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 把文艺事业搞活
编者按：今天本报发表的傅佑、马秀清两位同志的来信，提出了当前文艺工作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需要很多条件，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一个中心环节。否则，解放思想的步子迈不大，文化艺术的民主不能真正发扬，党的文艺政策不能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可能真正贯彻，文艺创作的活跃和繁荣也必然受到阻碍。建国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不少失误和值得汲取的教训。在举国上下全力以赴进行四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切实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领导部门和领导人员如何在思想路线、业务水平、组织制度以及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适应新的情况，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傅、马两同志在来信中提出了当前文艺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是会有不同的认识和意见的。为此，本报准备展开“关于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欢迎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当前文艺工作的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加这次讨论。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认真地、切实地改善党的领导，我们的文艺事业一定会克服前进道路上所出现的缺点和问题，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编辑同志：
最近，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提出一系列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步骤和措施，国务院对“渤海二号”钻井船事件的严肃处理，表明了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决心和气魄。举国上下，各条战线，精神振奋，思想活跃，信心倍增。那么，文艺战线，作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线，情况如何呢？我们作为文艺界的两个干部，近年来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改善党和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不可否认，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事业取得了重大成绩：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被打碎了，革命的、进步的文学艺术传统得到了恢复，新的领域正在不断探索和开拓，大批文艺新人正在迅速成长。这种状况是十年动乱时期所不敢设想，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所不能相比的。文艺界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不能否认、也是否认不了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文学艺术事业同革命现实的发展，同每时每刻都在向前推进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相当的距离，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需要。发展着的现实生活，向文学艺术事业，向文艺战线上的广大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化艺术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活起来的问题呢？
就我们平时的接触，许多读者、观众，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对文艺界的现状是不够满意的。我们的文艺比过去活得多了，但是有很多方面还是死得很；我们文艺的领导比过去有了改进，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放任自流、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是存在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搞一言堂、瞎指挥、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关系不正常的情况，更为普遍。领导权力过于集中、限制过死的问题相当突出。我们还感到，近一个时期以来，横加干涉的现象有所抬头，如不认真纠正，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对某些领导自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摄完成，也不准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强令销毁，或停止发行；对某些虽有缺点和不足、但为广大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有的领导人还是坚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对作者实行人身攻击以至政治诬陷。某些领导部门的不适当干涉，已经不仅干预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甚至连作品的细节、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过问。拿群众性最广泛的电影来说，怎么可以设想，几亿人口的精神食粮只允许由一个口子控制和发放、并决定生杀大权呢？怎么可以设想，被列宁称为“最不能做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的文学艺术事业，采取高度集中的办法来生产，由少数人决定千百万群众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了。