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领袖和人民
李洪林
（上接昨日第五版）
（五）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
封建专制主义的最高原则，是把所有的政治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绝对不能和别人分享此种权利。这就叫“天无二日，民无二君”。
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也实行专制主义的原则，把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这就叫“一个领袖”。
林彪和“四人帮”都是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所以他们狂热地推行“一个领袖”的原则。“一个领袖”的原则，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完全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原则是集体领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最高领导机关应当是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所谓党中央，是指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集体，并不是哪一个人。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行使中央的职权。这也是一个集体，虽然是小一点的集体。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在中央内部和其他委员一样，有一票的表决权，是集体领导的一分子。
当然，党中央的领导人应该是在全党最有威信的。但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来说，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他们实际上都是党的领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党的领袖们也是各有所短，各有所长的。正因为这样，他们集合在一起，便组成强大的最高领导核心。党的最高领导核心群英荟萃，人才济济，这是革命形势大好的象征，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由于中国封建主义传统太深，中国共产党又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影响，封建专制主义、家长作风，就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党的机体。这种情况，给阴谋家和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他们用封建社会加强皇帝权威的一套手法，在共产党内大搞“一个领袖”。
他们通过种种手法，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党中央是领袖的下属机关。如在行文中制造这样一种格式：“主席，中央”。这就把主席从中央分离出来，使它不在中央之内，而是在中央之上。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集体领导已经被彻底破坏，只剩下个人决定一切了。
为了实现“一个领袖”，他们肆意篡改历史，把党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众多的领袖人物，通通抹杀，只剩下一个人独往独来。康生有一根棍子，叫作“分庭抗礼”。谁要是在党史上稍微提到一下别人的功绩，这就是和领袖“分庭抗礼”，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们的“党史”，就是领袖在党内和别人不断作斗争并把别人通通打倒的历史。别人光犯错误，就是一个人正确，难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吗？领袖今天和这个斗，明天和那个斗，打倒了这个又打那个，把别人都打光了，就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领袖的形象吗？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歪曲！这是对党的领袖的极大污蔑！
打倒历史上的人是为了打倒现在的人。这些野心家和阴谋家的真正目的，是把我党尚存的领袖们通通打倒，只剩下一个孤家寡人，以便他们篡党夺权。他们对自己所树立的“一个领袖”并无半点感情，而只是热爱领袖的位子。他们确实是很“高举”，不过他们并不重视那面旗子，而且也根本不懂得那旗子上面都是什么。他们觉得最重要的是那根旗杆，因为可以用来当一根棍子，打倒别人，以便给自己上台铺平道路。
十年浩劫，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许任何人再搞“一个领袖”了。“一个领袖”不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根本相反，而且单从思想方法上说，也是要不得的。因为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很难避免片面性。特别是有关全党全国的大事，如果一个人独断专行，一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六）关于“终身制”和“接班人”
少先队员的歌词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完全可以的。在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总要有一代一代新人接踵而起。
但是，从六十年代起，“接班人”的概念就慢慢变成“接领袖之班的人”了。以后又通过党章把它固定成为制度。这就完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背道而驰了。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君主专制政体才需要这种制度。那时，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不能分割也不能转让。从理论上讲，皇帝的权力是“天”给他的，他只对“天”负责。“天”是空的，所以他只好对自己负责，没有任何人可以管得了他。这种权力，只有皇帝死了才能终止，因此皇帝必然是终身制。但是，长命百岁也要死，由谁来继承这个权力，便是一个大问题。根据专制主义的原则，只有皇帝本人有权指定继承人。这种“接班”制度，把“社稷”（即政权）的命运放在个人身上，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老皇帝一眼把人看错，或新皇帝有个发展变化（人是可以变的），“社稷”就倒霉了，只有等这个皇帝死掉，换上另一个皇帝，才可能有转机。正因为一切取决于事先选择一个“接班人”，所以这件事历来就是封建政治里面的头等大事。这种“接班”制度，目的在于保持政局稳定，但往往并不稳定，甚至引起流血和动荡。不过封建制度也只能如此，没有别的出路。
资产阶级不搞终身领袖和这种“接班”制度，因为它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资产阶级找到了最适合自己需要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民主。从理论上和法律上说，国家和政府首脑是民选的，要对选民负责。当然，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而不是选民的意志。不过，个人决定一切的专制主义打破了，终身制打破了。在这种制度下，政府的领导人的变更，不会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我们的民主应该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先进。如果说连资产阶级都屏弃了封建主义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的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更应当如此。
