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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列席代表狄景襄
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问题
狄景襄列席代表说：华主席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制定长远规划的主要出发点，这是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生产目的不明确，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只有生产指标，很少考虑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科学安排。一讲要改善人民生活，就认为是“修正主义”、“福利主义”，就是“走资派”。而且生产计划也只是围绕钢铁工业来制定，没有把人民生活改善的指标同时考虑进去，搞好综合平衡。因此，积累率一直很高，人民生活不仅改善不大，而且欠帐很多。在我们上海，居民住房十分紧张。这几年新建房子的数量是全国大中城市倒数第一位。此外，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公用设施缺口大、市区臃肿等等，人民群众意见很大。造成这种状况，除了历史的原因以外，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文革”十年，上海非生产性建设投资额占全市总投资的比重，由“文革”前的22．8％，下降到11．1％，“四五”时期只有9．1％。此外，还有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原因，相当长时间内，重生产，轻生活，片面强调在上海搞建设项目投资省，见效快，中央不少部也都要在上海上项目。实际上，所谓“投资省”就是吃掉了城市建设费，所谓“见效快”就是不搞市政设施配套。造成上海“骨头”与“肉”严重失调。华主席说要实行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王丙乾同志说，从今年起，除广东、福建两省外，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制度，实际上对上海并未实行，以致上海财力不足，至今仍然不能开始较快地有步骤地解决这些问题。华主席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只有使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改善，大家才感到干四化有奔头。希望中央能给上海较大的财权和机动性，资金不要卡得太死，这样才能逐步解决上海城市建设的欠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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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代表毕振德、钱令希等
谈克服官僚主义和改善教师地位问题
毕振德代表说：华国锋总理讲话，认为克服官僚主义，要解决体制问题，这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现在从上到下，机构、层次、人员越来越多。结果是干活的人越来越少，甩手的人越来越多。一个科，有的科长多于科员，群众讽刺为“五官”科。报送请示文件，人人画圈，却无人审批。这种现象不从根本上纠正，怎么能实现四化？
钱令希代表说：华总理对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讲了一些非常中肯的话，殷切地提出了希望。讲话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和表现及其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华总理在讲话中用五百多字的篇幅讲了智力开发问题，说出了教育工作者的心里话。特别是华总理批评了旅大市接待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待小学教师的错误态度，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小学教师的待遇和地位是很低的，很多人不愿当教师。一个国家没有人愿意当教师，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前途的。慢待小学教师这件事，不仅造成这一事件的有关单位要深刻检查，认真改正，而且全国各地也应从中吸取教训。从华总理对旅大市接待部门的批评中，使我们深深感到党和国家对人民教师的尊敬，从而也更加感到我们教育工作者责任的重大，增强了责任感。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承担起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的重任。
崔德志代表说：华总理在讲话中对叶圣陶等八位代表写信给《人民日报》批评大连两个饭店工作人员轻慢小学教师的错误行为，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并希望政府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使尊重一切教师和一切科学家成为我们社会的风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听了以后，激动得流出了眼泪。知识分子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歧视，大连饭店仅是一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辽宁大学有一位新提的副教授，因患癌症不幸去世，沈阳市回龙岗火葬场不给火化，因为那里只给工资在147元以上的人火化，而这位副教授的工资只有69元。这件事很伤知识分子的感情。我们许多知识分子辛辛苦苦工作了20多年，工资没有动，有的提了讲师、副教授仍挣五、六十元钱。这种状况怎么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我觉得，重视知识分子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否则，类似大连宾馆歧视教师的现象，还会在其它地方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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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代表张秀熟等说
冶金部对宝钢问题仍然认识不足
张秀熟等代表说：看了唐克部长对宝钢问题的回答，感到不能令人满意。宝钢问题去年人大会议上就提出了批评，而冶金部到现在仍然认识不足，唐克部长讲的未免太乐观啦。李宝树代表以他今年去宝钢出差时的所见所闻，说明在宝钢引进问题上教训确实沉重，他认为这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在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引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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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代表张劲夫说
