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披逆鳞
隋喜文
韩非《说难》上讲，龙的“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同撄，yīng，音英，触犯）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把龙喻为君主，臣下如果犯颜强谏，触怒了皇帝，就会被杀头。这大概是韩非在游说君王时的经验之谈吧。
“批鳞一疏死生轻，万死投荒尚有情。”在中国历史上，也确有不少公忠体国的谏诤之臣，置一死于不顾，敢于批评皇上的过失，触犯“逆鳞”。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表扬魏征，说他“每犯颜敢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赶紧拜谢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而历史上的多数帝王，有“龙鳞”不许犯，臣下直言敢谏，常有丧生灭族之虞。明朝清官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批鳞逆耳，诏下狱”，差一点丧了命，便是一证。当时人朱良知写诗说他：“批鳞直夺比干志，苦节还同孤竹清”。唐武则天时，蒲州司法参军徐有功，也敢批评朝廷，有人写诗赞他是“蹑虎尾而莫惊，触龙鳞而不惧”。
在专制主义的封建时代，皇帝是“真龙天子”，龙颜大怒，臣下就有旦夕祸福。当然，在官贵民贱的时代，有“逆鳞”的不仅是天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大官小吏，在一个地方及单位就是“土皇帝”，也各有“逆鳞”，其部下一旦触犯，也会大触霉头。然而到了今天，由于封建社会的上尊下卑和等级制度的流毒的影响，在革命队伍和我们党内，也有“逆鳞”和“婴鳞”之类现象。林彪、“四人帮”一方面把革命领袖抬到了神仙教主的吓人高度，一方面把封建社会官场中的等级尊卑搬到党内，用来取代革命队伍中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在革命队伍中，不能平等待人，他们身上也有“径尺逆鳞”，只爱听恭维奉承话，只能顺着他说，对他百依百顺，他们习惯于颐指气使、一呼百诺，容不得反面意见，“听了颂扬脸上笑，听了批评把脚跳”，哪怕是些微的异己声音，就和被“剥了鳞”一样，立刻火冒三丈，就要“给点颜色看看”，给小鞋穿，甚至“组织处理”。如果韩非见到此情此景，大概又会写出《说难新叹》了！
历史学家周予同在其论著中曾提及历史上“披逆鳞”的事情，因而被诬为“反革命”，张闻天同志对此严正指出：“这是文字狱！”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至今仍严重存在，就应当允许史学家借古喻今，分析产生“逆鳞”的社会原因，找出铲除的办法。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民主，是影响四化的主要路障，因此，今天要着力肃清封建主义的种种流毒，敢于与它作斗争，使革命队伍中真正确立起新型的平等关系。还是张闻天同志说得好：“要做比干刚强谏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这是共产党员特有的高风亮节，也是抖掉封建家长制余毒、发扬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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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踩房顶
李沙铃
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雨，现在住点了，太阳从云缝中钻出来，天空放晴。人们纷纷搬梯上房顶，背起双手，一脚挨一脚地踩起土来。
南方农家有踩水车，北方乡间有踩苇席，西北高原别具一景——雨后踩房顶。
黄河上游，气候干躁，一年四季，风多雨少，老百姓盖房不用砖瓦，糊上层层泥土，用脚踩实，有的还用小木板来回拍平。这一座座密布在高原上的土屋，就如此地历风经雨。
但是，每下一次雨，雨后屋顶就要上一次房土，男男女女，全家动员，一人踩它几遍，直到房顶光滑锃亮。
我从郊外经过，看见人们趁着湿土未干，站在各自的房顶上踩得好欢啊！嘁嘁嚓嚓，嘁嘁嚓嚓……
突然，一位年过6旬的老奶奶，出现在自家一人的房顶上，她颤巍巍，抖瑟瑟，脚步艰难的样子，叫人很是担心。
我正为老人着急，房顶上突然出现一个红领巾：“奶奶，快下去吧！由我来踩。”奶奶一笑：“你这小人人，踩到什么时辰啊？！”话犹未了，房顶上又冒出一个红领巾。接着是第3个，第4个，第10个……
孩子们有说有笑，把个3间宽的房顶，变成了“少年演出队”的场所。近看是踩房，远眺象跳舞，队伍整齐，歌声嘹亮。花花绿绿的衣衫，仿佛百花争艳。一条条垂在胸前的红领巾，仿佛一朵朵倒挂金钟，吐芬扬芳。忽儿向前，忽儿向后，忽儿向左，忽儿向右，忽儿依次转圈，忽儿挨个穿行。几番脚步，奶奶的房顶踩得平如湖水，亮如明镜。
我高兴得要笑，奶奶却流出了热泪，孩子们你搀我扶，把老人拥进房子里去。
门口站着一位中年妇女，手里握着《辅导员》杂志，含情脉脉，仪态沉沉，想说什么，又没有说，一只手在空中摆了摆，红领巾们便笑嘻嘻地淹没在绿树丛中了。
