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什么生产形势很好，财政会有赤字？
薛暮桥
不少读者从报上看到姚依林同志和王丙乾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两个重要报告以后，对去年经济形势比较好，为什么财政上会有这样大的赤字；今明两年经济形势愈来愈好，为什么财政上还有赤字，感到迷惑不解。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发表意见如下：
许多同志在看到姚依林同志和王丙乾同志的报告以后，感到自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是“多云转晴”，现在的经济形势是一片光明。但看到财政上有这样大的赤字，似乎在万里晴空中仍有一片乌云。这片乌云究竟从何而来，会不会引起一场阴雨，感到有些担心。确实，这是三十年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又想，现在把我的看法讲一讲，供大家作参考。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想首先有必要讲讲去今两年的经济形势如何估计比较恰当，能否说是一片光明的问题。
我的看法，前途的确是一片光明，对这一点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但去今两年，还说不上是“一片光明”，而只是“阴转多云”。我们已经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崩溃的边缘”转过来了，而且开始纠正长时期来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生产增长速度，不计经济效果的错误。但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损失如此严重，困难问题堆积如山。这几年我们还处在开始清偿十年甚至二十年来欠下来的各种老帐的阶段，这笔帐两三年内是还不清的，只能分期归还。现在我们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困难还是很多，应当如实地把光明和困难、成绩和缺点这两方面的情况告诉全国人民。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这也是事实。那么，怎样看待经济形势是一年比一年好呢？这也要有个科学的分析。比如，有些同志看到，我们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1977年是14．3％，1978年是13．5％，去年一讲调整，就下降到8．5％，今年和明年的计划又下降到6％（今年的计划可以超额完成），似乎一年不如一年。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应当指出，1977、1978两年的增长速度属于恢复性质，而且里面有水分。多年来盲目追求生产增长速度、不计经济效果的缺点，在这两年基本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由于盲目追求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但基本建设战线愈拉愈长，许多建设项目多年不能建成投产，大大降低了建设的经济效果；而且为着完成生产任务，往往不讲产品质量，不讲生产成本，甚至不问产品是否适合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78年流动资金增加了300亿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库存积压物资。生产计划是超额完成了，利润也上交了，但东西积压在仓库里面，没有办法利用。这样，上交的利润中也就有一部分只是帐面上的东西，是从银行贷款转为财政收入的。1979年开始清理积压物资，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稍好了一点。虽然速度下降一点，但水分减少了，生产的经济效果提高了。尽管如此，去年的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一面处理了一批老的仓库积压物资，一面却又增加了新的积压。今年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过来，凡是市场和用户不需要的物资，就坚决停止生产，宁可增长速度再降低一点。这样降低生产增长速度，不但能够提高现有企业生产的经济效果，而且有利于压缩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提高建设的经济效果。从速度来看，似乎一年比一年低，从经济效果来看，却一年比一年好，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也一年比一年好转了。只要继续提高经济效果，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完成以后，速度是会逐步提高的。
现在再讲讲大家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调整开始收到一点效果，财政上却出现这样大的赤字。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就出现巨大财政赤字的直接的原因来说，我认为主要是一方面我们需要把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大大压缩下来，但由于种种困难，实际上这两年收效不大；另方面我们又必须拿出相当多的财力和物力，在人民生活方面开始偿还二十多年积累下来的欠帐。这样一来，执行的结果就难免超出我们的预计，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几年走过的道路。我认为，党中央下决心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并以调整为关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看来，这八字方针如果能早一年提出来，效果就会更好得多。1978年时，我们对多年来盲目提高生产增长速度、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错误还没有认清，没有及时纠正，相反，由于工农业生产形势比较好，我们头脑又有些发热，于是又把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拨款增加了50％，使本已过高的积累率又进一步上升到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平均数字（39％），结果，使多年来潜伏着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一下子暴露出来了。这一次工作上的失误纠正得比较快，1979年上半年就决定把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压缩20％。但由于许多新建项目已经上马，开工订货，所以下马项目的投资实际上大部分已经收不回来。今年为着平衡财政收支，决定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又有一批新建项目要下马，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比去年又减少30％。我们下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许多下马项目上马已经一年多，投资更难全部收回。