要把治淮这件好事继续办好
张劲夫代表说：我建议国务院重新恢复成立治淮委员会。毛主席他老人家过去号召我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下了很大决心，花了很大力量，给了很多投资。我到淮北去听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回来向国务院万里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我概括为两句话：“治淮有功，可惜中断”。
治淮，我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淠史杭工程很发挥作用，有些工程配套和克服用水浪费等问题，还要专家们进一步考察研究。淮北搞了很多工程，但涝灾未完全解决。淮河堤是好的，一般情况下可保住淮北平原。经过多年治淮，我们减轻了灾害，但还没有消灭灾害。不下雨就旱，下多了就涝，这种状况还未完全改变，抗灾能力很差，我们改变自然条件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比先进的江苏等省还有很大差距。
淮河两岸人口众多，土地总的讲是好的，但现在生产不稳定。50年代初期，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成立了强有力的机构——治淮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成绩应当肯定，但后来因各省矛盾多，拉开干了，治淮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就不存在了，留下了一个淮委的业务机构。淮河的治理就成了半拉子工程。过去治淮共花了70亿元，估计搞好还需要六十多亿元。治淮涉及到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一亿多人口，改善了自然条件，潜力是很大的。治淮二、三十年，虽有瞎指挥，办了一些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搞了一些无效劳动，但总的讲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界首县今年一天下雨一百多毫米，当天就排完了。如果从现在起不受大灾，界首今年还是有可能增产的。凤台县主要依靠群众力量，搞了一个84华里的永辛河，使50万亩耕地保收。这说明继续搞好配套工程，很快就能收到效益。茨淮新河、新汴河，也起了作用。还有辛河、浍河等几条河未治理好。
淮委撤销后，留下的最大问题是上中下游有很多矛盾。上游要尽快把水往下游排泄，而下游的河床腾不出来，河水就向上顶托。安徽处于中游，两头为难。我们没有闸，挡不了水，就受了灾。
我认为应该把治淮这件好事继续办好。建议恢复治淮委员会，国务院有位负责同志挂帅，4个省的负责同志及水利、农业等部负责同志参加，统一领导，上中下游全面考虑，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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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代表楚图南书面发言
要求重视人民外交的作用
楚图南代表说：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国际活动增多，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深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各国朝野对中国前途的关注，对中国的现代化寄以期望，同时也了解到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在这种形势下，应该加强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外事纪律。这里说的领导，是指：第一，外事活动集中统一的规划、协调和平衡；第二，方针、政策的集中统一指导；第三，加强对国际形势、战略思想的调查和研究，并以此教育干部，严守外事纪律，并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问题，尽可能地避免工作中的主观和片面。
另外，应该强调各外事部门的协调和配合，互通声气，不要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几年，各部门、各地方都派了不少人出去参观、考察，这当然不是坏事。但是参观、考察的效果如何？对同行业、同部门有那些启发和收益？现在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反映情况，相互交流资料，以避免出国代表团、考察团的重复和浪费。
最后，我着重建议有关领导重视人民外交的作用。现在和我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有一百多个。外交部担负着我国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负担是够重的。而要使中国的政策能为世界各国更多的人所理解，能使中国的影响更深入人心，人民外交这个环节是不能忽视的。以往的经验表明，在和我国尚未建交的国家，人民的、民间的交往实际上是为建交开辟道路，打基础。而建交以后，人民外交又是政府外交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更显得灵活、机动。现在开展人民外交的工作，除了希望外事领导部门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外，还应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人大、政协等机构的作用。这样就有助于扩大我国的影响，使我国的政策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这样，就能有助于为现代化建设争取到更好的有利环境和更多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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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代表傅师荣、周剑萍等说
严重浪费应构成渎职罪
傅师荣、周剑萍、赵国兴等代表说：高法、高检的工作报告太简单了，有应付差事的味道。报告应该认真总结一年多来的经验教训，对不足的地方，要有点自我批评。黄火青检察长在报告中讲到“渤2”事件和吉林松树镇煤矿瓦斯爆炸事件，太轻描淡写了，应讲一下对这两个事件的认识过程和经验教训。目前，司法独立的问题没有解决，不是独立行使权力，而是随领导上的态度为转移，如“渤2”和松树镇煤矿事件的处理就是这样。现在，对贪污罪已引起重视，但对浪费还是没有人管，而恰恰是浪费非常严重。建议增加对严重浪费也应构成渎职罪的内容，对这类案件应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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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代表季方
提出几点建议