文艺领域的精神生产，面临着一个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迫切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党和政府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文艺的领导问题。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党和政府究竟应该怎样领导文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求得进一步明确的解决。不如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是困难的。这是关系九亿多人民精神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十分关心的大问题。
据我们所知，目前文艺战线大家普遍关心和经常议论的问题是：
一、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到底应当怎样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和政府对文艺的领导同改善这种领导的关系是什么？党和政府的文艺主管部门同文联、协会的关系和各自的职能、作用是什么？
二、文艺的规律到底是什么？怎样才叫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
三、党和政府的主管部门，如何建立同文艺工作者的正常关系？如何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调动他们的创作积极性，使大批新人成长起来，使大批新作不断问世？
四、高度集中的文艺领导体制，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文艺工作一切都采取“官办”的方法行不行？文艺战线是不是同样存在一个扩大地方、文艺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自主权的问题？
五、文艺工作应不应该立法？
六、文艺领导干部的队伍要不要提高？怎样提高？文艺领导干部是不是同样存在着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要不要根据新时期文艺发展的要求加以整顿和调整？
总之，我们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和听到的问题写信向党报反映，希望引起重视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展开讨论，以期真正做到切实改善党和政府对文艺事业的领导。通过讨论，许多问题可以澄清，某些地区的先进经验可以得到推广，某些地区的失误和教训也可以提到理论的高度重新认识，某些干部的水平可以得到提高，方法得以改进，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也会进一步活起来。
此致
敬礼
北京读者 傅佑 马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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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艺术民主 提高影片质量
——关于影片《今夜星光灿烂》的评价问题
袁文殊
7月30日，在《人民日报》上读了陈沂同志写的关于《今夜星光灿烂》的影评，很有一些感触。一方面，看到陈沂同志在工作繁忙之中还抽出时间来写作影评，很使我钦佩；另一方面又觉得陈沂同志在这篇影评中所论述的某些观点，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我也禁不住想提起笔来参与讨论。
第一是，关于反映重大题材的问题。陈沂同志说：“淮海战役……是摧毁蒋家王朝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大战役。尽管有人说，人们已经看厌了那些烟火纷飞的影片，但它仍然是我们军事题材应该反映而又未反映的重大题材。……如果我们作家、导演真能把淮海战役搬上银幕，就是火药味浓一点，我看在我们国家今天南北都还有敌情的情况下，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今夜星光灿烂》被人赞美的，恰恰不是写一个大战役，而是因为它“写了人，写了几个活生生的人，通过几个人表现了诗情画意。……”陈沂同志认为这是要不得的，它没有“通过影片反映军队的历史，以教育我们的后代，让他们从这里了解什么，从而学习什么”。因此影片显然没有成功，或者说没有完全成功。
陈沂同志用“题材决定论”的观点来批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我以为是值得讨论的。在创作中题材是否起决定作用，这是过去争论多年的问题。“四人帮”是坚决推行
“题材决定论”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他们把“反题材决定论”定为一个罪名，列为“黑八论”之一，大打棍子，大扣帽子，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打得遍体鳞伤。结果便导致一种生活（或一个战役）只能有一个题材，只能有一部影片，只能有一个模式，如军事题材最后只能以武装斗争来取得胜利；写工业或农业题材必须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最后以抓出阶级敌人来结束。结果电影创作的题材、形式，包括主题内容越来越单调，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形成九亿人民八个样板戏。这种灾难大家都记忆犹新，如果再来重演那段历史，对电影创作包括整个文艺事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一般说来，要求作家、导演反映重大题材是无可厚非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作家或导演自己也是应该注意的。但是如果因为《今夜星光灿烂》没有反映象陈沂同志所说的重大军事题材而给予完全否定，却是值得商讨的。对作家的创作来说，题材的选择当然很重要，只要条件许可，作家应该以最大的热情来反映重大题材。但是题材重大与否，毕竟不能决定作品的成败，也不能以此来衡量作品的优劣。一个作家如果自己觉得对某一重大题材还没有完全掌握，不能全面反映这一题材的时候，或者他愿意只从一个侧面来进行反映，不但是允许的，也是符合创作规律的。这在古今中外不乏先例。