这个镜头出现的急速，关闭的更急速。就象在前进的列车上望见映山红一样，一闪眼间全然消失了。
我向一位刚从附近房顶上下来的中年男子问：“这是哪里的红领巾？”
“我们区校的。”
“孩子们没有上课？”
“前天放暑假了。”
“领队的那个女人是谁？”
“辅导员。”
我走了，眼前总还浮现那一双一双小小的腿，小小的脚，他们踩的是西北高原的房顶，踩的也是四化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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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雕塑〕 吴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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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欧陆风情
吴祖光
八 、京剧出国
早在两年前相识的加拿大朋友汉学家何榛和他的中国朝鲜族血统的妻子崔淑英一起参加了这个四天的会议。会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夫妻邀我到他们巴黎的临时家庭里去进晚餐。客人除我之外，还有一对东德夫妇和美国夫妇。
何榛平常恂恂如也沉默寡言，似乎他的话都被口齿伶俐的妻子崔淑英女士说掉了，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也是由崔担任的。但在那晚的宴会上，何榛一反常态，不仅口若悬河，而且手舞足蹈；后来索性离开座位，连说带做，一人扮演两个角色，演了半出京剧，把满桌客人和他的妻子都乐坏了。
今年早些时候，何榛夫妇在家乡的多伦多看了中国京剧院的出国演出，对中国的京剧大为赞赏；尤其是喜欢那一出小生、小旦和一个彩婆子的《拾玉镯》，肯定他看了不止一次，因为他几乎能把整出戏背出来。他一会儿演孙玉姣，一会儿演刘媒婆，真是兴高采烈。演完回到座席上时，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可笑的小丑……”看来他最喜欢的是刘媒婆。
中国的云南京剧团不久前刚在巴黎演出过，理所当然地轰动了巴黎。我们来到巴黎时，已经演出结束，剧团已经去了意大利；但是法国人印象深刻，还在念念不忘。我见到的法国朋友和华侨朋友不止一次地谈到对于京剧团出国演出的印象。
京剧团的演出场所是巴黎会议大厦，是一个设有数千人座位的大剧场，没有一定声望的剧团是不敢在这里演出的。很多关心和热爱祖国的侨胞事先不免担心京剧团能不能卖个满座；但是从演出到结束将近一个月场场满座，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十分高兴。对于京剧的评价则因人而异，一般说来没有看过京剧的观众，看到这样的戏，非常惊奇，看得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这是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则是看过京剧、懂得京剧的观众的印象。据我听到的反映是，同17年前去过法国的京剧团比较，认为水平有所降低。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也是理解的，这是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是京剧以及一切在十年当中受到严重摧残的戏剧艺术重新振兴起来的必然过程。然而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里，法国朋友以及懂戏的侨胞普遍认为，在安排剧目的时候，低估了巴黎观众的欣赏水平。这具体反映在所表演的剧目当中，唱工少，做工少，武打和杂技表演的比重太多；这样可能使一般观众看来也许十分开心，但对水平较高的、或是评论界、戏剧界的同行说来便难免感觉失望了。
由于演出当中武戏占了绝大部分，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爱打？大家的印象，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京剧舞台上动辄讲打。比如白娘娘《盗仙草》，如果编成白娘子向看守仙草的两名大汉哭诉自己和许仙的遭遇，引起同情而得到仙草岂不很好？非让两名大汉围着一个弱女子大打特打，幸而白娘娘武艺超群把两个大汉打败了。这完全是编剧有意把男子汉写得非常窝囊，按情理讲，这个纤弱的白娘娘是不会打赢的。这可能是外国人的逻辑，他们认为，叫男人在台上打女人是不体面的。他们说，到处采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是不是过于偏激了？《三岔口》，两个人有嘴都不说话，一味闷着头打！
当然，上面的外国观众意见本身也有偏激。照这么说，很多戏都别演了。
法国观众和何榛一样，也喜欢《拾玉镯》，尤其是《秋江》；两个人，一只桨，活画出秋风江上的诗情画意和梢翁的风趣与少女的多情。但是下面的问题是，这两个节目在17年前就看过了，老观众问，难道没有别的具有这样水平的节目了？作为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戏剧艺术，京剧还有创造力吗？