季方代表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非常振奋人心。我已年迈，90岁了，耳不聪，目不明，脑不灵，连出席会议也有困难，更谈不上作出什么贡献了。考虑到今后全国人大必须代表人民当家作主，要全心全意地为四化服务，我恳切要求把我的代表职务变换一下。我即使不当代表，仍当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一）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民族委员会，以改进民族间的关系。民族之间问题很多，要延揽各兄弟民族中有代表性的贤达和民族问题专家，参加民族委员会的工作，集思广益，随时深入调查研究，反映情况，加强团结，做好工作。（二）建议在承德市避暑山庄外面建设一所“爱晚新邨”，以安置中央一部分离休退休的老人，使他们得以优游林下，欢度晚年。建议中央先作此试点，各省、市、自治区亦可参酌办理。（三）建议北京市把市区的化粪池逐步改建成沼气池，以改善环境卫生，既可照明，又可增加支援农业生产的肥效。此议1978年参观前三门建筑群时，曾向北京市的领导提过，未见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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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武玉璞、李殿武等
建议制订几个法律
武玉璞、李殿武等代表建议制订几个法律：1、工厂企业法。特别是对于违反科学规律、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应有法律规定。2、基本建设征地法。目前因征地经常发生纠纷，应有法律规定。3、食品卫生法。现在因食品污染造成人身中毒事故屡有发生，如何处理，应有法律规定。
殷宝华代表说：民主选举基层领导班子效果比较好，可是现在只是在报上介绍试点情况，没有全面部署，劲头不大，应采取措施推行。
刘文玉、齐子升、洪伯年等代表说，应停止给退休工人“补差”。有些老工人不到退休年龄，为了让孩子顶替，提前退休，然后又找工作拿“补差”，所拿工资比原来的还多。应当停止给退休工人“补差”，以便让更多的待业青年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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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代表佟元贞说
应总结进口百套综采设备教训
佟元贞代表说：煤炭部在建设煤炭基地方面也存在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瞎指挥的问题。如进口100套综合采煤设备，每套2，500万元，进口三套设备的资金就能建一个年产60万吨的矿井；并且单纯进口采煤设备，其他不配套，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希望煤炭部很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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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张士珍说
商业管理体制亟待改革
张士珍代表说：目前商业部门管理混乱，商业体制亟待改革。许多商店，售货员随便拿店里的商品，有些人收了货款私自拿走，售货中优亲厚友，慷国家之慨，损坏公家商品无人过问，造成很大损失。国家财政出现赤字，与商业经营管理有关。我曾就零售商业的贪污问题给姚依林同志写信讲了我的看法。姚依林同志很快给我回了信，指出要通过研究商业体制改革办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市领导很重视和支持，由市区结合，进行三种办法的试点：一是由上交利润改为交税；二是搞收支包干；三是搞超额利润提成。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试点，效果都比较好，调动了职工搞好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改善了服务态度，增加了收入。职工中互相监督，贪污浪费情况也有很大好转。最高检察院还派人来研究有关法律，大家反映也很好。我考虑，通过改变“吃大锅饭”的办法，改善经营管理，实行多渠道、少环节，对国家和工人都有利。加上加强思想教育，制订有关法律，按法律办事，就可以解决好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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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代表张燕刚说
要加速铝工业建设
张燕刚代表说：铝是重要金属材料，用途日益广泛，不仅飞机、汽车用铝，发展电力工业、轻工业、建材工业都大量需要铝。我国要实现国民收入人均一千美元，可能需要铝300万吨。
我国有丰富的铝矿资源，有大量未开发的水电，这是我国的优势。河南是主要铝矿产地之一，也有大量未开发的水力资源。水力发电炼铝，用铝出口换汇，比出口石油、煤炭要强。西方各国铝矿、能源都缺，而铝的需要量日增。这些国家都到巴西、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印尼去发展铝工业。据说，到1983至1984年，西方国家将缺铝50万吨，因此铝的价格去年一年涨了50％，估计到1990年每吨可达3，600美元（现在不到2，000美元）。我国利用外资建电站、铝厂，用铝出口搞补偿贸易，是有补偿能力的（当然要有可行性研究，否则好事也可能办坏）。现在我国每年进口铝20万吨左右，不加快建设，将来进口也有困难。郑州铝厂扩建后氧化铝生产过剩，黄河这几年水少，发电量受影响。青海龙羊峡发电后可以建铝厂，但困难较多。葛洲坝发电后，湖北、河南电网应有余力，可否考虑利用河南的氧化铝和电，加速建设，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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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代表沈琼要求
重视食管癌的防治工作
沈琼代表说：60年代初，中央号召向肿瘤进军后，我们在林县搞了防治食管癌的点，已经搞了20年，摸索出了一些食管癌早期诊断办法。1977年，美国派来一个代表团，回去写了一本书，认为我们的办法可以。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也派来一个代表团。可是，我们的点上工作，现在处于低潮，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现在，各国都在研究癌前期治疗，而我们没有真正重视起来。因为癌变发生后用药物治疗就难以生效，而在癌前期治疗较易收到效果，所以对癌前期治疗必须重视。现在，对上消化道癌前期很重视用维酶素治疗。我们在林县采用由科学院监制的维酶素，治疗食管和贲门的癌前期患者。这种药价格便宜，长期服用，可能会有好的效果。建议能拨给一些经费，在林县建立一个病理实验室，通过协作，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在林县建立一个制造治疗癌前期药物的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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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代表反映
对台胞要进一步搞好落实政策