而影片《今夜星光灿烂》公映以来，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和赞许，就是一个证明。我并不认为《今夜星光灿烂》是一部十全十美的影片。由于作家是个诗人，他将诗的因素注入到剧作中来，使作品很有光彩。尽管在某些描写上带有一定的斧斫痕迹，它仍不失为一部好影片。它在军事题材的创作中，摆脱了过去的窠臼，找到了一个新的描写角度，表现了新意，这种创新精神是可贵的。它概括的并不是淮海战役的全貌，但在作者精心选择的情境中给我们展示了4个18岁的同龄人，和他们周围的一批阶级弟兄，的确是一群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他们有各自的战斗岗位，有各自的性格特征，而同时又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要在战斗中战胜一切敌人，要向南京，向祖国没有解放的地方前进。他们的高尚的情操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沁人肺腑，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以往的某些军事题材的影片，倒的确是写了某个重大战役的全过程，写了军、师、团、营、连、排、班各级指战员，写了战斗动员，写了首长讲话，阐述我军的战略战术思想，战役的伟大意义，炮轰、肉搏，样样俱全，可是在观众的脑子里却留不住什么印象。究其原因，就是它没有写人，没有塑造出艺术形象。陈沂同志指责说：“影片中写了进攻，还出现炸坦克那样的场面，然而没有一句话，让观众知道，这是消灭蒋家王朝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大战役。”我以为这实在是大可不必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三年多来，文艺界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不正是要求作家、艺术家力求避免概念化、公式化，多塑造一些艺术形象，写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吗？《今夜星光灿烂》写了人，写了几个活生生的人，这正是好事，不是坏事，值得称赞。应该指责的倒是那些老一套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写作方法和教条主义的创作指导思想。事实上，淮海战役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种思想，在影片中是表现了的（当然它更多的是从侧面，而不是从正面的直接描写），战斗一结束，部队继续前进，向南京，向祖国没有解放的地方前进。如果不是决定性的，难道能向南京前进吗？只是它不是用老一套的说教的方式来宣布，而是通过形象，通过伴随着雄壮而整齐的部队行进的脚步声和主人翁在向永远留在这个战场上的战友们深情的告别，告诉人们要永远记住这么多熠熠发光的星星。它的确“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它却把观众的感情和人民解放军，和那些牺牲在淮海战场上的烈士们的英勇献身精神紧紧地扣在一起。作家和导演在这里的美学构思，可谓用心良苦，值得称赞。陈沂同志既然同意提倡题材多样化，“并不排斥重大题材”，那么自己强调重大题材，为什么就要排斥题材多样化呢？
第二是，关于艺术特性和艺术的特殊功能问题。前面所引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陈沂同志一开始就强调影片的政治教育作用，“要通过影片反映军队的历史，以教育我们的后代，让他们从这里了解什么，从而学习什么。”要求影片的教育作用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社会主义的电影艺术是要考虑它的社会效果，特别在今天，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影片如何为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每一个电影工作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但是艺术究竟是艺术，作为艺术的电影不能和政治教科书等同起来，不能和报告、演讲等同起来，把艺术的特殊功能简单化为一个教育作用，就会引出一系列的紊乱来。电影诚然要起它的教育作用，但它的功能比政治教科书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它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都负有重大的责任。而这一切，它是运用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来影响观众的感情、情绪，影响观众的思想和行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达到的。因此艺术的功能除了教育作用之外，还有认识作用和美感作用，从一部艺术影片来说，它的首要任务还是给人以艺术欣赏或美的欣赏，然后才能够收到教育和认识的效果。过去几十年间就是由于有一部分同志抹煞了艺术的认识作用和美感作用，把它简单化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结果影片便成了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成了一种政策条文的图解。谁要讲求一下艺术性，谁就有被目为艺术至上或资产阶级艺术观的嫌疑。影响所及，便出现了一系列的概念化、公式化的电影（当然这里也包括了作家缺乏生活经验的因素）。陈沂同志对影片《今夜星光灿烂》的批评，指责它不去反映整个淮海战役，而只写了几个活生生的人，可能就是受上述思想的影响而来的。而这种观点，在过去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反复证明是错误的，它既忽略了艺术的特性，又违背了创作规律，更不符合“双百”方针，是一种有害的观点。