再加上我们对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没有严格控制，它们这两年增加的投资比中央削减的投资还多。所以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去年还是略高于前年，今年仍然有可能超过去年。这种状况不仅是出现财政赤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而且也很不利于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从根本上调整过来。因此，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这就需要全国上下一齐下更大的决心，共同努力把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真正压缩下来，争取在今后一二年内把这种局势彻底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中央下决心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开始逐步清偿20年的欠帐。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总的看来，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看，效果都是好的。对农民，除纠正“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给生产队以充分的自主权外，去年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22％，绝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对职工，在1977年提级40％以后，去年又提级40％（这次提级由于评选困难到今年才实行，有些单位至今仍未实行），并发了不少奖金。中央原来预计这两项合计将增加财政开支100亿元，执行结果超过原定计划40多亿元。同时，由于去年的职工升级是从11月才开始，有些农产品去年没有提价或者提得不够，今年必须补提一点，所以这两项开支今年比去年更大。这是非还不可的老帐，现在只不过才还了一小部分，今后在财政许可的条件下，还要继续还。对于中央在困难情况下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人民大多数是高兴的。但还有少数人，例如没有余粮出售甚至要吃返销粮的穷苦农村，没有升级和没有得到奖金的低工资职工，他们的生活还有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关心他们的困难，在可能的条件下予以照顾；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毫无保留地向人民说明国家的困难，动员大家咬紧牙关，同心协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只要及时总结调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决定的调整方针，我们的前途是愈来愈光明的。
其次，出现这样大的财政赤字，是同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金融管理体制分不开的。可以说，巨大的赤字暴露了我国体制方面的根本缺陷。
为了说清这一点，有必要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常说财政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为什么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以后，财政上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赤字呢？原因首先是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下，国家财政往往不能直接地全面地反映经济情况。“三年大跃进”时期生产了许多不具有或者很少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生产增长速度很快，财政收入也不小，但产品压在仓库里面，很多是没有用的废物。1958年，是浪费最大的一年，财政上却有33．8亿元结余，1959年又有25．4亿元结余，到1960年才开始出现19．2亿元赤字。当时经济上的巨大困难，在金融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积压物资占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1960年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82％，1961年比1957年增加了1．4倍。由于通货膨胀，人民提取银行存款排队抢购。这一次同三年困难时期不同的是，去年财政赤字多至170．6亿元，但货币发行量的增加远远小于此数。原因是城乡人民的储蓄存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将近100亿元，此外，国营企业的存款增加了几十亿元，地方财政的预算外存款、基本建设单位和机关部队的存款也增加不少。由于市场供应（特别是食品供应）比过去几年充足，除某些高档和耐用商品外，没有排队争购，储蓄大大增加，许多职工甚至富裕地区的农民希望存了钱来购买电视机等高档耐用商品。今年上半年继续是这样的情况，货币还略有回笼。今年6月底与1978年底比较，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幅度，只是略高于商品流通量幅度（包括提高物价因素）。估计今年下半年货币发行量还会增加一些。
去年由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家相应提高了肉蛋等的销售价格，计划价格因此上升了5．8％，为此国家对职工给了补贴。1960年和1961年由于通货膨胀和农业歉收，集市贸易价格飞跃上升。最近两年集市贸易价格不但没有上升，而且略有下降，有些地区猪肉、鸡蛋的集市价格低于计划价格，以致今年夏天国家不能不把肉蛋降价销售。但是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城乡人民购买力增加较多，有些商品的市场供应仍然相当紧张，加以某些企业在扩大自主权后用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利润，使某些商品的涨价和变相涨价相当严重，人民对此是不满意的，国家正在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目前管得最不好的是蔬菜。农民嫌收购价低，职工嫌销售价高，国家还大量赔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应当好好研究管理体制，杜绝购销过程中的巨大浪费。
现在我们的价格体制十分不合理，这也是在调整中出现巨大财政赤字的原因之一。从“文化大革命”起，为怕市场搞乱，有十二年冻结物价，使各类产品的价格同价值背离很大，这给我们目前利用市场调节作用造成很大的困难。物价的不合理状态也影响到财政收支的平衡。目前粮食等好几种农产品购销价格倒挂，使财政补贴一年超过200亿元。为着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国家还不可能提高这些产品的销售价格。因此许多地区粮、油等收购愈多，财政补贴也愈多。二十年前，只要农业丰收，财政收入就显著增加。现在的情况不同，农业丰收了，一方面轻工业的原料增多了，轻工业生产增长了，会使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又会增加财政补贴，减少收入。这种情况不能长期保持下去。在国家消灭了财政赤字，有了真正的结余以后，我们有必要配合大幅度提高工资来提高这些产品的销售价格。现在国家还无力大幅度提高工资，只能下决心把这个补贴再背下去，不能轻易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对财政收支的平衡会造成一定的困难，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也向人民说清楚。
