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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代表白如冰
谈改革领导管理制度
白如冰代表说：华总理的讲话把我们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后遇到的新问题都提出来了。从省里来说，当前遇到的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官僚主义造成了臃肿的机构，臃肿的机构又助长了官僚主义，事实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以来，机构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山东省直机关的委、办、厅、局级单位已增加到96个，工作人员已达15，000人，分别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34个和1．5倍。现在这套机构基本上是适应搞政治运动的机构，行政部门、行政人员多，业务技术管理部门和人员少，还有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老弱病残。机构、人员这么多，但工作起来又感到人手不足，不少事无人办。很重要的是把力量分散了，人力浪费了。机关里少数人整天忙的团团转，而一些部门和人员又没有多少事干，有的干部是“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这虽是个别的，但却反映了人浮于事的严重情况。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出机关整编精简方案，对省、地、县机关的人数和主要部门的设立作出明确规定，过去就有过甲乙省的分法嘛。编余的人员，可以组织短期训练班，或送高等、中等专业学校深造，学管理、学技术、学业务，然后分配适当的工作。机关整编后，从上到下建立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责任制，对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作出具体的规定。
干部制度的改革更为迫切。我们现行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不利于选拔和使用人才，障碍重重。要把那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年富力强的、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就必须坚决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干部制度，现在我们不少同志，对知识分子缺乏正确的认识，选干部总是在党政干部和现有领导成员中挑来挑去，对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干部重视不够，认为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可以，委以重任不行。省直有个业务单位，有大专毕业生83名，由于领导思想不对头，挑来挑去竟找不到一个可进领导班子的对象，说什么“50年代的太老，70年代的太嫩，60年代的不理想。”这是很不对的。要肃清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左倾流毒，真正树立起正确的用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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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代表钱端有、昝申全说
神多得庙也盛不下了
钱端有代表说：华总理的讲话中指出，在搞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改革管理制度，克服官僚主义。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现在机构重叠，管工业的，中央有好多部，可是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们洛阳拖拉机厂遇到问题找部里，有时上面推来推去，基建局推给科技局，科技局推给计划局，谁也不负责。部里有的人不了解情况，但有决定权，所以难免出现瞎指挥。昝申全代表说：现在各级领导机构庞大得怕人，群众反映是“庙多得分不清门，神多得庙也盛不下。上面千条线，下面乱成团。”办一件事难得很，要转很多圈，进很多门。过去我们西峡县只有18个局委，现在猛增到31个，上边局委多，下边开会多，不脱产干部也成了脱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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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代表石兆棠、王丕建说
尊重教师应形成社会风气
石兆棠代表说：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谈到：为了实现今明两年的计划，“仍然需要全国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广大干部和全体爱国人士的同心协力，积极奋斗。”中央把知识分子排在第三位，这样重视知识分子，我们听了受到极大的鼓舞。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许多知识分子，就是做“树人”的工作，精心培育四化建设的人才。林彪、“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把知识分子搞得很苦。“老九”一说，出于元朝。当时娼妓排第八、读书人排第九、囚犯排第十，有所谓“八 娼、九儒、十犯”之称。林彪、“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足见他们继承了封建道德的衣钵。华国锋同志的讲话中还指出：“科学是生产力，教育作为培养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的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力。”这样的分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有些人不重视尊敬老师，这是错误的。记得列宁说过，我们应当比资产阶级尊敬老师还要尊敬老师（大意）。我觉得全社会都要重视这个问题，要大家共同努力，真正做到“使尊重一切教师和一切科学家成为我们全社会的风气”。石兆棠代表还说，讲话中明确指出“靠文盲半文盲是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一点极为重要。我们现在文盲半文盲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把教育作为战略性的措施来认真抓好。