既然领袖本人的权力都是人民给的，他当然没有权力去指定“接班人”，因为这个位子不是属于他的。连他自己能不能坐在这个位子上，都要由人民决定，他个人当然不可能把它交给另外的人。在他之后，应当由谁来坐这个位子，也就是由谁担当这个职务，只能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由人民决定。
在共产党内，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在国家生活和政权机关、事业单位中，一定范围之内要有行政首长，那么，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就不应当有个人决定一切的“首长”了。至于领袖的终身制，以及与此相联的个人指定“接班人”制度，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康生曾经说，把“接班人”写入党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是关系中国和世界命运的大事。这确实是一种“创举”，因为自从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在世界上以来，还不曾有过这种怪事。这件事情对世界有什么“伟大意义”，倒很难说，不过对中国的命运真有不小的影响，已经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沿了。
那么，由党组织事先确定一个“接班人”，准备当下一任领袖，行不行呢？不行，也不必。这是以“一个领袖”和“终身制”为前提而产生的一种措施。这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共产党的领袖既然是一个集体，就不发生选一个人来接领袖之班的问题。这个集体当中，由于自然规律，有人要陆续退出，这是必然的。由于实践的检验，有人不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因而也要陆续退出去，这也是必然的。同时，在实践的培育下，有人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并且早晚要为群众和党组织所承认，因而要陆续进入最高领导核心，这更是必然的。这就是领袖集团的新陈代谢。这种新陈代谢是经常进行的，因为客观事物是经常发展变化的。也正因为它是个集体，所以这种新陈代谢不会突然造成领导中断或巨大震动。这就正象一个健康的机体，虽然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并不会突然产生巨大震动一样。既然领导核心的新陈代谢经常在进行，自然就不会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不会有“大换班”或“大接班”的现象。
在实践中，总会不断涌现人才，其中包括领袖人才，并且迟早会为全党公认。只要民主生活健全，到了需要的时候，众望所归的人一定会成为全党所拥护的领袖人物，加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如果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能够始终得到坚持，那么，个别领袖人物的去留，决不会影响整个领袖集团的稳定，也就是说，决不会影响安定团结。如果我们能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到了这一点，那么，“一个领袖”、“终身制”、
“个人指定接班人制”这些沉重的封建遗产也就可以送进历史博物馆去了。
（七）两条思想路线
怎样对待领袖，有两条思想路线。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一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按照唯物史观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来对待无产阶级领袖，也就是实事求是看待领袖的地位和作用。领袖是起领导作用的伟大的或杰出的人物。但他是站在人民之中，而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是党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而不是这个集团的上司。他的智慧和力量来自群众和党，而不是天上掉下来或头脑里固有的。离开群众和党组织，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按照唯心史观和迷信团体的原则来对待领袖，把领袖弄成超凡入圣的特殊人物，使他象封建社会的帝王那样，处在等级制度的顶峰，或者简直成为神仙。这条路线有个名称，就叫作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
个人迷信不一定是本人搞起来的，它往往是别人搞起来的。个人迷信在某些国度之所以能够流行，主要因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当然，被当作迷信对象的个人，如果容忍或者欣赏这种现象，那就会助长它的流行。不过它毕竟不是一个人所能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所以，批判个人迷信，乃是批判这种社会现象，批判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不是批判哪个人物。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意识搞个人迷信的人，都是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利用无产阶级领袖的威信，用“高举”为名，“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其实无产阶级领袖的威信，根本不是“树”起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事实上在阴谋家和野心家那里，“高举”就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就是人为地抬轿子吹喇叭，以便为他们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林彪和“四人帮”都是这样做的。
现在那段历史已经过去，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在实际上采取坚定的步骤，逐渐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领袖的问题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恢复了党的组织原则。不过从思想上肃清个人迷信的流毒，还要做很多细致的思想工作。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和“四人帮”培养了这样一种人：专门能从字里行间分析出“恶毒攻击”的因素，发现“矛头指向”，然后做出许多上纲上线的文章。康生本人就是这种讼棍的祖师。现在，情况变了，这种职业已经不行时了。不过，这种思想方法，却不会立刻消失，它对人还会有一定影响。比如，一公布少宣传个人的指示，有人就会推测：这是针对谁的？是不是“矛头指向领袖”？是不是“贬低领袖”？有这种想法的人，他自己也未必赞成这种思想方法，但是那十年的先例太多了，往往使他心有余悸，或者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习惯。因此，要贯彻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决不是没有斗争的。