最后，还要讲讲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金融管理体制。吃“大锅饭”和包下来的制度三十年来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现在统收的局面开始打破了，但统支的局面尚未改变，这也是目前难于消灭财政赤字的一个原因。现在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绝大部分是由财政拨付，连定额流动资金也要由财政来供给。如果这两项资金部分地用银行贷款来解决，财政赤字就可以大大减少。过去银行贷款不准用作基本建设投资，也不用作定额流动资金。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和定额流动资金都是无偿占用，企业就缺乏必要的压力和动力去想办法节减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库存商品，结果势必造成巨大浪费，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每年多至几十亿元。国家已下决心从明年起开始试行固定资产投资拨作银行贷款，连同定额流动资金都要付息的制度，并准许银行发放少量基本建设特别是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的贷款。今年财政上还拨出几十亿元作新建企业流动资金和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资金，以后可以考虑把它移交银行去负担。这样财政开支就可以大大减少；基本建设投资的经济效果和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也都可以提高了，从而又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部是不负担投资责任的。企业的建设投资自有资金往往只占半数以下，其余利用银行贷款，企业流动资金则完全利用银行贷款。企业经常要还本付息，所以必须使这些资金迅速收回，资金的周转速度很快，更不能有任何浪费。现在南斯拉夫也采取类似的制度。我国沿用苏联50年代的资金管理方法，资金周转迟缓。人家是一个钱作两个钱花，我们是两个钱当一个钱用。更加严重的是在这种供给制的管理体制下，必然出现把大量的没有用的机器设备和没人要的产品堆积在仓库里面，任它霉烂变质。如果不下决心改变这种效率非常低、浪费惊人的资金使用方法，让财政年年背着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那么财政上的赤字就很难消灭，再过两三年仍可能有赤字。所以中央现正积极研究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金融管理体制，希望在两三年内作出比较重大的改革，为消灭财政赤字创造条件。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发挥社会主义银行的杠杆作用的重要意义。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银行不但收集社会闲散资金来进行投资，而且通过提高或者降低利率，放宽或者抽紧信贷的方法来调节投资数额，引导投资方向，国家通过银行部分地起了计划调节的作用。我国的银行由于不准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定额流动资金不付利息，因此实际上变成了财政部门的出纳机关、代理金库，根本不起经济调节作用。在只讲计划调节、不讲市场调节的体制下，这种制度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或“客观规律”。在广泛利用市场调节作用以后，银行同物价一样，必须成为一个重要的调节杠杆。通过银行调节，不但可以大大提高资金的周转速度，而且可以减少浪费，大大提高生产和建设的经济效果。当然，这不但需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且需要提高千百万经济管理人员的经济知识和经营管理水平。所以这种改革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要在两三年内完成这个改革是不可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方向明，决心大，又要稳步前进，披荆斩棘，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总起来说，我们的国家正在从多年沉疴中恢复过来，中央已经找到了医治沉疴的对症良药，但病体的恢复需要一些时间。目前横在我们前面的有两大任务，也是两大难题，一个是调整，一个是改革。调整工作还只做了一半，消除后遗症还要花几年时间。改革工作刚刚开始，虽然初见成效，但这样一个经济结构的根本的改革，虽然可以吸收世界各国的经验，却没有一个现成的完全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模式可供我们采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决不能再沿用50年代初期照抄照搬的办法，而要自己开动脑筋，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中央的正确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使它不断完善。要使中央的方针为全国人民特别是经济工作领导干部所熟悉，同心同德地坚决执行，也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国的经济形势必将越来越好，我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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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责任内阁制的起源
责任内阁制，简称内阁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阁（政府）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的政权组织形式。它包括以下几项基本内容：（1）内阁首脑和有关大臣（部长）应定期向议会报告工作，并在国家元首颁布的法律上签署，表示内阁对议会负责；（2）内阁首脑应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充任，表示内阁必须取得议会多数的支持；（3）议会对内阁通过“不信任案”时，内阁应总辞职，或提请国家元首下令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以决定原内阁的去留。
责任内阁制最先实行于英国。英国责任内阁制有一段形成的过程。内阁的前身是枢密院，它是中世纪英王下面的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内分设若干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其中以外交委员会地位最显要，也最得英王的信任。英王经常与该委员会的少数亲信大臣聚集一室，秘密开会，处理内政、外交等事宜，日久成为惯例。到威廉三世时（1690—1702年），该委员会开始被称为内阁。内阁一词，英文（cabinet）的本义是“内室”或“密议室”，也有少数人在一起进行秘密活动的含义。因此，英国的内阁，最初不过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着的机关的绰号罢了。