王丕建代表说：我们的科技教育确实较落后，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从华总理的讲话和财政报告来看，这方面还未能摆到应有的位置。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搞农业的，不重视农业科学技术，表现在：一是农业技术水平很低；二是农业科技人员少；三是对农业院校重视不够。建议把农业科学技术、培养农业科技人员放到应有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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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代表金士宣说
工业建设必须与交通运输相配合
金士宣代表说：华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能源、交通以外的重工业投资过多，严重妨碍了能源、交通、农业等方面的发展。确实是这样。拿交通部门来说，投资较少，发展不快。我国现有铁路50，000多公里，居世界第四位，而近3年来，铁路投资少，线路建设和机车车辆制造量受到限制，使铁路运输成了薄弱环节，运输十分紧张。此外，工业建设也必须与交通运输相配合。宝钢建成后，年产钢650万吨，总运输量达4，000万吨，但铁路运输能力不足，水运没有保证，这个问题不解决，宝钢建成后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山东胜利油田到南京的输油管道，建成后由于产量不足，将管道闲置起来。所以，进行工业建设必须认真考虑和解决交通运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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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代表吴几康
建议建立科研协调机构
吴几康代表说：华总理讲话强调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听后感到非常深刻、实在。但目前的阻力很大：一是领导缺乏远见，怕担科研工作拿不出成果的风险，群众怕科研长期没有成绩，提不了级，升不了职，也不肯干；二是科研单位“衙门风气”严重，相互不通气、不服气，抢任务，争经费。在目前我国人力、物力、财力还有困难的情况下，建议建立科研协调机构，对重大攻关项目，提倡竞争，推动联合，同心协力，把科研成果尽快变为高质量的产品；三是缺乏中间试验厂，有了这种厂，可以先做小批量的试制工作，然后再推广到生产中去；四是目前中青年科技人员的工资比同类工人低，家庭生活拖累大，影响专心致志搞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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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贝时璋、何炳林等说
要找出科技人员出成果少的原因
贝时璋代表说：中国人是很勤劳的，手是很巧的，这对发展科学技术很有利。在国外的中国人出了很多成果、很多人才，得诺贝尔奖金的好几个。外国教授都喜欢收中国学生。在我们国内，也出了一些成果，但了不起的成果很少，人才也是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方面的问题，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很好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许多有成就的科技人才，兼职很多，这个来找，那个来找，研究没法深入下去，一年没有多少时间在第一线搞科研。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很不利。
何炳林代表说：的确象贝老讲的，中国人是很勤劳、手很巧的。在美国的著名大学差不多都有中国人当教授，在各个领域里中国人都有突出的成就。可是一回到国内，就不行了。过去就有人问我：为什么在美国的中国人这么行，而回到国内的中国人就不行？我当时说，现在不能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要犯错误。现在到总结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建议领导上很好地研究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对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争取更多的人回国参加四化建设都是有好处的。
伉铁隽代表说：科研成果为什么出得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技人员兼职太多，行政事务太多，占去很多时间，既影响进行科学研究，也影响培养年轻科研人员。减少兼职，减少行政事务，这对很好地发挥老专家在科研上的骨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地方研究所，国家只给办公费，没有科研费，得自己想法抓钱，占去不少精力，这也是需要研究解决的。
曹本熹代表说：外国每个大的企业都有一个发展和科研部，人员一般占整个企业的30％，有的占70％。我们就不是这样，往往一个东西制造出来后，研究就停止了。由于研究工作上不去，生产的发展受的影响很大。如我们从国外引进十几套合成氨和尿素装置，为什么引进这么多？就是因为国内制造的关键设备没有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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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蒋南翔书面发言
谈教育立法问题
蒋南翔代表书面发言说：我想谈关于教育立法的问题。
现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教育立法。特别是60年代以来，适应这些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都加强了教育立法工作。美国、日本、苏联都是如此。建国以来，我国在教育立法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国务院和教育部曾经制订和颁布了不少关于教育的条例、命令和规定。特别是在60年代初期，在总结建国以后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大学、中学、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这对整顿和提高我国大、中、小学的教育，曾起了很显著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教育部又统一制订了中、小学学生守则。今年2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教育立法方面一个新的进展。但总的说来，我国过去的教育立法很不完备，不成系统，而且多属行政系统制订的单项法规，立法部门通过的教育法很少。经过十年浩劫，有些法规一直没有明确恢复起来，有些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经不适用了。现在教育方面遗留的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亟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过去的法规重新加以审议，分别加以取舍，把应该肯定和明确的问题，通过国家立法的手续，用正式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利于统一认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加强教育立法的问题，应该提上我国教育事业和法制建设的工作日程。