反对个人迷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观点，这不是“矛头指向领袖”，不是“贬低领袖”，而是驱散个人迷信的烟雾，恢复无产阶级领袖的本来面目。人民对本来面目的领袖是尊敬和热爱的。这是把领袖作为自己的同志来热爱，作为自己所信任的领导来尊敬。领袖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已经成为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人民群众决不会忘记，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如果说，反对个人迷信有个“矛头”的话，那么，这个矛头是指向利用个人迷信去达到某种目的的人，是指向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向这种愚弄群众的社会现象。要实现四化，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但是，加强党的领导和搞个人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回事。有人惯于把个人和党混同起来，以为加强党的领导就是要突出个人，因此一听说少宣传个人或是反对个人迷信，就大惊失色，以为谁在反对党的领导了。对这种现象，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明反对个人迷信，少宣传个人，乃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条件。十年动乱记忆犹新，那时不正是把个人突出到极点而破坏了党的领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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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哲学与日本的现代化
梁吉贵
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算是每年8，000美元，与美国不相上下。但一直到明治维新的前夕，日本还是一个比中国落后的藩镇割据的封建国家。
日本经过百年左右迅速发展成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主要经历了两个急剧发展的时期：即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明治维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改革和建设。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起始于明治维新。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和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文化比较接近，同样是封建社会的底子，同样面临由于西洋列强的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危亡，如果不摆脱封建的落后状态则不能生存下去的情况，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整个民族文化是封建文化，西洋人的大炮唤醒了日本民族的自强心，于是开始了官方领导的、得到人民大众支持的明治维新。当时的口号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它有力地为日本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的儒教、印度的佛教以及其本国的神道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哲学。这种封建文化的特点是专注修身养性，讲道德，论圣经，其哲学思想是由那些“理”、“气”、“道”、“阴阳五行”，“真如”、“来世”等玄虚神秘的概念出发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这种封建文化专以道德说教和玄虚的空理为高尚，视科学技术为道德的敌人。日本称这种文化为“虚学”。所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认识到，必须首先批判这种虚学，代之以与其相对立的“实学”。
所谓“实学”就是指实证科学。最早的维新思想家津田真道说：“所有学问大别之有两种，高谈空洞理论的虚无寂灭，五行性理，或良知良能等说的，是虚学；根据实象，专论实理，如近代西洋的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哲学等的，是实学。这种实学如能普遍流传国内，明达各种道理，就可以说是真正文明。”日本人把这一思想革命叫做“从虚学到实学”。
明治维新可以说就是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过程。最初，封建势力为了保持原有的封建文化的统治地位，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即技术）”的口号，这和中国在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路货色。但日本后来展开了实学思想对虚学思想的批判。批判“东方空理”、主张“实学”的思想，是明治维新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的主要思想。日本这段思想解放运动，给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一直到今天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日本民族树立了崇尚科学知识的思想，认识到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只有科学家和科学的思想家才是真正的学问家。而且人们还认识到不仅生产技术上需要科学知识，而且在解决国家政治、伦理道德等问题上也要以科学知识为根据。
其次，由于实学思想的确立，日本抛弃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中的狭隘的排外思想和闭关自守政策，为大力引进科学技术、开展国际贸易开辟了道路。历史证明，这一变革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再次，由于明治维新的思想革命，日本近百年来一直重视教育，尊重科学技术人员。一方面大力兴办学校，另一方面向外派遣留学生。仅仅到明治维新30年的时候，日本人民的识字率就已达到将近90％。目前，日本成为世界上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而且科学技术人员一直是被重视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高。
中国与日本的封建社会有一个根本特点，这就是人神合一的制度，行政上的君主也就是宗教上的崇拜对象。中国和日本没有作为国教的宗教，真正起到国教作用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一套道德信条。这同时也就是法律，法律与道德信条混而为一。
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能把自己神化，并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而且他可以不受成文法律的羁绊，只根据空洞的有伸缩性的道德信条就可以任意地发号施令。他们不喜欢制定一个明确的法律，靠这个法律来治理国家。他们喜欢的是只用含混的“扬君子，抑小人”的道德原则和自己被神化了的权威随便发号施令。
所以，明治维新的革新思想家们在理论上论述了政治法律应该与宗教分离，治理国家应该依靠法律的科学思想。福泽谕吉说：“统治人民之法，唯有根据道理，制定法律，然后用政治法律的实威使他们遵守”。福泽论述了法律的根据应该是科学，而不应该是道德原则。他还说：“所谓政府，就是承受人民的委托，遵行约法，使全国人民无分贵贱上下，都能享受其权利，并须作到法制正确、奖惩严明和大公无私。”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树立了法治的思想，所以虽然没有使日本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但使国家机构、政党团体、企业组织都建立了明确的法规，使人和人之间摆脱了以道德原则为约束力的封建从属关系，从而使人民得以发挥主动和创造精神，使整个民族活跃起来，各方面人才大量涌现，发展科学技术，创办企业等实业。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文明开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革新思想家们的主要努力在于批判和清算封建的意识形态。在哲学方面反对“虚学”，主张“实学”；在政治方面则是以法治来代替“国学”家们的国体主义；在经济方面则是以商品经济的思想代替封建的农本主义思想。