他们认为，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城市，观众的欣赏水平是相当高的，因而对这次的京剧演出感到不够满足。
另外，要提到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和两位法国电影导演谈话。他们提出，希望和中国交换影片，交换上映，加强两国电影工作者的交流。另外，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说在不久前举行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他们看到一部中国动画片《哪吒闹海》。他们说：“这部影片太好了！”他们认为中国的动画片是最好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参加比赛？“假如参加比赛是一定会得奖的。”他们问了我两次“为什么？”
我只能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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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边小唱
乔若鹏
黎明每天，太阳都要洗个海水浴。然后，披着玫瑰色的霞衣，跳到岸边，登上陆地。黎明，是从大海里游来，又向人们的心灵走去……
馈赠大海说：贝壳是我的信物，离别时，请把你的衣袋装满。这样，不管你走到那里它也会在一个深情地凝视里把你带回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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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经济核算”
沈思义
某公司王经理坐了北京牌吉普车到某地去了解情况，正碰上那里赶集。他见那里集上活鸡便宜，就想买两只。司机小李在一旁说：“离这三十里远的王家湾鸡更便宜，每斤还要少两分钱呢！”王经理一听，便把拿在手里的鸡放下了，忙说：“是吗？那这样吧，你今天上午就开车去一趟王家湾，给我买两只来。现在天天给别人讲要经济核算，咱也该讲点经济核算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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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漫笔
井打得越多越好吗？
石工
今年又打了多少眼井，总是作为成绩来报道的。然而，实际上并不是井打得越多越好。
打井是为了取水，在一定限度内，井打得多些，水也汲取得多些，但是超过了限度，就会适得其反，而且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水在地下的储藏量是有限的，井泉滔滔不绝，是由于得到降雨、融雪等地面水渗入补充。如果用水量超过了这个补给量，就会使它的“库存”减少，地下水位下降，许多浅井泉源就要枯竭，井越打越深，出水量却越来越少。即使地下水的汲取量还未超过限度，井打得多了，单井出水量也会减少，因为地下的水就只有那么多。
城市是使用地下水的大户，而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用水量也有增无已。据说北京市的用水量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百倍，而这里的现代化建设还不过是刚刚开始，这样大量用水就不得不动用地下水的“库存”。据调查，北京西郊地下水位已比解放初期下降十米左右。
地下水位的下降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地面发生沉降就是一个严重的后果，如果是滨海地带，更会引起海水向大陆这边的地下渗入，使这里的地下水咸苦难用。一些名胜风景也会因地下水取用过多受到破坏，如著名的晋祠泉水三股已只剩一股，济南的趵突泉也已不如过去壮观。
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都有因抽取地下水太多而下沉的问题。六十年代，日本东京地区曾达到一年下沉二十四厘米的速度。意大利古城威尼斯更被警告有沉没海中的危险。于是迫使他们采取措施。威尼斯封闭了所有自流井，并引水回灌，据说已见成效，下沉停止。日本限制了地下水用量，1977年东京附近地面下沉已减到十厘米以下。
我们搞建设，应该注意到量的变化与质的关系，认真掌握分寸，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过去这样的教训是不少的，比如认为地刨得越深越好，庄稼种得越密越好，矿藏储量估计得越大越好，机器转动超过安全系数越多越好等等，科学呢，撇到了脑后。今天大规模建设又在展开的时候，历史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