30年来，我国教育工作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这是进行教育立法的客观基础和有利条件。现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进行改革，教育体制也要随之进行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之后，教育部的主要工作，将放在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制订基本规章制度，搞好发展规划，深入调查研究，交流典型经验，管理好部属重点学校等项工作。地方和学校应该拥有更大的职权。这就需要在教育立法中进一步明确中央、地方、各办学部门之间的分工和权限，使职责分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根据实际需要，教育经费应该逐步增加，人民教师应该进一步受到学生和社会的尊重，学校的校舍和设备应当受到切实的保护。再也不能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学生可以随意批斗老师，学校可以随便停止招生，随便停课罢学。对于挪用教育经费、侵犯教师人身自由、随意破坏校舍和设备的，不但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还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所有这一切，都应该通过教育立法加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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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代表杨尚奎说
要以法治国不能以人治国
杨尚奎代表说：现在大多数人对人大工作不习惯，对人大常委会这个权力机构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认为可有可无。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不是光开开会、举举手的机关。我们省里也有些事该经过人大常委会的没经过，如九江市改为省辖市，有些干部任免，省人大常委会还没通过就公布了。过去这样搞惯了。当然是党委决定，但要经过合法手续。各市、县今冬明春都要开人代会，建立人大常委会。要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大法是国家管，省里可以制定细则和地方性法规。
人大立法既要积极又要慎重，要经过调查研究，符合实际。现在有些法律没有经过很好的调查研究。《森林法》总的方向是对的，由于多方征求意见不够，现在山林管理上矛盾比较大，砍下木材后，调拨归计委，放行归林业部门，生产、计划调拨、放行不一致，计划准许放行，林业部门又卡死了。竹木制品也运不出去。《森林法》主要目的是防止乱砍滥伐。要使农民爱护山林，把山林当成自己的财富，保护这些财富。卡得很死，农民得不到利益，感到与己无关，生产者有意见，消费者有意见，手工业有意见，社队企业有意见。由于卡得太死，造成损失也很大，我省每年涨水冲走的和山上烂掉的木竹不少。外材的支配权应该下放，价格也应该允许有不同，使农民能够得利，这样大家就会爱护山林了。
执法要严。现在执法太宽。要严，首先要端正党风。党风不正，就谈不上执法必严。有人提出现在是打苍蝇，不打老虎。“渤海2号”事件，大家提了一个共同的意见，就是为什么处理那么慢？当然调查要时间，但船翻沉了是事实，死了70多人是事实，主要是责任事故。现在虽然处理了，但还有很多疑问，代表们很气愤。旧社会讲官官相护，互相包庇，现在有没有？我认为还是有的。我们要以法治国，不是以人治国。犯了法都要严肃处理，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是人民代表，通过法律时举了手，表示拥护。我们一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二要对执法进行检查监督；三要对徇情枉法的进行控告、斗争，真正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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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代表张秀熟说
既然渎职就应撤职
张秀熟代表说：“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严肃处理，振奋人心。但我觉得国务院的决定还有不够之处：例如，用了“接受”石油部长“请求”，解除他的职务的提法，这还是讲面子，不是铁面无私的，明明是渎职，本人不“请求”，也该撤他的职嘛。封建时代量刑有所谓“八议”，尊者、贵者、贤者虽然犯了同样的罪，量刑也从轻或不量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当再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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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代表任现春说
没有经济立法四化没保证
任现春代表说：经济立法很重要，没有经济法，四化建设没有保证。我们国家生产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为什么人民生活上不去？建国30年经验证明，积累率在25％左右较为合适，现在积累率高达30％。积累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基建战线拉得太长，浪费现象很严重，重复的、盲目的工程项目很多，“大而全”、“小而全”的厂子很多。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又不会用，不是用在刀刃上，而是用在刀背上。对贪污盗窃的行为固然要处理，对经济工作中官僚主义瞎指挥，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不处理不法办，四化就搞不上去。要处理就要有法律依据，就必须有经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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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朱宪彝、戴念慈谈
防治地方病和基建立法
朱宪彝代表说：北方有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负责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甲状腺肿（大脖子病）的防治工作，已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南方的防治工作尚未落实，主要是缺少领导和必要的经费。建议国家尽早制订含盐加碘防治地方甲状腺肿法律，以便在全国范围内限期消灭或控制地方甲状腺肿和地方克山病。不适用含盐加碘地区（如新疆、青海居民不需商品盐），可以定期碘油注射防治。