第三是，关于如何表现战争的问题。战争是残酷的，在战场上和敌人展开生死搏斗，不流血和不死人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分清战争的性质。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有压迫和反压迫的战争，所有反侵略和反压迫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侵略和压迫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既然要进行正义战争，要反对敌人的侵略和压迫，就不能回避在战场上的流血和牺牲。在艺术表现上，夸大战争的残酷性，作自然主义的描写，固然不好，因为那样会影响自己的士气；但是把战争描写得毫不费力，可以轻易取胜，则不但违反生活真实，更不能对群众起教育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陈沂同志说得有点模棱两可，本来不想涉及，但是陈沂同志对影片的实际的批评，却又明确地表示了他的观点。陈沂同志说：“至于那些血淋淋的镜头，那些陈尸多具的镜头，据说已经剪了一些，我们承认在战争的实际中都是有的，也许比这还多，但如何反映确值得注意。过去我对写战争的场面曾表示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吗一个人不死，要吗满台死尸，对这两者我都觉得不好。今天我仍然觉得我的这个意见有参考之处”。这里尽管没有说明究竟应该如何表现才是好的，但是却肯定了那种“已经剪了一些”的做法，因此我就想表示一点那种“已经剪了一些”的做法的意见。影片原来写的卫生员小孙在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炸掉了一条腿，杨玉香跑过去要背他走，他坚持不肯，要让杨玉香去背别的同志，只叫杨玉香用布带在断掉的大腿根上扎了一下，就自己用另外一条腿爬着往掩蔽部走去，可是究竟因为伤势太重，他没有能够爬到掩蔽部，就停止了呼吸。这里表现出来的先人后己、英勇牺牲的高尚品质将是永放光芒的。这一段现在被剪掉了。可是这一剪，小孙这个战士就糊里糊涂地不见了。因为掌握剪刀的人根本就不让观众看见小孙被炸飞了腿，人们怎么知道他受了重伤，怎么知道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呢？同样，杨玉香走进松林里看望烈士遗体的一组镜头完全剪掉，对淮海战役的激烈性和艰苦性，对我们付出了重大代价换来的淮海战役这场决定全局的伟大胜利的意义，也被大大地削弱了。所以陈沂同志一面批评影片没有表现出淮海战役的伟大意义，一面又对剪刀的做法加以肯定，这实在是不公平的。试问，影片在表现战斗的时候，镜头闪了一下我们的战士被敌人的炮弹炸飞了一条腿和在整个战役结束时，表现我们的战士因为怀念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而去看了几个战友的遗体，这究竟有什么原则问题？靠剪刀来处理艺术问题，这符合“双百”方针吗？
陈沂同志的文章最后说：“百花齐放，如果没有百家争鸣，是放不起来的。”这一点我很有同感。我还觉得如果没有基本的民主作风，百家争鸣也是争不好的。我们的评论工作不能很好地开展，和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不健全有密切的关系。作家、艺术家固然不要把文艺批评看成棍子，听不得批评的意见；文艺评论家更不能向作家、艺术家打棍子。两“家”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因此，我以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下，把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气开展起来，习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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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电视与电影携手
徐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个崭新的强有力的传播手段——电视正在兴起。电视文艺在人民文化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就有一种看法：我国的电影好象就要从它的“鼎盛时期”走向没落了，通过电视播送的电视文艺将要代替电影和其他文艺形式；电视机取代电影院、剧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人民日报》1980年6月18日第五版刊出的《电视文艺和新时期文艺的发展》一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里谈一点个人的浅见，并就教于文章的作者戚方同志。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电视和电影究竟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很值得探讨一下的。
电视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出现，就同电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盛极一时的电影业从此走下坡路。后来电影被迫寻求发挥其优势的途径，并且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电影与电视合流的经营方式，才使电影又有些起色。资本主义电影和电视的这种消长情况，不可能不对我们的认识产生影响。然而在资本主义工业先进国家，尽管电视已经很兴盛了，却至今并没有最终“代替”电影。
任何一种独立的艺术，都有它特有的语言。电影艺术综合了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诸艺术之后，产生了一种新的蒙太奇语言，从而赢得了世人对它的承认。电影艺术的诞生，才不过八十余年，比起其他的艺术来，还是年轻的小妹妹。随着当代科学技术和文艺的发展，电影的表现手段和技巧已越来越丰富，展现了无限美好的前景。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电影，在质量和数量上，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至于“电视文艺”，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这样来称呼是可以的。但它毕竟不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品种”，而是通过电视播映的各种艺术形式的总称。现在的电视文艺，有电视新闻纪录片、电视故事片、电视剧、“电视小说”，还有绘画、音乐、说唱等，它们是多种艺术形式。通过电视播映的绘画、音乐、说唱艺术，仍然是绘画、音乐和说唱艺术；观众从屏幕上看到的电视剧，不论是话剧、歌剧或舞剧，也都还是舞台艺术；说是电视纪录片和电视故事片，实际上还是电影，它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同电影没有质的区别。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要贬低电视文艺的意思，而只是想说明电视和其他艺术，特别是同电影不仅不可代替，而且有不可分的关系。只有电影和其他文艺繁荣起来，电视文艺也才能得到繁荣。电视文艺和各种文艺形式之间是很难说有先进落后之分的。