当然，一个民族的哲学上的革命与该民族的兴盛和发达之间关系问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由于篇幅所限，只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日本能发展成今天这样发达的工业国家，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完成了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的任务是分不开的。
（摘自《东方哲学研究》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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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世界经济学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今年第二季度在上海召开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讨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问题。现将讨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综述如下。
世界经济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大多数代表赞同钱俊瑞同志提出的关于创建一门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倡议，认为这是世界经济日趋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们加强对外经济联系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当前，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历史发展的潮流看，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即使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仍将继续发展。少数代表认为，世界经济学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继续，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世界经济学。还有的代表则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是一项相当繁重的任务，要确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条件还不成熟。
关于世界经济最终形成的问题在讨论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世界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以后的产物。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占了统治地位。于是，世界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终形成了。
有的代表则认为，世界经济的形成必须具备五个标志：一、商品经济在世界各国已相当发达；二、现代世界市场的形成；三、世界各国生产、交换、消费、科技发展的国际化，包括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的广泛发展；四、世界各国共同性经济活动的广泛发展；五、世界性经济协调机构的产生。持这种观点的代表认为，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才具备了上述五个标志，从而世界经济才最终完成。
关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这一问题，代表们意见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世界经济学主要应该研究世界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研究从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世界范围的生产方式（重点是生产关系）的总体。当前应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的本身及其相互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形式和规律。就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时，要联系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一样，世界经济学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也必须联系研究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政治的发展。
另一种意见则强调，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个别代表认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方式，而是世界基本经济活动。理由是，如以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势必抹煞世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
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大多数代表认为，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和统一的世界市场。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瓦解，在世界经济总体中也随之形成了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互相斗争和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给整个世界经济，其中包括世界市场，带来了新的因素、新的特点和新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程，并不意味着统一的世界市场的消失和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国家曾共同组成过社会主义阵营，并初步形成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后，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以及一度似乎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已不复存在。有些代表认为，50年代确实存在过两个阵营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只是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除上述问题外，代表们还就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世界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的关系，以及如何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等问题广泛交流了观点。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富有成果的，对于今后加强世界经济的研究和加速创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郑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