1714年，根据“王位继承法”，德国汉诺威选侯即英国王位，称乔治一世。乔治因不懂英语，不谙英国事务，经常不参加会议。从1717年起，内阁会议由一位大臣主持，开创了内阁首席大臣（首相）领导内阁，英王不得参加内阁会议的先例。
一般认为，英国第一任责任内阁，是乔治一世时的1721年成立的。当时，辉格党（自由党的前身）在国会下院占多数，辉格党的领袖罗伯特·沃尔波领导内阁。内阁名义上对下院负责，实际上下院受沃尔波控制。沃尔波事实上已相当于首相，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使用这一名称。后来，他的继任者才使用这一名称。
1742年，辉格党发生内讧，沃尔波和他领导的内阁集体辞职。于是，又开创了内阁必须对下院集体负责，当下院对内阁的施政方针不予支持时，内阁必须全体辞职的先例。
1783年，托利党（保守党的前身）人小威廉·庇特出任首相。第二年，因得不到下院支持，下令解散下院，重新选举，庇特领导的托利党在新的选举中获胜，从而又开创了内阁在得不到下院支持时，可以解散下院，重新选举的先例。
至此，英国责任内阁制已具雏型。1832年选举改革以后，上述制度作为宪法惯例被固定下来。到1937年公布“国王的大臣法”以后，内阁和首相的名称才有了正式法律依据。
19世纪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模仿英国实行责任内阁制。但责任内阁制被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6年公布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是第一部明确而详尽地规定责任内阁制的宪法。（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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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会制的起源
国会制亦称议会制。资本主义国家规定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立法和组织、监督政府等权力。它起源于英国。
13世纪，英国正处于封建制度兴盛时期。当时，国王和封建诸侯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十分激烈。1202—1204年，英王约翰在和法国进行的战争中遭到失败，被割去大片领土，接着又在1205年因和罗马教皇发生冲突，被革除教籍，最后不得不屈服于教皇。诸侯们利用这一时机，联合起来强迫约翰于1215年签署一个所谓“自由大宪章”。大宪章的内容主要是保证贵族的利益，限制王权。规定国王不得征收例外税金，征税前必须召开“大议会”，征求“全国公意”等。这些规定，后来便被资产阶级作为论证国会地位、国会有权监督财政以及保障臣民权利的法律根据。
但是，大宪章签定以后，很长时间没有执行。1258年，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为其幼子争夺西西里的王位，要向罗马教皇缴纳14万马克巨款作为献礼，为此召开大议会，要求贵族供给所需的金钱。诸侯们全副武装出席会议，拒绝出钱。这次大议会便得名为“疯狂的国会”，从此有了国会的名称。国会通过一个“牛津条例”（因在牛津开会而得名），规定国会每年召开三次，有权监督政府。这时的国会，还只是封建贵族的代表机关。
1264年，贵族的革新派领袖西门·德·孟福尔上台摄政。次年，为解决财政困难征收赋税，重新召开国会。被邀请参加的除大封建贵族、大主教外，每郡推选两名中小贵族（骑士）代表，大城市选出两名市民代表。从此国会成为等级代表机关，不仅有对财政支出的监督权，而且可以利用这一职权影响国王的政策。这次国会，标志着英国国会正式成立。
1343年，由于各个等级利益的不同，国会开始分为两院。大贵族、大主教、主教等不愿和骑士、市民一起开会，单独组成贵族院（上院）；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平民院（或称众议院、下院）。资产阶级革命后，保留了这种两院制的划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国会为一方和以国王为另一方的国内战争形式进行的。在革命过程中，国会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1679年国会通过“人身保护律”，1689年和1701年又相继通过“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这些立法文件，确认了国会是凌驾于国王之上的最高立法机关，同时享有决定财政预算、决定王位继承、监督行政管理等权力。从而为英国资产阶级国会制奠定了基础。以后，国会权力继续扩大，逐步取得决定内阁人选、监督内阁施政、决定内阁去留等权力，最终确立了“国会至上”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国会制的典型。英国国会作为资产阶级议会的先导，号称“议会之母”。（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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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中国通史纲要》即将出版
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部简明中国通史，它只用二十万左右的字数，系统而又扼要地叙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纲要》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商代以至西周，定为奴隶社会；把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把封建社会分为成长、发展、进一步发展、衰老四个时期。这本书注意运用新发现的资料，吸取新的研究成果，是广大读者学习祖国历史的读物。（张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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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戴震集》出版
戴震是清代的著名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家。他的哲学代表作主要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还有算学、天文学、地理、声韵、训诂等各方面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戴震集》，以段玉裁增补的经韵楼本为底本，并参考了其他版本。书中以《戴东原集》为上编，以《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为下编，这样，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和单篇论文都已编入。本书可使史、哲工作者比较系统地了解戴震的哲学思想和他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与缺陷。（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