但尽管如此，电视作为传播欣赏手段，在许多方面肯定地比电影要先进。这是因为，以往的电影技术，只是限于光学、声学、化学和机械学的范围，而电视的出现则是电子信息技术的产物，它有着当代最先进的电子工业作为强大基础。不仅在信息传递方面，大量播映的电视新闻比起新闻电影来，既快且经济；一部电影通过电视放映，比原先的放映方法简便，获得的观众也可以大大增长。同时，由于磁带录相解决了编辑和特技制作所需的工艺及设备，就有可能大大简化制片工艺，提高影片的技术和艺术质量。这种先进的制片工艺肯定地要为电影所采用。我们要充分估计电视的这种优越性，但是我们又不可因此认为它就可以代替一切，不要以为它可以“全部”取代电影院、剧院、音乐厅、书报杂志、文艺展览等的职能。不论将来电视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的文化需求都不可能由它来全部满足。
既然电视文艺离不开电影和其他文艺，既然电影的制作和传播不可避免地依靠电视技术，电视和电影除了进行友好的协作，别无他途。
要协作，当然也会有竞争。在资本主义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由于商业竞争，电影业是被打倒了再爬起来的。我们要不要也走这条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应该和有可能不走这条路！
怎么办？那就是从现在起就来制订方针，采取步骤，让电视和电影进行密切的合作。可供考虑的途径不外有二：一是采取联合经营的形式，在一切方面统筹兼顾，实际上办成一个事业；如果这一点一时办不到，那就采取在某些重要环节上加强协作的方针。一方面在制订文化发展规划和组织文艺创作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盯住电影院、剧院的上座率不放，不要盲目地建设电影院、剧院，要把电视这个客观存在的新因素也考虑进去；另一方面，又不要抛开我国已有文化事业的基础，孤立地去建设电视事业。
目前我国的电视白手起家，在节目上存在不少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提出大力发展电视文艺是对的。但如果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就可能造成事业过于庞大和重复建设的浪费，并且还不能很快改善节目的供应。因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制片系统，建设一支门目繁多的能满足本身需要的庞大的艺术和技术队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而目前电影的情况，许多部门生产能力有过剩。电影部门拿出相当大的力量来制作电视片，这样既可以支持电视解决节目困难，又给电影工作者以艺术实践的机会，又何乐而不为？
为了发展合作，首先要克服思想上的障碍。要有全局观点和革新精神，要敢于打破陈规陋习；要按艺术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同时还要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电影部门要积极向电视提供设备和人力，争取有较多的艺术、技术人员经过学习，转到电视方面来，电影方面有成就的艺术家要积极为电视拍片；电影部门应当积极地有计划地为电视提供更多的上映节目。电视部门要积极运用先进的电视技术改造电影的制片工艺和设备，技术上达到彼此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电视与电影，一个是方兴未艾，一个是英睿当年，最好的办法是携起手来，互帮互济，宏图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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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茅盾论创作》出版
继《老舍论创作》出版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又出版了《茅盾论创作》。
这本集子编选了作者近六十年文学生涯中谈创作的文章七十三篇，约五十万字。全书选编的文章，解放前的有五十八篇，解放后的只收了十五篇，而解放前谈创作的文章大部分散见于当时的报刊和各种单行本中，这是第一次结集出版。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里有作者对《蚀》、《子夜》、《春蚕》、《腐蚀》、《清明前后》等作品创作意图、构思过程、成败得失的分析。这是作者对自己创作道路的回顾和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研究茅盾创作道路和作品的思想艺术的重要史料。第二辑是关于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分析、评论。从这些“作家论”里，读者不仅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而且可以加深对一些作家作品的理解。第三辑是有关文学创作问题的漫论或专著，从选材、构思、人物描写、艺术结构、技巧手法，到作家的思想和艺术修养，茅盾同志都发表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其中《创作的准备》一文，原是一本系统地论述创作问题的专著，包含着作者长期创作实践的丰富经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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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谣选》第一辑介绍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歌谣选》第一集，是从我国各族人民浩如烟海的歌谣资料中精选编辑成的一本中国民间歌谣选本。全书分歌头；鸦片战争与农民起义歌谣；反军阀、反蒋介石歌谣；苦歌和控诉的歌；妇女歌、劳动歌及其他歌谣；革命根据地歌谣；抗日到解放战争时期歌谣等六辑，共收三百十四首民歌。这些真切动人的诗篇，反映了一百年来，苦难重重的我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的解放，前赴后继，进行长期的英勇斗争的历程，可以说，是一部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郭沫若同志生前亲自参加和指导了这部歌谣的编选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几年间，从最初集稿到第三稿的定稿，郭老是逐字过目的，他认真圈选，并对个别辞句作了改动，有的注释是他加的；后一段的修改工作，他由于年迈患病未能参加，但病中还对一首新民歌又作了修改。十二年前郭老已为这部《中国歌谣选》写好了封面题字。周扬同志对这部歌谣编选出版也给了极大的关怀，并为全书写了序言。
（涂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