戴念慈代表说：基建立法很重要。基本建设中瞎指挥，仓促上马，造成的损失很大，例子不少。河南武阳钢厂选址时，技术人员认为无水源，厂址不合适。有一位首长不听，指定地点下令打井，说“准有水”。结果打了井，水量很少，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又另外加修一条水管，直通水库，但水质又不合要求，造成了一定损失。这类事情要发生在解放初期，是要公开通报的，当事人也要作检讨，作为教训，这就是付了学费，取得了经验。但最近这些年，这类事情连通报也不发了。付了学费不学，不总结经验，学费就是白付。旧社会公子哥儿上学，光付学费不学习；新社会搞建设，只付学费，不认真学，值得深思。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就事论事，用行政的办法进行管理，不是用法制来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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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代表史怀璧说
办案难难在有些人以言代法
史怀璧代表说：必须弄清楚法律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县级直接选举，从全国范围看，各级党委是重视的，能够实行正确的领导，但是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有的人习惯于个人说了算，包办代替，无视选民的意见，对选举工作干扰很厉害。内蒙古自治区有个县，批准的候选人未选上，一个不是候选人的人当选为县长，有人说人家的选举不合法。应当承认选民的选举结果是合法的。在选举中，有的领导和群众的意见一致，有的不一致，同一个候选人，领导说好，群众说不好，有的领导理解不正确，认为只有他批准了的才算合法，否则就不合法，就干涉人家，这是违法的。应当认真执行选举法的规定，因为法律体现了党的、人民群众的意志。广东省番禺县，党委批了一个县委副书记当县长，结果选民选了一个化肥厂的厂长当县长，工作一年，工作、生产搞得很好。法大，还是领导大？当然是法大。山西有个材料，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说办案难，难在哪里？就是党委或者某些领导人以言代法，干涉办案。不应当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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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代表陈昊苏说
要为人大代表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陈昊苏代表说：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正在恢复，但是也应看到，人民代表怎样名副其实地发挥作用，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三千多人，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可能有三、四万人，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如在立法方面，人民代表所提的提案，有不少是可以成为立法的基础的，应由法制委员会加以充实提高；各种法律草案，应早发给代表，让他们讨论并征求群众意见，不要等到开会时才印发。应该对代表进行法律方面的训练，让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才能在立法工作上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再如人民代表要密切联系群众，代表选民的利益。可是现在代表们没有同选民接触的必要条件，没有可循的法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应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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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代表团开会
质询外汇兑换券问题
在广东代表团大组讨论会上代表们就外汇兑换券问题向有关部门进行了质询。
首先，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卜明就代表们连日来对外汇兑换券所提的疑问和意见，作了发言。他对国家为什么发行外汇兑换券？外汇兑换券是否一种货币？它的发行是否通货膨胀的表现？以及发行外汇兑换券后出现的问题、改进的办法等等，作了解答。
接着，吴康民、伍觉天、费彝民、王宽诚、何贤、许丽华、刘田夫等七位代表发言。大家认为，卜明副行长的解答简明、扼要，讲了国家发行外汇兑换券的目的和作用，以及针对出现问题所作的初步打算，对此表示理解，同时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代表们着重对广东使用外汇兑换券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了阐述和分析，认为：一是不能只算增加一点外汇收入的帐，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由此在国内外政治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二是不能硬说外汇兑换券不是一种货币，要承认实际已成为一种高级货币，在流通中已有影响人民币信誉的种种反应。发言的代表说，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采取的解决办法必须切合广东华侨众多，海外关系千丝万缕等特点，慎审周密。费彝民代表说，为了防止走私、套汇、伪造，可否使用外汇兑换券同时凭港澳居民身份证、入境护照等，类似国外的旅行支票办法。王宽诚代表表示赞同。何贤代表认为要通盘考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许丽华代表说，把外汇兑换券改为票证（如布票等）的办法可能比现行办法好些，但仍难杜绝炒买炒卖、黑市交易等流弊。外国人来到中国，买什么都得凭票证，是否合适？等等。大家对采取的改进措施表示极大关心。
最后，刘田夫说，外汇券发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除了从国家外汇和金融管理方面加以解决外，还有物价、商品供应、侨务政策等因素，牵涉面广，政策性强，情况比较复杂。建议两点：一是请国务院物价总局对扩大对外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物价方面新情况、新问题，加以调查研究，逐步解决；二是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改进外汇管理的办法。对使用外汇券中的问题，要加以具体分析，既要加强外汇管理，取缔套汇、走私、倒卖等违法行为，又要改进旅游、侨汇商品供应和服务工作，方便外来的旅客。建议开完大会后，请中国银行、人民银行、物价总局、外贸部、海关等有关部门，组织联合调查组，到广东实地深入了解，并约请港澳等人民代表参加，共同研究，找出一条可行的改进办法。
卜明同志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带回并转致有关部、委、办，进一步研究考虑。希望代表们对国家外汇管理工作多加检查和监督，希望广东省人民政府及有关方面多加支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