我站、所开展调资工作后，市环办突然确定我是行政干部，并向群众公布。当时我只认为是调资中临时的划分，故不愿为此事争论。到了今年5月，站里选举出席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领导上通知要选一个知识分子。群众选举时，投了我64票，还有一位新调来的工程师有8票。于是我被选为代表候选人。可是选举后，市环办副主任伍达同志通知说，由于我不是技术干部，因此选举无效，要重新另选，并要我在群众中表态拥护。我向环办领导同志提出个人意见，但得到的答复是：“你的档案上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你是技术干部”。“环办过去一直把你作为行政干部统计，所以是行政干部！”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按照中央有关政策规定，早已明确我为技术干部，为什么在市环办一些领导中竟然通不过呢？我大学毕业已18年多了，今年已是50岁的人了，想不到“四人帮”垮台快四年的今天，仍然有这么复杂的苦恼事情纠缠着我这一个技术人员，真是万万想不到的事呀！
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 吕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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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西藏的呼声
（一）
我们边防部队驻地在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脚下。这里空气稀薄，自然条件很差。战士吃菜全靠从内地运来的海带、脱水干菜等，价格既贵又不新鲜。
近年来，为了解决战士的吃菜问题，我们根据当地自然条件，试种了部分萝卜、土豆和山东白菜。不知什么原因，白菜根部长出许多疙瘩。没隔多久，绿油油的一片菜就象得了癌症一样，枯死了。我们恳求农业科研部门分析、研究一下西藏高原的水、肥和土质，帮助我们找出治理蔬菜根瘤的方法，为边防战士解决科学种菜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某部 尼西 言龙
（二）
我是一个在西藏高原工作的汉族干部，每次下乡，都会看到藏族群众用食油点灯，心里实在难过。在西藏，国家一般不向群众供应煤油，偶尔供应一两次，每户也只能分到一小碗。无法，不少户只好忍痛用食油点灯，一年一户要点15斤左右。本来，有的户食用油并不多，晚上只好全家外出“赏月”，或者做“闭目游戏”。对此，群众意见很大。我认为多年来群众买灯油难的实际问题，应该尽快给予解决。
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委 曾来庆
（三）
在我们这里，一年当中，至少有半年是风沙天。为了防风防沙，女社员大都戴着男式单帽出门劳动。女同志戴这种帽，既不美观大方，防风防沙效果也不好。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设计出富有藏族特点、防风防沙效果又好的帽子，以满足藏族女社员的需要。
西藏自治区贡嘎县委 卓玛·其米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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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关心一下牧区少数民族的“生活琐事”
今春，我去碌曲县尕海公社调查，牧民反映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收入增加了，想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购买牧区特需的物品，却困难重重，没人管这号
“生活琐事”。弄得大家有钱无处花，不是存起来，就是未用在点子上，白白浪费掉了。
这个公社的加仑大队，去年全大队平均工值达二元三角，有的队达到二元五角。现金收入超过千元的就有六十六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收入差的，手头也没有不捏几百元现金的。但牧民想买些牧区很需要的日用品，却买不到。有的想把牛粪篱笆抹墙、石板盖顶，冬不防寒、夏不挡漏的旧房子改修成砖木结构的新房子，却因为没有木材而只能坐以兴叹。夏秋游牧季节，大多数牧民（包括老幼在内）随着牧群上高山阴湿地区放牧，晚上只能睡在铺着羊皮的湿地上，很多人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想购买简便、折叠可驮，而又适宜帐房的木床、铁床，却“踏破铁鞋无觅处”。青藏高原阴湿多雨，气候多变，牧民们也迫切需要高腰雨鞋、高腰棉（单）翻毛马靴、藏式雨衣及简易轻便的炉灶。此外，还想买到小巧耐用的收音录音机。搬到冬窝子后，还想有自行车骑，有缝纫机使用。总之，群众有了钱，想改善条件，把生活安排得更加幸福一些。
希望各级领导、特别是民族地区的政府部门，能够把牧区少数民族的“生活琐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希望各有关厂子和单位，能够替少数民族牧民多生产些生活必需品，为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多做贡献。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尕藏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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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动于衷
池北偶 诗 张贵锡 画意见，意见，嘴上欢迎，心里讨厌。硬着头皮听，不变应万变。“这种看法不全面”，“那桩批评专挑眼”，“这个要求难实现”，“那项建议太过偏”……听到吹捧笑眯眯，听到非议拉长脸。诸君不妨费唇舌，本官照样圈文件，端的是稳坐钓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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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行动谱写中德两国人民友谊新篇章
8月26日下午，我的孩子在北戴河海滨游泳，不慎摔在岩石上，昏倒在海滩边。孩子头部受伤出血，一阵阵巨浪正向他袭来。这十分紧急的情况，被在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修德
（S C H O D E L）夫妇发现。年近半百的大使先生立即借了辆自行车，驮着一位临时担任翻译的青年人，沿着上坡路登到五里外的宾馆去要了汽车，由大使和夫人陪同，把我的孩子送到疗养地的医院急救。
现在，我的孩子在医护人员精心护理下，已经脱离危险。在这里，我除对北戴河疗养地医院有关同志表示感谢外，作为孩子的母亲，我还要特别表彰大使夫妇见义勇为的精神。大使夫人不但在受伤的现场精心照料我的孩子，而且在孩子住院期间，还一再了解病情，并送来水果慰问。他们用行动谱写了中德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新篇章。
全国妇联英文《中国妇女》
杂志社 刘真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