台湾省代表们反映，在十年浩劫时期，大陆许多台胞受到迫害，不少人被打成“特嫌”、“反革命”，或入狱，或下放“劳改”，子女升学、就业、参军、入党均受歧视。粉碎“四人帮”后，冤、假、错案不断得到纠正，对台胞的政策日益落实，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检、法两院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使台胞境况进一步改善，广大台胞欢欣鼓舞，心情舒畅。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台胞，大家同心同德，积极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自己应尽的力量。这说明，党的实事求是、纠正冤假错案的政策、对台胞“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台胞的积极性。但是，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也仍存在一些对台胞政策不够落实的情况。代表们说，当前在落实政策方面，总的情况是好的，大部分问题已得到处理，但发展还不平衡。台胞集中地区较重视，政策落实得较好，边远地区和台胞少的地区落实得比较差，甚至有的地方还不予重视，该落实的不落实，有的已落实的还留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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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代表张军直
建议对各级政府的编制作个规定
张军直代表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报告中提到我国现阶段有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三种。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除上述三种经济外，可否再加上全民与集体、集体与集体、集体与个人、全民与个人等几种联合经济。（二）目前，各省、地、县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都很不统一，而且机构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多。建议国家对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改变，政社应该分开，人员适当增加。许多工作都靠人民公社这个基层政权组织去落实，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线太多了，针眼太小，穿不过去，等于白搭。（三）报告中提到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加强物价管理、切实纠正滥发奖金的问题，我认为讲得不够，讲得太轻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应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纠正，对情节严重的应进行处理。（四）希望立法部门工作效率高一点，有些法下面正等着用，如合同法、计划生育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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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代表杨廷宝、范存忠等
谈搞好城市建设等问题
杨廷宝代表说：要执法，宣传法律也很重要。比如保护森林、保护名胜古迹等，都是有法规的。可是有些地方，违反《森林法》，任意砍伐树木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人不懂法，又不讲科学，好心办错事。有的地方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在古老的风景区里建造西式高层楼房，破坏了名胜古迹的民族特色，做了傻事。我省著名的宜兴善卷洞，过去洞中到处是景，游人流连忘返。现在洞中铺上水泥地坪，洞口修成拱形城门洞式，使人感到乏味。钱松嵒认为，这方面也要有法规。我国许多名山胜地，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有的地方，不注意保护，不懂得艺术加工维修，乱搞一通，破坏了美好的胜景。
范存忠、高济宇、黄力行等代表，建议对城市建设要制订必要的法规。现在城市里不少单位，从本位出发，没有统一规划，乱砌房屋，“见缝插针”，搞得很不象样。张树吾代表说，治理污染必须认真按法规办事。现在污染越来越严重。栖霞山炼油厂排放的污水，把附近的水源都污染了。我们那里的机车也到处放水放气，连鱼塘里的鱼都被毒死了。我们尧化门地区有铁路职工四、五千人，吃水发生严重困难。家住南京城里的职工，每天从家里带水来喝。铁路各单位也都用机车、交通车到距离几十里路以外的南京市去拉水来供应职工吃水。这个问题提了多次意见，没有得到解决。
康爱萱代表说：我们清洁工掏大粪、扫马路、运垃圾，干的是“一人臭、万人香”的工作，又脏又臭又累，为的是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可是清洁工人待遇低、福利差，被人瞧不起。许多待业青年不肯干清洁工，现有的青年工人又不安心工作。我们那里有二十多青年工人很难找到对象。国家对清洁工这类辛苦程度较大工种的福利待遇，应该给予适当照顾，以鼓励大家把城市卫生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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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张文裕说
封建等级观念太厉害
张文裕代表说：我国封建社会的时间特别长，封建思想影响太深，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残余是实现四化的最大绊脚石。等级观念太厉害了，到处都表现出来。大会发汽车通行证也看你是不是部长，有没有专车。甚至在学术界，也不看你在学术上有多大成就，而是看你是不是什么“长”。西欧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专家本来以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等级观念，来我国访问时说，“中国的等级观念比西方还严重，要消除它很不简单。”党中央决定废除干部终身制，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还要采取许多有力措施，才能逐步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顺利实现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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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代表刘德源、夏鼐等认为
文化事业带有很大盲目性
刘德源代表说：我们的文化事业带有很大盲目性。很多省都在建制片厂，投资相当大，搞“小而全”，是否有必要？夏鼐代表说，文化、出版等事业，不能“唯利是图”，国家要舍得为这些部门贴些钱，否则许多事情办不了。这些部门都“向钱看”，会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后果。李何林代表等认为，全国文物损失很严重，保管很差，这是件大事，应当重视起来。李凤楼代表说，现在青年学生个子比过去长得高，但肺活量小，视力不好，发育很不平衡，要重视体育事业、体育教育。